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了？ 第1页

因为清政府瞎吉儿搞宪政，又瞎吉儿练兵，于是把自己搞死了，就这么简单。

首先，请大家思考一下搞宪政、练新军想要成功的话，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按照我大清度支部的“光绪三十四年二十二直省岁入岁出总数表”来测算，光绪三十四年的财政收入在2.3~2.4亿两左右，支出差不多也是这个数，财政赤字约为20万两库平银左右。

20万两，两亿多的收入，问题不大哈。

然后到了1910年，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96962719 两，支出 338652272 两。

你算算这赤字是多少。

几千万两的赤字要怎么解决呢？反正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咱们大清朝能想的招都想过了，基本上所有搂钱的法子都用过一遍了，眼下再怎么压榨这些穷棒子也不成了，只好上花呗，用关税、盐税什么的抵押出去，跟洋大人借钱了。

可问题是，从光绪到宣统这才几年啊？咋就整出来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呢？

答案很简单，练兵、办宪政。湖北——就是武昌起义爆发的那个湖北——在宣统元年十二月，跟朝廷算了一下：

宪政年成愈进愈密，宪政用费愈久愈繁。查宣统二年应办之省城及商埠、各级审判厅、城镇乡地方自治、推广学塾、完备巡警，均需巨款^[1]

1911年，大清朝光地方自治等三项就干出去了4000多万两银子，然后是军费8500万，还有跟新政挂钩的交通实业啥的干掉了6300万，原本并不富裕的大清顿时雪上加霜，不借外债，还有活路了么？

然后沙雕的事情来了，朝廷借外债搞了宪政、练新军。宪政搞起来之后，立宪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反外债。

国势之弱，由于财匮，财匮之故，由于国债，吾国上自政府，下至庶民，又岂有一人不中国债之毒者哉，政府以种种方法取之于民，非得已也，为国债也……债不清，则害不已。^[2]

新军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造大清的反。

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3]

自然界中像清末皇室这样沙雕辈出的群体，一般早就被自然选择掉了——财政都这个德性了，形势都如此危急了，那你赶紧召开国会啊！然后虚君共和，保住爱新觉罗家的富贵，再把屎盆子一扔：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这个那个的么？行你们自己研究去吧，老子做富家翁去了，多好的事啊！

不行。

我爱新觉罗就是被炸死，今天也不能放权！国会是不会召开的，死都不会，只有延期！你们随便骂，能提前一天算我输！

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扔钱搞宪政（培养反对派）、搞新军（培养反政府武装力量），还外债加利息（给自己增加财政负担），然后还挨着全国人民的骂，抓着那么一点权柄死不松手，可问题是……

问题是你们这些人，抓住了权力有什么用呢？

摄政王载沣，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

……

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全国各省马上云集响应，原来的立宪派和被革命党人渗透得跟筛子一样的新军团结到了一起，宣布独立。而每多一个省独立，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就少一部分，最要命的是由洋大人控制的海关行动比革命党还迅速，马上把海关款就给断了——10月14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致电汉口关税务司要求他截留关税。之后安格联在11月9日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要求他们同意中国海关“独立运作”

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之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这两点是极为重要的^[4]

本来这个事是有回转余地的——南方海关关税我抵押出去了，北方的哈尔滨天津大连这些地方的关税还在我自己手里啊，我还是能搞到钱的么！结果11月20日英德洋款到期了，本息合计8万镑，清政府兜里没钱违约了。然后……

洋大人拍板了，你北方的海关也归我们管了，别BB，再BB削你——这直接截断了清政府的财源。

记住，11月20日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困窘到了连8万镑的到期外债都无法偿付，而安格联在1922年初估计自己截留的关税税款已经约有400万两左右——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什么可多说的。这笔钱要是顶上去，清政府说不定还能再续一阵子，这笔钱顶不上去，大家就只能眼睁睁地等死了。

这就是为什么武昌起义之初清廷大员都强调朝廷的镇压行动一定要快的原因，因为你不用雷霆万钧之势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洋大人就有可能信心动摇；洋大人一旦信心动摇，停了你的外债，大清朝糟糕的财政结构就会瞬间崩溃——而南方的革命党早就跟洋大人们打好了招呼，他们表示清政府之前跟你签的一切条约，咱哥们都认；但假如你在这之后跟清政府又签了什么条约借了什么款，对不起，那连带着以前的那些，我们都不认了。

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5]
革党早已警告各国，自起事始，以后新约及借款两事皆不承认。^[6]

咋办？

还能咋办，先观望呗。于是1911年11月8日，四国银行团在巴黎做出了关乎大清生死的决定：

银行团不在货币改革借款合同名义下提供更多贷款和支付款，直到中国有可信赖的政府^[7]

满清最后续命的一点银子，就是内帑的一点钱。这些钱把清政府的命吊到了12月初，然后大家就彻底没招了，只能等死。12月11日之后责任内阁里的工作人员都开始跑路了，是个正常人都能意识到大清朝是真的不行了

由于缺乏经费，各部人员都跑光了，部里空空如也。只有外务部、内务部和军事部门还在坚持有组织的工作^[8]

而到了1912年1月，清朝老财甚至已经只能开变卖家产的药方了：

诚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等语，著照所请。^[9]

