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当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是种怎样的体验？ 第1页

我们以后准备挖掘中长篇真实故事了，今天先给大家讲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预热一下。 建国初，机缘巧合之下，14岁的钮益惠成为了台湾特务，后来电台被破获，重要成员全部杀头。钮益惠因未成年，被判10年。这就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 事实上，由于经历各种运动和文革，钮益惠一直坐了33年牢狱，从少年到中年。出狱后风流潇洒不说，他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寻找当年电台被破获的真相，揭露叛徒。他连续多次偷渡台湾找到保密局，然而时过境迁，他不被欢迎，最终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功臣还是烈士？在历史面前不值一提。 这个故事原题《小九》，发表在读库，现经作者@大力老师授权转发。整个故事逾10万字，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慢慢看。

一、我们家

我这个人，从小用我们村儿那些人的话说：聪明透顶，坏事儿一学就会，就是不学好。我是1935年阴历正月二十二生人，上面四个姐、一个哥。按钮家同辈儿排行，我数老九，都叫我"小九"。再到许多年以后，就成了九爷。

因为我是老小，吃奶吃到四岁多，我都记事儿了。后来我妈还喂我，我往我妈奶头上抹红辣椒，这一下儿自己断了奶。我妈疼我，最听我话，除了我爸别人谁也不敢管我。要叫我说，母爱是天底下最糊涂的爱，不管怎么样都疼你。我母亲钮张氏，传统的家庭妇女，得我的时候她四十岁了，那时候得子是宝贝。但是我妈为我受了一辈子的罪。

我们老家在通县南边张家湾儿的垛子村。我家祖传中医，我爷爷是远近有名的中医，我父亲这辈儿应该学医，可他没学成。赶上乱世，孙中山闹革命那会儿，我父亲到广东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具体干什么咱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我呢。再往后他回来了。到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家就甭说了，麻烦大啦。

姓钮的在当地是大户，但不算地主，我父亲弟兄七个，应该说是殷实人家，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父亲钮永绪，话不多，在外面没有不说他好的，但在家我特怕他。在家他绝对是说了算，说一不二，大事儿他全拿主意。他也勤勤着哪，家里什么农活都做。我们都到城里住的时候，他一个人还留在垛子农村，忙家里地里的活。那时候我父亲给我和我哥一人盖了一个院子，每个院子十八间房。我们有房子住，家里挺好的。

我爷爷作为一个有威信的中医大夫，治好过邻村儿一个地主的绝症，那人要送我们家一所房子，我爷爷没要，说我们有房住。后来那人就在我们村儿建了座庙，里面的器物上都刻了我爷的名字：钮建昆。我爷在那一带确实威信特高，有一年做寿，我六叔钮六给办的，流水席少说也吃了几百桌，你算算来了多少人。说明这事儿就办大了去了。

我们这钮姓，你也知道，本来是满族的。但从我爷开始就不认自己是满族，因为太没出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那些人从一生下来就有口粮，成天就是进茶馆，玩儿鸟，玩儿鹦鹉，我爷看不上。

我六叔，人称"垛子钮六"，在通县称得上一霸，而且还霸得厉害。他不是去抢，而主要是保着最大的地主张八爷。钮六最狂的时候，手下两千多条枪，连机关枪都有，鬼子来了都没轻易碰他。

说起我们垛子村儿的那个大地主，他排行老八，我就知道人家都叫他"张八爷"。他家有六座大院儿，村儿中心两座，东南西北各一座，雇了七十来个长工。到收粮的季节，他家收粮的"天囤"搭得比大树还高，能有现在的高压线塔那么高，出了通县县城还离二十多里地就能瞧见。光打这天囤，工程就大了，那时候没有卷扬机，一百六十斤一麻袋粮食全靠扛上去。日本人为什么都没从他这儿拿走粮食，我六叔钮六带人给保着哪。

但是这个地主有一样，他做得特善良，村儿里没有一个说他坏的。本村儿谁家要是死了人，只要到他那儿磕个头，就给一口棺材、二斗小米。一到冬季，他就在村儿里发一百套棉衣；还开粥场，叫伙计们架起大锅施粥，附近各村儿的穷人都能来喝一冬的粥。

我们村儿，还有附近村儿的人都说这个地主好。他骑毛驴儿出来的时候，见着谁都下来，见着穷鬼也不例外。张八爷这个人很有脑子，头土改前的三年，他就开始卖地，派出去好几个账房先生，把地都卖了，把东西都派发了。然后他拍屁股走人，进城去了，再没露面。据说到共产党进来的时候，他家把这些财富都交公了。所以土改呀，斗地主、镇反，都没挨着事儿。但是后来，直到"文革"那阵儿，才有人又想起来，揭发张八家可是个大地主。八爷早死了，把他孙子由城里揪回来，拉回垛子村批斗，也没少折腾。

我这一辈儿的大哥钮益山、二哥钮益林，都跟着六叔钮六干。有一回他们经过北平哈德门外的火神庙，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外幸福大街，看见警察楼子里打人，打得很惨，他们看不过去，进去把伪警察收拾一顿，下手重，出人命了。正闹着呢，日本宪兵赶来，钮益山、钮益林都被日本人抓走，毙了。

日本人最想抓我六叔，钮六这么厉害，日本人能不办他吗？宪兵队请我爷爷去，我爷去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没什么事儿回来了，想让他劝降钮六。过俩月，又通知叫我爷去宪兵队，大伙儿都劝他别去了。结果他说是祸躲不过，不去不行，去了没准儿还有个回旋余地，又去了，就再没回来，连尸首也没见着。

我们钮家跟日本人结了仇，钮六还能被劝降吗？绝没可能了。本来我家祖传中医的，到这会儿早已经玩儿枪杆子了。后来日本人动了心眼儿，从关外东北把收服的一个团的土匪拉过来，钮六不服软，一直打，给围在了蒋辛庄。如果他往东南跑多半就跑了，结果他往垛子这边跑，也就是往西北方向跑，赶上刮大风，顶风，跑不了多远。人都跑散了，最后退到垛子村北边的沙土岗子上。知道钮六在上面哪，日本人传出命令非要逮活的。钮六的两把盒子枪剩下最后的子弹，给自己了。日本人叫人把他抬到村子里，照了张相，好好埋了。

想当初，抗日的队伍要是收编了钮六这伙人，那我六叔不也是个老革命了，至少也和《独立大队》演的差不多吧，怎么着也应该是另一种命运了。日本人曾经在当地收编了一个治安团，团长叫王孟海，开始是派他来打我六叔，叫我六叔的人给打跑了。后来他带队伍去投了八路。到1949年，这王孟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来垛子村了，专门来家看我父亲，还挺念旧的。人家这时候已经当上了解放军的团政委，也是来给咱们看看吧。我六叔当初要是也投了共产党，那就不止是个团政委的事儿了。

