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大陆普通百姓生存是否很糟糕？ 第1页

是假的。

你看啊，抗战后期，美国人掌握的数字是四川每年出栏生猪60万头。我觉得此数字很不准确。因为除了吃，猪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国府很重视养猪。人口嘛，因为是大后方，人口比例大，就算5000万吧。按美国人的数字，44年左右，每一百个四川人，每年能吃1头猪（100斤肉）。每人每年1斤。每三天吃一次。每次就是4克。“什么？这是肉丝？这明明是肉排！……武状元苏乞儿”。4克生肉，做熟之后大概3克。我在考虑3克熟肉大概有多大。已知5毛钱硬币是3.8克，但是钢密度大。考虑到损耗，比如生肉改刀时在菜刀案板的粘连，炒锅的粘连结焦，水分油脂的多少差异。我认为，两个5毛钱硬币摞起来，最多也就这么大了。考虑到这是绝对平均数。如果按照一般性认知分析，有贫富差距，四川还是陪都，有大量盟军等，每3天可以吃4克，这已经是20%的少数人了。

1952年，四川省统计数字是人均产猪肉不到3公斤，这个数字比美国人统计时的高多了，但是人均年产不到3公斤。就算全部吃掉，3天吃一次，每年120次，3公斤，每次25克。每三天吃半两。一根排骨带点脊柱的，切成15份，每一份基本就是25克。排骨长度2公分，2/5个鸡蛋的重量。

所以你看，民国时期，四川人民生活健康。吃肉数量表明，只有在很高生活水平基础上，才有意识控制不健康食品摄入。

现在四川加重庆，算1.2亿人口，平均每年才出栏7000万头猪上下。人均产猪肉80公斤。因为无知，生活水平差，才吃辣么多肉。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普通人生活富裕，由于生活富足，所以科教发达，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普及，所以有危害的肉类人均摄入少。而且，人均视力好（要不然看不见碗里的肉排），人均刀功好（4克就问你服不服）。视力好，刀功好，反证了民国武功昌盛。