所以说，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是给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的满清财政加上了临门一脚，让这个畸形生长的庞大帝国身上所隐藏的问题能够彻底爆发出来。在此之前，清朝曾经靠洋大人的外债续了很多年，以至于让人产生了这个庞然大物还能再度焕发生机的错觉，而辛亥革命彻底戳穿了这个假象。即便是南方的临时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在1912年发动北伐之后后继无力，但这个绵延近三百年的腐朽封建王朝也真的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是断然无法再续下去的了。

以上。

参考

1. ^ 护理湖广总督杨文鼎奏报湖北光绪三十四年办理财政报告册表情形事·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2. ^ 《上海筹还国债会意见》，《申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3. ^ 王腊成.吴禄贞与辛亥革命团体·武汉出版社,2002年
4. ^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
5. ^ 中华国民军政府致汉口各国领事·1911年10月2日
6. ^ 本馆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民立报·1911年11月2日
7. ^ 阿迪斯先生致弗朗西斯·坎贝尔爵士涵·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责任内阁的境况·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 宣统政纪·第六十七卷

3.13日更新

我看见评论里许多朋友都谈到了当时的民族主义，这里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受后来国民党民族主义+革命叙事的影响，都过分高估了1911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我不认为1911年民族主义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在我正文里武昌起义后新军士兵还认为自己“效忠宣统皇帝”可以看出来（“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

1911年满汉矛盾有没有？当然是有的，民族主义有没有在中国传播？当然也是有的。

但是这种矛盾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的。甚至我都不认为民族矛盾是当时官场主要矛盾。

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旧矛盾，1901—1911年这十年排满革命发生不超过20次，而几千农民捣毁新式学堂这种大规模民变一年就会发生好几百次，这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而在官场上，最大的矛盾也不是满汉矛盾，而是地域矛盾。这从辛亥革命发生后张作霖第一时间去日本驻沈阳领事馆表忠心的发言就能看出：

“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当此时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吾人现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当然。”

当然，张作霖这番话肯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他的支持，但是，从张作霖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南北矛盾成为清末官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时张作霖以”南北矛盾“为借口依附日本才会显得合情合理。

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北方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思想，至少在官场上就是如此。比如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志得意满时进关见溥仪第一次也是行磕头礼。

杨奎松老师在谈孙中山”卖国“问题时也提到民族主义真的影响到当时政治人物的政治选择，那要五四运动以后了。

因此，我认为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什么清朝迅速土崩瓦解这个问题上，民族主义只占非常非常小的比重，远远不是决定性因素。

原回答：

@秋原 认为最根本原因是枪杆子没了，事实上清廷枪杆子并没有“没了”。

事实上当时北洋第一镇以及禁卫军都是倾向于清廷的，别看禁卫军总统官是冯国璋，但是在保不保清朝这个问题上，冯国璋和袁世凯是有很大矛盾的，如果清廷隆裕太后坚持要“打到底”，那么，冯国璋统带的禁卫军以及北洋第一镇是可以肯定会站在清廷这一边的。

包括关外张作霖部、西北马家军都是站在清廷这一边的；如果清帝退位诏书再晚一点下发，西北马家军可能就在陕甘总督升允带领下在西安搞报复性的大屠杀了。马家军对西安外围据点的围攻是一直到请帝逊位诏书传到阵前才停止的。

因此，清廷其实是掌握了部分枪杆子的。

至于说各省独立，这根本毫无作用，山西宣布独立，可哪又怎么样？曹锟带着北洋第三镇打进娘子关后山西不也通电宣布取消独立了吗？

隆裕和清廷高层真正决定不打了退位的原因是当时清廷没钱了，而且列强也不愿意借钱给清廷了。

这才是清朝中央最后决定退位的根本原因。

其实，1910年载沣已经和英国谈成了一笔11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如果1911年英国政府决定站在清廷这一边，英国都不需要派兵，只需要提前把这笔钱汇给清廷中央，冯国璋就能拿着这笔钱“取袁世凯而代之”。

现在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袁世凯和北洋军关系很紧密，事实上袁世凯和北洋军关系远没有后来常凯申和黄埔军官团关系密切，袁世凯和之前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之所以能被奉为湘军、淮军和北洋的领袖是因为他们三个比其他人更能搞来钱。

如果冯国璋能展现出他比袁世凯更能搞钱，那么，北洋诸镇对冯国璋俯首帖耳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封建王朝时代打仗就是打钱，左宗棠西征+西北平叛一共花了差不多9000万两白银，其中超过70%花在军饷上了；戚继光统帅的戚家军之所以战斗力强，那是因为戚家军普通士兵一年收入和明朝政府发给秀才的补贴还高，戚帅等于是带着3000“秀才”打倭寇，哪儿有打不赢的道理？

可是很遗憾，辛亥革命时大清中央政府没钱。

所以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迅速瓦解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清廷中央没钱，而且对外也借不到钱；如果当时有一列强愿意借钱给清廷，辛亥革命是肯定能扑灭的。

事实上就连辛亥革命将士也没多少“进步理念”，当时进步青年曾经和武昌起义后的革命战士交谈，结果这些革命战士表示他们只知道效忠皇帝。

同道曾在武昌向守城士兵问询：“革命后，汝等可好？”该兵士对以：“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可见当时革命思想尚未深入群众。（口述：赵志道，记录：杨小佛，原题：《忆往事》 ）

