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一本明实录是什么感觉？ 第1页

到目前为止，已通过点校式读法，并查阅、参考《明史》、《菽园杂记》等等相关正史、野史，将《明宪宗实录》全部读完。实录起自天顺八年正月，终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大约是二十四年间的历史，内容还是很多的，再加上只是抽业余时间来读，这个过程拉得非常长。

现继续更新本回答，只谈个人感受，基本不涉及、不引用具体史料。想到什么写什么。

1、对土木之变以后的明朝中期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天顺末至成化初年的明朝，实在是一幅天下大乱、大厦将倾的景象，当时的局势是标准的内忧外患。

内部朝政混乱，奸臣当道，武备废弛，将领畏战，粮储不积，财政困难，流民聚集荆襄，各地烽烟四起；

外部北虏（蒙古人）、东寇（建虏）、西番（洮、岷、河湟）、南蛮（两广贵州的苗、壮、瑶等族），没有一处不趁乱而起攻击明朝的。

宪宗接过这样一副烂摊子，能迅速拨乱反正，整顿朝纲，练兵备战，发展屯田，广积粮储，逐渐平息内地战乱，对外又主动出击，沉重打击了蒙古人和建州人的势头，大大扭转了明朝的颓势，这点尤其值得称赞。而他在执政初期对军队、军事的重视和锐意进取，在土木之变以后算是极为难得，且他对朝政的处理和判断，大多都非常合理和明智，称得上是继太祖、太宗、宣宗以后的又一个有为之君。

2、陕西（包括今宁夏、甘肃）、山西二省百姓实在是太惨了。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山、陕百姓做了巨大牺牲。真要穿越回明朝，我打死也不去这两省，光看正史我都难以想象当地百姓过得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都起自这二省也不奇怪，实际上这两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一直就没断过。

一是这二省沿边的百姓无日不被蒙古人烧杀抢掠，无日不受官军的盘剥欺凌。

主要是蒙古人长期以骑兵快速突入二省，掳掠男女人口，抢走粮食财物，毁坏当地耕田，而边军多惧于出战，往往坐视虏寇肆虐，直至虏退才派兵尾随，打几个散兵游勇以向朝廷邀赏，甚至屡有杀良冒功之事发生。

二是二省腹里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赋役负担，包括维持的九边重镇军费负担和供给宗室的负担。

这里稍微打个比方说一下，比如成化末年，户部尚书余子俊复出，出督大同、宣府等地军务，开始大修边墙，短短一二年，花费粮料三百五十万余石、白银百万余两，于当地开中淮盐六十五万余引，虽然多靠中央转输，但当地百姓又该承受怎样的压榨呢？

而二省的宗室、比如、秦、晋、代、肃等王，一面大肆兼并百姓田地，一面向朝廷索取粮食、财物、税课、食盐，同时还屡屡兴工，向百姓摊派差役，实在是一大祸害。而且这些宗室贵胄大多德行败坏，男盗女娼之徒不胜枚举，淫乱、紊乱宗室之事时有发生，还经常狗咬狗，奇葩事情非常多，全部点天灯估计冤枉不了几个。

三是二省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天旱雨少，土地贫瘠，多盐碱地，而河套水草丰美可耕之地又不安全，朝廷多次禁止百姓出边墙耕作，这导致二省内卷严重，是以饥荒频繁。

宪宗实录中我多次看到山、陕大饥，甚至出现“人相食”这样的字眼，尤其是成化二十年、二十一年的山、陕大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饿莩盈涂，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

3、改土归流成绩斐然——滚滚人头所铸就。

成化朝对岭南两广、湖广贵州的苗族、壮族、瑶族等等南方少数民族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和打击，逐步推进改土归流。

如果只看实录，你会感觉明朝对这些少数民族简直是无日不杀的，大仗小杖打了无数，战果都十分惊人，经常有“斩首数千级”、“攻破数十上百峒、寨”、“俘虏男妇数千”这样的奏报，满纸血腥味。

而从另一面来看，我们也能更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云南、贵州、湖广、两广这些南方省份是毋庸置疑的汉人省份了？

