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有哪些令你佩服的女人/奇女子？ 第1页

大清国有这么一位奇女子，不仅继承了家族爵位（1），出任了家族一直出任的行政官职伊犁阿奇木伯克（三品），还带家丁和农民打死过越境侵犯的沙俄军队。

伊犁末任阿奇木伯克勃瓦克汗没有儿子，仅有一个女儿努尔尼莎。他兄弟一家手握伊犁地方的财政和水利大权，跟喀什和阿克苏当地贵族有联姻，清廷不放心伊犁的地方权利落入他家。因此，伊犁将军上奏由努尔妮萨继承父亲的地位，清廷予以准许（可能是西太后联想到自己了），任命努尔尼萨公主为“阿奇木夫人”。

由于旧俗不允许，努尔尼莎公主不便亲自出面处理政务，由她丈夫格亚斯丁伯克（2）替她出面，伊犁公府和伯克衙门印章由阿奇木夫人掌管，盖章时由阿奇木夫人盖。

沙俄边境守军和百姓经常越界抢掠伊犁百姓的牛羊，甚至在秋收时袭击农民抢走粮食，搞得边境百姓苦不堪言。对此伊犁将军和守军都不敢还击，百姓求援守军每次都是假装看不见，百姓只能靠自己保护家园。

1906年秋天，格亚斯丁伯克押送收粮去塔城，夫人携带子女在特克斯牧场。沙俄守军又越境来抢掠牛羊，之前有沙俄边民占领色日克塔拉草原（现归哈国），百姓跑过来向阿奇木夫人求助。阿奇木夫人派人到清军报信，清军拒绝出兵。夫人一怒之下率领一百多个家丁和四乡的百姓去阻击越境的沙俄守军，一共打死对方的7人，还顺便驱赶占据我方草原的沙俄边民。

伊犁将军夺走阿奇木夫人的印章，责令其不在干涉政务，伊犁地方政务一切由格亚斯丁伯克管理。处死参与行动的四十多名百姓河家丁，格亚斯丁伯克从掏腰包赔偿沙俄700只羊，被打死的沙俄边军一人一百只羊。

对了，阿奇木夫人还是我族史料里记载的第一位亲自办饮品厂的女性，阿奇木夫人钟爱格瓦斯，1909年出资办过一个小型格瓦斯生产厂。

注释：

（1）清廷入境后伊犁设伊犁公，管理北疆的回部事物，由吐鲁番君王额敏霍加出任。同时当地外伊犁的塔兰奇人由其首领阿奇木伯克管辖（清廷官方没有册封）。额敏霍加返回吐鲁番后由他儿子茂撒继承伊犁公爵位，清廷又他辅国公爵位，并且正式册封他出任伊犁阿奇木伯克（行政官职）。茂撒去世，其伊犁公爵位和阿奇木伯克官位由他弟弟继承。当时他有吐鲁番札萨克的头等台吉爵位，又进公品级，其家族世袭罔替。

（2）格亚斯丁伯克是出自哈密君王家族。清廷本来让吐鲁番君王家族出任伊犁公爵位，是为了制衡伊犁当地大贵族原阿奇木伯克家族，而且伊犁阿奇木伯克官位由两个家族轮番出任。但是，后来两个家族不断联姻，最后变成了一个家族。所以清廷又从哈密君王家族任命一个成员到伊犁出任官职，制衡伊犁公家族的影响力。

讲一位奇女子，正好也完全符合政治正确风潮，说不定哪天就被迪士尼改编成公主动画片了。

十三世纪前期的北印度在伊勒杜迷失的统治下还算太平，并没有受到蒙古旋风太大的影响。年老的苏丹曾有一位颇有才干的王子纳斯鲁丁，但是这位王子在1229年担任孟加拉总督时便去世了。老苏丹在1236年去世，临终前认为自己的儿子没一个有出息的，就自己的大女儿拉齐娅还不错。但是在去世之前还是指定了鲁克那丁为君。（世外桃源的国家和去世的慈祥老父亲）

鲁克那丁和他的邪恶老妈沙图尔坎掌权之后，就准备对伊勒杜迷失的第一任妻子，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开国苏丹库特布丁的女儿，图尔坎哈屯之女拉齐娅下毒手。（邪恶后妈和兄弟）

拉齐娅作为伊勒杜迷失的长女，多年来一直帮父亲掌管德里事务。邪恶太后和弟弟杀掉了另一个兄弟库图布丁，再加上本身荒淫无道，沉迷酒色，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反感，连大维齐尔尼扎姆都参与了叛乱。在民众们一致推举下，拉齐娅成为了老苏丹的继承人。（公主夺回失去的一切）

鲁克那丁和邪恶太后被一网打尽，拉齐娅甚至向民众们宣布：如果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希望你们能够废黜我。（民主灯塔）

这只是传统童话故事，接下来是童话次时代。

女人当苏丹，放在南亚还是头一遭，不少大贵族还是反对由她继位，包括之前的维齐尔尼扎姆，几个贵族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反被拉齐娅分化瓦解，尼扎姆逃之夭夭，在外地死去。（女人也有力量）

