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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朝阳要建氧化铝厂,请问氧化铝厂有哪些污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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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市民上街,项目取消。

8月1日建军节,辽宁朝阳市街头爆发了罕见的市民抗议,反对上马1000万吨氧化铝项目。街头人群尚未散去,市政府即发表通告,称:“朝阳氧化铝项目正在进行园区环评公示征求意见。因市民提出不同意见,市政府决定停止该项目。”几个小时后,通告措辞更新,“停止”变成了“取消”,抗议者取得了一场“闪电战”的胜利。

我虽然不是朝阳人,但家乡就在隔壁的平泉县,骑车2小时就能进入朝阳市境。平泉县和朝阳市同属燕山干旱地带,自然环境、乃至语言、饮食习惯都非常接近,又都是贫困山区,城乡生活模式出奇的一致。我听说邻居县市出现这么一件大事,首先大吃一惊,其次也有很强的代入感,很想分析其中的来龙去脉。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件大事,是因为投资额实在惊人——230亿。

据当地媒体报道,5月7日,年产1000万吨氧化铝项目在沈阳举行签约仪式,这一总投资约230亿元、年产1000万吨氧化铝项目是锦国投、锦州港、国家电投集团铝电公司在朝阳合作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业项目。

根据协议,项目将于今年10月份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270亿元,提供直接工作岗位约2000个,有望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单体规模最大的氧化铝企业和全球铝行业标志性项目。

230亿投资,270亿产值,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0.8亿元,比上年增长2.8%。其中,建设项目投资192.2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58.6亿元。

分产业看,全年第一产业投资15.1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第二产业投资108.5亿元,占43.3%;第三产业投资127.2亿元,占50.7%。

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5.0亿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81.2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204.8亿元,增长2.4%;第三产业增加值389.0亿元,增长5.3%。

大概明白了吧,这个项目如果真的如签约时描述,短期(2-3年)来说意味着朝阳工业投资翻番,长期来看导致朝阳的工业产值翻番。如此重大的项目出现如此重大的转折,的确值得一说。

根据公开新闻:

氧化铝项目年产1000万吨,投资约230亿,由锦国投、锦州港、国家电投集团铝电公司合作建设。项目依托锦州港,利用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的进口铝土矿原料,采用拜耳法生产。建成后可实现270亿元产值,提供直接工作岗位约2000个。

这一段信息量很大,一个个看:

1000万吨是什么概念?


“2017年全年我国氧化铝产量为6901.7万吨,同比增长7.9%。累计产量达1000万吨以上的省份,同时也是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是:山东2113万吨、山西1928万吨、河南1156万吨、广西1045万吨。2017年全球氧化铝产量约为13050万吨,同比增长7.7%。

基于上述统计数据,1000万吨氧化铝项目意味着全国氧化铝产能的七分之一强。

辽宁省的雄心在朝阳项目签约仪式上大领导的发言里体现得很清楚:

振兴辽西北、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借此扶贫。

夏德仁指出,年产千万吨氧化铝项目落户朝阳,是辽宁抢抓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而洽谈成功的一项重大产业项目,是省委、省政府实施辽西北振兴战略的重大成果,对全省尤其是朝阳市振兴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所谓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参见2017年末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山东、河南、山西在内的氧化铝生产基地采暖季错峰生产,氧化铝企业限产30%。别忘了前面提过,山东山西河南是氧化铝产量前三名,加起来5000万吨,30%是1500万吨,完全覆盖朝阳市这1000万吨。

至于为什么要扶贫,一张图一目了然。

再回头看前面的引用:

初步核算,全(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5.0亿元。

同为热河贫困山区,我很清楚朝阳gdp为何停滞乃至衰退。首先当然是辽宁“戳泡沫”的结果,其次是海外高品位铁矿涌入,打击了燕山地区的贫铁矿生产。所以朝阳市亟需寻求产业升级——比如从纯粹的采矿业升级到氧化铝制造业。

作为铝土矿贫乏地区,东北以前并没有大规模氧化铝产业。这次承接产业转移,辽宁这个滨海省份的的办法是进口铝土矿,由锦州港承担运输——这倒没有什么稀奇,我国铝土矿质量较差,进口依存达到60%,其他省份也一样。此外,氧化铝项目耗能不少,辽宁还把国家电投集团拉入局,把氧化铝厂址设在东北最大火电厂“燕山湖火电厂”2公里之外。

而新闻中提到的拜耳法,则是目前国内氧化铝生产的主流方法,也是国际公认最节能环保的氧化铝生产工艺。在采用进口铝土矿的条件下,拜耳法能更充分地发挥环保效果。

写到这里,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个项目还经得起推敲——前提是,你得读得懂晦涩的新闻稿。

但现实是,普通人一知半解,网上的流言蜚语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

氧化铝厂建在河上游?