再说我亲哥，钮益培，钮家同辈儿排行老三，叫他三哥。他有文化，上的育英中学，好像是在保定上的陆军学校，长得挺帅。听说他参加过抗日的徐州会战，也叫台儿庄战役吧。后来他到了重庆，日本人一投降，他由重庆飞回北平，属于接收的，做了第五补给区的副官。华北好些部队的后勤物资都在他们那儿领，他要是上哪个军需库房去走走，马上就给他送东西，你想想哪个仓库能没有搞鬼的？再后来，他还做了参谋总长陈诚北平公馆的副官。那公馆就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里面的太平胡同，我哥带我进去过。他经常能开车回家，所以那会儿我就坐过小卧车，我知道汽车有"道奇"、"雪佛兰"。那阵儿满北平也见不着几辆小卧车。

这时候我们家早搬到哈德门内，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了。我们那座大院儿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大门一开就能进去汽车。一排五间大北房，屋有多大？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我记得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多大？有半人多高，反正添一次煤就是二百斤。我们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生活够阔。跟我们南边隔一条道的那座大院，围墙又高又结实，就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宅子。

垛子村和大羊坊都有钮家的人，我们城里的家就等于是这俩村儿亲戚的公馆，他们从乡下进城，都来我们家，管吃管住。他们赶着铁轱辘的大马车来，按规定不让进哈德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因为哈德门外都是土路，哈德门内才是柏油路。我哥叫俩当兵的去接，当兵的一坐在车上，没有不让进的。

在我们垛子，都说我哥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总抓壮丁当兵，谁家摊上派兵了，拿出十五石玉米才能免。村儿里人到家来找，求我哥，只要沾上点儿亲的，我哥就说："得了，给领身儿军装去吧。"他们那儿有个汽车队，队长跟我哥好，他一百二十号人有几十号是吃空饷的，平时不用来，上面长官大点名查名额的时候你得来一下，到时候转一圈儿就不用当兵了。有的在自家地里干活都穿一身军装，穿军装谁还抓你壮丁啊。——要这么说，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有八百万。

二、我

你要说我，那就别提了。从小不学好，好事儿甭让我学，坏事儿一瞧准会，一瞧就上瘾。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北平城里住了，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爱上学，净逃学，早上背书包出去，根本就没去学校，跑街上去了。

东单牌楼的西南角，现在的体育场那边，过去是一大片空地，叫东大地。美军的兵营在东交民巷，他们就到这片空地操练，我也跑那儿看，因为他们练得特别整齐，所以好多人都喜欢跑去看。后来"沈崇事件"就发生在那儿。到共产党围困北平城的时候，外面的机场失守不能用了，东单这片空地就当成临时机场。飞机在这儿起飞肯定够危险的，那也没办法，城里再找不出这么大的空地了。最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和将领就是从这儿跑的。

太庙和中山公园前面各有很大的三座门，路上通有轨电车。那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什么也没有，谁的像也没挂，大门都不关，城楼随便上，我还跑到天安门城楼上掏过麻雀哪。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中南海是开放的，可以在里面的湖上租船划船玩儿，我常去，用不着大人带。后来跟租船的混熟了，我划船都能不花钱。有时候我也跑到离家不远的南岗子天主教堂里面，找洋姑奶奶（外国修女）玩儿去，那些洋姑奶奶对我们小孩儿可好了。

那会儿我看的电影特多，我特迷电影。我们家不是挨着大华电影院嘛，当时大华、大观楼、新新，这些电影院在北平算最高级的，我就相当于是在大华电影院长大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在外交部街，离我们很近，我哥有个朋友是里边的，所以我家也总有送来的"慰劳票"。电影院、戏院不是都得有当兵的把守嘛，给电影院派几个宪兵去坐着，到时候就上赶着送票来。他们别人没工夫看，都是我拿了去看。就算没票我也能进去，挨着电影院有墙有大树，我爬树从二楼的窗户就钻进去了，都坐满了我就坐过道的地上，什么好电影也不耽误看。

演一部电影我进去就不出来，一场放完我还在里面藏着，下场接着看，多的时候，一部电影连看四场，就是看不烦看不腻。净看外国片儿了，像《一千零一夜》，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美国的第一部七彩片儿。里边有水晶楼梯，从底下都能看到人的脚，女主人公每次出现都会换一身儿漂亮衣裳。

放这部片子的时候，头一天夜里那些人就排长队等着买票。就是城外面仗打得凶，也没怎么影响北平城里这些人抢着看电影。还有《阿里巴巴四十大盗》、《月宫宝盒》、《龙宫宝盒》、《蝙蝠怪人》，多啦。现在你别看电影这么变着花儿地拍，也拍不出人家那个水平来。我看外国片都不用翻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看得多了，就知道他们大概说什么。

外国电影看了不少，中国电影我也差不多没漏，《十三号凶宅》、《青青河边草》、《一江春水向东流》、《松花江畔》……。还有《天字第一号》，是抗日间谍片儿，女明星欧阳莎菲演的军统女特务，在电影里边她去给日本司令官当太太，日军司令部一开会，就通过佣人借端茶倒水的机会把内容全窃听出去。最后胜利了，都欢呼庆祝，蒋委员长还嘉奖这个打入敌人内部，不但献出了自己，最后还献出了生命的女英雄。这片子我看了好几遍，从小就佩服做地下工作的特务。

有一回我看电影过半夜十二点才回来，不敢叫门进屋，怕我父亲知道，就跳院墙，钻狗窝睡了一宿。清早四五点钟我妈起来了，问旁边屋里我嫂子："小九回来了吗？"嫂子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在狗窝里都听见了，也不出声。

不怕你笑话，你信吗？我九岁就逛窑子，十一岁就"打炮"。你说九岁懂什么，十一岁懂什么？嘿，我说的都是真的。九岁那年我逃学，逛到了瓷器口九道弯儿的妓院那条街，觉着怪新鲜的，就跑进去了。我四姐跟我一学校，她知道我逃学，回家告我妈了。那时候我们家是住在哈德门外，等我天黑回到家，一家人都在屋呢，我妈拿根棍儿站在门口台阶上说："你给我跪下！"我跪在院里。

我妈问我："说吧，你今儿又跑哪儿去了？"

我说："逛窑子去啦！"大伙儿一听都乐了。我确实是"逛"了一回窑子，在里面东逛西看，也没人管我。

我妈气得瞪眼问我："你上哪儿逛窑子去了？"

我说："上九道弯儿。"

大人在旁边故意逗我："那你说说，你都瞧见什么了？"

我说："净瞧见大姑娘脱光屁股躺床上啦!"一院子人哄堂大笑，我爬起来就跑了。

我说的这还是在日本占领的时候，北平的人都没有挣钱的路啊，一睁眼就想着这一天怎么填饱肚子。《骆驼祥子》里说拉洋车，人拉着跑的两轮儿车，可就是这拉洋车的能有多少呀？坐得起洋车的又能有多少人呢？那时候北平这南城的马路边经常有"倒卧"，就是冻饿死的人，俗称"倒卧"，一倒下就卧在那儿不起来了。大人一说，可别往那边儿去啊，地上又一"倒卧"。