说完武昌起义后清廷为什么那么容易“土崩瓦解”，我这里再多说几句。

我看不少答案都说东南互保标志着清廷权威丧失云云，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1901—1911这十年正是满蒙勋贵重塑中央权威的十年。

太平天国开始后不得已下放的军权、财权、人事权被逐一收归中央。从太平天国运动后开始湘军系垄断两江总督的局面就是在1901—1911年改变的。

当年参加东南互保的长江三都（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全部换人，四川总督是旗人最惨，直接变成了理藩院尚书，张之洞也进了军机。

说真的，之所以辛亥革命后全国响应，很大程度是因为载沣等人改革把新军军权是地方督抚手里收归了中央，使得关键时刻地方督抚管不了新军，手里只有老旧练军和巡防营。

在新军势力并不强大的东三省，赵尔巽依靠张作霖的马队不就稳住局面了吗？

主要原因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愿意拿朝廷200万两公帑弥补民营四川铁路公司的亏空，引发了剧烈的民变。

＊＊＊重要提示＊＊＊＊＊

更新了德国的部分，在头像上

各位大佬，这篇文章已经越学越长，越写越长，搞的跟写书一样了。每次粘贴都奇慢无比，实在没法更新到这里了。

麻烦大家搜索“佛要跳墙”的号上看。

部分关于西方世界的内容，我放在下面这个问题里

当时的确没想到会写这么多，实在不好意思。

＊＊＊重要提示＊＊＊＊＊

我写了一篇关于大清国翻车的文章，主要是来蹭答案的。

文章很长，目标是把清末国内的基本格局讲清楚。

一般公众号”佛要跳墙“里先出，知乎上稍晚一天。

5月24日更新一波。

第一部，讲庙堂之上的暗流，团练系的发源。

第二部，搜索关键字”事不过三“可以直接找到，讲团练系的崛起、会党的潜流。

第三部，搜索关键字“会党的春天”可以直接找到，讲会党的勃发、革命的发端。

第四部分，讲革命的策略。

第五部分，革命造反的第一个动作——找钱。

第六部分，革命造反的第二个动作——找枪。

存货用完了，最近事儿特别多，更新会慢下来，不好意思啊。

顺便勘误啊：

1.谥号有误，李鸿章是文忠，曾国藩是文正

2.慈禧死的时候载沣是25岁，不是35；李鸿章在庚子国变是77，不是68

3.其中有一张义和团的图，可能不一定是义和团的

4.那个老蒋得意洋洋的图，不是东征回来后，这个我倒是故意的，主要是那张墨镜照太有喜感了，忍不住用一下

错误全是读者老爷们指出来的，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耐着性子看。

正文开始

满清的覆亡，是一个很让历史老师头疼的问题，标准答案当然是：“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国灭亡。”

问题来了。

“老师，为啥湖北打了一炮，北京皇帝就肯下台？洪秀全他们都在南京疯狂打炮，咸丰却好好的？”

“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们纷纷宣布起义了。”

“那这些革命党怎么就能纷纷起义了，以前不都镇压的吗？

“有啊，袁世凯镇压的。”

“后来不就是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吗？

“他是偷窃了孙中山先生革命胜利果实。”

“孙中山为啥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会被偷？不上锁的吗？”

“因为孙先生以大局为重，主动让给了袁世凯。”

“国家又不是梨子，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了，他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

“……你出去……”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这么一搞，总给人一种“推翻满清其实倒也没那么难，为啥这帮人居然搞了这么久”的感觉。毕竟上一次推翻异族的时候，朱元璋徐达常遇春，各种猛人杀的血流成河才终于成功；大清朝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就放弃抵抗，简直就是大boss硬不过三秒，让人怀疑编剧偷工减料了。

现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聊聊这个事。还是老规矩，争取看完后你就理解了清末格局。

01

为啥王朝能够统治

要回答为啥一个王朝会覆亡，就得先回答为啥一个王朝能统治。当然，这本身又是个博士论文的话题，咱们只能简单扯扯。

简单来说，能统治，核心就在于国家还有“共识”，大家觉得你能统治下去。大部分的国民，或者至少大部分拥有资源的国民（比如士绅阶级），觉得造反的收益远远低于风险。

中国地盘大，天灾人祸不断，一般每隔几年就会有人造反。比如著名“诗歌工厂厂长”乾隆当政的时候，这都还算康乾盛世呢，能进课本的造反就有1781年甘肃回乱，1787年台湾天地会造反，刚把位置转给儿子嘉庆，马上就是1796年白莲教起义。至于那种小规模进不了史书的，简直年年都有，可谓热闹非凡。

一般这种起义都活不了几集，毕竟正常的年头，当兵的觉得朝廷能给发饷，所以愿意去打仗；当官的觉得能升官，所以愿意去镇压；码字儿的觉得瞎逼逼容易被砍头，所以也不敢多说话。一来二去，全国的资源集中揍一个地方，造反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

