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存在成化犁庭,只有丁亥之役。这场战役也并不成功。
一、
首先,并没有什么“成化犁庭”,在明朝这次征剿建州三卫的整个阶段中,官方从来没有用过这些描述。
还有一些历史发明家宣称,是明宪宗亲口说出“捣其巢穴、灭其种类”的谕旨。而事实上,在丁亥之役前后,明宪宗从来没说过这种话。
“犁庭”、“扫巢”、“扫穴”、”捣其巢穴、灭其种类“等等描述,是近年各种讲述这一历史事件的鸡血网文里才出现的。
二
其次,丁亥之役没有成功。
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秉和赵辅等人,写奏章向朝廷报捷。奏章中的陈述内容和随后朝廷展开的议论,就反应出这个问题。
“……兵部尚书白圭言,贼虏虽为我军征剿克捷,然其丑类多有奔窜山谷者,若遽班师,恐其余党复起,请移文秉、辅会议,分立为经久之计,然后班师”。
兵部尚书白圭是看过战报后,在十月底才说这番话的,而此时明军已经从长白山里撤回了。
即便是赵辅本人,在他的《平夷赋》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建州三卫,世为女直,东方之黠虏也,深处万山,林木张天,晴昼如晦,恃险负固已有年矣。……间有遗寇奔遁深山,以保残喘。一月之内,虏境萧然。时积雪盈尺,寒风裂肤,不可久居,乃整兵凯还。
……五岭、喜昌、石门,又咽喉之地,人不得并行,骑不得成列,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发抚顺而长驱五岭,由喜昌而席卷古城。泼猪江之巨浪汹涌,摩天岭之羣峯嶙峋,鸦鹘关险踰于蜀道,凤凰城高并于嵩衡。黑松林之森森,当白昼而如晦,石门山之矗矗,峙积雪而如银。树木蒙密,蠛蠓过而犹碍;鸟道悬绝,猿猱惧而愁扪。”
建州三卫当时依然处于部落联盟社会体系,组织运行结构比较松散。其最小的群体社会单位是Boigon,清朝的“包衣Boi”,就是“家里的(奴仆)”;若干boigon组成一个Gasan;Gasan再通过子弟分家、通婚等等形式,结成以同姓血亲或异姓姻亲关系组合起来的部落,占据一条或多条河谷地带,称Aiman或Uksun;若干Aiman或Uksun再结成氏族部落联盟,称Gurun,即清朝某某固伦公主的那个“固伦”。
Boigon意为家;Gasan意为村、屯子;Aiman意为部落;Uksun意为宗族;Gurun意为国。
李满住、董山作为首领,还在通过传箭会盟等简单原始的方式来指挥部落联盟,尚未实现进一步集权。
早在景泰二年前后,当时朝鲜曾统计过建州三卫首领控制的人口,合计约为2300余户。这并不是建州女真的所有人口,而是在首领出生的氏族部落内、他可以直接处置的人口。
当首领发动对外战争,他通过传箭会盟的方式,征调联盟内其他部落的壮丁兵员,还要向这些部落承诺适当的经济报偿,承诺提升这些部落首领的地位。一旦利益交换条件不能满足后者欲望,后者拒绝出兵参战。
晚明万历末年,明朝还用相似手法,离间努尔哈赤与其胞弟舒尔哈齐的关系,这些都是明代女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清代的八旗制度,更是保留大量氏族部落运行体制的特征。
建州三卫首领对联盟内不同部落的控制力不强,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并不高,一旦遭到外力打击,很容易就会解体。这个特点,在丁亥之役中,反而成了建州女真保存实力的优势,以及明军征剿遇到的难点。
丁亥之役是明军第一次进入长白山作战。进山路线幽峻难行,明军对地形就很生疏,时间又是九、十月间的初冬之季,正赶上山里下大雪,因此行军极为迟缓,没有能力对作战区域进行彻底细致地搜捕。
建州女真不仅熟悉地形,也能适应大雪封山的寒冷气候环境,相当多小部落和人口化整为零,避开明军主力,躲入深谷密林深处。这也是明军战果极为有限,战役只进行十几天就匆忙收尾的原因之一。
三、
作为此次战役明军中军主力主将之一的赵辅,已经有多次虚报战功的劣迹。罔上邀宠,是赵辅以往就曾被人揭发过的固疾。
成化元年年初,赵辅以主帅的身份南下广西,领兵镇压大藤峡瑶民民变。成化二年十一月,他向朝廷报捷,随后本人回京述职,陆续受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广西巡按和北京兵部的弹劾,指责其欺罔蒙蔽、夸功希赏、掩败扬胜,只不过因得到明宪宗的一味袒护,这些奏劾都被驳回去。在这次的丁亥之役和随后的搜套作战中,赵辅不过是旧病复发罢了。