所以那些年在北平一条主要挣钱的活路，你想想是什么？没别的，就是女人卖娼。在南城，从天桥到前门，你由南向北走，全是一间一间的小屋，挂一门帘儿，晚上亮盏小红灯，这种的叫"明门子"。"暗门子"就更多了。由东到西呢，从哈德门外到宣武门外都有。站路边见到男人经过就往屋里拽，说身上就带五毛，五毛就五毛吧。全北平挨饿，百业都不行，好像主要就剩下"窑子"这一种买卖了。

再说我十一岁"打炮"，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胡同有个人家，房东在家开赌场的，他设套，来赌的人净输，就他赢钱，都恨他。那时候来赌钱的都什么人，小偷、强盗、无业游民。赌棍输得生气了，结果把他那闺女给办了。我叫她姐，比我大两岁，十三岁。有一回她跟我说："昨儿晚上那人把我拽过去，把那大家伙塞里了。"后来谁都玩儿她，家里人净忙着设套，顾不上管她，就算知道了可能也睁只眼闭只眼。

那天，她招手叫我到屋里去，我说干嘛呀？她说："唉，小九，你来！"我过去问："什么事啊？"她悄悄说："咱俩也玩儿那个。"我能听懂点儿，就说："那有什么好玩儿的？"她说："好玩儿着呢！"这么着，就在她屋里，我把我那小东西往里一搁，挺难受，怪疼的，不玩儿了。我还跟她说："这有啥意思。"

日本投降后，我们家来的那些当兵的去八大胡同逛妓院，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当兵的逛窑子不花钱，干什么都不花钱。一进门儿，老板娘就问："来了您哪，您是找熟人儿啊，还是现挑呢？"说现选吧。老板娘就叫："小翠儿，出来！"出来了，给倒杯茶，走一圈儿。当兵的没说话。又叫："小红，出来！"也是添点儿茶，走一圈儿。当兵的说："行，就小翠儿吧。"老板娘再叫："小翠儿，接客！"领着到屋里去。

办完了事儿，当兵的说扣子掉了，也不知道是真掉还是假掉了，小姐赶紧趴床上帮着找扣子。你知道我干什么呢？我就拿根棍儿在后面捅屁股，捅得小姐乱叫。我都坏透了。

我不到八岁上学，到十三岁六年只混了个初小毕业证。就这么个证书也是用我的聪明得来的，考试全是抄别人的。到初小考高小的时候，换个学校，我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找了个六年级的女同学去替我考，当然我给她点儿好处。我平时给他们吃的，让他们上我们家来玩儿，他们都高兴着哪，所以帮我代考也没什么，再说也不用照片。结果你猜怎么着，二百来号人我考个第一，我根本就不想考这么好。

上五年级我就成笑话了。高小第一天开学，我挺轻松地去上学。老师肯定发现了我考卷有毛病，第一个就问我："你叫钮益惠吗？"我说："我叫钮益惠啊。"他又问我："你考个第一？"我说："啊，是啊。"老师把我请到前面去了，我以为他要让同学都看看考第一的长什么模样，结果他翻开书拿给我说："你把这个念一遍吧。"我说："不念。"因为我肯定不会。老师生气了，他绝没想到我回答得这么干脆，他也干脆说："滚蛋！"我回到座位上，估计他就不爱再理我了。没想到过一会儿他又指着我说："来吧，我给你出一道算术题吧。"我看看确实是指着我，只好又到前面去。他在黑板上给我出了一道算术题：3斤6两减1斤8两，等于多少？

底下的人都伸直脖子看着我在黑板上算哪，谁不想瞧笑话？我看这题好像不难，数都不大，算就算吧。3斤6两减1斤8两，6减8肯定不够了，对不对啊。我从前面借1位，16减8还剩8。这3斤借走1斤，还有2斤。减1斤，最后我得了个1斤8两。觉得没问题，幸亏这题还容易，撑死也就小学二年级的程度吧，答完了我挺高兴地站那儿。底下的人仍然伸直脖子看着我和老师，都挺安静，结果听见老师说："得，你背书包家走吧，你永远也别来了。"底下的人轰的笑成一团。我挺犯懵，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心里觉得家走再不用来了也不赖。

你知道这道算术题答得错在哪儿吗？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我们小时候就没有10两秤，都是16两，借1斤等于借过1斤6两。你说当时谁脑子能想到那儿去？我还在那儿犯愣呢，老师又说一遍："你背书包家走吧，永远也别来了。"那时候师道尊严挺厉害，加上我被识破找人代考，不家走你说还能怎么办？就这么着，我五年级没上成。

虽然我没好好上学，但从小上的是国民小学，唱的是三民主义国歌，背诵的是国父遗嘱，我还是个童子军队员。你听听，到现在我都能唱出《中国童子军之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人民……"

你问了，上不成学回家不挨打挨骂呀？嘿，我妈最疼我，还觉得我受了委屈，对我说："念不成就回家吧，赶明儿读私塾去吧。"哪个当妈的不觉得儿子好？我妈对我也抱着很大希望呢。花钱给我送补习班学英文，在那时候送小孩子学英文也够可以了，到现在我还能背出二十六个字母，不信我给你背背：A、B、C、D……。（二十六个字母不但一口气背出，而且感觉发音纯正。）

我家离东安市场近，那儿有个很出名的"小蘑菇剧团"，小蘑菇跟赵佩茹那比侯宝林厉害。后来为了积极表现，去慰问志愿军，小蘑菇死在朝鲜前线了。我妈当时就领我去看他们说相声，我挺喜欢，在旁边直乐，跟着模仿。人家就说，嘿，这孩子行，让师傅给这孩子收了学相声吧。我妈舍不得，要不然我没准儿早学出来了。可话说回来，那时候说相声的都是下九流。其实我上小学坐那儿，俩人就能来一段儿，能编能说，不怵场。我从小就爱说，耍贫嘴，但我妈不同意让我学相声，你听我妈怎么说，她一到家就说："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让他说相声呢！"

三、电台

我哥钮益培在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刘景惠，老家是黑龙江的，跑出来参加抗日。后来在上海当匪警，相当于现在的刑警、特警吧，实际上他也是"军统"的特务。我哥把他介绍给我三姐，所以我三姐夫是我哥给介绍的。我三姐谁见了都说是个美人，她去了趟上海，见了上海警察局"空中堡垒"的队长刘景惠，他就成了我三姐夫。上海被攻破前，他要跟着往台湾退。三姐夫去台湾的时候，我三姐正好带孩子回北京娘家，没跟过去。

看着国民党不行了，我哥也把我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后来情况变化太快，他又跑到上海，打算和我三姐夫一道走。好像还是先到香港，又去了台湾。根本没来得及再回家说一声。

1949年的时候，这一说就过去六十来年啦，当时我们家还住东单哪。10月1号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我们家里感觉气氛就不对了，反正都心里不痛快。都知道那个情况，这么些年打打打，共产党终于打下天下了，再怎么着，我们心里也不痛快。我们就觉着他们打天下蒙点子穷人行，管理国家那差远了，肯定长不了。就是北平叫他们占了也长不了，国民党早晚还得回来。