那政府怎么样才能表现出“老子还能混下去”的气魄呢？其实刚才也看出来了，一般集中在两个地方：武力和财力。

我们拿白莲教起义举例，这次造反一度声势浩大，席卷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打的八旗军焦头烂额。但是嘉庆皇帝给了个汉族士绅可以搞地方武装（也就是团练）的政策，起义慢慢也就被干掉了。为啥呢？

一是中央军勉强还能打。其实当时八旗军已经比较搓了，八旗将领曾上疏嘉庆，建议最好汉人绿营别跟满八旗部队一起行军，免得被看出马脚，生出“不臣之心”，可见已经虚的一逼了。

但毕竟朝廷还有额勒登保这种看家底的满族大将，也就是中央军还没彻底废掉。话说回来，再烂的王朝，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看家底的，就像诺基亚即便被苹果毒打成那样，人家卖卖专利还能活下去，一个道理。

所以，想造反的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搞定中央军。这方面来说，满清一朝当年横扫天下，甚至和俄国人练过，武德还是相当充沛的。

二来是有钱，乾隆一代刚过完盛世，家底还厚，能出的起钱。打仗要花钱，军队一出白银滚滚；打完仗还是要花钱，功臣要奖励、流民要安抚、地方团练要裁撤，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用钱砸的。镇压白莲教起义最终花费白银1.2亿，虽说把康乾盛世攒下的钱败了个干净，但毕竟还是搞定了。

所以，一般造反派还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能够搞到这么多钱，别被1.2亿两白银砸死了。这为啥根据地很重要，能搞到足够的资金是成功的关键。这里有个极端的例子，抗战的时候新四军驻扎在安徽南边，那地方穷的要的要命，池小鱼多根本养不活他们。

结果张云逸（开国后当了大将，跟粟裕算是一个级别的）投资了一家民营卷烟厂，搞出个“飞马牌”香烟，居然一路卖到沦陷区，赚了不少军火钱，搞的老张晚年对此非常骄傲，估计他放到今天也能搞出个风投公司来。

钱和枪这两点一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但维持政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叫做“合法性”。这玩意儿就基本就是个玄学了，简单说来，就是通过宣传，“让国民认可你这个皇帝，以及清醒认识到自己没机会做皇帝”。

具体手法千奇百怪，什么秦始皇封禅泰山“以德配天”，刘邦“斩白蛇起义”、“喝醉酒了身上现出一条真龙”，法国路易十四的“君权神授”，亚历山大大帝他妈说这孩子爹其实是宙斯（不知道他亲爹啥感受）……群众喜闻乐见，故事非常本地化。

所有这些骚操作，背后的逻辑就是含蓄的暗示：我很特殊，我是正统，我统治你是应该的，我会好好对你，你不要乱想。

毕竟“天命”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降低统治成本极度关键。兵再多钱再多，如果全国人民一起造反，那的确神仙也挡不住。

举个例子，清末张之洞和溥仪他爹载沣在谈个公事，张之洞说此事不可行，因为“舆情不属，必激变乱”，载沣脱口而出“怕什么，有兵在”。老张做了一辈子大清裱糊匠，被这话惊的目瞪口呆，回家说“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为啥这话是“亡国之言”呢？因为老司机都知道，枪杠子可以出政权，但是要保持政权，可不是靠枪杆子就行的，还得靠民意、靠“天命”。

正面案例可以看朱元璋，他能把元朝干翻，可谓武力爆棚吧。当年准备北伐的时候说“予本淮右布衣……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

意思就是说“我当年是个安徽屌丝，现在要带领大家干掉骑你们头上的蒙古人，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一派民族主义造反派的劲头。

等天下已定，老朱的诏书就变成“……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元世祖）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意思宋朝亡了，元朝的确是继承了华夏正统，我是顺应天命，从它身上又继（抢）承（夺）到正统，大家不要多想了。

再到他儿子朱棣，连“淮右布衣”也不愿意提了，开始谈太祖出生“雷电交加”，他妈“满身红光”，老朱的长相也变成了“夫龙形者，其人鼻高耳耸….乃帝王之相，非常人也…….”。

为啥不提当年屌丝变皇帝的励志故事了呢？不是因为不好听，而是不能让百姓多想。你口口声声说朱家原来是造反起家的，岂不是变相鼓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显增加统治成本啊！

所以各种装神弄鬼，其实都是一个套路的，大家注意下图，面相学里，朱元璋那不叫“鞋拔子脸”，人家那叫正宗“龙形脸”，可是帝王之相。

朱元璋的正常照，相面书的龙形相，以及朱元璋希望你觉得的标准照，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能够纯熟的把武力、财力和天命这三者结合，才算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老实说，如果单纯从技术水平的角度来说，满清一族可以说是大师级别的。

入关的时候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搞的大家一头雾水；接着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把不服气的引蛇出洞杀个精光；之后一方面号称“永不加赋”安抚民心，一方面大搞“文字狱”精神奴化。

到了乾隆皇帝，天下已定，于是摇身一变，搞了个《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扬为明朝尽忠的精神；之后再接再厉，搞了个《贰臣传》，意思是这帮投降大清的明朝大臣道德上需要批判。

一正一反，既表扬忠君爱国思想，又点出满清是继承大明正统。段位之高，难怪让胡虏有了百年国运。

回到主题，那如何推翻一个王朝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打击政府税收基础，压倒朝廷的武装力量，最终让国民对政权失去信心。一旦大家普遍认为造反的预期收益超过镇压，就可以形成“天命”已经被抛弃，王朝“气数已尽”的共识，最终达到墙倒众人推的大好局面。