这次抗议中,最有有理有据的是工厂的选址。网友给的图如下,左下的圈是厂址,大凌河由西南流向东北。确实是上游没错,完全不符合中学课本里“化工厂选址要求下风下水”的说法。

鉴于中学课本给的往往是理想态,我们查询了几十年前就总结过的氧化铝厂选址要求:

“(1)厂址要尽可能靠近原料基地,运输方便,运距短。(2)可就近得到燃料供应。(3)就近得到可靠水源,不与农业争水,供水有保证。(4)容易解决用电、用热的需要,铝电解厂要靠近廉价电源,供电有长远保证。(5)紧靠国家铁路、公路,能就近与其联网,并保证运输原、燃材料及产品等的数量需要。(6)要有一块满足建厂需要的不是农田或不是好田的场地,地势平坦、土石方工程量少、容易征购。(7)厂址最好是非地震区或不需设防地震区,工程地质稳定,无不良地质现象。(8)要有合适的废渣堆存场地,易于处理而不影响周围生态环境。(9)较易获得廉价地方建筑材料。(10)生活物质供应有保证,农副产品丰富,价格便宜等。”

总结一下:靠近原料地、可靠水源供水、靠近廉价电源、可靠运输渠道、有合适废渣堆存地。考虑到污染的只有最后一条。

“每天污染8万吨水”?

除了上面这句,把人群动员上街的理由还包括众口一辞的:

“年产200万吨的氧化铝把山西一个市的六分之一地下水用光了”

“每天8万吨水吸干朝阳!”

“8万吨”和“全市六分之一地下水”的原始出处我没查到,也无从证伪,但就朝阳这次氧化铝厂本身的生产方式,耗能和污染问题还是可以量化分析的。

前面提到,1000万吨氧化铝将通过拜耳法制备, 2010年时拜耳法已经是我国氧化铝生产的主流。

基本流程是:

用苛性钠(NaOH)溶液加温浸出铝土矿中的氧化铝,得到铝酸钠溶液与残渣(赤泥)的混合物。分离赤泥后,降低温度,加入氢氧化铝作晶种,经长时间搅拌,铝酸钠分解析出氢氧化铝。氢氧化铝经过洗涤,在950~1 200℃煆烧,除去水,便得氧化铝成品。析出氢氧化铝后的溶液称为母液,经蒸发浓缩后返回配料循环使用。

简单来说,原料是碱溶液和铝土矿,产物是氧化铝、碱溶液和赤泥残渣。

碱溶液的确危害很大,但作为重要的循环原料,碱溶液会被循环利用,近乎做到零排放。这不单单是环保压力使然,而是成本压力要求氧化铝厂近乎无渗漏工作。

这一点在我们查询的2002、2004、2010的论文中都有提及。

生产中的废液(含有Na2CO3和少量的NaHCO3)可返回氧化铝生产流程再用,无环境污染,更不必再加石灰处理。


部分时间甚至达到了生产废水零排放,2002年零排放日达70%。

赤泥残渣的处理的确是个世界级难题,国内的解决办法是堆着。朝阳氧化铝项目的建设工程列表也写明:

氧化铝生产系统,配套煤制气系统及赤泥堆场系统等,并配备建设配电、循环水系统等公用、辅助生产设施,以及办公,生活福利设施等。

但作为朝阳人民的邻居,恕我直言,朝阳真的不缺建类似堆场的干旱山谷,甚至也不缺类似的堆积场——过去几十年这里的支柱产业是采矿,山间遍布尾矿库,管理经验和占地都相当不少。如果因为多了一个废料场就夜不能寐,之前那么多废料场怎么办?有财力都处理掉吗?还是像我一样,在尾矿库周围茁壮成长,靠我父亲下井赚来的工资生活?

真正值得一提的风险是堆场渗透,赤泥中残留的碱液渗透进地下水。出于管理成本考虑,这是企业最可能出问题的部分。需要通过严格的堆场建设监管来解决问题——虽然也没有比之前的很多尾矿库、垃圾场更可怕。

至于有人晒出与所谓“环保人士”的对话,大概是把氧化铝厂误认为了电解铝厂。所提到的硫化物、氮化物、氟化物在氧化铝污染源中基本可以忽略。

我又查了一下电解铝工厂的选址标准,(注意,电解铝和氧化铝不是一类工厂)特别提到:

“①厂址最好处于低氟地区,这样,受纳氟污染的环境容量自然会更大一些;②厂址周边1km范围内,不得存在居民点,特别是全年盛行风向下风向2·5~3km范围内,应该回避环境敏感点,如:较大的村落、居民区、学校、风景旅游区、文物保护点、要求环境洁净的工业企业、大面积农业经济作物等。”

(为什么论文没有提及通常中学课本对化工厂“下风下水”的选址要求。请见第2条。)

抗议民众似乎根本不理解电解铝和氧化铝有什么区别。

被撵走的超级工程?