实际上明朝以前中央政府对岭南、西南的控制都比较薄弱，多是羁縻地区，间或插入少许中央直控的州县。而明朝开始不断深入开发南方，派遣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对不服从的少数民族进行坚决打击。这才有了改土归流成绩斐然，而这背后是血淋淋的历史。

4、交阯之弃实在是一大遗憾。

成化时期，安南国四面出击，其国王一副小人嘴脸，无耻之极，多次欺骗明朝，说谎都不打草稿的，白眼狼的形象真不是现在才有。个人觉得宣德弃地实在太可惜了，一块好地方没了不说，而且弃地以后也并没有得到安宁，反倒是搅得整个滇桂边境都乱了。

安南对北面的明朝步步蚕食，时不时就悄悄派人占你几个村寨，闹得明朝不得不向其咨文要立界碑划定领土；对南面的占城国悍然出兵，掳其国王，并其领土。对周边的八百、缅甸、老挝等等土司，也是十分嚣张跋扈，俨然一个中南小霸王，好在栽在了老挝的丛林里。

对于成化交阯安南的问题，专门写了篇文章，这里就不再细谈了。

5、王越实在牛逼，成化末年被弃用实在可惜。

王越这个人的胆子非常大，热爱冒险，多次亲自率军长途奔袭，所以能稳准狠地发现并打击蒙古人，“捣其巢穴”可能更适合形容他。土木之变后，王越可能是仅有的敢于对蒙古人主动出击、敢于率骑兵野战、且斩获蒙古人首级最大的军事统帅。

但当时的官员多不支持他这么做，觉得太过冒险，主张修边墙，采取防守政策。其实王越为什么敢这么干而其他人不敢，还是挺值得思考的。

王越和汪直的事迹会专门写文章来研究，这里不再细说。

6、宪宗中后期不复前期英明，尤其是首辅商辂被迫致仕而用万安以后。

（万安真的是个废物，他主导内阁以后基本很少见他上疏，发表意见，在实录中的存在感极低，这对一个内阁首辅来说，简直难以置信，不愧是纸糊三阁老。我感觉一直是宪宗直接指挥六部都察院做事，内阁几乎很少发挥作用，这和李贤、商辂掌内阁的时候完全不同）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a、“传奉官”越来越多，多得让人瞠目，在实录中不断见到“某某太监传奉圣旨，升...”这样的字眼，后面跟了一大堆的晋升名单，多是一些太监的亲朋、工匠、舍人、军余、画师、方士以及大量的僧道，尤其是来自藏地的番僧。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数十人。越到后期越频繁。

我点校的时候看到这些是最烦的，人名多，尤其是五花八门的官职更多，看得让人烦躁，我真想问宪宗到底想干什么，到成化二十一年因星变灾异群臣强烈要求清理滥得无以复加的传奉官时，其数目已经达到了数千之多，官员冗滥至此，实在令人心惊。而宪宗短暂罢黜大多数传奉官后不久就故态复萌，不仅被罢黜的得到恢复，甚至变本加厉。我感觉最后两年，宪宗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

b、私心越来越严重，往往因私废人废事，导致军国大政方阵被骤然改变，造成了很多遗憾，但宪宗仍坚持死不悔改，很可能是经典的知错不该错。

比如王越、汪直被弃用后，成化十九年的大同之败就是典型。是役，军队死伤者难以计数，导致边境军政败坏，至此对外再无大的胜绩，“被阵亡之家其妇女号呼诟詈，掷以瓦砾，萎薾丧气，不复有一矢之捷。”妇女号哭，城中一片惨淡。而这很大可能仅仅是因为宪宗听信身边新的亲信之人，或是受到万贵妃的影响。

当时王越、王直刚被罢黜，其继任者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许宁、巡抚右佥都御史郭镗明明打了败仗，却蒙骗朝廷，谎称大捷，而满朝文武、科道“以新调汪直、王越非计，恐责有所归”，亦无一人言及者。

实际上之前郭镗给王越送行的时候，王越就跟他说过：“许宁虽经战阵，守己抚下，然非统驭才，朝廷重用之，必坏事，公其慎之。”