平均三天一次肉？

底层百姓咸菜大饼？

你家绝对是个巡抚！

坐标长沙，我高祖父、曾祖父他们那一代就是地主，你知道他们多久吃一次肉吗。

三个月。

而且吃的还是很差的肉，都要臭了的。

但至少他们还能吃的上米。

那时候听我爷爷说，他的上一辈说他们经常会给一些吃的给那些来我们家做工的人，那些人都是苦力，各各皮包骨的，还都没有像样的衣服穿。

生病了去治？

不可能的，直接等死了的。

你知道曾祖父他们给什么东西给底层人吃吗？

煮烂的红薯和红薯藤。

在农村呆过的人都知道，把这东西煮烂，都是用来喂猪的。

但也就是这个，救了多少人的命。

我们家那会是三个月一次肉，一个月才吃一次鱼，而且是要吃的时候才去拿，家里根本没有存货，这些都是高级货，没几户人家家里存有这种东西。

我们家那会连鸡蛋都很省着吃，你别以为地主个个都风光，其实他们也就是只能确保有米饭吃而已，肉，鱼这种东西还是要仔细考虑的。

还有一个细节，那个时候鱼鳞、鱼鳃都是要吃的，金贵得很，我们家那时候过年就用鱼鳞拌饭吃，放大把青辣椒。

底层人民除了运气好的有红薯藤吃，还有很多人都吃山里的野菜，什么野菜都吃，当然也都不是什么好吃的。

有一种东西也是底层人民的食物，在农村呆过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蕨菜。

说难听点的就是坟头草。这种植物也经常长在坟墓上或坟墓旁。

底层人民拿这种东西用粗盐干着，吃搜饭和烂红薯用蕨菜拌着吃，经常也有人这样吃死过，但还是有人这样吃。

以上还都是平常时候吃的，灾年的时候连地主家都只能吃一点米饭，然后吃自己家地窖里存的红薯。

所以农村人对红薯也是有很大感情的。（红薯在其他地方也叫地瓜，俗称）

那灾年的时候底层人民吃什么呢？

吃草，吃树皮，吃树木，甚至去偷煤吃，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

当然，也包括吃人。

甚至刚埋的。

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观音土。

观音土是前几代人心中最心酸、最难忘的回忆，我爷爷他听到观音土，他都会叹气，毕竟，几十年前，就有人为了给他们小孩子饭吃，吃观音土活活吃死了。

应该都懂，当年也是胀死不少人。

没办法，还是得吃。

当年毛爷爷在湖南东部江西边界发动秋收起义，我们那好多底层人民都往那边跑，就是为了不饿死。

所以现在很多影视剧里的民国普通百姓，真的很假，我爷爷从来就不看。

所以题主你说的平均三天一次肉，肯定不是一般的地主了，更别说普通百姓，大部分米都吃不起，有红薯吃就不错了。

你想想，现在这个时期，都有家庭减少吃猪肉了，那个时期猪肉地位可不一般，普通百姓还能平均三天一次？

11.01更新一下。

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很问为什么不能去河里捕鱼吃的，我特意去了解了一下，问了我爷爷，有了点了解。

在民国那个时候很多河流地段和一些大大小小的湖泊都被一些大家族宗社给占了，除了那些家族里的人，其他人是不能私自去捕鱼的，必须经过他们同意才能去捕鱼，他们经常和大地主搞好关系，和政府也搞好关系，去贿赂，然后就没人管他们了，这种情况在军阀时期很常见。

如果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也会有这种情况，好像是那个时候在湖南娄底邵阳地区吧，某些大家族仗着人多，勾结村霸和小地主，把村庄地区的大面积的河流地段和湖泊全给霸占了，政府被大多被贿赂，农民只能偷偷去捕鱼，要是被抓到了的话就会当成小偷处理，很多渔民只能走上很长的路程去其他地方捕鱼，甚至还出现了带上干粮出远门捕鱼的。

那个时候家里人多真的是个极大的优势，尤其是家族里人要是多的话，很少有人会来找麻烦；有些大家族高达上百口人，自己再拉拢一些人，形成一个团伙，这样就很少有能吃亏的。

至于政府方面，那时候连土匪问题都很难解决，这种家族宗社占地的问题，主要给够了好处，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固定的给他们好处，他们肯定不会管。

在我高祖父、曾祖父他们那个时期，他们也是去和那些大家族搞好关系的，他们从来不和大的团伙去搞什么纠纷，也不会和大团体搞什么结盟，都是中立的状态，因为怕变天；收税的时候我们家还会多准备一点，如果上面要收贿赂的话，我们家也会给，意思意思一下，给钱包饭，跟上面套近乎，然后抱怨收成不好，哭穷什么的。

不止是我们家，几乎所有地主家都会给，无论多少都会给，给完之后各地主家还会互相询问对方给了多少，看下次能不能少给一点。

这种情况到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并没有好转，地方收税并没有变低，特殊时期还会变多。

至于其他省份和沿海地区的人的生活质量，我不知道各种细节和情况，但我查资料了解到好像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并没有比内陆人民高多少，过的也挺艰难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

谁能告诉我精神民国人是什么鬼？

连续三次私信就是为了说明自己是精神民国人？然后再把我臭骂一顿？

你吹民国教授、民国人才、民国军事、民国政治都行，你给我吹民国社会民主自由？

再说了，我这回答也没扯到什么敏感点吧？我有说过民国XXXX什么的吗？

本来想挂人的，算了，别恶心了大伙。

这种三无产品我直接黑名单处理，恕不奉陪。

@网络上的小蚂蚁 ，我对数据部分进行了一些分析，您可以看一下，如有错误，尽请斧正

今天有位知友觉得我提供的数据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可能有误，我没有找到这段数据线出处，不过倒是找到了一些可以侧面证明该数据真实性的东西，以及一些……

首先是1944年的64%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

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这个64%的比例可能不是太过分，毕竟被重视到这种地步了……

1941年的74%

“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

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高达50%的未治安区以及仅有10%的治安区，这74%的比例好像也不是闹着玩的

1942到1944年

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比例准不准我不太清楚，但决对是不小的

另外关于死不妥协的KMT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我还能说什么?丢人……

关于KMT军队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我……啥也不想说了

投敌比击毙多，猜猜是谁?

