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解放前渣滓洞、白公馆的守卫部队还要杀人，不是自找死路吗？ 第1页

赞同 @www1987wl 的回答，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通常倾向于以「个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国家政权」的行为。

对于言英同志（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回答，我的看法是：类似国民党的这类反动政权，同时具有「反动」和「国家政权」两个属性，而它们首先是国家政权，其次才是反动的，这两点共同导致了它们在濒临灭亡时犯下的暴行。

如果看守监狱的只是徐远举、沈醉、杨进兴这样的特务，脱离了背后的国民党政权，面对解放军的攻势，他们倒是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小命而放下手中的屠刀。然而，他们是国民党统治机器上的一环，而正是这台机器，做出了毁灭重庆兵工厂、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集中营的决定，并交予像徐远举这样的螺丝钉来执行。

虽然结果不同，但根本的逻辑是相似的：无论是国家政权，还是个人，都是要趋利避害的。于这些特务个人而言，放下屠刀争取保全性命是最明智的选择；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尽可能的毁灭现有的资源，消灭羁押的革命者，给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与报复，是有利于这个政权继续苟延残喘的选择。

身处于国民党政治集团之中，像徐远举这样的特务头子有着干完坏事飞回台湾的退路（尽管他没能逃得了），自然死心塌地的执行屠杀计划；像普通的底层特务，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除了服从命令外别无选择。这大概就可以解答题主的疑问了。

至于国民党政权纯粹反动的一面，言英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除了国民党之外，还有纳粹德国在1945年春天行将覆灭之际，依旧在控制的集中营内运行着屠杀计划，以至于同盟国军队解放这些集中营的时候，仍然能看到成片的死难者遗骨。另外，他们在战斗中不择手段，连儿童都加以武装，准备拉整个德国给他们陪葬，正如戈培尔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所说的，「当初他们选择了我们，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了」。

（图为美军清理、掩埋达豪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

同样地，军国主义日本也在塞班岛、冲绳岛等地战败之际，大规模恐吓、逼迫岛上居民自杀。日军鼓动当地的日本居民跳崖，甚至向人群中发放毒药、手榴弹以强迫他们为军国主义政权陪葬。

作战失败后，为了积攒力量而强迫百姓迁徙的自古有之，而像日本法西斯这样在战败后疯狂残害本国百姓的，实属罕见。除了他们骨子里的「反动」属性，实在难以找到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暴行了。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毁灭犯下暴行的证据」。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纳粹在即将彻底毁灭之际，反而加紧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国民党特务加紧屠杀中共革命者，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所幸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得以铭记这段黑暗罪恶的历史。

还有一点，可以归结为「行将覆灭时的狂暴｣，也就是言英同志所说的“无能狂怒”。譬如希特勒在巴黎起义后命令彻底消灭巴黎，恐怕就是这样的心态。

不过，这样的心态也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作恶多端的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在即将遭到凡尔赛梯也尔政府的残酷报复而失败之时，一些巴黎公社的社员在「巴黎不属于公社，就应当毁灭」的绝望情绪之中，放火烧毁了部分巴黎古建筑。我本人是巴黎公社坚决的支持者，也能够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是在这里当一个例子。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移步这则答案，感觉说的十分细致了）

私货时间：

在这里想谈一谈苏联的两个类似的例子，然后试着稍微分析一下。

1918年，布尔什维克将沙皇一家囚禁在叶卡捷琳堡，他们打算像审判路易十六一样审判沙皇。然而，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的挺进使他们丢掉了这个地方。在撤退之前，沙皇一家遭到了处决。

当然，这个例子很难称得上是如同白公馆、渣滓洞一样的「暴行」，不过依旧可以稍作分析。这个决策无疑是「趋利避害」的体现。消灭沙皇一家，就等于消灭了复辟帝制的源头；心慈手软放过沙皇的话，按照托洛茨基的预计，苏维埃会毫无疑问地被白卫军所吞噬。套用罗伯斯庇尔的句式，就是「尼古拉必须死，因为苏维埃必须生」。将沙皇一家带到后方也并非行不通，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会冒这样的危险。

