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常说台湾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么国民党正统在哪里呢？ 第1页

看看国民党一大名单吧（名字后面的括号，指的是49年政协开会时的政治状态）：

中央执行委员（共24人）：胡汉民（被蒋软禁，已故）、汪精卫（汪伪）、张静江（出国）、廖仲恺（左派，被杀）、李烈钧（已故）、居正（右派）、戴季陶（右派）、林森（右派）、柏文蔚（左派，已故）、丁惟汾（左派）、石瑛（左派，已故）、邹鲁（淡出政坛）、谭延闿（已故）、覃 振（右转左）、谭平山（民革）、石青阳（已故）、熊克武（民革）、李大钊（中共）、恩克巴图（汪伪）、王法勤（已故）、于右任（中间派书法家）、杨希闵（民革）、叶楚伧（已故）、于树德（政协无党派）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共17人）：邵元冲（已故）、邓家彦（右派）、沈定一（被蒋刺杀）、茅祖权（已故）、韩麟符（中共）、李宗黄（地方派）、白云梯（地方派）、张知本（左派）、彭素民（左派，已故）、毛泽东（中共）、张国焘（中共）、傅汝霖（中共）、于方舟（中共）、张苇村（已故）、瞿秋白（中共）、张秋白（已故）

中央监察委员（共5人）：邓泽如（已故）、吴稚晖（学者）、李石曾（博物馆馆长）、张继（国史馆馆长）、谢持（已故）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共5人）：蔡元培（已故）、许崇智（淡出政坛）、刘震寰（淡出政坛）、樊钟秀（已故）、杨庶堪（已故）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总理 孙 文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廖仲恺（左派，被杀）、戴季陶（右派）、谭平山（民革）

组织部部长 谭平山（民革）；秘书 杨匏安（共产党员）

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汪兆铭继任）；秘书 刘芦隐（民革）

青年部部长 邹鲁（淡出政坛）；秘书 孙甄陶（淡出政坛）

工人部部长 廖仲恺（左派，被杀）；秘书 冯菊坡（共产党员）

农民部部长 林伯渠（共产党员）；秘书 彭 湃（共产党员）

妇女部部长 何香凝（民革）；秘书 唐允恭（淡出政坛）

军事部部长 许崇智（淡出政坛）

海外部部长 林 森（右派）

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一般来说指的是国民党右派。国民党中“不反动”的，指的是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即后来的民革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成员。

其他回答没有一个正确，原因是什么？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出炉的背景，是为了和共产国际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

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出炉，其历史背景，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如上期策划《转型中国·1924》所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一个负面效应，是造成了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认知的信仰分裂。尤其是共产国际操控了国民党一大，坚持用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包装之后， 孙中山本人为了挽救党内的精神分裂，不得不于1924年8月在广州做系统的三民主义演讲，演讲中明确指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 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 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孙中山此前坚持要在国民党一大印发自己的《建国纲领》的原因，当然，因为鲍罗廷对一大的控制， 《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一大的会场。

孙中山1924年夏天的三民主义系统演讲，给苏俄和共产国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使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但次年春孙中山的去世解除了这种尴尬，此后，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加速推进。作为反击，戴季陶在1925年3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口号， 意即不接受共产国际对 “三民主义”的重新包装。稍后，在这年的夏天，戴氏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理论著作，再加上其《民生哲学系统表》 ，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和孙中山一样，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希望消弭阶级矛盾】

由戴季陶， 而不是别人， 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乃至中共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并不是一个偶然——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多年，且与孙氏有相当多的理论交流。和当孙氏在1910年代转而信奉社会主义时， 戴季陶也在1919年和另一社会主义信徒沈玄庐在上海合作创办了刊物《星期评论》 ，这份刊物随之成为1920年代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学者杨奎松曾如此描述孙中山晚年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和孙中山大略是一致，即“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他曾仔细分析俄国的革命缘自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的特权阶级：

“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因为一旦特权阶级像俄国那般“专事助长阶级压迫”的话，其结果必然造成那些“为生活安全而起的农工阶级”纷纷揭竿而起，走到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去：“自从开战到去年停战止，俄国的死伤亡失将近千万。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懂、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 《社会民主化之英国政治》 ）

