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用剃发易服和圈地把自己开到了全国人民对立面，为什么还能坐稳江山两百年？ 第1页

满清入关后有三个阶段，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是入关到康熙前期，以三藩之乱为标志。这个时期满清是比较野蛮的奴隶主，靠军事优势解决社会矛盾。但在吴三桂的军事能力面前八旗军受到很大挫折，对康熙皇帝的政策路线提出了新的考验。

二是康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这一时期满清的汉化程度不断加深，虽然积累一些问题，但也解决一些问题，总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教科书的评价是封建王朝的巅峰。

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到清帝退位。这一时期在西方的舰船巨炮面前开始了被动的近代化。虽然画虎不成，但依旧是一个勉强合格的近代化国家——直到甲午战争被打回原形。

综合评价，清朝的施政是比较灵活了，结合了草原和农耕的特点，在近代也懂得改良。相对旁边的朝鲜和日本幕府要成功得多。

呵呵。

这个问题要根据清史来回答。但人们嘴里的清史并非只有一个，有好多个：比如说满人眼中的清史、辛亥革命那批人的清史、共和国官方的清史……

说穿了，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

苏东坡老先生早就告诉过我们：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通俗一点，就是胡适这句话：“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

现在不作价值判断，仅谈论事实。

第一个问题是：剃发易服，是不是一种心理上让人难以接受到快要死的政策？

很多人会说“是”，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尤其是江阴，当时全城百姓无一投降，全城殉难。要是光从这些例子，就会判断出：剃发是一种极端的侮辱，宁可死，也不能剃。

这里我不是说剃发不是件极大的侮辱，但也不宜过高估计当时人民心中的愤怒。

如果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那就是这张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全国反抗剃发最激烈的地区，应该是江苏南部、现在上海一带，很多地方其实悄无声息。要从全国来看，这纯粹是个汪洋大海中的孤岛。

俗话说：凡事怕挑头，苏南、上海一带都有人挑头了，南明也还在，那应该遍地烽火，当时的清军又没多少人，就算跟了不少汉奸军队，汉奸惯常的本事是见风使舵，后来和南明作战时，一看形势不妙，战场反正，再度投明的也很多，为什么不乘机起事呢？

那只能说明一点：对剃发易服这事，当时的人们确实非常痛恨，但还没到以性命相搏，誓死反抗的地步，或者说，统治者强行改变汉家冠服引发的愤怒，全国各地的人们，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借此大骂当时的人们软骨头，没出息，那又过了。

这里有三个原因：

（1）汉人是不是绝对不能剃发？

很多人也许会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类的古训，但这只是儒家的宣传，实际上做不到。

上张图，就明白为什么做不到了：

要真严格按照儒家经典来办，只怕全国人民都是脊椎病患者了。

幸好，古代画家和小说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古代人剃发的证据：

不过，明朝的汉人，大约十多岁时，就要留长头发了，样子是这样，但还要时不时理个发：

所以说，明朝人是有理发习惯的。所以说，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很会变通的，不会硬搬死套儒家经典，从全国层面来看，人们的基本态度，还是基本上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来看待。

（2）为什么江南地区会有这么激烈的反抗？

这个问题说起来相当复杂，江南地区每个激烈抵抗的城市的情况，也很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应该和当时清军构成有很大关系。这是要对清军大加谴责的地方。

与其说是一支军队，还不如说是个流寇集团：核心是满人军队，外围则是投降的汉奸军队。

众所周知，所谓的流寇集团，之所以能不断壮大，靠的是不断激励人心中的阴暗面，将越来越多的人裹挟进来，不管是李自成集团，还是张献忠集团，或者所谓的清军，这时的性质全是如此。

人心中的阴暗面是什么？无非两样：钱和漂亮女人。

手里有刀有枪，又在乱世，凭什么要讲“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无论是八旗，还是汉军，在当时都是没有军饷的！而且粮草很可能也要自行筹集。这在后面说圈地时，会再详细地讲。

没有军饷，粮草要自行筹集，这意味着在明面上，尽管清军可能会打着什么“替天行道”类似的口号，实际运作中，抢劫甚至滥杀无辜，就算不明许，至少清朝高层是默许的。

江南这地方，比较富裕，既有钱，又有漂亮女人，随着南明福王政权迅速垮台，就像一块大肥肉，暴露在满人和那些投附的流寇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江南地区抵抗会这么激烈的原因。