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击毙45万，投敌50万，真是同盟国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喜报！喜报！我终于被骂左棍了！

今天貌似是双十节哈，临时加图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有位大哥说我应该贴一下TG和KMT的物价，TG的暂时没有找到，但KMT的……

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也接近崩溃。打仗，打仗，钱哪里来？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只能开足马力印钞票。到了1948年7月，法币每月增发程度已经高达91%，法币严重贬值，到8月18日止，法币发行额比抗战前猛增47万倍，上海物价指数上涨57.1万倍。

具体贬值到什么地步呢？

《中国物价史》一书中记载，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两头大牛、1939年一头大牛、1941年一头猪、1943年一只母鸡、1945年一条鱼、1946年一个蛋、1947年一只煤球、1948年4粒大米。

100块钱，买4粒米，你想想吃顿饱饭得花多少钱？　

当时，上海工人之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工资增加像蜗牛，物价上涨像气球。买米的步伐走慢一点，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这种情况下，百姓的生活受到了灾难性影响。

在上海，1948年6月吃一块大饼要3万元，甚至乞丐也不愿收千元以下的法币。1948年4月，低级职工的薪金在100－380万元之间，而照当时物价，一天买两斤玉米面（每斤23000元），一月就得138万元。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统计，仅8月上半月，食品价格上涨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服价格上涨652万倍，较7月下半月同比上涨90%，当日报道中有一条“大饼油条，每件十万元”。

“若1937年6月货币发行额为100，1945年8月为2.82万，1948年8月4707万，1949年5月14.45兆；若上海物价指数1937年6月为100，1945年8月为864万，1948年8月为5.64亿，1949年5月为36.3亿乘以100万。（《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

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国立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清华、南开和北洋大学都举行了罢课、罢教。北平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青岛、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

1949年5月，钞票贬值、物价飞涨，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通常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上海大米每石要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一粒米就要金圆券130余元。一麻袋金圆券换不来一布袋面粉，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在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物价飞涨，水价也跟着天天攀升。至1949年5月23日，上海每立方米水价为金圆券55.8万元，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水费就要1000多万金圆券。此时的金圆券已成废纸，城市平民陷入金融困境，中产阶级财产一夕间灰飞烟灭，由此金圆券成为儿童折纸玩的材料。

抗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政府的忠诚已消失殆尽。政府愈来愈贪婪，甚至在财政上叛国，贪得无厌的印钞票，使得中国对美金的汇率跌到只剩几百万分之一。许多国民政府的军队因没有薪水而被迫乞讨，但是美国外交官员们发现，从美国送去中国的军事补给，有时在一抵达中国就出现在黑市上。

即使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蒋女士也经常离开她的丈夫，忽然消失，到纽约住几个月。

在上海时，蒋女士如常地坐着她的大型加长豪华车上街购物，这时蒋女士已经在华府引起风潮，她在国会强有力和热情的演说，引起了如雷的掌声，她然后横越整个国家，出现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和好莱坞。但是她同时却引起了美国军人对她的厌恶，尤其是她回到战时的首都重庆，带着许多皮箱，其中一个撑开来，露出了里面奢华的化妆品，私人衣物和时髦昂贵的日用品。

其他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也对国民政府偷鸡摸狗的腐败行径发出警告。美国在战时，支持中国超过三十亿美元，但是大多数都是由宋子文经手，宋是中国驻在华府的财政首长。后来事实显示，宋家为了分赃这些美援，搞得家庭很不愉快。