大家也看出来了，这玩意儿操作难度极大，历史上几乎没有打个炮就搞定的。出乎意料的是，一流的统治高手爱新觉罗家，居然最终硬是被“半和平演变”的干翻了，实在是值得聊一聊。

考虑到这是极其复杂的一个故事，我们把它分成庙堂、江湖、书生三条线，说一说当权派、屁民派、和知识分子派在那些年的动向。

先从朝廷的故事开始，这条线相对简单。当然，虽然简单，也是横跨百年，从朝廷的一个中层干部开始，到帝国终结者袁世凯结束。

我们开始：

02

引子

有清一代，对汉人一直都是个又用又防的态度。对这个事实，大家不要有什么民族情绪。毕竟满清入关，八旗军加起来也就十来万人，撒到中国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你要是多尔衮，也会对乌泱泱的汉族人心生恐惧。而且，统治阶级嘛，也不是只防着我们，除了他们自家人，看谁都是“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北边防着蒙古、西边防着回回、南边防着土司，统治手法可能不太一样，提防的心态倒是共通的。

清朝的处理办法，一般是走上层路线。比如对付蒙古，满清搞贵族联姻，立个“满蒙共治”的牌坊，绑定蒙古贵族利益，潜移默化的让这帮人彻底放弃平民，而对下层则鼓励宗教麻痹，大力搞黄教。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相当不错，有清一代蒙古基本没搞什么幺蛾子。蒙古本地人虽然被剥削的跟叫花子似的，但贵族普遍和满清一条心。晚清的蒙古精锐骑兵还给大清朝陪了葬，可以说策略非常成功。

当然，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汉族，毕竟人多、又有儒教这种传承千年的不信邪玩意儿。所以从顺治以来，一直采用一种平衡的策略，集中精力笼络士绅阶级，同时注意防汉制汉。

一方面，把儒家文化作为帝国正统，大量使用汉人为官；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岗位又以满人为主。

满汉两族看破不说破，各吃各的。满清自觉尊崇儒家、让渡部分权力，毕竟他们自己也不可能管的过来；汉人士绅认朝廷为正统，但也注意做臣子的本分；儒家思想作为双方的润滑剂。大家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不过事情到了乾隆末年，开始有了一丢丢的小变化，这一年，农民又又又又造反了。这个属于朝代的老把戏，人称造反3+1：人口增长、土地兼并、政治腐败三大要素凑齐，再加一个天灾引发。于是秦末“大楚兴，陈胜王”、汉末“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元末“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怎么办呢？镇压呗。结果一打之下，发现中央军的战斗力简直是一坨翔。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多年，克敌无方扰民有术，白莲教席卷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看样子是不出大招不行了。大招是啥呢？其实史书上也写的很明白：下放武装权，鼓励地方结寨自保。

嘉庆元年，福建人龚景瀚上疏，提议朝廷坚壁清野，允许地方搞团练训练民兵，以抵挡白莲教。这篇文章叫做《坚壁清野议》，50年后成为指导咸丰一朝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指导文件。

这事儿大家看着眼生，其实讲起三国就懂了。黄巾军起义，中央军搞不定，就只能放权给曹操、孔融、刘备这种地方实力派。你看刘备（没落贵族）、张飞（杀猪富户）、关羽（社会边缘人，逃犯），三个阶层的屁民拉起了军队镇压起义，搏了个县长的功名，和平年代哪有这种机会。

大家如果看过陈可辛的《投名状》，里面那个赵二虎就是个清代的关羽，草根出生当土匪；庞青云就是士绅搞地方武装，拉团练；两拨人都相信朝廷能够熬过这一劫，于是混在一起镇压太平天国捞个功名。这种情节，放到黄巾军、白莲教、太平天国，都是不需要改剧本的。

于是，朝廷中央举着“保境安民”的旗号，中央军和士绅武装联合，一阵猛搞扑灭了白莲教。下一步也很眼熟，裁撤乡勇，解散地方军队，恢复朝廷的暴力垄断权。怎么裁呢？撒钱啊，团练拿了遣散费回家种地，嘉庆老爷有的是钱。“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嘛，乾隆一死，嘉庆从和珅家里抄出的白银填了1.2亿两军费的亏空，帮着嘉庆熬过这一届。和珅这货不是贪官，这货是保险箱啊。

嘉庆算是涉险过关了，但是这个案例算是留下来了，历史就是这样，你以为开了个小口子，结果却是个大窟窿。很多年后，当爱新觉罗·溥仪从紫禁城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他对太太太爷爷的这个决定有何感受。

当然，他的感受不重要，咸丰的感受很重要，因为到了他手上，太平天国又来了。

03

耐心是一种美德

1850年，在道光和咸丰交接的档口，广东人（注意这个知识点）洪秀全打着上帝的旗号在广西起义，席卷江南。八旗和绿营经过50年的励精图治，战斗力比起嘉庆年更烂了。咸丰没办法，只好根据他爷爷的“钦定镇压农民起义简明教材”——《坚壁清野议》，再次开放团练，于是一帮人跑到地方上搞人民武装。