大败之后，“至是月久，人心积不能平，有以其实上闻者。上怒，遂执而罪之，并责科道官不早言。镗既降，道宁之事甚悉，且服越之先见。”

成化二十年有人上疏为王越说话，“除名威宁伯王越才力可用，威名素著”，建议起用，但宪宗却将其下锦衣卫狱。

又比如后来起用余子俊也是如此，信任的时候余子俊要啥给啥，想干啥就干啥，短短一两年花了百万两白银、三百五十万石粮料。

二十二年，余子俊得罪了宪宗的亲信太监韦敬，“镇守延绥太监韦敬怨子俊奏调之宁夏，其所亲内援有为之构于上者，上始疑之”，于是很快就被宪宗罢黜，“余子俊受朝廷重托，不审事势，偏执已见，处置乖方，费用钱谷数多，姑置不问，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到底是王越这样的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战略好，还是余子俊这样的花费巨资大修边墙的防守性军事战略好，这姑且不论，但因身边亲信的一两句谗言就轻易改变军国大政方阵，实在是不应该啊！

c、越来越暴戾，容人之量越来越小，难以听取臣下意见

和成化初期的虚心纳谏大不一样，成化十年以前，科道言官上疏言事基本是没啥风险的，我见过有将宪宗几乎是大骂一通的官员，骂了以后一样好好地。

而到了中后期，言官上疏动辄被下狱论罪，或是降职调偏远边方外任，或是革职为民，或是杖之二十、三十。关于调外任这里，宪宗往往亲自操刀，要求调到云南、贵州、广西等烟瘴地方。

7、对太监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比如汪直和它的西厂。

太监不一定都坏，儒家士大夫不一定都好。即使就由士大夫官僚所编写的宪宗实录来看，我发现汪直和他的西厂所谓的为恶也真的找不出多少实证来，相反，倒确实是揪出了不少贪污腐败的官员。

就实际情况来说，汪直和西厂所干的坏事当然是有的，但同时干的好事也不少，一是充当宪宗的工具，打击和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二是留心军事，军中将领士兵获益良多，比如汪直多次奏请增加士兵待遇，以及和王越的多次军事动作。

不过，汪直和西厂的出现主要是进一步破坏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特务统治，刺探阴事，虽然一时之间好像整治了不法官吏，但长远来看则是破坏了制度。这也是满朝文武群情反对的一个原因。但汪直和西厂的出现，我个人认为其根本原因其实在于宪宗对朝臣越来越不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原因很多，君臣双方都有责任。

8、对官员犯法渎职处罚太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读完《明宪宗实录》，其中有个感受，就是对官员犯法处罚实在是太轻了，真真贯彻了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跟记忆中的秦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貌似两汉对官员犯法处置较为严苛，武帝朝的丞相都少有善终的。

《大明律》大概是专门为老百姓写的吧，官员犯法，多是罚俸了事，严重的不过冠带闲住，更多情况是“宥之”。这就导致律法对很多官员来说纯属虚文，常常是一犯再犯却不过是罚酒三杯。长此以往就是制度渐渐被破坏。

而百姓犯法，大明律就派上用场了，往往是该杀就杀，绝不手软。

记忆中，宪宗实录中官员被处死的极少，有个江西吉安的知府被连夜处决，还有个山西的知县被凌迟。

总的来说，官员犯法被处罚的轻重程度按照品级，可以依据太监内臣、勋戚武将、文职官员来排。

太监违法犯罪的最多，也最恶劣，但处罚却最为轻微，宪宗多包庇。

勋戚武将次之，尤其是很多边将，因为事涉军政大计，干的事早该杀全家了，却多是降职罚俸。

文职官员也要分级别，内阁六部都察院等部院大臣堂上官犯法多是宽宥罚俸，至多勒令致仕，一般的官员待遇就较差了。最倒霉的是监察御史、给事中等科道言官，即使一点小差错，罚俸、降职、打屁股也是常事。

9、《明宪宗实录》的语言精练、通俗易懂，并没有太多生僻晦涩难懂的地方，除了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汇，但上手以后其实挺好看的。比不少士人的史料笔记要好懂得多。

尤其是其中的人物传记，很多写得很精练，其盖棺论定的评价也较为客观，不过分吹捧也不过分贬损。

而其中的一些官员，尤其是科道言官的奏疏，真的是十分精彩，读起来朗朗上口，骂人也骂得酣畅淋漓。

不过他们对明宪宗的一些劝谏以及部分吹捧，总觉得阴阳怪气.......