以至于后来杜鲁门总统怒骂：“他们是贼，每一个人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政府的上十亿美金里，偷取了将近七亿五千万美金。他们偷了这笔钱，却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投资于纽约的房地产。”

1946-1949：

1946年1月7日，广州市的米价每担已超过万元（法币，下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高得惊人，猪肉每斤720元，牛肉每斤420元，柴每担2200元，蔬菜及一切物品的价格也不断向上攀升。

到了1948年，物价涨幅加剧。

1948年2月14日，广州市大米价格，每担由70万元涨至140多万元；食用油每斤由3万元涨至7万元；柴每担由12万元涨至25万元。

同年5月5日，大米每担价格猛涨至700万元。

据民国广东省政府统计，自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至11月26日的3个多月时间，广州市物价指数上升1300％，即上涨13倍。由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条件恶化，不少市民不得不吃野菜、米糠，甚至有些市民以死猫、死鼠充饥。由于贫疾交加，路尸日增。

1948年，广州市路尸1628具，平均每月约为135具，每日4～5具。

进入1949年，广州市物价继续暴涨。

从1948年2月到1949年3月的13个月中，广州市电费上涨8.77万多倍，电话费上涨51.11万多倍，自来水上涨10.19万多倍，米价上涨7000倍。

1949年4月，广州市公共汽车票价上涨六次：

4月3日，全票700元；7日，全票1000元；10日，全票1600元；16日，全票2500元；20日，全票5000元；23日，全票1.4万元。

摘自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日记：

1947.7：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

1947.9：上海市场极混乱，金竟无价，物价日高

1947.10：连日来物价大涨，米一石超八十万九月妻子到上海，龙头细布每匹五十六万，现在要八九十万了。

1947.11：车票价又涨，自铜山至苏州，头等价卅七万二千元，卧车票十万元，可骇！

1948.2：阴历年后，物价大涨。今日览报，白报纸一令价至三百廿余万，较去秋已逾十倍。米则早出三百万大关矣。南京科长以下人员，每月仍只有三四百万元，如何度日？

1948.3：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不改币制，如何生活？

1948.8：一把牙刷，竟要一百八十万元，简直把人吓死！

1948年4月清明前后，到郊外上坟的人都不烧冥钱纸，改烧千元钞票，因为1张千元钞票买不到1张冥钱纸，烧钞票自然更合算。本月中旬，1旅客在饭馆吃饭，米饭2万元一碗，当他要盛第2碗时，已涨至2.5万元了。

在此感谢知友 @张世杰 的提醒

————分————割————线————————

过得不错（迫真）

迫真不错（×2）

江西在1933年有近2000万人口，到1936年居然只有130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被国民党白匪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五百多万。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
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
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
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
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
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上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四川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
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遂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
万源县更厉害，饥民食死尸的已成司空见惯，甚至有杀活人及小孩的事。
是年4月10日《重庆快报》载邻水通讯上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日《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许多“路倒”倒地不久，即被人分食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五口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邻居听到那女孩子直叫： “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

南江县木门文昌宫有个叫孟利生的全家三口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乳房割下煮在铁罐里打算食用，街上的人发现后对他施以拳脚，有人说：他也不行了，饶他罢……

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此后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竞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便寻机将人打昏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

迫真不错（×3）

以东固大烧杀为例，《陆军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剿匪纪实》记载：

本师遵即妥为计划，切实奉行。

时任五十三师宣传分处第一分队中校分队长的李荩萱（后升任六十四军军长，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在《第五十三师在东固的大烧杀》中回忆如下：