孙中山曾询问戴氏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工人）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功夫呢？”戴氏的回答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他非常担心底层民众被引到“阶级斗争”的路上去：

“（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 ……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 真是一塌糊涂， 没有办法了。”（ 《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 ，1919年6月22日)

【曾短暂鼓吹“阶级奋斗”，并参与中共的创建】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但不希望国人去走暴力的俄式“阶级革命”道路，而建议去走另一条和平的英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戴氏希望国内的特权阶级和资本家能够有所觉悟，在“阶级斗争”爆发前消弭掉“阶级矛盾:

“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 《工人教育问题》 ）

但呼吁“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的戴季陶，在目睹了现实社会中诸多工人与资方谈判失败、罢工也无效的案例之后，在1920年前后政治立场也曾一度趋向激烈。这一时期，戴季陶不但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 ，还亲自全文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著作《资本论解说》 。文章里之前那种对“特权阶级”的劝告已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的鼓动：

“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想靠资本家和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 ，1920年2月1日）

虽然不愿残酷“阶级斗争”在中国发生，但戴氏也承认，资本、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戴季陶在1920年代初的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瞿秋白在1927年说， “五四运动之际， 《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肯之论。至于戴季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地位，李立三在1930年2月的一次党史报告中曾讲到： “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 ，这个论述，是符合史实的。 （详细可参见专题《思想的力量·戴季陶》

【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剔除了 “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虽然深度参与了中共的创建（甚至负责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 ） ，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且在反对国共合作一事上不遗余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这只能解释戴氏何以不加入共产党，却不能解释戴氏何以会反对国共合作。能够解释这个疑问的，是戴氏在1926年写就的《八觉》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戴氏1922年在宜昌投江自杀，后被当地务农百姓和码头江湖人物所救。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戴氏，思想就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一件事（投江自杀获救） ，是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奇绩，也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所以精神颓败至此，会走道这条路上，这是说明我半生浪漫的历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种因收果，慎始全终，所以烦恼至极，弄到这种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说明无余了，由这一个奇遇，我们更看清楚中国民族的生机，决不在缙绅先生们当中，实在平和的农民，豪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里面。中国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高尚优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这平民社会里面，才看得出来。我们政教中人，此时不努力做实业教育，培养这些生机，只是争权夺利，斗气私争，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甚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我们看到的齐杨两位先生的高尚优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义了。 ”（ 《八觉》 ）

很显然， “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仍然让戴氏耿耿于怀。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戴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戴氏也曾撰文竭力呼吁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但自始至终，戴氏都没有直接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词汇。 《八觉》中所说的——“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很显然指得也正是“阶级斗争”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 《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

其二，戴季陶希望通过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彻底分割，挽救国民党人的信仰，挽救国民党的生存危机

“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

在戴季陶看来，共产党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从来都“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

国民党不愿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陈公博引发争论：国民党该代表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背后所指向的命题，对国民党而言，实际上生死攸关，即：国民党究竟该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中共的解释， “国共合作”的本质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就是说，在中共的理论宣传里，国民党代表的是工、农的利益。但按照戴季陶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不可以去搞“阶级斗争”，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两个特定阶级翻身，而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换言之，在戴季陶主义的宣传语境下，国民党代表的是全民利益。

国民党可不可以代表全民利益？以戴季陶、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认为是可以的，但党内不同的意见从来就有消失过。反对最力者，莫过于以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末，陈公博刊发了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正式挑起了这场“国民党统治基础何在”的论战。

在陈公博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应该来自于它的阶级基础。陈氏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都必然会有它的阶级特性。具体到国民党，应该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陈氏甚至主张：在国民党的党员构成比例上，农民应该占50%，工人应该占30%，小资产阶级可以占20%。