明英宗天顺年间到明宪宗成化初年,鞑靼孛来与毛里孩争战日益激烈,各部首领不仅在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河套地区活动,还陆续南涉黄河,进入套内、即今天内蒙、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地区活动。成化八年,明宪宗再任命赵辅为帅,指挥搜套作战。赵辅指挥无方,再次遭到言官的集中弹劾,指责其“弛兵玩寇、欺谩罔上”。
四、
在成化三年,明朝北方边镇都不太平,其中鞑靼孛来与毛里孩在河套、辽西等地的活动,给明朝造成的压力更大,也导致明朝不能专心应对辽东建州三卫事务。
成化三年正月,建州左卫都督董山到北京朝贡时,鞑靼孛来与毛里孩也派使节到北京,商议通贡事务,同时自河套南下,在大同镇边墙外耀武扬威,制造小规模的侵扰,向明朝施压。
当年五月,明朝把董山一行扣押在广宁,随后毛里孩也带兵东进,陈兵于辽东边墙外;当年年底,鞑靼蒙古兵再次东进辽河河套,与兀良哈三卫会合,伺机入犯。
在《平夷赋》中,赵辅也提到明军兵力“汉番官军五万余众”。实际上,进入长白山清剿建州三卫的明军,只有约两万余人,其余的兵力则部署在辽西走廊和辽河边墙各处,防御蒙古兵可能发动的入侵。丁亥之役之所以匆匆结束,也有一东一西鞭长莫及,担心顾此失彼的考虑。
鞑靼蒙古与建州三卫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军事同盟关系。前者的这些活动,只是他获悉一些情报,察觉出若干风吹草动的迹象,本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态,想趁虚而入占些便宜。
这种当辽东周边局势出现持续动荡,蒙古与女真、或女真与朝鲜就随即形成“联动响应”的特征,也在明朝中期形成,成为地区隐患。明朝辽东军事实力得到恢复和提升,羁糜能力强,可以减轻症状,但是无法根除。
五,
正因为丁亥之役的效果很差,所以战役结束后,明朝只好采取一种他最擅长的祖传看家本领:“高筑墙,猪打圈”。
明宪宗成化年间,明朝再度出现对长城要塞防线进行大规模增修扩建的热潮。
成化三年十一月,即丁亥之役结束仅一个多月后,明朝担心遭到建州女真发动报复性侵扰,随即开始抢修辽东东部抚顺、凤集等地的堡城。至成化十五年,终于完成从辽北开原到鸭绿江九连城的长白山边墙(辽东东部边墙)。
在这一时期,南下进入黄河套内鄂尔多斯高原的鞑靼蒙古,是让明朝更加坐立不安的大患。因此除长白山边墙外,明朝在成化九年红盐池一战结束后,还在陕北和宁夏一线,抢修“延袤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延绥边墙,同时对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边墙进行增修固建。
从明宪宗时代,在自己不愿意冒太大风险,又想不出高招良策的尴尬处境下,本着矬子里拔将军的态度,修长城就是相对而言缺陷最少的笨办法。
六、
最后,丁亥之役是一种治标不治本、“削足适履”式的解决办法。
建州三卫频繁侵扰辽东和朝鲜,确有客观环境因素。
建州女真在正统初年全部西迁到长白山地区后,活动空间过于促狭,浑河和佟佳江在夏秋雨季还常发生山洪。建州三卫不仅和东侧的朝鲜经常发生冲突;在土木堡之变期间,西侧又受到蒙古东侵活动的威胁;而海西女真在蒙古东侵的影响下,也不断东迁、南下,越过松辽分水岭,自松嫩平原进入辽河流域,挤压建州女真的活动空间。
长白山区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缺乏金属矿藏,也没有盐井盐湖,建州女真日常生活必需的粮食、盐、布和铁器,都要依赖外界输入。天灾战祸凑在一起,生存环境极为凶险,其物资交换的渠道,无非朝贡、马市和抢掠三种,当前两种方式不能满足需求,只能采取第三种方式。
丁亥之役后,辽东地图上出现了两个巨大的“V”型人工建筑。一个位于西侧,即宣德到正统年间建成的辽河套边墙;另一个位于东侧,是明朝和朝鲜分别利用边墙要塞和天然河流,围堵建州女真的包围圈——明朝长白山边墙在西,朝鲜鸭绿江防线在东,从东、南、西三面,对建州女真构成封锁压制。而在北侧,海西女真也在持续南下,建州女真的四个方面都没有可供扩展的周旋余地,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明朝和朝鲜构建的包围圈就是履,建州女真就是足。建州女真社会也要发展,也会出现人口增长压力,当脚的尺码增大,就通过军事征讨削足,强制塞进鞋里,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最后努尔哈赤起兵,就是这脚又长大了,但是那一次,他不仅把鞋彻底撑破,还把两位修鞋匠也一块踹翻了。
七、