剃发令发布后，抵抗最激烈的，就是江阴。从“江阴八十一日”，究竟怎么出来的，就可见一斑。

江阴这座城市，清军还未到，原本是已经投降了的。当然，也是暗流涌动，在福王投降消息还未传来时，当地确实有士绅暗中聚集，准备召集乡勇勤王。这次聚集，为那么惨烈的抵抗打下了伏笔。

但是，准备做什么，并不等于真的要做什么。谋划和行动之间，其实还是有鸿沟般差距的。事实上，很快福王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次密谋也就偃旗息鼓了。

最初江阴普通百姓主要的想法是接受清朝的统治。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大概因为明朝建国时，江南的主要地区站在张士诚一边，从明朝建国起，就对江南地区实行惩罚性重税政策，持续近三百年，江南其实嗟怨不断，对明朝的印象其实极差。

在“江阴八十一日”事件发生不到二十年前，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官府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张溥在崇祯元年（1628年）写的《五人墓碑记》，就专门记录这事。

可以说，在福王政权投降后，原本不应该出现像“江阴八十一日”那么激烈的抵抗。要是能减税，说不定还会赢得当地百姓的赞扬呢！

但是，在四件事发生后，江阴百姓选择了用最壮烈的方式进行抵抗，甚至市民面对屠刀时，连个投降者都没有。

第一件事是县令林之骥去任，林是个庸官，江阴本地人原本瞧不起他，称他为“林木瓜”，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的存留，却成为江阴未来命运的象征。

江阴投降后，有个叫郑帅的清军将领不等命令，急急忙忙赶来，先抢劫了一番，江阴百姓惊恐，纷纷争着入城。幸好这人和林之骥是同乡，被林劝说后，停止了抢劫行为。

被抢劫的，不是江阴本地人，而是一户想把家产转移到江阴的扬州盐商。这意味着“扬州八日”的消息，很可能已经传到江阴，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江阴百姓会这么惊恐，被抢的又不是他们！

事实证明：在处理县政上，林之骥可能是个庸官，但在政治嗅觉上，他绝对非常灵敏。中国古代，一般来说，就算改朝换代，原有的地方官只要投降，基本上不大会被动，还是官照做。林之骥大概从之前的种种迹象，判断形势可能会和以往大不相同，他立即弃官，逃之夭夭。

江南地区，出的朝廷官员不少，因此士绅的政治敏锐度也相当之高，林之骥能判断出来，很多当地士绅自然也能判断出来，只不过苦于家人财产都在这个地方，不像林之骥是个外地来的流官，说逃就能逃，大概在这时候隐隐会感到形势不妙。

接下来就是第二件事了。林之骥这一走，走得实在不是时候。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个信使。派信使的人名字叫刘光斗，明朝时当御史，这时已经投降了。因为他是常州人，就领受了一个任务：劝说常州各县投降，江阴当时属于常州府。

各县倒也听话，纷纷表示要投降，江阴偏偏运气不好，林之骥正好走了，江阴县就算想投降，也没代表人物。所以，就没回应。

对那些正跃跃欲试，想要在江南地区咬一口的清军们来说，江阴的不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借口。

江阴人当时在忙什么呢？他们在忙着推举一个愿意和清人合作的主事者，或者说“维持会长”。这也不难理解，就算在承平年景，一个县也不可一日无主，更何况这种关键时刻。

推出的这个人名叫莫士英，江阴人。从后来的评价来看，这人品质不是很好，但适合做“维持会长”，而且从他的表现来看，他也有意愿做这个“维持会长”，让自己更进一步。根据记载，他很快和刘光斗勾结上了，将县里的印册交了上去，这是投降的标志。他也懂得官场之道，拿出仓库里的财物，送给刘光斗，还说了最谄媚阿谀奉承的话。反正态度和抗日剧里的维持会长差不了多少。

可以想象，这笔钱，刘光斗要是敢全吞，那他胆子也太大了，绝大部分应该悄悄送给了江南清军的上层人物。但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这种办法是有用的。只要一个城市愿意服软，愿意交出厚厚一笔类似“赎城费”的财物，一般而言，是可以过关的。

但是，清军不是一般的豺狼，他们的胃口要大得多。历史很快证明：莫士英太天真了。这种办法，是承平年代的办法，刘光斗根本毫无权力，充其量只是个高级信使而已，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来收这笔钱，有什么能力让那些已经盯上江阴的豺狼们放下吞噬的心？

于是第三件事来了。就在莫士英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时，又来了一个人，他名字叫方亨，河南人，当过进士。花了一大笔钱后，清人同意他来当江阴县令。而且方亨毫不掩饰，甚至公开宣扬自己花钱的事。