陈公博虽然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 不过和共产党不同， 他虽然主张国民党应该有阶级性，但并不赞同如共产党那般去搞阶级斗争。其理由是中国并不存在足以成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乃至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国际帝国主义——陈公博说：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一切的生产机会已被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万劫不复。”——故此，陈公博认为，中共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以小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无余”，陈氏尤其批评了中共在解决工人劳资争议的时候“往往以武力解决，不待党和政府的仲裁”的坏习惯；在农村土地问题上，陈氏也批评了中共的做法：“国民党的主张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的方法是以农民暴动来没收”

陈公博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介于中共和孙中山之间。中共不但认为中国存在着阶级，政党应该代表具体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阶级斗争”。但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孙氏看来，将“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很荒唐的。孙氏说：“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有冲突”，在中国这样一个“患贫，不是患不均”的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专制”都是用不着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换言之，孙中山认为中国尚无阶级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国民党应该追求的全体国民的解放，不应该仅仅代表某一具体阶级的利益，更不应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陈公博的论调，显然是上述两种政治观念的取舍调合——既如中共一般认为政党存在阶级性，又如孙中山一般反对“阶级斗争”。

陈公博还将国民党此前的所有失败，都归结为本党没有具体代表某一阶级利益，所以缺乏具体的阶级基础的支持。陈氏说：“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 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 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 中国国民党又破碎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风波。最终，以戴季陶、蒋介石纬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如蒋介石在1929年说：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当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 ”

蒋介石还说： “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换言之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日存在名副其实的“阶级”，更不认为中国需要搞“阶级斗争”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蒋介石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

陈公博之后，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国民党内都没有再发生过类似命题的争论。代表全民利益，一直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国民党宣传部门乃至党魁个人，对此一理念一再重申。如胡汉民曾说：

“三民主义的立法，不能任资本家以最低的工资给工人，因为最低的工资不足以保养工人的生活；同时亦不能任劳动者要求最高的工资，因为如此就不足以维持生产事业；必须就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以法律约束生产家和劳动者相互有利的范围中，然后才可使生产不断地发展而保障社会全体之福利。”（ 《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 ， 1928年)

蒋介石在1927年被舆论视为“背叛工农”的反革命者之际，也有类似的言论：

“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

上述资料，显然和一直以来所谓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既定结论不符。事实上，自孙中山始，国民党即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孙中山本人信仰社会主义深笃，1903年他对友人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12年他演讲说“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同年又勉励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不但要宣传社会主义，还要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到1921年，孙中山已经公开表示，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从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

“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 —— 《中国之命运》 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 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 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丢掉了政权和人民 】

陈公博的观点——国民党必须代表具体某一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唯此才能“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 唯此才能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地——没有获得国民党主流派系的认可，蒋介石采纳的是戴季陶主义；与蒋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其主张也与戴季陶主义相差无几：

“革命派（作者注：汪精卫自我定位为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呢，……他和共产党同志不同的所在，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之目的，对于其他民众，不过一时利用，认为同盟。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的。”（1927年， 《夹攻中的奋斗》 ）

国民党主流派自1925年以来，始终坚持代表全民利益，但到了1949年，这个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却失去了它的政权和人民。如何理解这背后的缘故？学者王奇生曾以具体案例深入考察过国民党与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一切主义、政纲无不反映工人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农民自然也强烈认同于共产党。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 《党员、党权与党争》 ）

这个表述是极有道理的。当一个政党宣称无条件代表工、农利益；另一个政党却宣称要合理代表全民利益时，占人口总数最大多数的工、农会倒向哪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 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 其本职， 本就应该代表全民的利益。 国民党自1927年以来，长期以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自居，其坚持代表全民利益，本来是在尽它的本分。但特殊之处在于：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地位， 自始至终都是不完整的， 长期受到各种势力（包括军阀与外敌） 的挑战。 这种不完整的执政地位， 恰恰不允许它去名副其实地代表全民利益。国民党内的政治学者萨孟武很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想博全体人民的欢心，我们必须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须得那一个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第一当看那一个部分人民有实力，第二当看那一种经济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的党在社会上就有基础，就有力量。 ”（ 《如何增厚党的力量》 ，1932年)