蒋介石对东固人民恨之入骨，约在9月间，他密电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令他在放弃东固前，以东固为中心，将其附近村民一律平毁，格杀无余。李韫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东固镇上师部开会，秘密指示烧杀抢掠等办法。李韫珩向各团下达代电，大意是：奉总司令蒋密电，查东固一带老百姓被赤化了，该师在撤离东固以前，必须将东固附近老百姓格杀勿余，焚毁务尽，电仰遵照，并将执行情况具报。李韫珩指示，凡守备阵地的团，每天将预备队的一个营，在该团警戒以外周围30华里地区执行格杀焚毁，并以全团徒手兵随同该营去搬回物资；团部和直属部队在警戒线以内将未收割的稻谷打毁在水田里，以免共产党回来利用。师预备队(一个团)到某地区“搜剿”、格杀、焚毁。师直属营连在东固镇附近，务须将水田里的稻谷打毁，各部队驻地房屋，准备燃烧材料，带部队离开驻地后，放火烧焚。
我当时是派在第三一四团工作的，团长欧阳律卿从师部回到团部，将我和中校团副贺湘涛二人找到他的房屋内，将上述电令交给我们看过后。他说：“这是蒋老板的电令，东固一带老百姓被共产党赤化了，我们非杀他个一干二净不可，看他们去哪里闹革命。你们从地图上看，本团烧杀区域周围30华里左右，以到达什么地名为止，然后下命令给第一营营长刘宝吾去执行。”贺湘涛看过地图后说：“本团警戒以外有一个南垅村，大约30华里以内、25华里以外，一天来回不会天黑，如果再前进就远了，恐中途受到红军腰袭，不容易支援。”我同意贺的意见，团长说：“就这样决定吧!请李队长要第一营宣传员随部队出去，看看执行情况怎样。”我说：“我马上打电话给第一营少校营宣传员陈孝康，要他同营长出发，监督彻底执行总司令的电令，决不能敷衍应付。”接着，师宣传分处处长李青来电话说：“你看到代电没有？这是蒋总司令的命令，你们要监督部队彻底执行。”我回答道：“一定做到，已派第一营宣传员随部队出去监督执行。”
第三一四团第一营部队在次日早上5时左右才出发，到达南垅村已是10时左右。老百姓见部队来，都已逃到山林里去了，一个老百姓也没有看见，只抢掠一些东西回到东固驻地。团长欧阳律卿接到刘营长电话后，对我说：“老百姓好狡猾，远远看见我们部队就都逃走了，一个人也没有枪杀掉，这样怎能向上报告呢？”我停了一下说：“明天再去，假装从右翼回击，一面派一部分队伍埋伏在要口上；一面将南垅村的房屋点火烧起来，老百姓看见部队走了，就会出来救火，等他们救火时，包围射杀之，这样一定收效很大。”欧阳律卿认为很好，就打电话给刘营长照办，并规定在天亮前就出发。
这一天，老百姓出来奔向南垅村救火的就有100多人，都被枪打死。以后部队每天天未亮就出发。据陈孝康对我说：“有一个亭子里，老少几十口人都睡觉了，部队去了还未醒，就被打死在铺上。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还在哭他的妈妈，又补一枪将他打死。这次执行命令很彻底，不过太惨了。”我说：“这是总司令的电令，有什么办法呢？”
这次大屠杀，共有七天之久。据第一营营长刘宝吾报告，在第三一四团区域内，共格杀老百姓有3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栋。以后听到团长欧阳律卿说：“全师共杀害老百姓2000多人。”至于警戒线以内打毁的稻谷，我不完全了解。仅我率宣传队官兵打毁水田的稻谷就在50亩以上。房屋则是在各部队离开驻地之时，一律放火焚烧的。我到达九寸岭山顶，还看见东固镇附近都是烟火，火势冲上10多丈高。”

按：其时五十三师在东固地区有四个团。按李荩萱的说法，三一四团300人，全师2000人，可见其他三个团完成任务更加残酷彻底，“切实奉行”。

那么刘镇华在鄂豫皖又是怎么执行的呢？刘镇华从蒋介石的手令中，提取出了“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的口号，对边区百姓实施灭绝，刘为报功割下的人耳就有“七担”之多。陈忠贞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