统治期间平定了叛乱和割据势力入侵，但在西边的城主请求联合出兵抵挡蒙古威胁的时候，拉齐娅表示拒绝。（peace and love）

最女权的来了：贵族们其实还是想让她当一个傀儡，可是拉齐娅并不妥协。她在货币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穿着披风骑着大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任命了一批非突厥裔贵族，其中包括跟她传绯闻的黑人将军，童话男主贾马尔·雅库特。

贾马尔是非洲奴隶出身，被转卖到印度之后逐渐成为了军事上的一颗新星，颇得女苏丹的喜爱，二人在公共场合表现的过于亲密，女苏丹先给雅库特一个称号Amir-al-Khayl，意思是“马王”（WTF？）；之后又授予他“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称号。

突厥贵族们是在看不下去了：女苏丹、提拔非突厥裔贵族，再加跟黑人谈恋爱，我们再过1000年都没法接受！好几个曾经受过拉齐娅恩惠的突厥人（艾伊廷金、阿尔图尼亚）联合起来反对她。拉齐娅不知自己已经众叛亲离，从拉合尔返回德里的时候在巴廷达被打败，雅库特战死。

又一个反派登场了——拉齐娅的弟弟穆伊祖丁·巴赫拉姆，他被贵族们扶持上台，而且很快就杀掉了当初击败拉齐娅的艾伊廷金（叛徒，神气什么？）。随着贵族们在德里大秤分金，在巴廷达看守着拉齐娅的阿尔图尼亚悲催的发现自己忙活一趟完全是给别人做嫁衣，一点好处都没捞到。

被俘的拉齐娅和悲催的阿尔图尼亚用政治婚姻的方式达成了联盟，开始向德里进军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这支部队中不仅有穆斯林，还有拉杰普特人和查特人，可以说是多民族多宗教混合，政治满分的大军。

然后邪恶的穆伊祖丁击败了这支貌合神离的联军，拉齐娅和丈夫被士兵们抛弃，最终在凯塔尔死于流贼之手。

我记得迪士尼好像还没有印度公主，哪天他们要拍了，一定要告诉我。

来讲一位另类的哈布斯堡女性吧。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哈布斯堡女人可能都只是政治棋子，较有特点的恐怕也就是玛丽亚·特雷西娅这一位了（可能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伊丽莎白皇后，尽管她实际上不是哈布斯堡人），但哈布斯堡家族确实出过许多有意思的女性，比如接下来要说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Maria Leopoldine von Österreich-Este）。

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侯夫人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出身于哈布斯堡皇室的意大利旁系奥地利-埃斯特家族，在她生前就已经由于其有悖于传统的行为而成为了他人的谈资，并由此产生了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她这种有意对抗日后成为政治棋子的命运并成长出鲜明又独立的性格的哈布斯堡女性是极其罕见的。她对自己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我犯过许多错误，但我深信自己好过别人对我的判断。”(Ich habe viele Fehler, bin aber sicherlich besser als man mich beurteilt.)

她是费迪南德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和摩德纳公爵的继承人玛丽亚·贝娅特丽克丝(Maria Beatrix)的三子，生于1776年12月10日。她的父亲在玛丽亚·特雷西娅女皇的儿子中排行第四，担任伦巴第的总督。尽管玛丽亚·利奥波蒂纳父母的结合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但这段婚姻本身却堪称幸福，这位公主与兄弟姐妹共七人享受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与青年生活。她的教育以维也纳宫廷的准则为标准。回首往事，玛丽亚·利奥波蒂纳激烈地批判自己所受的教育；她着重指出，自己是在这样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人们认为，女士，尤其是公主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我们处在一种相当隐晦的历史观念下，人们教授我们语言和受欢迎的艺术，对此方面我们通常毫无天分，他们却忽视了最重要的部分—塑造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显而易见的是，人们支配我们的人格，让我们安于成为宫廷政治传统的牺牲品，并且还觉得支配这些渺小且特别顺从的笨蛋们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她们甚至没有能力察觉出这种压迫，这些人们施加给她们人格的压迫，并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反抗。”可见她本人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与早期女权主义者，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当时贵族女性收到的压迫，而且她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也很强。

维也纳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交换来获得巴伐利亚。此时的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侯卡尔·提奥多尔(Karl Theodor)自从1777年继承了巴伐利亚后并没有和自己的巴伐利亚领地维持着什么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也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Pfalz-Zweibrücken)支中拥有巴伐利亚继承权的成员以及巴伐利亚各等级反对派中的爱国者们都想要尽力阻止这一计划。为了阻止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得到这一巴伐利亚遗产以及实现这一交换计划，维也纳宫廷在1795年二月安排年轻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和比她年长52岁的选侯卡尔·提奥多尔结婚，选侯在几个月前刚刚丧偶，而且并没有合法的男性后代来阻止他的茨魏布吕肯亲戚。这场婚礼于1795年2月15日在因斯布鲁克的宫廷城堡举行。