如正文所示，戴季陶主义是观察1920年代的国共斗争乃至整个民国史演进的一个极好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共在 1927年的彻底分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共内战的最终结局。

上述启示之外， 戴季陶主义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宏大却极有现实意义的认知——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个国民党人，戴季陶终生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革命生涯”；但在戴季陶主义中，却随处可见其对“土地革命”、“阶级革命”的反对——在孙中山、戴季陶及诸多民国知识分子眼里，“革命”是明确区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大种类的；前者针对的是倒行逆施的统治者（军阀政权） ；后者针对的是“土地革命”、“阶级革命”。孙中山、戴季陶们不反对“政治革命”，反对的是“社会革命”。这种区分，对许多今时今日热衷于高喊“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是个极好的警醒。

资料来源：

范小方等， 《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 ，河南人民出版社；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戴季陶集1909-1920》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25：戴季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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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谌旭彬

国民党的正牌当然在大陆啦。

这是国民党的官方网站。

这是这个组织的历史。

简而言之呢就是1927年蒋公灭掉国民党时，许多元老纷纷被迫退出党的核心、退出权力中枢、退出蒋公的势力范围——简称“三退保平安”。而1948年中国逐渐拨云见日时，这些民国精神真正的继承人们复活了正牌的国民党，选择与新中国站在一边。

由于以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为首的这些人才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也是蒋公做得最差的）政治方针的追随者，所以他们理所应当比蒋公更有资格接过国民党的衣钵。

国民党在本市民国风范的办公地。

国民党大佬在全国最高政治会议上谈笑风生。

国民党创始人在广场上与另一位政治家深情对视。

这支德味儿十足，从大革命时期一路走来的传奇乐曲在1984年曾经远渡重洋，在美国弄了一个大新闻。最后请欣赏解放军军乐团为大家献上的神一般的演奏。

正统就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那是真有理想、真做过实事。412后，国民党不仅杀了共产党，还杀了大量的国民党的能人；国民党的基层被毁掉。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经下令开除一个官员的党籍，开除令下去后却发现此人根本就没有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又提出国民党全员皆是党员，政府里的公务员直接入国民党、军队更是全军皆是国民党员。

抗战时期，国民党提出发展1000万党员；为了完成任务在农村，国民党党部的人用发粮食作为条件；只要加入国民党就给你们家发粮。有些村民为了多搞点粮，就把自己家所有亲戚都写上去。

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理这些国民党员的资料时。很多人表示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了国民党。