我们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了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到1950年，我家在东单牌楼附近新开路胡同的房子因为算国民政府的财产，都没收了。

还好，村儿里土改那阵子，虽然我父亲没在家，但他人缘儿不错，成分是按这时候家里有多少地定的，定了个贫农。村儿里定成分就按地说话，乡下最看重的就是地。因为我们家确实早搬城里了，在村儿里根本没留多少地。这么着，一给定贫农，我父亲就没遭遇什么事儿。至于儿子女婿在城里的情况，那时候与农村就像无关似的。不过在我们村儿你就是地主也不臭，我们村儿不许说地主不好，谁说地主不好在我们村儿通不过，没有一家没沾过地主家的福，所以要说地主不好在情理上站不住。包括对我们家，也都说是"钮善人"。

这年三月，我哥钮益培跟我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

我一看，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打扮。实际上我父亲知道，他们是从台湾派回来的。大人嘱咐我到外面不许说他们从哪儿回来了。我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我父亲说的时候带来了不少消息，听那意思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军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反正这时候我们净想好事了，把坏事就忘在脑后，起码是相信国民党得有回来的可能。要说我们还是太没政治头脑，我们的眼光差得太远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你说是不是？

后来我听说，他们出发前，"军统"的毛人凤局长亲自在台北为他们摆了酒席。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老牌儿特务秦应麟被任命为中校组长，蒋中正签发的委任书，这组里面就有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他们是从定海出发，在江苏的江阴偷偷登陆。（当时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

这当中据说还有个故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手下有个亲信秘书，也是办公室主任，叫潘其武，毛人凤死后就是他接的局长宝座。当时潘其武为了能接毛人凤的班，建议毛局长把秦应麟派回大陆。如果秦应麟这样经验丰富的骨干特工留在局里，有朝一日很可能与他潘其武一争高低。毛人凤也觉得这次任务事关保密局在大陆的成败，非秦应麟这样能干的人出马不行，而且按他以往的履历，对平津一带很熟悉，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也在北京。

那天毛人凤找秦应麟布置任务，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更是特务的天职啊，秦应麟虽然有顾虑也只能服从，当然另一方面他也想回去看看太太。考虑到我哥钮益培和我姐夫刘景惠的家人也都在北京，就选派他俩还有保密局精通电台的孙毓清，四个人组成潜回大陆的行动组。同时局里指派潘其武在台北遥控这个组。

据说出发前的小型酒席上，毛人凤指示，潜入大陆以后不要轻易行动，甚至可以视情况几年以后再启用电台，在这几年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身份伪装好，备足经费，打好基础，做长期潜伏的打算。但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潘其武告诉秦应麟："你们到北平后，由某某人从海南往北平运两车皮橡胶，你们接到之后以橡胶商的身份出现，这两车皮橡胶就作为解决你们的活动经费之用。"

秦应麟化名胡振远。我哥化名齐北光，有齐心合力叫北平光复的意思吧。我姐夫化名叫彭振北，意思也差不多。毕竟他们都是在册的国民党军警特，不化名也不成。我哥和我三姐夫本来可能用不着非得冒这个险，我哥又曾经是在陈诚公馆做事的人，他更用不着冒这个险。他们要是不回大陆，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惦记家呀，父亲、母亲都在家，我哥绝对是个孝子。再说要不是我嫂子、我三姐都没跟着去台湾，我哥和我姐夫也不会这么积极潜回大陆，毕竟他们也想家来看看，也想媳妇想孩子。

咱们说回来，偏偏不走运的是，本来安排好在岸上拿钱接应的人感觉大事不妙，卷着钱跑了。这个组的人一时抓瞎，为了方便行动，几个人分开走，大方向都是往北来，好不容易到了天津，之后又转到北京。根本就没有人按约定往北京发橡胶的货，他们没钱哪，寸步难行。

权衡之下，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决定把电台安在我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里，我哥一表示有这个意思，我父亲二话没说就为他们做准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后来急于架起电台往台湾发报，向局里报告实情。但是这个组的台湾联络人又是潘其武，他回电说："我们尽快再派人把活动经费给你们送去。"

嘿，就是这么一派人，招来了后面的大祸。

我哥他们到了不久，外面又来人了，大人不能去接，我哥告诉我："小九，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给你请的家庭老师，姓孙。"就这么一句，很简单。

我特高兴，我就喜欢往外跑。第二天一清早，我赶了辆毛驴车奔北京东郊的双桥火车站。我兴奋，毛驴儿也跑得欢，没觉得多远就到了。车站很小，没什么人，一天也没几趟车。来车停站了，下来的人中间有一个，我一看准是他：二十来岁，穿灰长袍，戴黑礼帽，挺精神挺文气的，确实像个年轻的教书先生。我过去叫："孙老师！"他很和蔼地说："你是小九啊。"帮他把大行李抱到毛驴车上。正好是春天，小风吹着，沿着乡村大道，一路挺开心地说着话就回去了。家里已经把院子最里面西北角的一间房给他腾好了。

我多机灵啊，大人不跟我多说，我也很快就能知道，孙先生名义上是我的家庭老师，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他原来的本名叫孙玉文，做特务以后改名叫孙毓清。他在屋里架起了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专门和台湾联系。我整天特愿意跟着他转，觉得可有事儿干了，而且肯定是大事儿。

我们先得解决电的问题，乡下没电，怕引起注意，又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他就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给电台供电。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发现我们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孙台长觉得那个行，我就马上把它抱来。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再好的东西我也会马上抱来，谁也不会拦我。

我和他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剪成的铜片长六公分、宽两公分，这么着把一箱子电池串联起来。天线也扯得老高，我登高爬低地帮着从房上架过去。村儿里人就是看见了也都不懂，顶多就知道那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发报的"滴滴答答"声音挺大，但是那阵儿到处都比较乱，加上把它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们家的情况。

这部电台很笨重，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很费电，我们进了好多手电筒的一号电池。联络的距离远，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下来，要不然功率不够。为了作掩护，我们家在东单的市场摆了个摊儿，这样进货就不叫人怀疑了。还可以把那么老些用过一半儿的电池，当旧货给卖掉。

因为孙台长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住在我们钮家，所以他的安全就由我钮益惠负责。像你们听说的许多"红小鬼"一样，我这个"黑小鬼"就利用年纪小作掩护，开展"敌后斗争"。我是心甘情愿为他这个特务传递消息，整天忙前忙后，好多事也非得我办不可，我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没人注意。我心里想着，我们家这就是在"为国尽忠"的最前线哪。

孙台长是挺精神挺聪明的一小伙子，还没结婚。反正他不是笨蛋。而且他这小伙子也挺能耐，在我们家什么都帮着干，我父母挺喜欢他，要再有个闺女就能许给他，那会儿我四个姐姐都出嫁了。我的任务就是一直保护他，帮他看风声听动静。我完全把他当大哥了，绝对的，我死都不能叫他死，就是这种精神。我听见我父兄他们好几次说起："咱家的电台只要叫共产党一发现，咱们这些人就谁也别指望活。"