丁亥之役结束后的十多年,不仅建州三卫侵扰辽东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明朝把过多精力放在建州女真上,却忽视了同一时期,北方海西女真的南下活动,随后海西女真对辽东的侵扰的次数和强度也增大了。
成化十五,太监汪直镇守辽东期间,再次联合朝鲜,组织对建州女真的征讨,又一次取得”大捷“。但彼时,海西女真的侵扰活动,却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八、
丁亥之役最大的成果,是把建州三卫的部落联盟组织打散了。
董山、李满住等辈份最高、资历最老的首领都被杀。战后不久,董山和李满住的子孙又去向明朝输诚服罪。在成化五年和六年,朝廷任命李满住的增孙李达罕接任建州卫首领;让董山之子脱罗任建州左卫首领;建州右卫原首领纳朗哈无子,朝廷就让他的族叔接任。
这些新任首领或年纪轻辈分低、或资历威望不够显赫,不能胜任部落联盟首领的身份。他们又是罪臣之后,作为惩处,明朝贬了他们的官衔,董山是都督,脱罗仅为指挥同知,被连降四级。
再加上明朝和朝鲜的封锁,虽然“建州三卫”的名号还在,但建州女真内部逐渐进入诸多小部落各自为政,山头林立的状态。
这给明朝带来正反两面的影响,好处是建州女真作为辽东一患,实力削弱,对周边地区的威胁降低;坏处是这些小首领虽然对明朝态度忠诚,但无力约束部落。成化三年后,建州女真一些小部落对辽东的小规模侵扰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多了。
最后,
近年,网上还有一种奇特的历史发明言论,把明宪宗说成圣主明君。
对此,只能用”扯淡“来评价了。
受童年生活环境影响,明宪宗是一个性格软弱、眼光见地并不高明、还有严重恋母情结的皇帝。明朝中后期,经常出现一些经年累月囿于深宫,多年不见大臣,荒怠朝政的“宅男型皇帝”,这股风气也是打他这里开始。
成化末年,辽东有海西、建州女真;辽西有兀良哈三卫;西北河套、宣大有鞑靼蒙古。明朝顾此失彼,陷入“处处防而处处难防”的尴尬境地。
明朝中叶,丧失河套,西北边界向后退缩套内,造成如此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明宪宗。
后世对明宪宗的评价,甚至还不如其父明英宗。
成化之役的打击对象既不是日后统一的女真政权,也不是整个建州女真,而仅是其中的建州三卫,董鄂部等三卫以外女真部落持中立观望态度。
明廷一方出动的兵力为明军5万加朝鲜军2万。建州三卫当时总人口2300户,且三卫主要首领都已被明廷扣押。
1、为何成化犁庭屠杀可以成功?
很简单,
成化犁庭的时候,
女真人还一盘散沙,
各个部落自成一体。
明初,明朝根据自己的认知把女真人分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
建州女真内部分为八部:苏克素护(亦作苏护或苏浒)河部;哲陈部;完颜(一作王甲)部;浑河部;栋(一作董)鄂部;鸭绿江部;讷殷部;珠舍里部。
前五部一般被称为满洲五部,后三部一般被称为为长白山三部。
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这就不细说了,
他们内部也是分了很多部族。
也就是说当明朝决定执行成化犁庭屠杀时,
别说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之间没用形成统一,
就是建州女真内部八部也是各立山头形成独立部族,
形成互不隶属局面。
所以,明朝朝廷那时以明朝的国家机器去打击各自为政的女真部族,
那完全是轻而易举的,
这就像美国军队去屠杀印第安人部落一样,
一个部族是没有能力去抗衡国家机器的,
部族武装也就是个民兵武装,
与国家武装这样的国家机器比是有档次区别的。
而国家武装这样的国家机器去打击部族武装完全是降维打击。
部族武装是没有胜利的机会,没有任何希望胜利。
所以,
明朝朝廷很轻松的进行过五次(能找到记载的屠杀)屠杀,
从明宣德八年至明成化十五年(1433——1479年)短短的46年间,建州女真即遭受明军入讨5次,
其中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正统二年(1437年)、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各年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残暴讨伐,每次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致使建州女真数一百年后才得以复苏。
仇恨就是这样反复叠加起来的。
2、而萨尔浒之战不能成功?