就这样的基层，能干点啥？

很多命令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尤其是在广西，1927年清党之前约有国民党员12.8万人，而到1934年却只剩了区区五千，还不足之前的一个零头，可见其杀戮之惨。
　　(这段我一直琢磨着，估计是看到情形不对跑路的国民党员会更多点。但四一二国民党杀了相当多的自己人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国民党搞清党，却要连自己的党员也大批杀掉?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而把这么多国民党员全部抓起来一个个审讯盘查，又实在是太麻烦，如果拖延日久，难保不会生变(譬如南昌起义)。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顺便“误杀”掉国民党内部的左翼分子)
........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也对当时国民党的清党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
一时之间，各地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发现自己全被视为共产嫌疑犯，随时有被抓枪毙的危险。与其坐着等死，还不如索性投了共产党拼死一搏……
　　(咳，难怪土鳖的情报工作搞的那么有声有色。。。)
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间，发动上百次武装起义，迅速建立起许多根据地的原因——跟前面所说的那位黎族世袭峒长王国兴一样，很多原本不是共产党的家伙，随着清党的扩大化，也纷纷“被共党”了，害得他们是不想革命都不行了……
　　总之，如此这般地一通清理下来，基层国民党员几乎被高层领袖们的杀气腾腾吓得脱党溜走，或是直接投了共党，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说实话，像这种比黑帮还要恐怖的党组织，也实在是没法呆了，哪有连个罪名都不找，就随随便便干掉自己一大半基层党员的道理啊!
　　——有人说，之后的整风、肃反以及苏联的大清洗之所以如此残酷，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蒋委员长学习的。毕竟中共骨干力量都是从国民党过来的！
　　而且，肃反和大清洗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让党员数量减半的……
　　因此，在一场血腥清党之后，共产党固然是损失惨Z重，但国民党更是被自己人铲除了整个根基。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国民党县乡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直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更不要说下面乡镇的党组织了。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的清党工作不是一次了结，而是反复闹腾了许多次，对象也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别看蒋介石对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元老们似乎很客气，但对待下面的小卒子，可就是一律砍头枪毙没商量了。光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的中上级党内反对派骨干，就多达百余人，被害时全都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
　　偏偏蒋介石也同样也有失势下野的时候，这时候就轮到蒋介石派系的国民党员被清理了——所以民国中期的国民党员，无论投靠哪一个派系，同样都有沦为清党对象的危险。
哪怕是在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已经初步建立了稳固统治之后，“思想恶化”(国民党关于左倾的代名词)仍然是挂在每一位国民党员头上的达摩斯克利剑，就犹如特殊时期时期的“敌特”和“反革命”一样，乃是可以随便乱扣的大帽子。
只要有人被扣上了这顶大帽子，接下来又没有大人物肯出来担保的话，恐怕什么证据都不用找，就能随意枪毙——在三十年代的湖南和江西，甚至有中学教师因为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共党嫌疑抓捕的荒唐事。闹到后来，连吴稚晖这个铁杆共党屠夫都看不下去了，对此向蒋委员长发出强烈抗议。
　总之，1927年以后，中国虽然是蒋介石的天下，却不是国民党的天下。
　　相反，基层国民党员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害和提防的对象。蒋介石虽然是国民党总裁，但由于党内元老太多，难以完全掌握党务，所以他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只有黄埔军校的嫡系，普通国民党员并不能因为国民党的执政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那些被收编的兵痞流氓，倒是很容易就能披上一层国民党员的外皮，甚至连考核都没有。
　　既然国民党员的身份这么容易就能弄到，那么自然也就不值钱了。
如此一来，由于既受排挤又不被信任，在巨大的失落感驱动之下，国民党内部对蒋委员长的忠诚心自然高不到哪里去。从而给了共党以极大的渗透空间，最后搞到了“哪儿有国民党，哪儿就有共产党”的程度。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出现了这么一个略显夸张的局面：蒋委员长下令剿共-->共谍郭汝瑰制定剿共计划-->共谍刘斐审阅剿共计划之后上报-->共谍沈安娜记录一些临时的修改并整理上报-->共谍韩练成负责保管已确定的剿共计划-->剿共计划经由几乎全是共谍的南京军话总站下达-->出兵剿共……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国民党的正统！

补充： 前不久，蔡英文狗急跳墙，为了攻击国民党，把封存了多年的许多蒋介石原始手令、公文等曝光了出来，内容包括九一八之前张学良电询蒋介石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然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原始电报，蒋介石指示张学良放弃锦州来压孙科政府倒台的电报，”南京保卫战“始末、”苏区大烧杀……叹为观止。
不得不说，蔡同志这一手，不但狠狠打了国民党的脸，也狠狠打了许多”果粉“和”民国研究者“的脸。
一是南京保卫战，国军在长江边崩溃并不是唐生智的锅，而是蒋记中央军私扣船只丢下友军逃跑下关导致的。

　　二是蒋对于东北义勇军的态度就是让手下少管闲事让他们去死。

　　三是蒋介石的操作手令

　　四是蒋介石签署的对苏区的灭绝令，明令不要用轰炸，要用火油烧才杀的彻底。

　　五是张学良察觉到了日本要侵占东北，向蒋介石问计(求救)。

　　六是九一八后蒋介石下令在山东不抵抗，国民党大会蒋介石要求大家逆来顺受不要抵抗。

　　七是张学良给马占山下的中国对日战争第一个抵抗命令原件。

　　八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放弃锦州来压孙科政府倒台。

　　相关档案解密之后，国民党质疑蔡英文动机，却没有对档案真实性提出异议。大陆则是对此极为低调，那些曾经为蒋介石开脱的人也毫无反应。根据这些档案可以证明，张学良晚年为了顾及蒋介石的不杀之恩而自愿为蒋背黑锅。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连发电文，充分表达了对日方的“关怀”。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虽然日方侵略，但我们不能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