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赤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熊家河被洗劫成十室九空，渺无人烟。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敌人在监狱暴满的情况下，分别设立所谓“难民收容所”，仅在商城一县就设有4个，每所关押1000人左右。这些实为集中营的“难民所”每天给“难民”喝掺有石灰的稀饭，吃后肚子发烧膨胀，因此每天都有人死亡，死了就扔到收容所旁挖的大坑里。“难民“稍有反抗，就被铡死。此外，又有许多年轻妇女被敌人押往他乡卖掉。

1948年3月5日，蒋介石致电李默庵、张雪中，要其在苏中、苏北搞大烧杀：

李司令默庵、张司令雪中并转4D王师长、51D王师长（按：王梦庚）。务希教督所部协同一致，在十日内将残匪第十一、第十二两纵队彻底消滅，达成任务，勿误。如有必要，可由前方临时颁发赏罚奖惩与升降办法，机权处理再行呈报。对于匪化甚深之乡村与人民，无法感化者，准予烧杀不论，且应彻底督查其实施，以免再为匪所用也。

按：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暨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姬鹏飞】；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

过得不错（迫真×4）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

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过得迫真不错（×5）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

1943年3月，他的报道通过洛阳电报局的电报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将白修德解职，被拒绝。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重庆政府称他撒谎、搞亲共宣传，致使他回到米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4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补充一句，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被处决，罪名是“泄露机密”。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将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为谋取暴利, 将湖南大米走私到广州, 导致湖南在丰收之年缺饿死上百万人!!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迫真不错（×6）

1928- 1931 年持 续三年的大旱灾，使西北变成“活地狱”。渭河以北一 带各县人口损失 40%以上，三年大旱中，陕西原有 1300 万人口，死亡 300 多万，逃亡 600 多万，两者占全 省人口的 70%以上。[10](P8)
马永强近. 代甘肃灾荒备忘录[J]档. 案2, 001(,6)4: 1-42.

甘肃人口原来不足 600 万，死 亡 250- 300 万[11]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 社1, 993.

1932 年霍乱由河南 传入西北后，发病者死亡率高达 40%，死亡 20 多万 人，[12](p4)人人谈虎（指虎拉列，即霍乱）色变；1931 年青 海患瘟疫死亡 20 万人[13](p344)。
陕西省卫生厅陕. 西省预防医学简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 版社1, 992.
注意此处霍乱的成因是1931年黄河泛滥加之灾民集聚导致

山西 1929年至1932年山西省共冻死饿死120万，其惨烈状况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晋西北地区灾荒初探 乔卫华

察哈尔 1928年各县盟旗饥民人数六十万，第二年增至260万，死者十之三四

《各省灾情概况》1929年7月11日大公报

河南 河南旱蝗风灾交错，入秋黄河沿岸被水，饥民1500万，至1930年，新旧灾民总数3300万，已接近全省人口总数。

绥远 全绥人口总计二百五十万，现有灾民一百八十万，灾民生计山穷水尽，以致大人食小孩，活人食死人。前中央派员调查，认该省灾情之重，实据华北第一。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 甲31号

河北 仅冀南十九县，灾民总计二百余万

1929年11月7日申报

热河 1928年十五旗县春旱灾夏雹，饥民百余万

湖北 1928年，四十九县春夏不雨，灾民九百万。

川北及川西北 1931年前连旱四年，五谷绝种，鸡犬无声，灾民总计八百万。

数据基本上全部来自李文海教授的中国近代灾荒纪年及其续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以及几篇论文的零散数据。

总结一下，仅1928年到1931年间，被灾总人数北方数省超过六千万，31年长江泛滥导致南方受灾人数4850万，死亡人数下限1100万，上限1600-1800万。

另:

……食屎啦，光头蒋

作为对比，顺便贴点TG的图

更新，挂个果粉

这是最开始的亚子，看起来还算正常，任为我拿现代TG比KMT不大妥当，于是我开始砸史料，然后……

转进x1 我说二战他扯明清……

转进x2 我说二战他扯春秋……

看不懂汉字，日本人对TG和KMT的评论被扯成评论前朝……

我贴抗战时期的日军战史，然后他说这是日本人评价解放战争的……

我顺便把史料放出来

“连日激战，我军步枪子弹用尽，只剩下重机枪子弹和炮兵部队的最后30发炮弹，真令人担心。炮兵队出发时带来420发炮弹，两天内两门炮打出390发，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7中队、8中队弹药也已用尽，只靠刺刀了。在我右侧100米左右的地方，敌捷克造机枪正在喷火。”

“我们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既无弹药，又无友军来援的迹象，有人绝望地说，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更使我悲痛的是，就在我跟前有人说：‘我先告辞了！’随后两人相继自杀了。他们勇敢作战而负伤，认为已成累赘对不起大家，因而自杀的。尽管我劝说其他伤员要活着回家乡，打消他们自尽的念头。但后来还是有些人自杀了。”

“4月26日清晨，终于开始向沙河桥行军。我是指挥班的人，所以走在中队的前头。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目睹这凄惨的场面，难过地走了十几公里路。在我前面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若给农民们看到，也许会说我们的坏话：瞧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一想到这些，真感到恼恨万分。”

上述文字标题为《齐会、大超市村的讨伐战》，载于《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战志》，作者名叫内匠俊三，时为侵华日军一名上等兵，他如实记载了当时八路军的勇猛、日军绝望之下的自杀以及最终运尸回城的溃退。

八路军军史称此战为“齐会战斗”，1939年4月23日到25日发生在河北省河间县，八路军一方为第120师独立第1、2旅，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27大队，日军为第27师团步兵第3联队吉田大队以及后续增援部队。

八路军战史记载：齐会战斗毙伤日军700余人，俘日军17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掷弹筒3个、大车56辆、战马4匹。这跟内匠俊三的记载是吻合的，他悲伤地写道，回到河间县城后，“环视一下宿舍，感到房子空空荡荡的，3小队的伙伴一人未见，他们全部阵亡……”

类似齐会之战这样的战斗，在华北大 地上不时发生，而比之规模小的战斗，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日军进行了详细记载：《第33步兵联队史》写道，日军驻在距离保定约20公里的高阳，“几乎每夜遭受敌之袭击”，尤其是在1938年2月11日、日本的“纪元节”（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当天，“从保定大队部去高阳运送粮秣的辎重队在途中遭到共军伏击，车队几乎全被消灭。”《鲭江步兵第36联队史》则详细记载了1938年2月起其入驻山西清徐县之后的频繁战斗：

2月1日，“敌凭借险峻山地顽强抵抗，激战后虽将其击退，但我方也伤亡10余人”；

2月11日，“双方展开手榴弹肉搏战，激战中我方伤亡8人”；

3月1日，“我大队陷入苦战”；

3月14日，“松浦小队在苦战之后终于全军覆灭”；

3月16日，“混战中，我死伤10余人”；

3月20日，“前来支援的第1大队有10余名伤亡”；

4月14日，“一部敌人用云梯登上城墙，向城内猛烈射，我方人马、马匹等多数死伤”；

5月中旬，“机枪中队川琦大尉以下10余人伤亡”……

日本战史统计，仅仅在1940年不到一年之内，日军在华北五个治安大队就参加了4214次战斗。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宣布：八年抗战，八路军总共进行了99847次战斗！

《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作者井本熊男，曾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一书写道：“1939年底，中共的渗透大致遍及华北全境，对我方确保治安构成最大之敌。事变初期，蒋介石军队不战而放弃华北5省，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既无战线又无敌踪。然而恰似被细菌侵蚀了人体，如置之不顾，整个地区势将变成与我敌对之势……”

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正面战场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非但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当时，侵华日军作战以大队（相当于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员1000余人，再加上支援部队要超过1500人。日军在正面战场作战，规模相对较大的几次投入兵力30个大队左右，约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三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大队，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除了日军，大量伪军也被投入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中。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这还没有计算伪军，要知道，伪军也绝大多数是国军摇身一变而成的，不少还从重庆政府那里拿军饷，这也堪称二战史上的奇迹了。