这位生性反叛充满激情的聪明女孩被嫁给了一个毫无感情的老男人，会发生什么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在婚礼后不久她便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她与卡尔·提奥多尔的婚姻堪称失败，而且没有诞下后代。年轻的选侯夫人毫不在意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并且数次和其他男性私通。选侯本人听之任之并主动提议，只要玛丽亚能生下一个儿子，便承认其为合法继承人，但玛丽亚却没有对此做出什么积极的回应。她不止让卡尔·提奥多尔的期望落空，同时还有维也纳政府的，维也纳方面一直期望能通过她来强化奥地利在慕尼黑的影响。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却选择加入支持茨魏布吕肯继承人马克思·约瑟夫(Max Joseph)那一派。公爵在1795年4月拜访慕尼黑时与她相识相交，并短暂地建立过一段情人关系。这位公爵当年刚刚39岁，和70多的老选侯比起来，必然更讨利奥波蒂内的欢心。

在选侯卡尔·提奥多尔于1799年二月弥留之际，奥地利大使试图劝使他在最后一刻同意以尼德兰交换巴伐利亚，但玛丽亚·利奥波蒂内阻止了这一尝试。她全力支持马克思·约瑟夫即刻赶往慕尼黑，并为他在巴伐利亚的权力交接铺平了道路。在紧急公函中她向他保证：“请您想想，您是我唯一的支柱，而我，只要您亲切待我（那是我永远的荣幸），就全心全意归顺普法尔茨家族。”（Bedenken Sie, daß Sie mein einziger Rückhalt sind, und daß ich, solange Sie mir gewogen sind, es mir immer zur Ehre gereichen lasse, gänzlich dem Hause Pfalz anzugehören.) 至于这个当时决定性的问题，也就是她是否期望能和选侯诞下一子，她则报以否定。她始终不渝地阻止将巴伐利亚并入哈布斯堡帝国的尝试。一名哈布斯堡人倾全力辅佐普法尔茨，这事什么精神啊？

由于她为茨魏布吕肯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所作的付出，巴伐利亚的新统治家族准许她在宫廷中终身享有特权地位，并且包容理解她那在当时并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因此她决定，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巴伐利亚；因为她不愿再次听命于自己的哈布斯堡家族。她那闪耀的人格为慕尼黑的宫廷社会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她那超脱的地位也使得她免于“成为廷臣们流言蜚语的受害者”的命运。

1804年11月14日时她开始了第二段婚姻，她的丈夫是比她大三岁的阿尔科伯爵路德维希(Graf Ludwig von Arco)，与她并不算门当户对，这也是她的父母无法接受的。这桩婚姻并没有改变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作为巴伐利亚守寡选侯夫人(verwitwete Kurfürstin)的地位与头衔。她仍然紧密归属于巴伐利亚统治集团之中，并且仍然受领大笔的守寡封禄。由于夫妻双方极端的本质差异，这次婚姻并不幸福，以致于她不久后就决定分居生活。这第二次婚姻满足了玛丽亚·利奥波蒂内对孩子的渴望。他的两个儿子，1808年出生的阿洛伊斯(Aloys)和1811年出生的马克西米利安创立了阿尔科-施泰佩尔格伯爵家族(Graf von Arco-Stepperg)和阿尔科-岑内贝尔格伯爵家族(Graf von Arco-Zinneberg，前几天嫁给了拿破仑家族后人的那位奥地利女公爵便是出自这一家族)。但1814年出生的女儿卡罗琳内(Caroline)诞生几周便夭折了。对自己的儿子倾注热爱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不止为他们提供了谨慎细致又广泛的教育，更为他们提供了最为富裕的生活。这位哈布斯堡女人在二婚后仍然自由地寻欢作乐并冷淡地无视当时妇女们被认为应当遵守的诸多习惯，这让很多廷臣们烦恼不已。

当时没有哪位女性能像玛丽亚·利奥波蒂内那样既拥有精神自由，又拥有物质自由，但尽管她一直对政治抱有兴趣，而且和慕尼黑的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却并无法影响他的执政政策。这位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哈布斯堡女性习惯于养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追随那些现有的他人规定好的。尽管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在她死后强调，他“很乐意与她讨论政治”，但影响他的决策却绝对不行。她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对法国的好感与终身在个人层面上极度厌恶法国的路德维希正好相反。但她作为 “人际关系师”的能力在国王儿子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结婚时受到了重视，卢伊特波尔德这位日后的巴伐利亚摄政亲王与奥地利-托斯卡纳的奥古斯特·费蒂南德(Auguste Ferdinande von Österreich-Toskana)结婚，而他的女儿阿德尔贡德(Adelgunde)则嫁给了日后的摩德纳公爵弗朗茨五世(Herzog Franz V. von Modena)。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的话，她也只是一位叛逆一点，思维进步一点的女性而已（尽管这在当时已经是很罕见的了），也并不是那么特殊，但是她在二婚后的经历，那就是堪称传奇了。