　　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1931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围剿”行动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赵观涛、卫立煌的手令中写道：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焚毁所有村庄，所谓“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便是如此。8月21日的时候，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开始指导“微操”，下手令给熊式辉，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细化到了如何放火，如何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弄学问，讲“剿”字的意义，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杀戮殆尽。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孙中山遗嘱（对外部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国民党正统在哪？

首先一个问题：

什么是国民党？

国民党是不是一个政党？

是。

但不准确。

国民党本质是一个中华民族革命者联盟，而孙中山是这个联盟的绝对领袖。

国民党简史：

1894年，孙中山成立檀香山兴中会。

1895年，孙中山兴中会与杨衢云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因杨衢云在香港人脉广泛，被推举为会长。

1898年，戊戌政变，病入膏肓的谭嗣同以死激励其旧部。

1899年，毕永年等谭嗣同旧部与郑士良等孙中山嫡系合并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为兴汉会，两派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在谭嗣同旧部与孙中山嫡系支持下，孙中山取代杨衢云，成为兴中会会长。

1905年，谭嗣同另一旧部黄兴等华兴会与孙中山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不久浙江光复会加入，数年后又退出。

1912年，孙中山黄兴联袂退出政坛，并力推宋教仁主事，宋教仁联合众多小党派，统合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为国民党，孙中山作理事长为宋站台，宋为代理理事长。

1913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派兵镇压起兵的国民党，国民党一分为二，参与起兵的孙黄国民党流亡海外，未参与起兵的国民党留在国会、为虎作伥，不久，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取缔留在内地的国民党、解散国会。

1914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黄兴旧部成立欧事研究会，黄兴本人退出政坛，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此时一战爆发，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欧事研究会对袁妥协。

1915年年底，全国反袁风起云涌，欧事研究会自知袁不可再兴，于是自我解体，仆从孙中山反袁。

1916年，袁世凯绝望中死去，民国重光，孙中山因一贯反袁立场，先声夺人，成为全国革命派无可争议的领袖，黄兴回国，国民党再次合流。

1919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孙中山有了自己的军队（建国粤军）和地盘（闽南护法区）。

1920年，孙中山鸠占鹊巢，驱逐陆荣廷，占领两广。

1922年，陈炯明叛乱，国民党、粤军、广东根据地分裂，孙中山下野。

1923年，孙中山平定叛乱，回到广州主政。

1924年，国民党一大，国民党再次改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国民党清洗党内左派、中间派与中共，又双叒改组了，以后国民党重组（吸纳了大批北洋军阀）和分裂（中共分立，粤系分裂）。

之所以扯这么多，是让大家认识到一个问题，国民党究竟是什么？

不同于欧美松散的政党，国民党始终有一个权威领袖。

又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法西斯主义政党，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改组，改组改的是什么？

从国民党源头的檀香山兴中会开始，先统合香港辅仁文社，再统合谭嗣同旧部，统合三合会、哥老会，又统合华兴会，后统合立宪派旧官僚，再统合欧事研究会，最后统合中共。

孙中山的国民党滚雪球般的壮大，一次次分裂，一次次统合，一次次改组。——这是一个围绕孙中山形成的革命阵营。吸收一批又剔出一批，甭管你革命资历如何，反对革命的全被剔出去。

冯自由如何？

那是当年兴中会最年轻、最资深的几个元老之一，因为不满孙中山联俄联共，就被开除党籍了……

党内元老多的是反对联俄联共，但是孙中山放出狠话：你不让中共加入，我就加入中共。全部都老实了，因为国民党都意识到一件事：

不是孙中山依附国民党，而是国民党依附孙中山。

这是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从没有哪个人在一个组织里形成这种权威：个人＞他所在的党派，而这个党派又不像一个党派，更像一个多党联盟。

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

国民党正统在哪儿？

尊重孙中山遗嘱，遵循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主张的，即为国民党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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