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明朝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第1页

如果谈到边疆地区的控制力度，朝贡体系的崩溃这口锅是一定要让清朝来背的。

明朝的问题在于靖康之变带来的政治正确包袱，认定跟蒙古人进行任何妥协都是重蹈两宋的覆辙。处理的精彩是高拱张居正申时行三位首辅主政期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明显看到明朝的影子（见面的仰华寺是派遣汉人工匠盖的，名字是朝廷赐的，索南嘉措后来得到朝廷的册封并邀请来京城讲佛法），毕竟此时名义上藏区与蒙古都是明朝的外藩。在西北与西南方向不作为的时候多。

清朝的问题在于比较“坏”，一方面将各族圈在笼子里（蒙古族与高山族，外加一个修筑柳条边），另一方面，挑拨汉回关系，挑拨彝族各部关系。作用确实有，控制力比明朝强，但需要支付的代价甩给了前朝与本朝（想想为什么第一句就是平等团结）。

综上所述，这两个朝代一个是官僚主义，一个是有头脑的反派。

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做一件事首先是要有需求，有需求不一定办得成，没有需求就一定办不成。

不要用现代领土观来理解古中国，古代王朝面积太大，边疆又蛮荒，控制成本很高，中原王朝对边疆外藩出击不是为了夺取领土开发资源，投资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赔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军事安全。

明朝只要守好长城以内的核心地带就够了，至于边疆，有能力就出去打打，钱不够了就缩回来，无关国本。明朝绝对不会劳师动众去漠河或伊犁打仗，根本没必要，打完了又怎样？洪武永乐两朝已经打垮了蒙古的脊梁，以后蒙古虽有南下但威胁不了明朝国本，也先犯边是必然，闹成土木之变这么大则相当偶然。

清朝从东北入关，统治基础是满蒙军事联盟，为了保证蒙古的忠诚和龙兴之地的安全，就必须反复对边疆地带用兵。东北-草原-西藏是一个连续的战略整体，对清朝的国本至关重要。你总不会以为乾隆是为了抢资源才派兵去喜马拉雅山边上打仗吧？

无论是引进西方技术这些文治还是用兵边疆的武功，都需要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激发自上而下的统治意志，如果做不做都关系不大，那就不会有动力，更不会有结果了。不得不说，封闭的地理条件既带来了庞大的体量和地缘的安全，又限制了交流的强度，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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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下评论区，不由得感叹知乎的下沉工作确实非常到位，连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都分不清楚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在我刚来知乎那两年，基本没有如此尴尬的氛围。答案谈的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却有一群人争先恐后以“我没有大豪斯是因为我不需要”开杠，却恍然不知他们只是否定了“充分条件”，和答案的必要条件完全鸡同鸭讲。

某种程度上，也是义务教育阶段逻辑教育缺失的体现。

明朝只是意淫，随便给人家一个印，一个委任状就得了，不存在管理，明朝只求蒙古不打她就得了。

清朝是实际控制，清朝法律明文规定，蒙旗王公不准擅移游牧，侵占内陆，如有违例者，由该管大臣立即调回，罚扎萨克俸一年；倘不遵命调回游牧，即行参奏，加等治罪。除此之外，对蒙古人的日常活动行为也加以限制。例如，经营贸易者必须禀明扎萨克王公等，令十人以上合伙而行并拟一章京为首领。对探亲及有事出行，必须禀明所属官吏，领取执照前往。对蒙古人出入关口也有严格限定，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内外扎萨克蒙古，皆令由山海关、喜峰口（古称卢龙塞）、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也称西口，就是“走西口”的那个西口）出入行走，其余边门不准行走。进口时，边门章京查明登记；出口时，仍行查验放行。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

连蒙古王爷唱戏都管，嘉庆二十年（1815年）谕：“今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诸扎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循旧俗”又奉旨：“近日蒙古王公豢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殊为忘本逐末。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著永远禁止”。

清朝还默许汉人殖民蒙古，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平定准噶尔战争军需吃紧，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允许 “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这是民人到鄂尔多斯地区移民垦殖的开始。

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入鄂尔多斯垦种的民人太多，影响了正常游牧。康熙命踏勘各蒙古旗边界，“即于五十里界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为界；界内之地准民人租种，每牛一犋准蒙古征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

雍正九年（1731）九月降旨，限制了蒙旗地方对原牌界内外的垦种区域收租，减少了鄂尔多斯蒙旗对原禁留地内的垦种区的控制权，使得蒙旗来源于土地方面的收入减少，更默许民人进一步占有蒙旗一侧土地使的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