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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萨特的《恶心》在大陆绝版十年?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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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回答来自缑广飞教授于2007年发表在《时代文学月刊》第2期的文章,作者力图指明《恶心》是萨特思想发展进程的真正开端,“世界是荒谬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多余的人生”等等这些基本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恶心》中都得到形象地表达,它是萨特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萨特从1926年开始构思和写作中篇小说《恶心》,经过十多年的辛劳,于1938年4月出版。

五年后,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问世,作者用哲学语言将《恶心》中的思想体系化,创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

马克思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我们也可以说,《恶心》是萨特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恶心》最初题名为《偶然性辩》,童年时代,萨特就深深地感受到人生的偶然性,在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读书时,就对它进行哲学思考,这时,他不过十八九岁。

“我关于偶然性的观念的起因是很奇怪的。我开始想到它是由于一部电影。我看的电影中并没有偶然性,而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了偶然性,因此,电影的必然性使我在走出电影院后,感到大街上没有必然性,人们在走动,他们是普普通通的……”

银幕上,一则则爱情佳话,一曲曲英雄壮歌,感天地,泣鬼神,主人公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一生环环相扣,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有意义的。

走出电影院,从回肠荡气的故事转向现实生活,看到的却是无聊、凌乱的人生,没有爱情,只是男女的结合,生儿育女;没有英雄,只是上班下班,挣钱过日子,为理想而死的,寥寥无几,甚至遭遇火灾、车祸的,也不多见,大家都是活上七八十岁、寿终正寝。

在《恶心》中,洛根丁详细地剖析了真实的生活和叙述的生活的差异,“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只不过背景经常变换,有人上场,有人下场,如此而已。在生活中无所谓开始,日子毫无意义地积累起来,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单调的增加。……是的,这就是生活。可是等到我们叙述生活的时候,一切又变了……故事从后面叙述起,每一分钟时间都不是乱七八糟地堆砌起来,而是被故事的结尾紧紧咬住,拖着向前;每一分钟本身又把它前面的一分钟拖着向前。”电影院外的偶然性经过叙述,非常巧妙地转化为银幕上的必然性。

因此,洛根丁高呼,要提防文学,因为作家艺术家歪曲了生活,掩盖人生的偶然性。

洛根丁渴望自己的生活具有必然性,可令他恐惧的是,人是偶然性的、多余的:我为什么来到人间?我为什么而活着?洛根丁苦苦寻求,却找不到答案,他不得不承认:

“我们是一堆对我们自己有妨碍的受约束的存在物,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在这里存在,全体都没有理由;每一个存在物在朦胧中和轻微的不安中,都感觉自己对别的存在物说来是多余的……我对面稍微靠左边的那株橡树是多余的。那座韦列达的雕像是多余的……还有我――软弱,疲惫,下流,胃里在消化着和脑子里在翻腾着一些忧郁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连我的死亡也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不是死在伟大的事业中,为伟大事业而死。于是,洛根丁感受到了“恶心”。

萨特说:“我就是洛根丁,我在他身上展示了我的生活脉络。”

从七岁开始,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没有理由的,自己是个“无票的旅客”:

“我是一个偷偷混进列车上的旅客,我在座席上睡着了,查票员摇醒了我,‘请出示你的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车票,身上也没有钱可以立即补足这笔旅费。于是我承认我有罪,同时又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萨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获得自己的必然性。

“恶心”是怎样产生的呢?“星期六,有些顽童在打水漂,我也想学他们的样,把石块投到海面上去。正在这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块落下去,然后我走了。”

洛根丁在30岁才走出童年,告别童年即意味着“恶心”,而世间绝大多数人至死都没能摆脱童年。

“恶心”本是生理现象,是指呕吐前不适、难受的感觉,但萨特更强调的是精神上的体验,是精神上的不适、难受引发的肉体的不适、难受。

“我要怎样度过我的一生呢?”“现在我怎么办呢?”“恶心”即压抑、痛苦、绝望,它是剧烈的,是黑色的,把人逐出精神家园,刺疼他的灵魂和肉体。

“这是一次好厉害的袭击,我从头到脚都震动起来。”“三十六小时以来,背景始终保持原来的情况:绝对寒冷、冰冻。愤怒像旋风似的卷着我,这是一种战栗。”