方亨的到来，传递了一个信息：清人的胃口极大。“赎城费”之类的东西，他们绝不满足于现有仓库里的东西，胃口海到了天上去，根本就准备搜刮一空，不知多少人会因此被拷打、追财，甚至陷于死亡的境地。

这件事，出乎江阴士绅，包括已经决意当“维持会长”的莫士英预料，可以说，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在绝望边缘徘徊。莫士英的举动，就很可以表现出这一点：他甚至下了守城，叫大家早日为守城做好准备。尽管到了这种地步，江阴人还没下定决心，士绅们虽然绝望，却表示一时难做好准备。

这其实是个借口，要是一时难准备，那为什么没多久之后，就突然能准备了呢？说穿了，大家还抱着一线最渺茫的希望。

方亨到任第二天，发生一件事，这乱哄哄兵荒马乱的时刻，正好路过了一支福建勤王军队，残军大概装载着三船的财物，他们急着想逃回家，就在江阴的长江边贱卖，东西便宜，沿江的百姓争着买。结果被方亨知道，他下令把财物“收缴”上来。

这种所谓的“收缴”，毫无疑问，会进方亨个人的腰包。方亨的这个命令，从他个人利益角度，是对的。兵荒马乱的，这个县令能当几天，实在没书，不抓紧“回本”，岂不是要亏本。

这种行为不符合官场惯例：就算再贪婪的官，刚上任也要作足表面文章。这种表面文章有两层意义，一层是为自己留个转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段做面子的时间，可以摸清楚一个地方的财力，选好该杀的“猪”，以及判断出该杀多少。从而达到既能最大程度杀出猪肉来，猪又不死的绝顶境界。

方亨这个举动，让江阴士绅们意识到：来的不是一群准备长治久安，甚至改朝换代的军队，根本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流寇，就算顺了他们的意愿，只怕也会死不少人。这种判断，也确实符合当时清军的实际情况。

那就需要一根导火索。

这就是第四件事：方亨到任前50多天（说法很不一样，姑且采用这种说法），清廷发布了“剃发令”，其中原由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的，自己去百度一下。

常州知府宗灏异常积极，专门搞了个顺口溜：“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方亨更积极，一收到，立即下令张贴告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于是，一场极其壮烈的守城战就拉来了序幕。

因此可以看到：江阴的百姓，绝不是听了某种理念或观点，立即奋不顾身，背后有着相当深刻的原因。

这种原因，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用几句民族大义，就可以说清楚。当时的人们，其实还没有现在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用现在的话语体系，去套古人的想法，其实是大错特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为清廷开脱。

要是按这种观点理解，无非就是清廷颁布了个命令，激起民愤，有地方不服从，于是朝廷派军队镇压，全城被屠。

如果这样，怎么解释在嘉定，清兵见到汉人就喊“蛮子献宝”？怎么解释大批妇女被奸淫至死？

如果这样，岂不是等于说当时的清廷颁布剃发令，只是一个立足于某种巨大阴谋的政令？事实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廷并不能真正算一个朝廷，它只是横行于当时中国的流寇集团之一，压根和哪怕最差的政府都划不上等号。

只不过，它的异族性质很容易掩盖它的实质。

同时这也是对那些抗争的义士们智商的侮辱，从前后表现来看，他们难道是那种一听说某种口号，就热血上头的愤青或白左？他们拥有极高的智商，极佳的判断力，极其理性。

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其实想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敢抗争的汉人全死了，我们都是那些不敢抗争的汉人的后代”。接下来要怎么样？该血换种呗！

还要再说一下，这种观点为什么会盛行？那是因为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想要侵略中国，又害怕中国人的反抗，故意制造出这种叫人绝望的观点。

一句话，就是你不行，你不行，你的祖宗也不行，那怎么办？干脆忘了一切，从头全盘跟日本人学呗！

（3）江南抗争的意义

首先说一下江阴抵抗的结果：

这次守城战规模极大，别的不说，光攻城的还有后来晋封为亲王的博洛（清端重亲王）和尼堪（清敬谨亲王）、恭顺王孔有德；清动用兵力二十四万，携带二百多门大炮围城，死者六万七千余人，巷战死者又七千，一共损失的士兵有七万五千余人。为围攻江阴这个原本没有一个士兵的县城，清军损失的兵力，比击败李自成部的损失还要大。

江南地区的抗争，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清廷意识到，如果继续保持一个流寇集团的面貌，只怕今后会处处碰壁，甚至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江南抗争以后，清廷和那些流寇集团们都意识到：这种劫掠不但不可能得利，甚至会损伤自己的利益。事实上，这种莫名其妙的屠城，肆无忌惮的掠夺，从那以后，就不再有了。屠城的事件，仍在发生，但那往往针对抵抗极其激烈的城市。