我跟孙台长玩儿得特好。他英文好，会两手写字，游泳特棒。那会儿我们垛子村水坑多，有东坑、西坑、南坑、北坑，其中东坑水最深，浅的地方也有一米八，谁都不敢去东坑玩儿，他就专门在那儿游泳，教我游泳。那几个月我们俩每天除了弄电台，就是游泳去，玩儿去，他特高兴。虽然一看他就是从外面来的，但村儿里人没有一点怀疑，因为我们家条件挺好，给我请个家庭教师很正常。记得孙台长也跟我聊起过潘其武这个人，他说："秦应麟可能是碍他的事，所以这次这么危险被派回来了。"

孙台长的代号是"人之初，性本善"，我帮着他译电，收发都有报文，我和他整天在家忙电报的事。但是我们译出来的也都是数字，别说我，连孙毓清恐怕也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是给谁收的报文就交给谁。我哥和我姐夫常住在北京城里，他们往返接送电文。三个月的时间，一共向台湾发报六十次，接收台湾来电一百次。这也是后来公审时宣布的罪状。

我哥他们几个一人一本密码，给谁来的电文前面有个电头，一看就知道该给谁。据说发往台湾的电报台头都是"毛经理"，要直接给毛人凤看。那边问什么情况，这边就想办法调查打探，然后答复过去。比如部队调动的消息，有什么攻打台湾或者抗美援朝的动向；党政军高干的情况，像他们的车牌、住处等等。

做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家的人都尽量少跟亲戚朋友接触。我姨的孩子在前门东河沿儿开个货栈，我有时候进城上他那儿去，但是我们的这种事也不跟他讲，就是不想叫他们沾上。要是将来能成事，好了那都好说，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叫人知道，少一个知道，就少给一个人惹麻烦是不是。

他们这个特派的情报组由台湾潜入进来的时候，不是拿钱的人跑了吗，说要给弄的经费也没带过来，吃住和其它费用全是我们家管着，家里还有点家底儿和存粮，我父亲特有心，都能给安排好。当时组长秦应麟一感动，还打了张"欠条"，对我父亲说："到时候一旦咱们成事了，让上面给您家送十两黄金来。"我父亲在乎黄金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四、案发

三个月后，有一天，我在院子外面望风，就见有四个干部模样的人打我家门前经过，其中一个还停下来，一边往院儿里看，一边笑着问我："小鬼，村公所在哪儿？"村公所就在明面儿上，谁能不知道啊。他们一走过去，我赶紧跑回家，告诉孙台长快躲躲，我叫他先到村南头路那边的庄稼地里等我消息。跟他说："赶紧出村儿！我不叫，你就在别出来！"

在这之前，我们刚收到过组长秦应麟的信，上面就一句话："生意没法做了，赶紧收摊吧。"我父亲一看，脸上就严肃了，知道要有麻烦，已经让我们有所准备，把天线什么的全收了，还在灶房烧了不少材料。

那天没过多大工夫，我在大门外看见又来了一些人，到我家门口问问话，我还用好奇的样子问他们干什么，他们态度挺和气，说是来调查受灾情况的。

天黑以后，哗哗地全来的，都是带长枪短枪的。这回一点儿不含糊，到门口也没问话就进来了，马上进各屋搜，见人就看起来。我在院儿里，有个干部模样的专门盯着我，我就往后面走，回头看他也跟着，手握着腰上的枪。最里面是我二奶奶住的屋，我叫了声"二奶奶"，撩帘儿进去了。这个人没跟进来，就站在门外。我二奶奶在屋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已经上炕，从后窗户跳出去，翻后墙跑了。

一出村又发现了干部，还听见枪响。我马上钻进玉米地，孙台长正蹲在里面观察呢，我叫上他接着跑。他身上还带着证件和英文的密码本，我们赶紧找地方埋起来。

在门口跟我的那个干部肯定发现不对了，他们都往地里追，但那时候地里的玉米长得老高了，钻进去谁也找不到。听见他们又打枪又喊话，我道儿熟，我们猫着腰早跑了。

嘿，这晚上这一走，我就是整整三十三年再没回成家啊。

其实这个时候，我哥我姐夫和组长秦应麟他们全都已经在天津和北京落网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把我们家的房子都扒了也没找到电台，可以说来了那么些人扑了个空。不是说吗，我父亲最有心了，他就防着有这一天，早就想好了怎么藏电台。一见苗头不对，他把电台转移走了，藏到离我们几百米我叔家一间破屋的草垛里。我父亲没在家，我也带着孙台长跑了，那些人很生气，连我嫂子、我姐，这些家里的女眷全都没放过，先抓走再说，就剩下我妈老太太和两个幼儿没给带走。眼瞅着要家破人亡，我妈服毒了，但睁眼一看那俩小的怎么办哪，钮家不是绝户了吗？她又赶紧把毒给吐出来了。

本来，我带孙台长逃出垛子村到了北京城就算完成任务，我父亲事先也跟我交代过："小九儿，如果有事，你把他由垛子带到北京就行了。自己过一阵子看看再回来。"那个晚上我带着孙台长往东南跑下去，可是北京在我们村儿的西北，我要给他们造成假象，以为我们没上北京，往天津方向跑了。那一夜我俩兜了一大圈儿，顺着庄稼地先往垛子东南跑，再绕到垛子北面，经过大地村、蒋辛庄、双桥、三间房，跑了有四十里路，最后到朝阳门外。

我们俩这一跑，整个就布下天罗地网了。由公安部坐镇，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紧急通缉，说跑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儿，带着特务电台台长跑了。

孙台长老家是山东烟台的，他在青岛上的高中，毕业后被选派去美国专门受情报训练二年，回到台湾。路上他对我说："小九，咱们会成功脱险的，我带你回台湾。到时候我还回局里上班，你呢就上学去。咱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也是担心我害怕，想安慰我。

我问他："咱们怎么能回台湾呢？"他说："我是山东人，现在连大别山里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在海上经常有台湾来的军舰和大船，咱们只要到了山东，一到海边就能有办法了。然后我带你回台湾。"

我们虽然没吃没喝，但信心还挺足，他们那么些人来抓，不是也没抓住我们。我担心我哥我姐夫他们不能及时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给他们送信儿去了。我还想着那些人不能把我父母亲他们怎么样，毕竟他们都不是特务。

我们明白火车站不能去，公安肯定设卡盘查，所以经过双桥火车站都没停。我们就往朝阳门外的长途汽车站去，应该就在现在的东大桥，那里有去济南的班车。我看过好些电影里的情节，我比他这个特务还鬼，这时候我出主意说："咱俩要分开二十几步走，你能看见我就行。"因为一小孩儿带着一大人，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到了车站，每天有一趟往济南的，我们一想也不能坐同一班车，就决定第一天我先走，试试风头，他再坐下一班。