洛根丁丧失了安宁和幸福,“很少产生笑的欲望”,即使笑也是神经质的笑、歇斯底里的笑。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认定宇宙为我们而存在,这个世界是上帝为我们设置的家园,它五彩缤纷,光怪陆离,可在洛根丁看来,万事万物失去了情和意,物与物、人和物之间也无差别,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干枯的、骷髅般的世界。

理性哲学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可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认识世界,征服和改造世界。

洛根丁面对的却是个错乱的世界,“我惊骇地望着这些不稳定的东西,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这些东西也许会坍倒下来……因此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一种真正的恐慌攫住了我……我苦恼地一再问自己: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呢?一切都可能发生。”

他像疯子一样拼命地奔跑,总觉得背后有东西追来。然而,他无处可逃,无底的深渊张着大嘴,要吞吃他。

“恶心”委实太折磨人了,洛根丁也曾想“自欺”。“自欺”即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要求行事,从未否定过自我,更不用说改变自我了,他们用幻想制造假象,掩蔽存在的真实状态。

洛根丁与饭店老板娘做爱,研究洛勒旁侯爵的生平,都无济于事,他希望继续和安妮中断了六年的爱情,可她已变成一个臃肿的胖女人,靠男人供养。

洛根丁用刀子刺破左手掌,这不是要死,而是用肉体的疼痛转移精神的痛苦,因此,洛根丁很羡慕侍女露茜,她因丈夫酗酒而悲痛欲绝,看着“这个在燃烧中的肉体,这个放射着痛苦的面孔”,“我嫉忌她”,“不管怎样,她是运气好的。”

露茜的痛苦是低层次的,这种具体的、来自生活磨难的痛苦与“恶心”大相径庭,不但不会把她引向“恶心”,反而使之摆脱“恶心”,洛根丁宁可选择露茜的痛苦。

在一般人看来,“恶心”当然是纯消极的情感,避之惟恐不及,然而,萨特却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

洛根丁在公园里,由兀现在眼前的栗树根引发出一大段哲学思考,“我坐着,微弯着身体,低垂着头,孤独地面对着这堆黑色、多节而完全没有感觉的东西,它使我害怕。接着我就领悟到了一番道理。”

他认识到,“到处都是存在,它是无限的,多余的,永远的到处都有的”,“我就是栗树的根”,也是多余的和没有理由的。“我已经从存在里学会了我能够懂得的一切”,洛根丁对宇宙、人生、自我达到了最清醒的认识,他彻悟了:

“恶心”是摆脱不掉的,“即使我留在屋里,即使我静静地蹲在屋角里,我也忘不了我自己。我会在这里,我的重量会压在地板上。我存在。”

他开始正视“恶心”,利用“恶心”,在“恶心”的肥沃土壤上培育美丽的鲜花。

洛根丁承受“恶心”,体验“恶心”,思考“恶心”,最终超越了“恶心”,他认识到人的渺小,也感受到人的伟大:我有意志,有思想,我能够审视我的渺小,我能够参悟“存在”的秘密。

“这是不平常的时刻。我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象冻僵了似的,沉溺在可怕的陶醉状态中。”“我走了,我回到旅馆里,现在我写了这篇日记。”《恶心》的存在,证明洛根丁战胜了“恶心”,充分利用了“恶心”,有了思考和写作的“陶醉”,连那“恶心”也成为赏心悦目的了。

脚下的大地崩塌了,也就是说,支撑、束缚洛根丁的人类文化灰飞烟灭,“我再也不在布城,我是在飘荡着”;眼前是个骷髅般的世界,意味着所有前人对宇宙的描绘、解释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这就是自由:

“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别的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相当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洛根丁赤条条的,放眼望去,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创造自我吧,创造世界吧。

萨特所理解的自由与众不同,它不轻松,不优雅,并非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自由是精神上的,伴随着孤独、怀疑、焦虑和“恶心”,自由就是“恶心”,洛根丁惶恐地自问:“自由,这就是自由吗?”