至少，不敢再敲骨吸髓地准备洗劫一空了。

至于南明方面，有两大好处，一大好处是借此有了喘息机会，没有江南的抗争，南明很难再活四十年；另一大好处是借此宣扬江阴老百姓如何思念明朝，意思是其它城市也要效仿。

后一种宣扬其实很搞笑，要是当时的明朝那么好，怎么中原处处流寇？怎么崇祯吊死景山？怎么在扬州之战后，福王政权坐拥大军，却不战而降？为什么江南地区最初是准备投降的？

清朝固然是流寇集团，但南明也是贪官污吏集团。

绝对不是一个极其残暴和贪婪，另一个就立马变成神圣无比。两家当时都不是好鸟，只不过其中一只鸟实在残暴和贪婪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为什么满清剃发易服和圈地，引起那么多的民怨，最后却还能有280年的国祚？那是因为清廷见势不妙，迅速改变，之后勉强达到了一个正常政府的标准。

而南明却在内讧，乱七八糟，白白丢掉了身为汉族的优势。

有个证据可以证明：杭州、宁波等地，其实也相当富裕，清军就没有采取类似的屠城政策，后来也就是拿一笔类似“赎城费”，之后也就限于派官收租税赋。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理性，绝不是白左或愤青，更不可能因一句口号就抛头颅、洒热血。要想赢得老百姓支持，那就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让百姓信服。虚头巴脑的东西、口号还是少搞搞，没有用处的！

正是因为剃发易服，满清才能坐稳江山200年。这个政策在短期内会给满清带来很大麻烦，但从长远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剃发易服是一种忠诚度检测，能迅速的将汉人中具有民族意识以及有勇气把这种意识表现出来的人筛选出来加以铲除。满洲人数一直非常少，无论是入关前，还是入关后，相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汉族都一直处于以少驭多的状况。满洲虽为统治民族，但对人数众多且利益深受自己损害的汉族始终保佑强烈的警惕。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汉人是真心服从，哪些汉人是表面服从，哪些汉人是假意真心服从实则伺机反抗。因此需要一种筛选机制，能对上述几类汉人进行筛查。衣冠服饰向来为汉族所重，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汉民族区分于少数民族的外在标志。强令汉人放弃其自身传承数千年的衣冠服饰，必然导致部分汉人起来反抗。这部分汉人显然更重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更在意自己的汉人身份，而且都比较有勇气，是满洲统治的潜在威胁。把这部分人筛选出来，既可以消除潜在威胁，又可以震慑其他汉人，使之不敢反抗，老老实实的做顺民。

第二，剃发易服也是一种敌我识别手段。满清在尚未入关之时，与明朝在辽东反复拉锯，双方治下都有大量汉人。将己方汉人剃发易服，可以将他们与明朝汉人区分开来，便于统治。

第三，剃发易服可以打击汉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曾多次侵入中原，也有许多在中原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如何统治人口数量和文明程度都远高于自己的汉族。这个难题处理的好，统治便可长久；处理不好，不仅统治无法维持，连本民族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然而，历史上的很多少数民族都处理的不太好，以至于有“胡虏无百年国运”之说。究其原因，汉人对汉文明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占了很大比重。汉人向来自诩“文明”，“文明人”被“野蛮人”统治，终归是有些不甘心的。而少数民族面对汉族，往往会有文化上的自卑感。少数民族想要在中原维持长久统治，就必须尊重汉文明，甚至皈依汉文明。拒绝汉文明的下场，可以参见蒙元。但一旦皈依，又会由于文化自卑感导致用力过猛，直接自己把自己灭了，典型案例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此等局面，可谓进退维谷。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的少数民族政权呢？有，辽国。契丹人建立辽国后，很快获得了汉地幽云十六州，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契丹人用自己的制度，汉人也保留了原本的汉制。这种制度使得辽国的统治维持了216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打破“胡虏无百年国运”魔咒的少数民族政权。但辽国所统辖的汉地毕竟只有幽云十六州，也就是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地区。而满清入关之后，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北方，进而南下占领全国大部分地区。辽国占的地盘少，所以可以一小部分契丹人控制汉地，而主体仍然留在东北保持契丹人的基本盘。满清占的地方大，就必须把全族绝大部分人口都调往汉地，以保证对汉地的控制。契丹人那种“一国两制”的政策也就实行不了了。这种情况下，满清仍然要面对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所面临的两难问题，接受汉文明，有可能会导致民族消亡，不接受汉文明，蒙元的教训就在眼前。