除了选址和水污染,反对者最气不过的是氧化铝项目“想落户大连、营口、锦州都被撵出来了”,甚至还有本溪也拒绝上马的说法。

我们对上面提到的几个城市逐个查询,锦州确实有过1000万吨氧化铝项目,也是270亿产值,相似度很高。最新的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工厂设计招标,没有下文。

大连除了沈阳工程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周甲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大连氧化铝项目因市民反对而被迫停止推进”,没有更多信源。

剩下的几个城市都没有搜到氧化铝项目被“赶出去”的新闻。

对此,我只能说,从全国来看,人均寿命和gdp水平密切相关。在辽宁这么一个快速衰落的省份里,朝阳的人均gdp稳定地处于最末一位,本来就没有优先选项目的资格。

也许大连和锦州真的拒绝了氧化铝项目,但朝阳作为电力输出大市,和降水不多的干旱山区(降低废料事故风险)首先很适合类似的加工业,其次也亟需工业投资来替代之前的矿业。否则工业gdp和就业衰落的趋势几乎不能扭转。作为邻居,承德如果不搞工业还可以搞旅游,朝阳340万人,也建一座避暑山庄,修一所皇家猎场来发展经济?我怎么觉得比氧化铝还不靠谱呢?

真实存在过的污染

尽管我们逐条核查了网上的传言,但传言的最大魔力可能就是无法证伪。即便项目是可靠的,民众还是可以投不信任票。

何况,2016年,氧化铝厂真的出过问题。

2016年12月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曝光华兴铝业向岚漪河排污。

后续调查提供了很多细节:

1.上次的污染不具备参照性

“兴县新闻办随后发布消息称,经初步调查,报道中涉及的水污染问题是由于突发事故引起的。华兴公司高压溶出二期1号脱硅槽发生泄漏。泄漏发生后,华兴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采取隔断料源、封堵、进应急池等应急处置措施。”

脱硅是铝土矿生产前的预加工步骤,针对的往往是低品位国产铝土矿。朝阳市基于进口铝土矿建立氧化铝工业,步骤非常简单,和国内铝土矿不一样。

2.赤泥堆场管理的确有问题

这一调查结果来自华兴铝业母公司中铝集团,原话是

“赤泥堆场还存在着企业现场管理等方面的不足”

看到这里,抗议氧化铝项目的人大概会说一句:果然!

好吧,是非都摆在这里了,我也不想说朝阳此次决策是对是错。但从舆情发酵——游行反对——快速取消的过程来看,有两个事实基本可以确定。

1 项目策划——签约期间,朝阳市政府并没有和市民充分讨论交流项目细节,也没有做广泛的宣传与科普。因为在游行前的舆情中,很多人一直以为自己反对的是电解铝项目,我甚至没看到对政府方面相关公告的批驳和质疑,完全是网民单方面促使信息发酵,最终投射为街头游行。即推进项目阶段,政府工作缺了“透明化”这个必要条件。

2 抗议从网上延伸到现实后,朝阳市政府完全没有和项目的受益方进行交流——从游行到取消项目只有几个小时,肯定不够交流和讨论,甚至来不及召集各方讨论项目善后的规划,朝阳市政府完全抱着“尽快平息事态”的想法做出了取消项目的决策。

我理解朝阳领导企图让舆论认为自己尊重“民意”,但问题是,民意不仅仅在繁华大街上,市政府广场里,更在住宅小区,在小巷深处,在田间地头,在退休活动中心。这个项目直接创造2000个稳定的中等收入岗位,建设期和运行的订货起码间接养活几百家中小企业,创造几千个就业,为朝阳市带来几十亿税收,改善当地医保和退休金的存量。这些人群的潜在收益,朝阳领导考虑没有?取消他们的潜在收益,听过他们的意见没有?

显然没有,连这样做的想法都没有。

那你怎么指望有人支持?