10、《明实录》和《明史》

其实对照着《明史》读《明实录》，真的感触良多，我的感受也不断变化，很多话我早就想说了。以下是个人目前的看法（暴论，不喜欢的可以不看）：

a、就史料价值来说，《明史》对于我来说基本毫无价值，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要深入了解明朝历史，在有一手的《明实录》的前提下，不建议只读二手的《明史》。《明史》比较值得看的是像《职官志》一类的工具百科性的部分，归纳总结得较为系统。具体史料、人物传记这类别看。

这真不是我装逼什么的，也不是因为什么满清编写的《明史》恶意篡改抹黑明朝。实际上抹黑的有，但洗白的也有。

主要是因为三点：

一是《明史》关于具体的史料细节错误太多。比如救英宗的袁彬的最终结局“卒于官”就纯属瞎扯淡，实际上他致仕以后还好好活到了弘治年间，还找孝宗为子求取京职来着。篇幅所限，不多举例了。我都怀疑明史编撰者编了上百年都在干些什么，那么多明显的错误，如果你完全将其当做事实就很容易被带沟里去了。当然史料错误还不是主要问题，据说《元史》的错误更多，但我以为这很多是条件所限不加考证，甚至全盘抄录的缘故，有的史料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另一部明朝史料《国榷》就有这个问题，但其明末部分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容估量的。

二是不知何故，《明史》很多采用野史、民间猎奇的说法。这就不能忍了，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明朝历史产生误解，很多人觉得满清《明史》抹黑明朝可能就在于此。有时候你粗略一看觉得《明史》是在给明朝皇帝、明朝官员洗白说好话，但仔细一回味却觉得似乎哪里不对，问题就在这，我不知道编撰者是故意明褒暗贬还是无意的，他洗白的地方洗得不对味，抹黑的地方让你轻易看不出，有些说法实在是扯淡，追踪溯源，发现来自于一本坊间野史。比如明英宗朱祁镇，说他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

三是最重要的一点，《明史》人物传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价值观腐朽不堪，深刻表现了编纂《明史》的儒家士大夫相对前朝越来越腐朽堕落。

我以前也写过，对比《明史》和《明实录》，经常会发现这种现象，或许是价值观的慢慢改变，《明史》的确会“洗白”一些人，同时也会“抹黑”一些人。

《明史》所表现出来的儒家价值观会显得更趋腐朽，有时候它所弘扬的人在我们看来其实根本没什么好弘扬的，比如某些没有多少实际建树的状元、老夫子，那种腐朽死板的老儒味道简直都要溢出来了。我个人感觉他们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明史》中描写的很多人物，基本上不怎么提他们有啥黑点和缺陷，这可能就是所谓《明史》对明朝的洗白。然而，很多传记我看上去就一股金钱鼠尾的老僵尸味儿，那种身着满清顶戴官服的画像都应该看过不少，就那种形象，你这写的到底是大明的科道言官还是你大清的奴才？

而《明实录》对官员的评价，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的观感，它并不太一味弘扬所谓的清高夫子，相反，对那些死板而又性格固执的老学究、清翰林有时候并无多少好话，多有贬损，经常会写出“然于世无甚大用”、“然性颇执泥，不尽合于时宜”的话出来，而对很多所谓名臣的黑点也不讳言。

很多所谓的名臣，在实录中都能找到他们的黑料，对其评价不是非黑即白的。所以，要找明朝的黑料，我也更建议去读《明实录》，说实话我还很少见到没有黑点的官员。

当然，《明实录》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很多事情因为避讳干脆就不提，尤其是明初历史。甚至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见得就完全公正，比如成化十九年王越被罢黜以后，“威宁之役，虏忿恨报复不已，得中国人肆其惨毒，大为边害者数年，皆越所致也。”这就是说王越主动出击狠打蒙古人导致中国人被报复，都是王越的锅。很显然这是不够客观的，军事上积极进取还是保守防备可以商量，但说都是他的锅就过分了。