她还擅长通过时而极其冒险的财政经营活动来积累巨额财产并因此成为了巴伐利亚最富有的女人。最开始她主要专注于购进田产与酿酒厂，并极为投入地经营这些产业，因为她抱有这样的见解，“为了过的好，人类必须要工作。”(daß Beschäftigung den Menschen nötig ist, um gut zu bleiben)之后几年里她主要投身于扩充现金资产并在股市投机与买卖有价证券中乐此不疲。在这方面她运气极好。1837年时她通过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铁路股票投机赚得了大约一百万古尔登。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不止热衷于扩充财富，还富有社会责任感，经常资助贫困人口。

她那客观的财产与止于吝啬的节俭在她悲剧地意外身亡后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谈资。据信，当72岁的玛丽亚·利奥波蒂内于1848年6月23日在因河畔瓦瑟堡(Wasserburg am Inn)跌落马车时，撞在了她铁皮包裹的钱箱上，最后不治身亡。

1848年，她死的那一年在德意志发生了什么相信不需要我多少大家也都知道，这位进步开放的哈布斯堡女商业家的一生就像是德意志革命的序曲，她作为哈布斯堡人生，却作为巴伐利亚人死，她充满抗争的人生生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所谓的祖国只能给自己带来束缚与压迫，人们又为什么要效忠于它呢？

而且她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无根之木，她也深刻意识到了经济独立对一个人（不止是女人）的重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紧握着自己生存的根基（虽然也因此而死）。

商业奇才玛丽亚·利奥波蒂内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追逐自由，以及如何追逐自由。

从一位历经不幸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显贵女孩到一位久经商场腰缠万贯的投资奇才，这样的女性大概堪称奇女子了吧。

伟大的现代女权主义创始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政治活动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第二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遭受传统，家庭，所谓习俗的压迫的女性。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密特朗

有很多啊，像 @言英 说的卢森堡，还有蔡特金、诺拉同志、伊迪斯·拉各斯、阿努拉达·甘迪等等。下面转一篇甘迪的传记。

阿努拉达·甘地

阿努拉达·甘迪:一个有着飓风般微笑的伟大革命者简明短生活素描

基斯特勒·阿米特·巴特查里亚

（转自红色文献翻译，欢迎关注）

阿努拉达·甘迪于1954年3月28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出生，本名为Anuaradha Shanbag，母亲是古吉拉特人，父亲是Kannadiga人。她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她的父母和姑姑都是印度共产党（cpi）的成员。每个人都亲切地称呼她阿努，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父亲是孟买高等法院的知名律师，她的母亲是孟买一家妇女资源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有一个弟弟，后来成为了孟买的一名舞台艺术家和编剧。她是在知识和政治氛围中出生和长大的，这种氛围有助于在生活中给她一个进步的方向。在这种创造性的氛围中，甘地在学校、学院和大学都表现出色。

阿努拉达·甘迪于1972年在孟买的Elphinstone学院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活。那时，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村的广大地区见证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甘迪非常关注她所在的社会环境，很自然，农村穷人所遭受的苦难使她深受影响。她和一群大学同学一起去了受灾地区，亲身体验了穷人的困境。尽管饥荒十分严重而凄惨，但不幸和垂死的人们并没有失去希望，而是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继续活着；那是她想象不到的景象。她学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贫困和文盲农民是真正的英雄，并且应该有一条路使情况得以好转。她开始寻找答案。当她得到答案时，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一位给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留下长期影响的革命者就此诞生了。

1960年代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十年。越南和其他印度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光荣和历史性斗争都给世界各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GPCR )迅猛发展激励了世界各地数十亿青年和学生大闹天宫，要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丽新世界。这些外部因素在甘地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事件与西孟加拉邦历史性的纳萨尔巴里斗争同时发生——一声“春雷”引发了一场草原大火，将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学生离开了学校，奔赴农村，与农民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普世价值将战胜对利润的贪欲。甘地被遭受饥荒的人民的困境所震撼，被第一代纳萨尔派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所折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常被国家军队折磨和杀害，他们是为伟大的事业而战斗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甘迪从一开始就参与在穷人中的社会工作。她接触到了一个名为进步青年运动（PROYOM）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受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纳萨尔派运动的影响。她成为该组织的积极成员之一，后来又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在贫民窟工作；这帮助她见证了不可触摸者和贱民种姓制度的恐怖。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了她的精神视野，她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理解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种姓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弊病的社会基础。

她获得了社会学文科硕士（MA）学位，后来又获得了社会学研究型硕士（MPhil）学位。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教书，先是在威尔逊学院，然后是在Jhunjhunwalla学院。尽管她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繁忙，但她也从未错过任何一场课程。她的热情和勤奋让她很快就成为了一名非常受欢迎且教学能力优秀的老师，广受学生们的喜爱。她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她深受学生的喜爱，也受到同事的尊重。1977年11月，她在一个只有双方家庭成员参加的小聚会中嫁给了一位同志Kobad Ghandy。

