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人推崇胡适？ 第1页

这是北大孔庆东教授对胡适的评价，我觉 得是很恰当的：

“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

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做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

胡适就是现在网上公知带路党的典范，平时仗着学者身份，张口民主，闭嘴自由，有事没事编两个段子讽刺政府段子；等到有人给他充值的时候，立刻换一副嘴脸，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统统抛到脑后；不管金主们干什么，说什么，他统统叫好，这一点，他的大金主蒋介石看的最清楚，以下摘自蒋介石日记：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

我不得不说，胡适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确实有一番独到的理解，1954年6月13日，原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要知道这时可是台湾白色恐怖的高潮时期，说蒋介石在台湾建立“警察国家”，已经是留面子了。大家知道这时的胡适在干什么吗？胡适在8月16日的《新领袖》杂志发表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以批驳吴国桢的观点，他是这么描述当时的台湾的：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当然，胡适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毕竟蒋政府为这篇文章出价高达1.5w美元，几乎是平时的三倍；另外，胡适还是台湾戒严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起草者；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联署的发起者；国民政府1946年宪法的起草者；这几份文件，和胡适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怎么也不沾边吧？

这只是抗战以后的胡适，至于战前的胡适，则更不堪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胡适是《二十一条》的”坚定“支持者。1915年，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曝光，举国哗然，然而唯有胡适对其大为赞赏，称其：

“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 “——《胡适全集第28卷》

随后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宣称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节选自《胡适全集》第28卷）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同盟旨在反对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不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同盟，胡适还被推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人大跌眼镜，1933年1月31日，经张学良的同意，胡适和杨杏佛、成舍我三人获准参观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大家都知道，民国的政治犯监狱，囚犯们不但要带手铐脚镣，伙食极差，还不准看报，这几点，政治犯们都多次向胡适等三人反应。

六天后的2月5日，《燕京报》上刊出了宋庆龄签名的信以及《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详细控诉了监狱内的种种惨状，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然而不久之后，胡适给《燕京报》写信称：

“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31日同杨铨、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

又在2月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文章《民权的保障》，称：

“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节选自《胡适全集》第21卷）

这似乎也与胡适平时所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大相径庭。至于关于抗日战争，胡先生的看法就更独到，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胡适与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成立了”低调俱乐部“。这些人，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为中心，极力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建议蒋介石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彻底放弃东北。一直到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失守，日本军队逼近淞沪，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号召全面抗战，胡适仍上书蒋介石称：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我们胡先生立刻前往美国，还美其名曰“争取美援”。当然，对于胡适的真实想法，蒋介石看的还是很清楚的，他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