不过对于《明实录》所记载的事情，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更公正更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b、遗憾

所以，个人觉得要了解明朝历史，还是更应该以看《明实录》为主，以《明史》为辅。实际上《明实录》也并不难读，只不过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明实录》的标点精校版，那挤成一堆的文字确实是让人望而却步。

其实《明实录》真的很有价值很好看，但不知道为何我国从来没有能让一般明史爱好者也能读的版本呢？更别提像《明史》那样翻译的白话版，至今还是史语所的那个影印本。这方面真的还不如隔壁韩国，别说他们自己的《李朝实录》了，人家还有可检索的《明实录》呢。

先更新这十点吧......

原回答：

目前正在读《宪宗实录》、《神宗实录》、《光宗实录》、《熹宗实录》，但没有一本读完的，本想读完一本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想想我最感兴趣的是《宪宗实录》，而宪宗一朝就有二十三四年，远不是一月天子朱常洛能比的......

在读某一朝实录的时候我又经常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就开小差跳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这也正是我同时看四朝实录的原因。

比如我看到成化三年的第一次“成化犁庭”，就忍不住想去看看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战，都是打建虏，怎么结果就那么大的区别呢？

于是又入了《神宗实录》的坑，最先是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前后一年的实录，慢慢又逐渐扩大了。看到万历怠政及晚明的乱象，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晚明史真是血泪痛史，看着都窝火），于是就又入了《光宗实录》和《熹宗实录》的坑......

同时又非常期待大明第一神奇太监厂花汪公公的出场、成化九年由王越领导的红盐池之战、成化十五年的第二次“成化犁庭”以及成化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始末经过，所以今后还是以读《宪宗实录》为主要目标。

所以还是先在这占个坑吧，等到以后真读完了其中一本（《光宗实录》不算），也可以再来补充。

首先，我所说的“读”实录，是指自己标点、校正实录，并把一些制度、字词方面的解释以附注的形式补充在里面。

主要是参考韩国网站的那个明清实录，虽然也无标点，但参考抱本、广本进行了一定校正。

众所周知，明实录是没有标点的，且又是文言文，读起来非常费劲，怎么断句就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非常生僻的文言字词，包括一些明代专有的制度（字你都认识，但你不知道何意，于是就得上网查资料，比如明代盐政的开中制、国子监制度）。

而对于一些自己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主要是礼仪方面的，比如皇帝、亲王大婚仪式以及一些礼仪性质的诏书，就有选择的略过了（不过后来又回头再标点了一些）。

其次，先说一下截止到目前的进度：

《宪宗实录》：这是我最先开始看的，也是最感兴趣的一朝实录，目前读完了天顺八年、成化元年、成化二年、成化三年这四年，成化四年看到三月份；

《神宗实录》：目前看了万历四十六年十月至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这一部分。

《光宗实录》和《熹宗实录》：目前都只开了个头，加起来估计有两三个月，主要是涉及到有些人和事，专门去查，就顺便标点了一些。

目前最优先的还是读《宪宗实录》，晚明部分，打算接着把《神宗实录》的万历四十七年、万历四十八年看完，然后接上《光宗实录》看，主要是晚明明末史太乱，看得糟心。

第三，说说目前的感觉：

1、当然是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阅读文言的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2、看《宪宗实录》的前几年，就局势来看，真是感觉明朝已经天下大乱，内忧外患，似乎有亡国的趋势，跟明末差不多，朱祁镇真是个祸国殃民的混蛋！但宪宗朱见深和这一时期的文武大臣还是很有作为的，能让人看到希望，再慢慢好转，军事方面也很有进步，不过体制积弊也较轻，队伍还算好带，党争也远没有晚明那么严重，不过内阁首辅李贤也死得太快了！

3、看《神宗实录》最后两年，被朱翊钧怠政的严重程度给震惊了，朱翊钧，你个王八蛋！！！

4、看《光宗实录》、《熹宗实录》，目前看得不多，但感觉很混乱，一种大厦将倾、王朝末日的景象。

先简单地说到这里，以后再补充......

爽！读完六本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