在后紧急状态时期(1975–1977年)，甘迪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从1970年代初到1977年，全国成千上万的纳萨尔派革命同志被冷血枪杀，遭受酷刑、致残和监禁。仅在1973年3月，西孟加拉就有17748名纳萨尔派政治犯(见西孟加拉政府警察部长SubrataMukherjee的声明，Ananda Bazar Patrika，1973年3月17日)。如果在西孟加拉邦，紧急状态前的政治犯人数就接近18000人，那么全国政治犯总数不会少于150000人。从1972年纳萨尔派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开始，民权组织就成立了，他们提出了停止国家镇压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西孟加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协会成立于1972年，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甘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她在1977年新德里举行的公民自由会议上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发挥了突出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塔孔德、戈文达·穆霍蒂、苏巴·拉奥、苏德什·瓦伊德等人。她那具有感染力的人格和说服能力使得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和知名公民站出来支持谴责严酷的法律和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的声明和运动。她是该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直到1982年她从孟买前往那格浦尔。

她从孟买转移到那格浦尔是为了响应马哈拉施特拉邦盖德奇雷利地区革命运动的响亮号召。迫切的需要将革命的信息从孟买传播到维达尔巴。但她对那格浦尔一无所知。便在那格浦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社会学的工作。对于维达尔巴的政治工作，她选择在工会工作，同时也在贱民社区工作。

在工会工作中，她专注于对建筑工人宣传，并领导了一些激进的斗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那格浦尔30公里处的Khaparkheda热电厂的长期罢工，大约有5000名工人。最后警察镇压了这次运动并在该地区实行了宵禁。她还组织了那格浦尔的家庭工人、辛格纳(那格浦尔)马哈拉施特拉邦工业发展公司的工人、铁路工人、班达拉的beedi (土著烟叶)工人、Kamptee (距离那格浦尔15公里)的织机工人以及无组织部门的其他工人。后来，她转到钱德拉普尔，帮助组织那里的煤矿和建筑工人。她还与来自那格浦尔、钱德拉普尔、阿姆拉瓦蒂、贾法尔布尔、约特梅尔和其他中心的该地区其他进步工会领导人建立了联合活动的联系。在这些斗争中，她被逮捕了几次，并被监禁在那格浦尔监狱。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甘迪完全认同贱民，并将其住所搬到Indora（译者注没查到具体位置，只找到一个同名城镇——位于印度北部的希马恰尔邦康拉区下的一个城镇，但与后文不符），Indora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堡垒(贫民窟)之一。虽然这是大多数达利特（贱民，不可接触者，最低种姓）领导人的大本营，但她有着对B. R. Ambedkar和其他社会学著作的深刻认识——它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种姓问题，而这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纳萨尔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团体，对他们的表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也逐渐成为达利特运动中毛主义者的公开代言人，也是在维达尔巴绝大多数达利特人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贱民群体中的辛勤工作，组织和唤醒他们反抗种姓压迫，将其从当下的吃人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行动对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榜样。

甘迪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大量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文章，其提出了这个问题的阶级观点，不仅反对这方面的众多后现代主义倾向，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贱民和种姓问题的错误解释。在她关于贱民和种姓问题的主要文章中，提到了“印度的种姓问题”、“种姓问题的回归”、“马哈拉施特拉邦反对种姓的运动”、“马哈拉施特拉邦燃烧的四日”、“贱民激怒马哈拉施特拉邦:对贱民的可怕屠杀”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马哈（Mahar(也被称为Maha, Mehra, Taral, Dhegu Megu)[1]是一种印度贱民种姓社区，然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远远高于大多数其他贱民群体，主要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邻近地区）”。其中最详细的文章是以马拉地语写成，发表在《Satyashodhak Marxvad》中的一篇25页的文章，其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对贱民问题的立场，将贱民解放与该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许多年后，印度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史上的第一篇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由过去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现在印共毛的前身之一）所编写）就是基于甘地的草案编写的。该草案明确强调，在印度，如果不粉碎精英阶层的种姓制度，与各种形式的种姓压迫作斗争，尤其是其最野蛮的形式——贱民制度，社会民主化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她在1990年代中期表达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理解印度正在进行的毛派运动的本质。

除了那格浦尔的两个工作领域之外，她还在许多其他活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们要提到其中两个。第一次是1984年的Kamlapur会议。那时，前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派的武装队伍已经从安得拉邦(现在的泰兰加)转移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而该地区受压迫的群众也正在寻求变革。Kamlaour会议的召开适逢其时，以将受压迫的穷人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一场由Anuradha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在Vidarbha各地展开，武装队伍在森林中进行了大规模的鼓动。尽管会议被警察无情地镇压，但也让成百上千的人们开始向Kamlapur进发——一个森林深处的小村庄。Kamlapur，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很快成为革命的号角，反抗不公正和剥削的权利，在这个地区一起回响了几个月。