过去的洛根丁死了,一个崭新的洛根丁诞生了:“也许将来有一天,我恰巧回想到目前的这个时刻……也许那时我会感到心跳得更快,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从那时开始了一切。”

伦理学家为人规定了繁多的道德戒律,“不许偷盗”,“爱你的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不言自明、无庸置疑的,人来到世间都必须遵守,否则,即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人应该怎样活,先天地被规定了,这便是“本质先于存在”,而对洛根丁来说,先天的“本质”、“自身以外的命令”崩塌了,“自我”先于本质,“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人首先存在,通过其活动才获得自身的意义。

萨特一再强调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洛根丁的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自由。

“恶心”是这样一种情感,它如此沉重,如果不克服,洛根丁简直活不下去,换言之,他必须自我拯救,此时,“恶心”转化为内在的动力。

离开布城前,洛根丁又到铁路饭店听那张唱片《在这些日子里》,这是一首由一位美国犹太人作曲、黑女人演唱的爵士歌曲:

“这儿有两个人得了救:一个是那个犹太人,另一个是那个黑女人……他们在我的心中有点像是已故的人,像是小说中的英雄,他们洗掉了存在的罪恶。当然不是全部洗清了――但是已经尽一个人可能做到的做了。”

于是,洛根丁选择艺术创造。艺术创造赋予洛根丁的生命以意义,使人生成为必然,艺术创造其实就是重新阐释世界,填平深渊,消除“恶心”,将骷髅涂抹成彩色,使世界成为我的世界,成为我能够在其中感到温暖、适意的世界。

“自由选择”是萨特的一贯主张,洛根丁的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恶心”,是达到绝对自由之后的选择。洛根丁的选择是生死攸关的,要么成为创造者,要么作为偶然的自在,创作艺术品与撰写洛勒旁的传记同为写作,但有本质的区别:

“必须能使人透过印出来的字和书页,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作者也因此确定自己的存在。

在萨特看来,“恶心”不应是一次性的,创造是对“恶心”的克服,但并非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创造者主动地、不断地回复到“恶心”,“恶心”―创造―“恶心”―创造……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创造者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敢于正视“恶心”,承担“恶心”。

《恶心》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萨特将自己的思想彻底化,推出令人惊骇、绝望的结论,拒绝任何的粉饰,不给读者以希望和安慰。

萨特为洛根丁设计的出路是艺术创造,但是,这出路也是虚幻的,从根本上说,人不可拯救,因为人是要死的,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住死亡的临近,人的最终结局是虚无。

“三年前我庄严地进入布城。我输了第一回。我想赌赢第二回,我又输了,我全盘输了。这一下子我就懂得了人总是输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会赢。”

因此我们才在《存在与虚无》中,看到一句让人心惊胆战的结束语:“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

在自传《词语》里,萨特写道:

“我在30岁时出色地干了一下,我在《恶心》中描写了――读者可以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我的同胞们的那种毫无理由的、难以忍受的生存状态,而我的存在是不在其中的……

后来,我又快乐地阐述了人是不可能的道理,我自己也是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与他人的区别仅在于我肩负着表现这种不可能的使命,而这样一来,这种不可能却改头换面成了我最内在的可能性、我的使命的目的以及达到我的荣耀的跳板。”

人是偶然性的,我因揭示出人的偶然性而具有了必然性,人的最终结局是虚无,我因发现了人的结局的虚无而得到拯救,可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偶然性和不可能,萨特的心太阴冷了。

《恶心》提出了后来萨特文学和哲学作品继续探讨的问题,是萨特哲学的真正源头,直到小说出版近三十年后,作者还深情地说:

“归根到底,我始终忠实于一样东西,就是忠实于《恶心》……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附萨特《恶心》

那种淡淡的恶心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期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良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口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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