那你问了，我为什么非要一直跟着他，带着他？让他自己走不就完了吗？因为在北京这边是我负责的，我地面儿熟。我就觉着要能带他跑出去，太光荣了。我十五岁就这么能干，感到特骄傲，一点儿都没想到怕死。我死心塌地，我想着要"为国尽忠"，反正从小在家庭就受的这种影响。你又问了，假如那天晚上我要是自己跑，结果会怎么样？假如那样，公安就不见得非抓我这么个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当然我连想都不会那么想。

这么着，我先上了长途班车。到车开的时候，我往里面走，身后有人叫："小九儿！"我一回头，干了！那你有什么办法，这是本能。再加上我已经跑了一整夜，很挂相啦。

那人说："你就是垛子钮小九吧？"是个便衣，模样挺随和。

这会儿我倒横起来："是又怎么样？！"

他说："我们就找你哪！"

我说："找怎么了？"我知道抓到就是个死。

他抓住我肩膀问："你说说，你把那个孙毓清弄哪儿去了？"

我说："谁叫孙毓清啊？"

他笑了："嘿呦，你连孙毓清都不知道？"我一拧脖子不回答。

又上来几个便衣，跟司机说一声，让调转方向，一车的人都给拉到公安局去了。那时候经常抓坏人，车上的群众对于抓坏人也没怨言。这趟车别去济南了，往城里开，都回公安局，公安局是在前门东。一车的人跟着我倒霉，全得拉过去。挨个查，但是查不到啊，绝对没有他。就我一人儿心里明白，做梦也别想在这车上找到他，因为他根本就没上车。

把这车上的人查了好几遍，车里的上上下下也搜遍了，没找到孙毓清，只能找我要孙毓清了。就回过头来专门关一屋里审我，对我说："小九啊，你还小不懂事，只要交待孙毓清去哪儿了，我们保证你没事，你们家人也都没事。你父亲、你哥、你姐姐、姐夫，我们都可以考虑宽大处理……"

我一听，就明白我们家人全都被抓了。但是你知道我当时说什么？我说："你们小看我了。我从干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只要叫你们发现，我们谁也活不了。叫我出卖孙大哥，你们那叫瞎想。我说出了他在哪儿，你们就放我父亲、哥哥、姐姐、姐夫，那全是骗人的话。我还等着他有一天替我们全家报仇哪！"

他们听了很不高兴，但还得接着审。审我比审谁都重要呀，肯定我知道他孙毓清在哪儿呢。可是死活我都不说，我就认定我十五岁能"为国尽忠"是最大的光荣。我说："你们甭给我说这么些了，你们肯定要杀我。你们再说什么，我都知道犯了死罪。你们甭打算从我嘴里知道什么。"

他们又劝了我半天，我还是说："我才不信呢！我就是告诉你们了，也非死不可，我们家人也非死不可。"最后公安人员说："这个小家伙比谁都反动！"这也是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后来被判重刑的原因，用他们共产党干部的话说："放谁也不能放这个钮益惠！"

我知道，那阵儿镇反，凡是有点事儿的就毙了。天天毙人，北京、天津的报上天天登好多枪毙的公告。不信你去找出当年的《天津日报》、《北京日报》看看，甭算全中国别处的，就这俩地方每天毙多少人？真了不得。确实，国共双方互相都是红了眼地杀啊。

我们正是犯在了"镇反"的风口浪尖儿上。而且像刘胡兰、赵一曼什么的，我都听说过，我心想我比这些共产党的人还坚强。他们连着审了我好几天，我就这态度："甭问了。指着从我嘴里找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相信说不说都一样，说也得死，不说也是死，甭糊弄我。那时候共产党刚得天下，很注意形象，公安还不兴打人，不兴上刑逼供，他们好几个人在那儿转磨、尥蹦儿，拿我没办法，干着急。

审我的时候，是公安二处在东城沙滩北边的一座大宅子，可能也是没收国民党大官儿的。他们没别的好办法了，还把我弄到卫生间里，那时候大概这种高级的卫生间特别少，押我到抽水马桶跟前，指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装不知道。他就说："告诉你，这是绞人的机器！不信你听着啊——"哗一开水箱，"你听见没有？"我显得挺害怕。他说："你坐上去！"我说不敢，他说："叫你坐这儿你就坐！不老实马上给你开机子！"我坐上去。我心说了，我还不知道这是拉大便的呀。

又押我到大澡盆旁边，对我说："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我还摇头。又说："这是给你灌水的！你看看——"一开水龙头，嗬，水还真挺冲。把冷热水全打开，冒着水汽儿。指指那玻璃墙说："告诉你，这里边哪儿都有电！"他们还以为我是一农村孩子，拿我当垛子乡下抓来的傻小子了，哪知道我什么没见过啊！

我家住东单，我从小就往公馆跑，里面什么没有啊，就这抽水马桶、大澡盆什么的早见过了。所以他们这么吓唬我，我全明白，我也不言声儿。

打小我跟警备司令部耿副司令的小儿子一起玩儿，这孩子身边总跟着一个勤务兵。我万没想到，在公安二处这儿碰上这个勤务兵了！呦，我一看，这不是他嘛？他穿上了一身儿共产党公安的服装在里边呢。正好打一照面，他也没法不认出我来。预审我们那地方的人应该都是很可靠的，我也不知道他这算怎么回事。如果警备副司令的勤务兵都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想想当时国民党的北平城还怎么守？

趁没人或者送饭的时候他还问过我："你怎么了？"我说："特务电台在我们家给抓住了。"他说："那倒大霉了，这事儿可轻不了。"别人不知道他认识我。给我送的饭都是由外面买回来的烧饼、包子什么的，吃得不错。后来只要一押解我出去提审，我就以为这是要枪毙，要活埋了。我想我十几岁就"为国尽忠"了，感到挺英雄。

说起来我跟耿副司令的孩子玩儿的时候，还闹过一出笑话。当时北平街上有出殡的，要找小男孩儿背鼓，唉，就把我们俩给拉去了。我们俩穿上那白衣服背了鼓，挺卖劲儿地敲着走在出殡的队伍里。结果那孩子他妈，也就是那个副司令的太太回来一听说，赶紧叫人找去，派勤务兵马上找过来，一眼瞧见我们在那儿起劲儿地敲鼓哪，进队伍里就把我们俩给拽出来了。

那出殡队伍管事的还不识趣儿，跑过来一连声地问："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当兵的说："什么怎么回事！你他妈长眼没有！"啪就给那管事的一嘴巴，"他妈的，这就算没找你的事，还敢叫这孩子背鼓了！"管事的捂着脸，他就知道这小孩儿在路边一叫就来，哪儿想到这臭孩子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公子呀。

扯远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抓孙毓清的事。朝阳门外东大桥的那个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往济南的班车不是就一趟嘛，结果还是在车上把孙台长抓到了。要叫我说，那时候的特务和公安都够笨的，简直笨死了，哪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

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电台怎么暴露的，是台湾派人来送钱，一个叫王永祥的香港商人，带着汇票到天津锅店街的老太和药铺交接。我们的人去领钱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也等你把钱领走，然后再跟踪抓捕，一网打尽。这个王永祥，我想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的情报员，因为他一到天津，我们全组就都完了。要真是这样的话，潘其武可真是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