1944年1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1944年）11月21日 “旭”的追击部队在怀远（宜山西方）缴获敌人军用列车（机车11台、货车106辆、客车4辆），缴获大批军用品。据日后清点，计有反坦克炮两门、反坦克炮弹40吨、150毫米榴弹40吨、山炮弹90吨、15毫米机关炮弹17吨、20毫米机关炮弹10吨，飞机1架、飞机发动机6台、炸弹160吨、油17吨、机械20吨、粮食500吨、煤400吨。这是追击的战果，由此尚可看出美军援助桂、柳方面所用的力量。”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289,290页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1945年1月29日 [ 译者注：原文如此，但按照上文，似应为1945年1月30日。 ] ，我们在飞机场进行了搜索和清理。我们第三中队搜索了飞机跑道以南的那些仓库似的建筑群，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大量没有用完的航空炸弹。……无论如何，像美国空军那样，一旦日军逼近就把炸弹和粮食扔下不管，毫不犹豫地迅速转移，这种机动能力和丰富的物资储备令日军惊讶不已。在遂川这种前方飞机场，不仅修筑了飞机跑道，而且修建了仓库和宿舍，储备了丰富的补给物资，再让飞机进驻。一旦决定撤走，不能带走的物资就毫不吝惜地丢弃。充分说明在物质力量的丰富、雄厚和强大方面，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空军留下的物资中最多的是航空炸弹，也许美国人确实是有把这些炸弹运走太危险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毫不在乎地把如此大量的炸弹轻易丢弃，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富裕。”（美国人看到这段只怕要……囧TZ……）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战争形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即日方对我发起的所谓‘第三期肃正作战’期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上卷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上卷第278）
“在此次作战（第二次冀中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上卷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上卷第315页）
1942年6月的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下卷第161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下卷P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报告，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上卷第156页)。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间，仅该师团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上卷第278页)。

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下卷第17页）。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第326页)：“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

日本史学家、1941年从军的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证实了冈村宁次的说法。在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后，他随即写道：“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从9月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80人。”（上卷第314页）

“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上卷第316页)

《华北治安战》记录了日军不愿意与八路军作战的沮丧与绝望：“华北地区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罪。到1941年发生了2件，1942年也发生了2件，1943年以来，此类事件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另外，自杀现象严重，1942年7月，曲阳有4名士兵自缢，河底村有10名士兵集体服毒，阳泉也有2名士兵因不愿执行任务而自杀。”日本人在这本书里甚至这样形容：日军在华北占领的点和线，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

“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冈村宁次回忆录》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裏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第一次长沙战役）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 译稿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2卷第2册145页

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

”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候德榜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国民政府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炸药——但国民政府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

谁是普通人？必须假设穷得没饭吃才是最典型，最大多数？所以，阶级仇恨教育，是假设大多数是穷人，在此基础上，再证明穷人是大多数--------循环自证！

我家里富的亲戚就不讲了，讲最穷的。我祖母嫁给我祖父之前，出生于无锡一个破产的渔民家庭（船是自己的，属自耕农阶层，因家庭突遭变故，没了积蓄）。于是我祖母到上海谋生，进纱厂做抽丝工，一个月工资两块大洋。工厂有宿舍，吃饭则包一户人家，每顿都有荤菜，月付半块银洋。剩下一块半，用都用不光。这就是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

我母亲的外婆，出生于上海嘉定县一户佃农家庭。问嘉定的地主租田来种。太外婆的原话：“地主人家老客气的，只要交一点点租，种出来的东西吃也吃不光。”

最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了，不能再普通了。

====

小马过河的故事听过没有？因为松鼠淹死了，一匹普通的小马就过不了河了？你爷爷啃树皮，吃观音土，就不承认我长辈顿顿有荤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