这种情况下，满清独辟蹊径，采取了一个此前所有少数民族政权都未采用过的方式——剃发易服。这个政策不能单独评价，因为它属于清初圈地法、逃人法、投充法等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政策放在一起，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尊满抑汉。要求汉人全体采用满洲人的发型和服饰，这是汉人历史上3000年未有之变局，对汉人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此前少数民族虽然能够在武力战胜汉族，但在文明上汉人还可保留一丝颜面。现在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宣示你的文明也不值一提，可以说是无情的撕下了汉人脸上最后一块儿遮羞布。我们常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满清这种专门往汉人脸上招呼的政策几乎必然会引起大批恼羞成怒者的反抗。但汉人反抗的浪潮一旦被压下去，被迫接受了剃发易服，那么他们以后就再也不敢在满人面前以“文明人”自居了。而满人则摆脱了文化自卑感，甚至对汉人建立了文化自信心。这种自信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满人能以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选择汉文化中对自己有利的一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满人甚至可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汉文明，臧否汉文明。这种优越感，我们在今天的一些满人身上也能看到。汉人失去民族自信心，并非始于1840，而是始于1644。

综上，可以说，剃发易服虽然短期内导致大批汉人反抗满清，延缓了满清全面占领的时间。但和其它政策结合在一起，确保了满清长久统治。在满清268年的历史当中，满族吸收了部分汉文明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已成为人口过千万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在经济文化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因为在封建王朝，谁能坐稳江山，并不是人民说了算的，人民也从未在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如果要从阶级史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正确的逻辑是：

正因为满清统治者用最彻底的方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它能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坐稳江山。

有些人真是不知道从哪学来的七零八碎的几句阶级史观话术，批评明朝统治者也就罢了，居然还洗白起满清统治者了。

连剃发易服和圈地都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了，那还有什么是？莫非明朝人民的发型和服饰是老朱家专属的不成？还有人拿汉人幼童的发型来证明剃发是汉人的生活习惯，那我叫你穿开裆裤也不算侮辱你了？

还有人认为从明到清只是统治者换了一个姓，发型和服饰毫无意义——说这话的人不妨问问自己，同样是被资本家剥削，难道对你来说强迫你跟他一个发型的老板和其他老板毫无区别？

除非像 @sink 这位发明家一样，重新定义“人民”：

当时的“人民”是什么呢？是儒家士族，是地主豪强。

不然怎么算满清都是人民的对立面。

要知道，明末为了抵御后金和镇压农民起义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到了我大清，照收不误，而且还成了名正言顺的正税。

显然，我大清比腐朽的大明更加胜任“人民对立面”的反派担当。

因为满清善于挑拨汉人斗汉人。

满清虽然对待汉人很是暴虐。但所取利益并非仅仅由满人自己占有。

虽然剃发易服造成了汉人极大的反抗，但屠杀劫掠普通汉人的主力军并非满人，而是那些清粉汉人。那些清粉汉人屠杀普通汉人的行为，不仅交了投名状得了主子的欢心，还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王朝初期搞大劫掠大屠杀就算了，到中后期，都入关了两百年，清粉汉人还在长江下游两岸进行大规模屠城与劫掠。（据说湖南妹子水灵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事件。）

我曾经说，儒家不善打仗。很多人不爱听。

其实我话说到这里，已经是极其客气的。我是很不愿黑儒家的。

但是，说到清军入关，不得不来一句：儒家不但不会打仗，而且跪舔真是天下无有出其右者。

清军入关时，离山东还远着呢，儒家的精神领袖，孔子的历代长子长孙，美其名曰“衍圣公”，就迫不及待的上了一篇《上剃头奏稿》。

自己看吧，不多说了。

孔子嫡系后人衍圣公献上的《初进表文》和《上剃头奏稿》【炎汉吧】_百度贴吧

《孔府档案》：解密中华民族第一“跪族”的发家史

另外，作为老蒋一身黑，但有一件事应该说老蒋是作对了的，就是日军侵华时把“衍圣公”抓到了重庆，没有被日军先一步抓住。不然，全国的投降派有增加的风险。当然，不是说这么做了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抗日战争的进程，而是让中国人少丢了些许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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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基本盘是士族(上层官僚)和乡贤(基层官僚)，把这两个群体讨好了，别说满族，阿拉伯人从中亚进来了那也是拱手相迎、歌功颂德、百年王朝。

拒绝剃发易服？能帮乡贤们收多点农民的地租吗？能保住士族们的乌纱帽吗？鸟它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