不同的是，这次搞团练的是一帮子进士，这伙人可以称为“道光进士团练系”。说是说在地方上小小的搞一下团练，事实上却是练出了汉族的私人军队。这下子笔杆子、枪杆子都有了，顺利孵化了汉族权臣新时代。。

顺便说一嘴，道光的进士们就跟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大学生似的，可以说碰到好时代了。普通进士大部分一辈子都是干文职，属于偏科生；而道光年的进士先是在中央做官，等到总部混的熟了，太平天国很配合的开始起义，于是下到地方搞武装。可谓上能九天揽月、下下可入海捉鳖，不服不行。

这帮道光的进士，混的最牛逼的就是道光18届优秀毕业生曾国藩，27届课代表李鸿章。大家顺便注意两个知识点，15届袁甲三和30届袁保恒，后面有用。这帮人都是汉人文官出身，趁着农民造反的机会搞团练，一样是尾大不掉搞的中央又爱又恨，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前两位混的更好一点，谥号“文忠”；后两位稍差一点，谥号“端敏”和“文成”。如果大家不知道谥号是啥意思的话，差不多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意思。不要多想，我只是说这种盖棺定论的玩法是一样的。

所以说，老曾这辈子名头那么响也不是没原因的，就是从这一代开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保恒这帮人为基础的汉族官僚集团，踩着他的脚印，耐心的逐渐蚕食满族的权力。

当然，第一代团练系只能是蚕食，造反希望不大。大家可能听过，扫平太平天国起义后，左宗棠写对联给曾国藩：“鼎之轻重，或可问焉？”问鼎中原嘛，意思是要不要考虑造反算了？当然，这个故事显然是假的，在那个年代，左宗棠送这种对联，就跟跑大街上叫：“造反造反，同去同去”没啥两样，基本就是把朝廷当做吉娃娃了。

显然朝廷还不是个吉娃娃，湘军打下了南京是不假，但实力远远没不够摆平全国。军事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僧格林沁、多隆阿这种满族猛将还在（虽然也没撑几年），当年蒙古骑兵堵截天国北伐，太平军20000精锐全军覆没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老曾是“结硬寨，打呆仗”的套路，显然不会搞这种军事冒险。

财政上，湘军打着朝廷的旗号搞各种劝捐、卖官，粮草又依靠各地政府，基本还算是背靠中央，一旦造反，几乎马上就会陷入断炊的地步。

政治上就不用说了，他老人家本来就是靠“忠君”大旗起家，他肯造反，汇聚在这旗子下面的其他人也不见得造反，这不是天命还在嘛。别看左宗棠这么左，老曾要是造反了，说不定他就是第一个跳起来镇压邀功的。

而且湘军大量军火购自列强，这伙人既然在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选了后者，下了重注，怎么可能突然又换阵营？

更更更何况，他的子弟兵打到这个份上，也已经越来越像八旗了，南京城破屠城三日，大家抢的盆满钵满，谁特么还有兴趣推翻大清去。

所以，曾国藩造反，成功率只会比太平天国更低，他老人家是明白人，不会搞这种冒险主义的把戏。天国一完蛋，就老老实实把手头的湘军给裁了。他带了头，大家也就都知道风向，朝廷算是又拿回了主动权。

不过权力这种事情都是放开容易回收难，地方实权派哪个不是人精，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留一手。

回到大家熟悉的三国故事，刘备镇压黄巾军，靠军功混了个县尉当当。后来政府收权，当年拉的队伍是散了，但张飞、关羽这样的亲兵可不会散。不仅不会散，而且要没事儿睡一起，核心团队嘛，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这种情况下，天下一边，马上就可以重新拉军队。旧社会，招兵基本就是个财务问题，“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核心将官在，拿到钱粮分分钟可以重新搞个队伍。

同样，团练虽然裁了，但他曾国藩的人还在，就是阿里巴巴说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嘛。而且，咱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培养人可真是一把好手啊。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和大公司都待过，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大公司占个位置混饭吃，你带出来的都是专业人才，比如销售副总可能培养出几千个销售，但肯定不会带出个财务专家来。

但到了创业公司就不一样了，几十号人的小公司，销售、市场、财务缺一不可。万一这个创业公司搞大了，CEO下各个条线的人，几乎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角色。

曾国藩，就是个小创业公司。他老人家虽然名字叫做两江总督，但干的早就相当于地方小朝廷的活儿了。什么兵、财、人、政，统统一把抓。朝廷不想放权？太平军正闹的凶呢，有本事自己管，你管不了是吧？那你还有啥碧莲跟我谈。

所以普通督抚幕僚十来号人算多的了，他们家是400号。从军队、财务、文化建设、外交（买军火就是跟洋人打交道）、新政（就是那些洋务运动），就没有老曾不掺和的。老虔婆慈禧虽然防着他，但也不敢不用他，毕竟太平天国还在那里杵着呢，曾文正说我今天要推荐个人，你好意思说不行？

他曾经的手下，我随便举几个名字啊：秘书处，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这几个我都懒得介绍了；参谋部，沈葆桢，后来一路做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法务部，吴汝纶，这个你没听过，不过他是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总讲习，他的学生严复写了《天演论》；搞洋务，容闳，搞了全国第一个机器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个名单我可以列半天。