所以说,抗议爆发后,市政府缺的是民主思维。之前因为不透明导致的矛盾已经是历史包袱了,绕也绕不过去,眼下如果敢于正面面对问题,展开全社会大讨论(可能导致gdp翻番的项目,当然值得讨论),让全市居民充分理解其间的利弊,做一次民意调查乃至投票,看看街头的人群是不是真代表民意,这才算是严肃对待经济和社会问题。

否则的话,我不认为市领导尊重人民,他们只是在多次整肃后的谨慎气氛中,轻佻地选择了最“安全”的行事方式罢了。无论少数人自称的民意是真是假,如此快速地能左右决策,说明真民主缺位。

总之,前期不透明,后期不民主,朝阳市政府以另类方式刷了一次全国新闻场。我猜这不是当地领导期望的“名气”。至于是不是当地居民真正需要的结果,眼下我们不知道,甚至朝阳市民自己都不知道。

但核心矛盾就在于这句:“大家都不知道”。230亿的项目来了,230亿的项目走了,大家都不知道真相,就任凭几个期待着升迁离开贫困山区的干部做出决策。兔死狐悲,我很担心朝阳市乃至承德地区的未来,毕竟承德也修不出第二套皇家园林。

最后转一段之前发在观察者网的讲稿:

两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确立了新的政治正确,就是普选制和人人平等。我们可以说这个政治正确很虚伪,执行起来依然是金钱说话,依然有潜规则。但客观上,它给了基层一定的参与感,通过选举这个仪式,让平民表达了观点,发泄了一定的怨气。然后政治精英再通过政治资金和专业的宣传团队操控选举,在赚钱的同时对抗民粹主义。

这个制度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客观上,它保证国家在工业化人口中有一定的权威,在普通人的潜意识里打造了合法性,能够应付政治危机。比如说前面提到工业国相对中国的高税率,比如说公务员的比例比中国高,警察、税务机关执法的力度比中国强,都是依托这套制度提供合法性,压制资本和反社会力量。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强行仿效这个制度,那是找死。大多数被美国灌输民主的国家都一团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选择这个制度,也不一定能避免所有问题,比如说乌克兰前些年的人均GDP还相当于中国沿海省份,现在已经连贵州青海都不如了。

但是如果完成了工业化,但还是不给基层开放参与政治的渠道,同时宣称西方那套是邪恶的东西,不可以学习,甚至不可以讨论。那这一套就真的会上升成普世价值,会在社会潜意识中成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甚至大多数公务员和领导也信这一套。从目前来看,西方制度在中国的潜在合法性可能比在美国更强。我过去接触的许多干部,都喜欢私下说西方那套好。

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模仿这个合法性。一般来说,抗议者不代表大多数,要求也未必合理,比如说许多集资案的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没交税,也不听政府劝阻,亏了就堵路要政府负责。又比如许多手续合法,经过环评的项目,像厦门px事件,广东江门的核燃料工厂,许多地方的变电站、手机塔,也会被上街抵制。实际上,在这些项目中受益的大多数人没有发声,少数人的抵制既浪费了经济资源,也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

但政府往往会屈从于这些不合理要求,就算不得不恢复公共秩序的时候,也总是不好意思下手,下手了也要封锁消息,像做贼一样。这说明,从官员到群众,再到全中国的网民,都认定政府的行为缺乏合法性授权,没法拿到台面上说。结果就是少数人以人民的名义谋求非法利益,反而舆论上占优势,比政府拥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想更深地干预经济,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获得工业人口的普遍认同,重建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需求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强。因为欧美只需要保持当前地位,中国需要赶超,需要更深入的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摧毁了许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在工业化社会建立牢固的合法性,动员力度越大,隐患就越多。

80年代的苏联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大学入学率超过20%,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经济增长率也不输西方。但是,苏联进步越快反而怨言越多。这时候某些干部觉得应该收紧制度,抵制西方影响,加大投资,恢复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人就是这么想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刚上台的时候也基本赞同他们的看法,把中央换了一遍搞集权,也要集中资源搞投资,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但是呢,在一个人口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搞动员,还要维持前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制,必然会激发巨大的矛盾。所以戈尔巴乔夫很快撞墙了,政策阻力越来越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做了个180度急转弯,全面照搬西方制度。

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履历,可以发现,虽然他提拔很快,但也有很多基层经验和执政经历,不能算是拍脑袋办事的干部。他的困惑在于,作为苏联全面工业化之后的第一个年轻领导人,他必须有所作为,但是旧的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所以进退失措。

而且80年代苏联的对手也是列宁斯大林都没遇到过的敌人。80年代的西方不再是一个贵族公开专政的社会,资本主义经过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内部整合,重建了合法性。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再过20多年,美国就要选黑人当总统了,过去的许多意识形态短板都开始消失,再用老套路搞宣传,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反而会拉伤自己的肌肉。

所以戈尔巴乔夫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遇到阻力就把方向盘转180度试试。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好下场,但也必须承认,之前苏联的老路也不是办法。完成工业化以后,苏联执政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就算戈尔巴乔夫1986年死了,只要苏联领导人不肯正视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搞动员,可以说衰退和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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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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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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