第二个例子要稍微长一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左翼领袖斯皮里多诺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1906年17岁时因刺杀卢热诺夫斯基将军被判终身苦役。在服苦役11年后，她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十月革命，她领导的社会革命党左派也是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唯一支持十月革命的政党。然而她在余粮征集制、特别是布列斯特合约等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爆发激烈冲突，社会革命党左派最终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在叛乱被镇压后，她因「对革命作过特殊贡献」而被判处一年监禁。1919年2月10日，苏维埃政府再次逮捕她和其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24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把她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内。4月20日，她逃出后继续进行反苏活动。1920年10月20日又被捕入狱。1921年9月13日，政治局作出释放她的决定。1923年初她企图逃往国外，但被抓获，被判处3年流放。刑满释放后被关进精神病院。此后退出一切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德国入侵苏联3个月后，夫妇二人和其他150名政治犯被执行枪决。

即便是按照斯大林时期对她的判决，斯皮里多诺娃也罪不致死，却在莫斯科即将遭到德军攻击之际被杀害，由此可见斯大林政权在当时唯恐这些反对者为纳粹所用的恐惧感，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被处决的大部分人就算是落到纳粹手里，也会成为烈士，而非叛徒。当然这也说明了集中处决政治犯这件事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国家，在特别危难之际也可能成为国家政权们的通病。

这就是体系性作恶的可怕之处。

开枪的士兵想：我这是执行命令，战场上杀人那么多，还优待战俘呢，我这是被命令开枪，就是找到我也就是个战俘待遇。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直接下命令的军官想：我是上支下派，开枪的不是我，做决定的不是我，我就传达个命令，这完全没我什么事儿，将来就是落到共军手里也有的说。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监狱的主官想：这是毛局长的命令，有事儿也是他的事儿，行刑我连看都不看。再说了，我也不是一定跑不出去，要是能去台湾或者美国，还怕什么？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毛人凤想：这个骂名我算是背上了，不过台湾的位置我已经有了，就这样吧，反正不敢忤逆蒋介石。不执行马上就要受罚，执行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干吧。

蒋介石对毛人凤说：别管那么多，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今天之失败，正是由于过去我们太仁慈了，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了下来。至于重庆集中营的人犯，一律予以清理杀掉。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干脆一起杀掉！

所以在体系里面作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无辜，谁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所以必须推翻整个体系才能迎来光明。

我们不妨反向假设一下，如果看守不杀这些烈士会怎样。

我的回答是，一样会完蛋，而且可能死得更快。

我们先把以下主体标出：

地下党被捕人员、中共官方、国民党特务看守、国民党上级

首先：地下党被捕人员虽然坚贞不屈，但依中共组织纪律，这类同志少不了小鞋审查降格，没有能力替特务讲话，那么多整天跟中共斗的看守特务，不会连中共最基本的组织规则都不懂。

其次：这群特务对中共的利用价值不大（其实大，但特务们如此理解），中共进军西南，高官大特务一抓一大把，谁会在意几个缺乏利用价值小看守献诚？更何况是造大坏事的看守！

然后：特务自己犯下众多滔天大罪，自知难赎，更何况，自己的背后还有宪兵用枪顶着，一旦营救，马上以通匪罪处！

最后：国民党官方对特务的确有安排与承诺（就地潜伏、飞机接走）只不过最后大部被捕结局枪决。（飞机没来原定架次，潜伏被捕）

@胡悠 回答有误

杨进兴被缉捕归案，不是他老婆说漏嘴，而是他自己多次发牢骚被人听见了。

二

大屠杀是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实施，徐远举执行。

殉难者名单

引自

权威资料参考书——《来自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

群众出版社

1997版

《血手染红岩》推荐一下，值得珍藏文史资料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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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lude-1 网友的相关建议: 
      

确实是有释放行为的，比如白公馆的杨钦典。

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确实有回应，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尤其是陈然和罗广斌，杨钦典很佩服。

新中国诞生前夕，对白公馆、渣滓洞里革命志士的杀害开始了。

杨钦典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亲手杀害了小萝卜头。

在大屠杀中：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还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长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警卫部队在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同时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

然后这位「代管」的国民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自己逃跑去了成都。

杨钦典和监狱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罗广斌等革命者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撒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 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为杨钦典作证，杨钦典回到家乡务农，于2007年病故，年89岁。罗广斌在回忆录中写到：

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逃跑的白公馆所长杨进兴，后伪装成贫农在南充务农，于1955年败露被捕，1958年在重庆公审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提供一个背景：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特赦，之后的战犯就几乎没有被执行死刑的，即使是没有被特赦的「血手染红岩」徐远举也是1973年因脑溢血死于狱中。杨钦典也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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