我跟你讲，我们家成这个样，最主要的是我父兄都抱着一个观点："忠臣不保二主"。我们家倒霉就倒霉在这六个字上了，到死都抱着这个观点。我父亲虽然不怎么说话，但认准的事绝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抓到我父亲以后，说他最顽固，审都没审，就地正法。

我父亲和我哥最瞧不起"墙头草"。我们钮家有这样的，我六叔，钮六，一条好汉，可他儿子，我叫五哥，就是这样的。他当过日本人的差，投过八路，吃不了苦，又找到我哥当国军；眼看国军不行了，再投奔解放军，后来被派去当了志愿军。结果在朝鲜战场被俘，又自愿去了台湾。

他本来在北京有个媳妇，志愿军部队以为他牺牲了，他媳妇还一直享受了几十年的烈属待遇，挺光荣的，但是也没办法再嫁。结果，那年开通回乡探亲，五哥突然又从台湾回大陆来了，要说最难受的是他在北京的媳妇了。他留在大陆的女儿也是一直没嫁。我发现这位五哥还是那么胆小，什么话都不敢跟我们多说。

五、执行

其实我们早晚是跑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你弄个电台在那儿整天嘀嘀嗒嗒发报收报的，早晚得出事。没判的时候，对这一案的人分别预审了几个月，我先是关在天津公安局二处的看守所，后来在天津的沈阳道，又关在新华北路五十二号，这些地方在国民党时期就是关人的。到我们去的时候，里面关的全是效忠国民党的政治犯。

最早抓到的犯人先送到天津的茶淀劳改农场去，这地方以前是日本人关中国人的。有个"新生人员"大队，结了案的人暂时搁在"新生"大队，说让他们"新生"去，意思是有希望重新做人。在里边让学习材料，那上面说的都是国民党"军统"怎么杀共产党的。我记得说山西应县围城的时候，里面关着四十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城破之前，把这四十一个都杀了。材料上说全国好多这样的地方，一围城，里面关的就全杀了。

这时候，我们一起关的都是国民党的人，政治犯。1950年国庆节我记得清楚，因为给吃了鱼、月饼、梨。在里面每过一个阶段结一批案，挨个叫出去说："你现在结案了。"你得说："感谢新政府！"然后问你："你对自己所干的那些坏事还有什么认识吗？新政府已经给你重生的机会了，你对今后有什么想法？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

有的人回答："得了，我前半辈子扔了，我危害人民，只要共产党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我一定将功赎罪，好好地争取重新做人。"是不是，一般的都这么说，在里面关这些天也都是这么教育的。

可是也有人呢，心里明白你再怎么要求，顶个屁用。就这么回答："我这一生也就结了，我别的要求没有了，就是我死后，请在我的坟上插个牌子：忠实的国民党的儿子。"回去以后同监的问："都问什么了，你怎么说的？"这人就回答："别的都没说，就是我死后给我坟上插个牌子就得了。"

后来其他人也跟着学，这么回答的人就多了，预审员就在大会上拍着桌子训话："你看看你们，啊，就问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不老实说，还什么'坟前立个牌子'。还想立碑吗？我告诉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今天，我在这里宣布：在中国的土地上，永远也不会再给你们国民党的树碑立传了！"

到"镇反"开始的时候，那个"新生人员"大队里国民党的人，都由茶淀拉出去了，拉一拨毙一拨，差不多全给毙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天天从"新生"大队往外拉人，头天拉过来，第二天毙。你知道怎么枪毙吗？头天晚上过来了，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叫什么。说："行了，回去吧。"第二天，人就拉出去毙了。哪用得着什么审判过程啊。

我们全组预审完了以后，送到军管会的军法处临判的时候，把我们同案的这几个人带到这边的看守所，临时放到一个屋里，自抓到以后就这么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不怕你们串供，因为不会留着你们了。预审的时间很长，几个月，是要从这些人嘴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到送去判的时候，该毙就毙了。

那天是1951年1月11号，很冷。我们都没睡觉，一整夜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他们情报组的几个成员，自抓到以后头一次见面，而且关在一起，都在抓紧说他们的事，对情况。实话说，虽然心里很难受，但从态度上还都想做个有骨气的人。因为我才十五岁，他们估计不杀的可能只有我，组长秦应麟眼睛红红的，走到跟前紧抓住我的手说："小九，你最小，将来就你可能回到台湾。万一有一天你真回去了，一定要去局里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他们说清。你一定要替我们问一问：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谁给咱们派来送钱的？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到死他们也闹不清，这个王永祥到底是被共产党给策反了呢，还是他本身就是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所以不甘心哪。

我哥钮益培知道要到绝地了，他说："到时候都多喝点儿水啊，痛痛快快的！"意思是痛痛快快地多喊几声口号。但实际上，枪毙的时候就不叫你喊口号，都拿铁丝把嘴给勒上了。我哥至死也不悲观，给我的感觉是，他认为这么死光荣，死得值。

毙我哥他们那天，1951年1月26号，一清早起来就不开门、不放茅、不倒尿了。完啦，就知道今天要拉出去人了，里头特紧张，不知道叫到谁。这时候我哥和我隔一个牢房，两个屋中间用一盏灯，上面挖个洞。每个牢房十几个人，我听见我哥在那边冲我说："九儿益惠啊，我今儿个就走了。"他这句话里有很多的意思，起码包括"家里的一切就托付给你了"。我答应了一声："唉。"再说不出别的。我虽然小，也全明白国共之间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谁也挡不住。就听见哗啦哗啦地开门往外带人。谁都不言声了。

我们这屋里，有一个犯的是造谣罪，具体造的什么谣咱们不知道，反正是反共的谣吧。外头一喊人出去，他当时就尿了裤子。这都是不由自主的。后来还是把他拉出去了，造谣也是死罪。

在最里面那个铺上的，是个国防部二厅的上校专员，叫关健平，三十多岁。预审那会儿我们就关在一起，我叫他大哥，他叫我小弟，我们俩关系挺好。他躺在铺上，已经病几个月了，骨瘦如柴呀，整天就喝点儿稀粥，一直半死不活地躺在角落里。

往外拉人的时候，有个反革命集团案，已经叫出去仨人，还有一个同案的在我们这屋，就听见过来要开我们这门了，那人"蹦蹬"跳下地，抱拳屈膝对我们说："哥儿们弟兄，我再有十八年又成一好汉了！今儿个我这就先走一步啦！"结果你猜这么着，外面进来提人的根本就没正眼看他，把他推一边，大声叫的是："关健平！"嘿，关健平腾地就坐起来，躺好几个月没起炕，就这一声叫，他腾地就起来了，那股劲儿嘿，都不知道他哪儿来那么大劲儿。