而且刚才不是说他推荐人朝廷不好意思不用吗，既然肯用，曾国藩就毫不客气的拼命往里塞，只要他打了胜仗就猛推人。去世前，保举的幕僚官至三品以上22人，总督4人，巡抚7人，道台啥的不计其数。关键这些被推荐的还特别能干，吭哧吭哧搞出来个同光中兴，就问你服不服。

同样的，他曾国藩会塞人，人家李鸿章就不会吗？作为曾国藩的接班人，中堂大人手下有刘铭传，台湾首任巡抚；盛宣怀，中国实业之父，中国红十字会创办人；唐廷枢，创办轮船招商局，上海仁济医院……清一色响当当的人物。

到了这个地步，老大虽然还是满族人，宫里来来往往的也还是皇亲国戚，地方上基本全是汉人了，尤其是在南方，几乎清一色汉人江山。

这伙人可以称为“团练系”，成员互相之间颇有点“竞合”的关系，一方面也抢位子，但同时也暗通款曲，偶尔还通气和声一把。

还记得前面说的知识点，道光15届袁甲三和30届袁保恒吗，这两父子是河南项城的大户人家。他们袁家从爷叔袁甲三开始发迹，到大叔袁保恒再接再厉，混到了谥号“文成”，跟李鸿章的“文正”就差了一级。到第三代，终于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帝国终结者袁世凯。

袁世凯，就是团练系的亲儿子。

他的“爷叔袁”京城赶考就认识了曾国藩，后来又一起搞团练。感情深要“扛过枪、同过窗、嫖过娼”，最后一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前两个他们是一定有的。李鸿章干过曾国藩的幕僚，而“叔叔袁”干过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幕僚。

袁大头发家是在朝鲜，当时是跟着吴长庆的庆军（庐江团练）去的。吴长庆他爹吴廷香当初是耗尽家财帮着曾国藩搞团练的，而吴长庆自己又是袁世凯他爹袁保庆（袁世凯是过继给他的）的拜把子兄弟。所以最后袁甲三的墓志铭是曾国藩写的，袁保庆的后事是吴长庆办的。

看出来了吧，这帮人都是一家子啊。

老袁不仅后台硬，继承了团练派四通八达的关系网，也继承了这帮人“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做事风格，既屠杀造反群众，也搞洋务运动。最终混到了“小站练兵”的美差，成功把朝廷的最后一点精英部队掌握在手上。

你看，嘉庆年的政策，50年后催生出了一堆汉族文武全才，一边保大清江山，一边挖满人的墙角，历史的发展真是如此的合情合理且出乎意料。

这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变成了“为什么不反”？行政力量汉族占了大头，军事力量几乎全在汉人手上，作为财政基础的海关收入基本归了洋人。就剩下几个稀里糊涂的满清贵族，为啥不反他娘的算了？

说到底，这还是个共识问题，一个“天命”问题。现在虽然觉得很搞笑，但儒家治国，人生观价值观还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爱国那可是近代才有的概念。价值观的作用，不仅在于自己相信，还在于不确定别人相不相信。而造反这种事儿，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是造反。

好比李鸿章，他做了一辈子裱糊匠，忠君了一辈子，突然对朝廷幻灭了，想造反。他当然知道自己不信满清这“天命”了，但他没办法确定别人不信啊。老李今天说要“驱逐鞑虏”了，左宗棠会不会第一个“讨逆”，顺便抢他这个北洋大臣的位置？张之洞会不会想，可算轮到我出头了，背后捅自己一刀？

何况自己整天人模人样的大谈“礼教纲常”，说自己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我中华正统”。现在突然说要对“正统”动手了，你敢说下面这帮人一定跟你？

造反，万一失败了就是满门抄斩；不造反，千万两银子的家财留着子孙后代享福。为毛非要冒险？“无灾无难到公卿”难道不香吗？

李鸿章不动手，各地的督抚什么的就更不敢动了。地方大员谁手头没点革命党的血腥？手下那点兵早就跟土匪差不多了，能管啥用自己心里难道没点碧树吗？何况自己同僚手下哪一个不是跟上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真造反了，中堂大人力挺朝廷，自己手下众叛亲离，只好混个满门抄斩；中堂大人力挺自己，表示要驱逐鞑虏，他倒是坐了头把交椅，自己成了做嫁衣的，还是混口饭吃。你说这有什么好造反的。

这属于“猜疑链”的变种，可能当年大家心里都有“反他娘”的想法，但是谁都不能第一个说出来。除非有个大规模的官员心理测试，否则就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第一个动手。

严格来说，清朝如果争气一点，说不定熬过这一阵子，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历史还真是给了这么个“大规模心理测试”。而更吊诡的是，恰恰是满族的“民族爱国主义”试验搞出了这么个结果。可以说大清不亡于“丧权辱国”，而亡于“奋起爱国”，历史深深的恶意真是铺面而来。

这次爱国主义实验，就是著名的“义和团运动”。

04

事不过三

在讲义和团运动之前，我们得稍微理一理朝廷的那些个宫斗。方便大家理解一下为毛汉族慢慢掌权，皇亲国戚们没有反击。答案当然是有反击，只不过慈禧手法细腻，把这些操作埋在其他斗争之下了。