很简单,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时候女真人已经组织起来了。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
明朝朝廷的军事力量是占据完全优势地位的。
但是女真人的基本生态以及发生了巨变,
1619年以前,努尔哈赤早已经完成统一建州女真八部了,
1619年以前,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除海西女真叶赫部之外的所有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所属各部。
也就是说女真人各部中只差叶赫部就完全统一女真了。
这是女真人自元朝开始,女真统一的最后时刻。
1619年以前,从1583年至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经历了32年战火磨炼的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八旗制度。
这是女真人自元朝以来第一次建立了正规的国家军事力量。
1619年以前,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
从此女真人对抗明朝朝廷将以国家形态来对抗,
不在是以单独部族形态来对抗。
萨尔浒之战明军从各方面来说是完全占据优势的,例如,兵力上明朝占据绝对优势,
组织了讨伐努尔哈赤的联军,叶赫部,朝鲜王国军队,
在整体外部形势上,
当时在北方最强大的蒙古部族察哈尔部是不会支援努尔哈赤的,
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没有爆发,
高迎祥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那是崇祯时期的事了,
从明朝朝廷及明军的心理上来说,是完全占据优势的,
因为在此之前,明朝朝廷历次讨伐屠杀女真是完胜的,
从来没有失败过。
那时的明军还没有达到到之后的那样——对清军怯战。
明朝朝廷在准备发动萨尔浒之战之前,
进行了细致准备,
加派饷银200万两,
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
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月,
明朝朝廷的讨伐军抵达辽东,
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也是历史上明军百试不爽的招数)。
明朝兵力方面:
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发精骑约三万;
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四处,发兵共约两万五千人;
四川、广东、山东、陕西、北直隶、南直隶,发兵共约两万人;
浙江发善战浙军步兵四千;
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各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
明军总数约八万六千人。与盟友海西女真叶赫部军一万人,朝鲜军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
在军事准备上明军完全是有备而战,并且完全占据优势地位。
杨镐也信心满满的制定了"擒奴赏格",
经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明神宗批准,颁示天下。
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
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
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
又诏令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若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
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
可以说,明朝朝廷是信心满满,一击必中,就像历次讨伐屠杀一样,
为什么说是屠杀?
因为如果这次明军胜利了,那么将会一场比历次屠杀都要大的大屠杀。
万事俱备只欠开战了。
萨尔浒之战过程就不用说了,
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战例。
当然胜利者是努尔哈赤了。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完胜而告结束。
萨尔浒之役,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后金的规模化火器时代就是从这开始的),明朝元气大伤,
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后金。
朝鲜王朝的光海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五月,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后金军俘虏了朝鲜军,但是没有难为他们,并且全部释放了),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后来朝鲜王国又要跟清朝比划,结局是被清军彻底打服了)。
此战也让蒙古各部极度震惊(明朝竟然完败,败的这样惨),此后后金逐渐控制了漠南蒙古各部。
岂止蒙古各部震惊,朝鲜王国也是一样,明朝朝廷上下也是一样,明朝民间也是一样,
从此东北各路势力开始逐渐远离明朝朝廷,
明军从此以后也留下了后遗症——怯战,
明朝朝廷上下开始检讨并推诿失去辽东的责任,
明朝朝廷上下及文武官员信心开始丧失的开始。
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
而且还从此彻底的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战略形势彻底扭转。
@太師淮王 淮王殿下老漏字大师了
明总兵官赵辅徒夸诞,侈陈战绩,畏寒辄退兵,绝不搜捕余孽。仅获李满住父子。作《平夷赋》,称已灭建州。其实师退则女真人屯聚如故
绝~不~搜~捕~余~孽~这句被其吃了
所谓余孽自然就是破敌之后才会有~
批判苏联的共产主义精神,行!
践踏苏联的logo,不行!
形式主义那套玩明白了属于是。
还选个毛
几个老头,谁能活到11月谁自动当选
辽东的问题是在万历的手上直接爆发的,但是万历却没有在自己去世前解决。最终辽东就变成了大明的一个伤口,让大明不断失血。
如果能够遇到嘉靖那种皇帝还好,偏偏遇到了崇祯帝。刚愎自用,还有点儿死脑筋。本来只是伤口出血硬生生被搞成了大动脉出血。
所以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因为你还真不知道你的后人是什么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