第二次活动是在1992年于那格浦尔提出的传奇民谣歌手Gadar的文化项目，这一项目点燃了社会各阶层大众的期望。这也无法逃脱统治阶级的关注，因为警察无情地阻止了该项目的实施。但是甘地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她已经联系了镇上最好的律师，请求法院允许她组织这个节目。那一天，法院允许了项目的继续进行。但是警察害怕人们观看这样一个节目，故事先在该节目举行地点的每个角落集中。尽管高等法院的命令允许了演出的进行，但是大学大厅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人们仍然记得矮小的甘地爬上摩托车向聚集在大学大厅外的街道上的人群发表了讲话。这场抗议警察存在的大型集会包括了那大量记者、教授、作家、律师和格浦尔大学的资深教员。警方试图阻止Gadar到达现场。但是他们失败了。Gadar乔装打扮出现在了惊愕的警察面前。当警察看见Gadar被观看的人群包围着时，便只能徒劳的驱散人群。

虽然该计划未能成功实施，但是这仍然成为了近两个月的头条新闻。革命的信息已经深入到整个维达尔巴的群众中。正是甘地通过她富有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确保了这个项目在Vidarbha大众的革命意识中扎根。

甘迪在维达尔巴地区工作了15年。在将革命思想从盖德奇拉利扩散到整个地区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影响。她和其他人一道建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也是贱民中的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在发动革命学生运动和吸引包括资深教授、记者、知名剧作家和该地区顶尖律师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她亦发挥了先锋作用。在革命诗人切拉班杜拉朱殉难时，她把他的诗翻译成马拉地语，这些被翻译成马拉地语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广泛传播。她还在1983年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AILRC）的成立中发挥了作用。1985年，作为AILRC在Sindhri举办的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比哈尔和恰尔肯德邦的积极分子对她印象深刻，他们瞩目于她参与举办的那些会议和文化演出所产生的影响。该地区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她的朋友都十分怀念她在那里的那些日子。

瓦拉瓦拉·拉奥在他对甘地的回忆——一篇名为“回忆阿努拉达·甘迪——一名新女性”的文章中，回忆了甘地在Sindhri会议中的角色。“甘迪的专业知识揭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围绕交流语言所展开的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一整个晚上。我会永远记得辛德雷会议关于语言问题的辩论。那时，KVR ( K.V. Ramanna Reddy )和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的代表站在英语一边。查萨尼、达尼、比哈尔和旁遮普的代表和我代表印地语。当甘地意识到这场辩论正在变成一场大混乱时，她介入说，“你们的争论真是本末倒置”。她解释说:“所有印度语言都是国家语言；首先，应允许所有每个人的母语在其本国的大学、秘书处和高等法院发展为官方民族语言；之后将在所有这些官方的国家语言中确认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交流语言，用于交流。她的这些话直到现在依然在AILRC的宣言中作为最终结论。从那时起，我在所有关于语言问题或关于特兰加纳（Telangana）的文章中都反映了同样的想法。这就是她那天在Sindhri的演讲对我的深刻影响……”。

受她革命的行动主义影响的最深的莫过于她将革命思想带到达利特种姓社区并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她日夜在达利特人中间生活和工作，努力深入群众，并经历了向他们学习和教导他们的过程。她还帮助那格浦尔和昌德拉布尔建立了妇女组织。

为了响应丹达卡兰尼亚地区的革命号召，甘迪将基地从Vidarbha地区转移到了Bastar。处于更高阶段的毛派运动需要像甘地这样的同志的服务，她毫不退缩，愉快地回应了这一号召。她扎根于巴斯塔的丛林中。尽管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巴斯塔的阿迪瓦西斯和人民解放军( PLGA )中呆了三年。据说，她千方百计为丹达卡兰尼亚革命运动收集了许多关于贡德部落的博士论文。她的朋友们会永远记得她说过，这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段时间，她在这里了解了巴斯塔贡德阿迪瓦西斯的生活和斗争。她敏锐地观察和研究了他们的生活——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产生的，她特别关注妇女、她们的组织、KAMS ( Kranticari Adivasi Mahira Sangathan /部落人民革命妇女组织)和分遣队中的女战士的生活，Arundhati Roy认为，这“可能是印度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一”。重要的是要记住，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严厉镇压下发生的，当时雇佣军准军事部队的武装特遣队正通过无人驾驶飞机或无人机跟踪巴斯塔森林的每一寸土地。

甘迪在Byramgarh地区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该地区因在“Salwa Judum”（和平行动）攻势中首当其冲而备受关注。尽管在她逗留期间，她感染了几次疟疾，但幸运的都不是危险的恶性疟原虫类型；此外，她受到当地部落人民的照顾，他们对她非常关心。她坚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活，这让当地部落都大吃一惊。事实上，是一种永恒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给了她精神力量

在那些日子里，甘迪花了很多时间去授课，主要是为了部落妇女中日益增长的领导力。她参加了关于妇女健康相关问题、对妇女的压迫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传授常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面等课程。她帮助起草传单，并为当地革命运动写了许多文章。

