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简单地作品态度的问题而是当代政治的问题,虽然这也不是简单地一国政治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你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福尔摩斯之后,有无数继承大侦探福尔摩斯衣钵的后人,如赫尔克里波洛,埃勒里奎因,明智小五郎等。但是继承侠盗亚森·鲁邦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知名度就相对而言少得多了,鲁邦三世,怪盗基德都只停留在偷东西阶段,而且都是单独小团队作案,楚留香则是一个古代而不是作者创作作品的时代的人物,而鲁邦本人不仅是和作者同时期的人物,而且可是支配着大规模的盗贼集团,俨然是地下世界的大佬。请问,当代有一部作品敢这么写吗?
当代各国对出版物的控制力,对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的要求,不是二战前能够相比的。福尔摩斯最多也不过放放罪犯,而《Y的悲剧》和《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中,伟光正的大侦探雷恩可是亲手杀人,而在如今一个《盗墓笔记》都提倡要上交国家的年代,这样优秀的作品恐怕再也不能出现了,柯南的态度和福尔摩斯不同,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在过去,统治阶级只是想宣扬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的思想,因此才会有基督山伯爵,才会有鲁邦,而在今天,比起单纯地惩恶扬善来说,统治者更希望你通过他的体制惩恶扬善。
无论多么狡诈的罪犯,都能被侦探绳之以法的剧情,是统治者所乐意见到的,而老百姓吃不起饭,恶人逍遥法外,侠盗帮他们劫富济贫惩恶复仇的剧情,已经越来越难以出现了。
在通俗文学的历史上,福尔摩斯显然是比鲁邦更有影响力的作品,但在社会学上,我认为鲁邦才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