看守要提他出去，他说："请等一下，我穿上衣服行吗？"看守说："行，你快穿！"关健平拿出个包，全是高级服装，有中山装，有西服，穿了这件穿那件，一件一件都套上。

这边叫了人拉不出去，能行吗？外面堆了好些人，大概过来一个干部喊："别让他穿啦！拉出去！"看守上去一拉，这关健平突然大叫："我操你妈的——"接着就喊口号："国民政府万岁！打倒……"干部喊："快把嘴给堵上！"看守赶紧掏出块手绢上去一边拽他，一边往嘴里塞。关健平吭哧一口就把他手给咬住了，这回喊的就是看守了，疼得哎呦哎呦大叫。我们通铺旁边的过道只有一人宽，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要帮忙帮不上，这被咬的还叫哪："哎呦，咬住啦！咬住啦！"。

这时候，我就看见从外面冲进来一个大块儿头，穿黄军装，大皮鞋，抬腿跳上铺，咚咚咚从我们眼前这一排铺上踏过去，跑到最里边，关健平还趴在铺下咬着看守的手哪，这大汉抬起大皮鞋，咔嚓一脚朝背上跺下去，关健平当时就不出声儿了。

你想一个骨瘦如柴，一个足有二百来斤，这一大皮鞋下去，都用不着枪毙了，但还得拖出去执行。我们都在铺上坐着，都在瞪眼瞧着，我就挨着关健平的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跟你说，我没受多大刺激，别看我不过十五岁，我当时觉得这就是英雄。

1951年1月26号这天，我们那里一共拉出去了三十八个人，其中就有上校关健平。开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包括我们钮家亲属在内的情报组人员，在天津小王庄被军管会立即执行。第二天，这个消息在《天津日报》头版刊登。报上登的处决人名中没有上校关健平，他肯定是在没拉到刑场前就完全断气了。

六、我们组

甭管你信不信，我虽然小，但看了这些事情并不是受多大刺激，而是感觉他们这就叫英雄。我那时候就想过，要是有朝一日，我得到台湾去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

那天把这些人拉走枪毙了以后，又来宣布我们都判了多少年刑。我们那一案，叫"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案，我们组也是在天津交接时破的案。组长秦应麟，三十六岁，判死刑，立即执行；他妻子卞书兰，帮助掩护，算同谋，判十五年；他内弟卞树堂，参与活动，无期徒刑；还有个叫李光琴的，属于有牵连，判十五年；电台台长孙毓清，二十四岁，判无期；我哥钮益培，二十七岁，骨干分子，死刑，立即执行；我三姐夫刘景惠，二十七岁，也是重要成员，死刑，立即执行。

说起来，三哥跟三姐夫都曾经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可是到这时候，抗日没过去几年，都得死在中国人的手底下了。

我大姐夫梁锡增，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旁边的玉器行当副经理，生意人，我们这个组的人进城都到他那儿，他也没想着当特务，只不过叫他赶上了，把他牵连进去，给他定性是"联络站站长"，判十五年；还有我堂兄钮益海，二十岁出头，他在大栅栏的三庆戏院小卖部当经理，实际上啥也不清楚，就因为跟我哥都走得近，判十五年；我，钮益惠，十五岁，倒是特别卖劲儿，本当死罪，念我未成年，判十年。从一抓到我那天起，我就认为是一个死字，我是一心准备当烈士的。

孙毓清按说是要犯，没被判死刑，估计是有立功表现。可能是他精通电台和密码，留着有用。听说抓到他以后让他给台湾发电报了，就像之前"保密局北平特别行动组"破案以后，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叫被捕的组长计兆祥往台湾发电报一样，让毛人凤的军情局特别没面子。不知道孙毓清发的电报都说了什么，这年镇压反革命，什么事没有的都枪毙了，不清楚他为什么给留下来。他绝对是个谜。

1951年1月27号的《天津日报》还对我们组的下场作了报道，大意是一举破获台湾派遣的"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捕获主从犯十一人。我钮益惠的名字列在倒数第二。在这张报纸上还登出了其中五名要犯的照片，那就是秦应麟、孙毓清、刘景惠、钮益培、李慕仁。

这篇报道上没有提我父亲的名字，为什么？我父亲是全家之主，他老人家特别精明能干。自从我哥和我姐夫把电台弄到家里，一切的事情都由我父亲安排。他为了儿子为了女婿，为了这个电台用尽心思。得知走漏风声后，他在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把收报机和发报机拆开装到缸里，运到离我家几百米的一个本家叔叔的破草棚里。

破案后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抓齐了，就是找不到电台，办案人员气坏了。我父亲在外面躲了一个多月，到处都风声紧，后来落脚到西直河的我五叔家，最后是五叔害怕早晚全家要受牵连，告发了我父亲。公安押着我父亲去起获电台以后，可以说没经过审讯，也没有什么结案，军管会立即就地执行死刑。所以《天津日报》在报道时根本没我父亲这个人。后来是我堂兄钮益芳赶了大车，把我父亲的尸体拉去埋了。这些都是在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

整个案子从审到判，直到执行和登报，就再没听说那个王永祥的情况。如果他确实是台湾那边派来送钱的，肯定就会作为同案犯被重判，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后来的下落。这事就更奇怪了。

孙毓清台长的父亲在青岛，是工程师。他被捕判刑的消息一登报，当地公安也上家去调查了，第二天他父亲就上吊自尽。在监狱里，孙毓清大概也是有立功表现，要不就是他有什么特殊用处，后来他提前出监。许多年后听他妹妹的一个亲戚说，有人看见他出来以后在张家口还要过饭呢，我也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到底是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有他求生的本事。而且最奇的是，他竟然又回到了台湾，我就纳闷儿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怎么回去的？反正不可能像他当时在逃跑路上跟我说的，能跟台湾联系上，来船接他，到后来那些年门儿都没有啊。

孙台长的亲妹妹在山西太原，北京这个姓王的先生跟她是亲戚，听她讲孙毓清回到台湾以后，局里给他军衔连升三级，由上尉升为上校，发给他几十万补助金。九死一生跑回去了，还能不奖励？听说到80年代末，他也回大陆探亲来了，到山东青岛给他父亲重修了坟，扫了墓。共产党政府还接待了他。只要活着，就是跟死了的不一样。他到了大陆应该会经过北京，应该会想着我们家呢。他没来找我们，那就是有没来找的原因，你说是不是？他应该什么都知道。是不是他有什么不方便？那就不知道。这就不必要追究了。

我们那个组最后回到局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我们两个一点儿联系也没有，他绝对想不到我会回到局里，而我也万万不会想到他还活着，万万不会想到他早已经回到局里。就像他那时候跟我说的，他还真的回到台湾，重新回到局里上班了，而我是不可能到台湾上学的。

我是在1999年年底，用偷渡的办法到了台湾，12月31号我终于到了军情局。孙毓清是2000年去世的，嘿，你说这事儿寸不寸？也就是说，我到了军情局的时候他人还在，但是我们错过了这次最宝贵的见面机会。他要知道我能去，你说他能不接待我吗？我要知道他在台湾，一进门儿就直接让他们请孙毓清来说说，说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们家是怎么回事，那不就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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