在她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她负责西巴斯塔地区，该地区被称为国家公园区——另一个受到“和平行动”攻势影响的地区。1997年饥荒期间，她在巴斯塔，目睹了数百人在饥荒中饿死。毛主义分子从囤积者手中夺取谷物，并在群众中分配，从而防止了一场大灾难。像一个正直的人和真正的革命家一样，她从不表露自己的痛苦，总是有尊严地承受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没有抱怨，也没有让别人知道。

她从巴斯塔回到马哈拉施特拉邦，为那里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还深入参与了对妇女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她关于妇女问题的著作包括《女权运动的哲学趋势》、《印度妇女革命运动》、《3月8日和印度妇女运动”、“国际妇女节:过去和现在》、《法西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父权制》、《强奸法的变化:它们会有多大帮助？》，《革命运动中阿迪瓦西妇女的文化表达》，《与Janaki的谈话》，《工人阶级妇女:让隐形人可见》，《Bidi（一种印度产两端尖的雪茄烟）女工和合作运动: Bhandara区Bidi工人“合作”斗争的研究》等。

甘地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成长为革命组织者的群众领袖的一生。在她五十四年的人生中，她扮演了许多角色。她参与了Vidyarthi Pragati Sangathana ( VPS /进步学生组织)、保护民主权利委员会、全印度革命文化联盟、Stree Chetna、Akhil Maharashtra Kangar Union( AMKU )以及主要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许多其他群众组织的组建。

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她与学生革命杂志Kalam密切相关，Kalam是一本以英语和马拉地语出版的杂志。她是印地语革命杂志Jan Sangram的设计师，该杂志是从那格浦尔带来的。她以各种假名，如阿凡提、詹基等，定期向革命杂志、《先锋之声》《人民的前进》等投稿。

阿努拉达·甘地用英语和马拉地语写了许多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尤其涉及了贱民和妇女问题。她与那些对这些问题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人进行了多次论战。她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种姓问题。她基于对种姓的经济基础的分析以及种姓在社会基层和上层建筑中的表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是将种姓制度与现有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先驱者之一。她对印度历史有着深刻的见解，展示了印度封建制度是如何与种姓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婆罗门教。她进一步解释了达利特种姓问题和贱民制度是如何成为种姓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此外，作为一名理论家兼活动家，她解释了为何任何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创立都必须粉碎种姓制度。

引起许多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性别问题的理解。她指出，通过争求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削弱了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父权制的更广泛的运动。激进的文化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视为女性的“主要”敌人，实际上是将父权制从产生它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中剥离出来。通过同样强调“生产”和“再生产”是性别压迫的原因，女权主义者将“再生产”带入了经济基础，否定了妇女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她的论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战略不是将妇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反对这个制度，而是在这个制度内成立倡导生活方式改变的小型妇女团体。

甘地试图通过她的工作和著作表明，事实上，正是通过参加革命运动，妇女们努力摆脱父权制的束缚并打击了父权制的根源上。她那时正在发展关于“妇女需要革命，革命需要妇女”的理论公式。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她也承认父权制存在于革命运动中——问题是如何在革命过程中与其斗争，但不要离开革命运动并对此抱怨。她在她的著作《女权运动中的哲学趋势》结尾说，“革命妇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在列宁和毛泽东的经验指导下，成功地组织了最受压迫种姓和社区的妇女、农村贫困农民和无地劳工。该运动注意到国际妇女运动提出的问题，认为反对父权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批判性地研究上述趋势，吸取积极的观点，并将其与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它就能实现解放广大印度妇女的目标，同时成功地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甘地人生的最后一程是怎样的？她刚于2008年4月初从贾坎德回来，在部落中参加了关于压迫妇女问题的课程。她并不清楚已经受到系统性硬化症影响的全身高烧是致命的恶性疟疾。她可能是在丛林里染上的。在民主的印度国家看来，她是一个可怕的“毛派恐怖分子”，很可能会被逮捕，或者更有可能在一次虚假的“遭遇”中被击毙，就像她的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当她发高烧，去孟买的一家医院验血时，她给治疗她的医生留下了一个假名和一个假电话号码。因此，医生无法联系她，告诉她她感染了可能致命的恶性疟疾。她的器官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衰竭。当她于4月11日住院时，已经太晚了。她于2008年4月12日去世。在她去世时，她是印共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阿努拉达·甘地作为一个人怎么样？甘地是一个模范共产主义者。虚伪、谎言、阴谋、自负，所有这些特征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她参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对这些性格的蔑视越来越强烈。她的诚实和简单吸引了所有与她接触的人。她天生就有能力与任何环境、不同阶层的人联系和融合，无论是部落、贱民、建筑工人，还是复杂的学术界或知识分子，她笑容满面，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如果革命是为一个具有人类最美好情感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那么阿努拉达·甘地就是这场斗争的体现。一个有崇高原则、信仰坚定的人。甘地谦虚地成为一名愿意学习的人。与此同时，她也愿意承认别人的积极面，即使与她不同。虽然她有创造力，思维不刻板，但她始终坚定地坚持无产阶级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她超越了这个社会的父权限制，成长为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她的生活对所有女性活动家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人们可以引用毛泽东在1937年2月写给他的老师徐特立的一封信中的几行话，徐特立于1927年革命失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57岁高龄参加长征。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20年前你是我的老师；你仍然是我的老师；你将来会继续做我的老师。当革命失败，许多成员离开了党，甚至投敌，你在1927年秋天加入了(该党)，采取了极其积极的态度。从那时到现在，你已经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表现出了比党内许多年轻成员更积极、更少害怕困难、更谦逊地学习新事物……你知道很多，但总觉得自己知识不足，而许多“半桶水”(肤浅知识的人)却制造了很多噪音。你所想的是你所说的或者你做的，而其他人却把肮脏的东西藏在他们的脑海中。你喜欢和大众在一起，而有些人喜欢没有大众……对你来说，这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和“其他人第一”，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聚光灯第一”、“休息第一”和“自己第一”

阿努拉达·甘迪同志象征着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好的那些品质——毛泽东用简单而不失深刻的话语很好的阐述了这些品质。阿努拉达为人民而活着；也为人民而死去。

“在她死后，

...男人变成男人，

女人变成女人，

日夜斗争

为了人民，为了生命。”

本生活素描完全基于以下作品：

1.《记住阿努拉达·甘迪同志！记住美好的生活！》作者：H.S.ShivaPrakash，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艺术与美学学院教授，阿努拉达同志纪念委员会，2008年8月5日。（这是一组文章）

2. 编写《阿努拉达哈·甘地作品选集》，AnandTeltumbde和Shoma Sen编辑，ArundhatiRoy阿努拉达·甘迪纪念委员会前言，达安尼什图书，德里，2011年。

真正的妇女领袖、女权主义者——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一个犹太人，一个跛子——却同时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是与列宁齐名的无产阶级领袖，第二国际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之一。罗莎·卢森堡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1918—1919德国革命的风暴之中，她同战友李卜克内西被腐化堕落的社民党总理艾伯特和穷凶极恶的自由军团所杀害。此后，她一直都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一面旗帜。正如列宁所言，罗莎·卢森堡“始终是一只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妇女劳动节被定为3月5日——即罗莎·卢森堡的诞辰。1920年和1921年，列宁都选择在3月4日这天发表迎接国际妇女劳动节的文章。事实上，罗莎·卢森堡确实为国际妇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在党内对那些因为可笑的大男子主义观念而对女性抱有轻视态度的党员进行了坚决反击和批驳。在平等婚姻、妇女政治权利等方面，罗莎·卢森堡都有许多颇为深刻的见解。在打着各种名号的伪女权大行其道的今天，罗莎·卢森堡的妇女解放思想更显示出其价值。1912年，她明确表示：

每一天、每一步的工业进步，都在给妇女平等的政治权利奠定新的基础……无产阶级妇女缺乏政治权利的现象是卑鄙的、不公正的……当下，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妇女已经意识到，她们政治权利的缺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错误，这是一种绝对正确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已经腐烂，且其时日屈指可数。

此外，她在婚姻观上要求妇女应该独立于男人之外，不受制于男人。在为波兰社民党起草的政治纲领中，罗莎·卢森堡主张要废除有损于妇女及限制妇女自由的法律，保障妇女离婚自由，强调妇女有权独立地处理她的个人财产，并行使与孩子父亲平等的抚育权。

而刨去领袖、英雄的一面，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活中罗莎·卢森堡也是一个充满情趣和感性的人。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与爱人里欧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

当我打开你的信，看到整整六页都是关于波兰社会党的辩论，而没有关于你个人生活的一点只言片语，这太痛苦了！每当我工作到疲惫不堪或者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就想稍稍放纵一下自己，以求轻松轻松。我就会让思想展开翅膀，任其翱翔。但是我觉得，世界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属于我个人的角落。我在哪里才能够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呢？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忍受持续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只想贪图安逸。

在这位有热血、有理想、有抱负、有勇气，并最终为了广大妇女乃至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伟大女性面前，那些招摇撞骗实则胆小怯弱的女拳师，那些虚伪可鄙横行霸道的大男子主义资本家，那些腐朽落后大搞女德班的“国学大师”，难道不应该蒙羞吗？！！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罗莎·卢森堡

Beate Regina Suchla，近代研究Pseudo-Dionysius最著名的女士。

挺搞笑的提问啊……

斯诺登都过去这么久了，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拉登塔利班什么的一开始都是美国资助的吧？

恐怖组织？

美国不管它们，它们发展的起来吗？

大部分恐怖组织不就是美国为了搞俄罗斯或者其他人搞出来的代理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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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对了，不懂的可以去看这个，

神解读！姜子牙讲的其实是美国本拉登和斯诺登的故事_哔哩哔哩_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