太平天国之后，一方面，朝廷也越来越强调“满汉一家”，统一战线嘛，大家都懂的；比如慈禧就搞了个满汉官员统一考核，后来还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另一方面，毕竟乱世当头，还是自己人最可靠，所以有意无意的，最高层权贵中，还是必须有满人，保证掌握政权。

这种玩法事实上让满汉之争成了条暗线，而不是明线。比如说慈禧“重用汉人”，你也搞不清是慈禧准备重用汉人，所以统一了考核标准；还是说因为能干的大部分是汉人，慈禧没办法，只好大量启用。

同样，高层满族多的不成比例，你没法说一定是民族问题，还是慈禧只不过是信任血统关系才导致了这种现象，毕竟哪个皇帝不搞点外戚进朝廷。看破不说破嘛，大家都是将就着过就行。

而且朝廷当时不仅分满臣汉臣，还有有清流派、洋务派、帝党派、后党派，加上各种搞平衡的操作，乱的一逼。比如中日甲午海战之前，为啥翁同龢拼命要去搞李鸿章呢？就是因为他是清流派首领，要斗一斗洋务派的李鸿章。同时翁又是光绪的老师，日常灌输“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将士用命，何惧洋枪洋炮”这种嘴炮爱国主义。

光绪本来就讨厌老是被慈禧压着，不想做个窝囊皇帝，李鸿章这种实权人物又是慈禧的人，于是又以清流派为核心，搞了个“帝党派”的圈子。

既然有了“帝党派”，那显然也会有“后党派”嘛，这也是传统把戏了。当初围着慈禧转的满族皇亲国戚，自然知道老婆娘挂了自己没好果子吃。“你们这帮货天天围着我妈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帝？”想想乾隆挂掉后，和珅的下场，大家都懂的。怎么办呢？搞个“后党派”撺掇慈禧换皇帝啊，老把戏了。

所以清朝那时各种内斗、外斗永远混在一起，腐朽政权嘛，大家都懂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到了甲午战争之前，各个门派已经势如水火，斗的不亦乐乎了。

这种情况下谁最倒霉呢？大家如果有在烂公司打工的经验就知道，肯定是做事的倒霉嘛。不做事儿就不犯错，嘴炮显然是最安全的。谁在做事儿呢？自然是中堂大人。

牛逼的是，即使甲午开打，清流派也没有停止给北洋军使绊子，务必斗臭李鸿章，这就苦了一帮干活的。那个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整个甲午战争中仗没打几场，革职倒是被革了3、4次。

搞笑的是，清流那帮货色又找不到人替代，于是只好让他“革职、暂留本任”。可怜老丁就是在“革职、暂留本任”的时候打死了大寺安纯，算是死在甲午战争中级别最高的日本鬼子。

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了事。死后还被鞭尸，先抄家，之后“不准下葬”。15年后，当年的属下萨镇冰终于为他平了反，大家凑份子捐钱，在刘公岛给他建了座“丁公祠”。

有了这一段，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为啥后来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带领水师奉命镇压，他的炮弹永远是打偏的。满清这种沙雕政权，保它做甚。

顺便说一句，老萨就是写了“五十七载犹如梦, 举国沦亡缘汉城”的那个。他这辈子打的都是窝囊战，人生最后几年居然看到志愿军逼平美国，感觉之爽真是不可言说。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没了清流，大清就可以打赢甲午战争了。那种烂到骨子里的政权，李鸿章救不了，神仙也救不了。只不过老李起码干了点实事，培养了不少人，这就比嘴炮和满清权贵那两伙人强太多了。比烂的时代嘛，矮个里面找将军而已。

顺便说一嘴，老李倒是自己认识的很清醒，年轻时写诗“三千里外欲封侯”，胸怀大志，想要重振河山；到后面就是说自己“和尚撞钟，哪一天钟不响了，这和尚也就死了”。他在那么个位置，注定了被骂成狗的命运。

回到慈禧的反击，甲午战争北洋军全军覆没、淮军也被打残了，李鸿章背了大黑锅直接被撸掉。帝党派彻底搞掉老李的“淮系”，欢欣鼓舞。结果高兴不过三秒，胜利果实被“后党派”摘了。慈禧的亲信正白旗荣禄扶摇直上，当了国防部长。

甲午被日本人打脸之后，光绪皇帝表示很难接受，立志励精图治、想要变法。结果病急乱投医，找到了康有为这么个政治素人。“百日维新”一败涂地，慈禧政变囚禁光绪，“帝党派”又被“后党派”撸了个干净。

好了，这下老虔婆慈禧大获全胜，四小天王入朝：端郡王载漪、惇亲王载濂、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再一次，满人权倾朝野，老太婆旁边围着一圈自家人，看的舒服又听话，简直爽的一逼。

问题在于，位子不能当脑子，无论是“后党”上台想要练新兵，还是“帝党”想要搞政变，想干活都得找有实践能力的。两拨人最后找来找去都是袁世凯，而袁世凯偏偏是“团练系”的。没办法，能干活的就那么几个。

更惨的是，清流那一伙顶多是“误国”，后党那帮脑残上台，可就是要“丧国”了。

这就回到了义和团的主线，四大沙雕上台没几个月，一阵猛搞，折腾出个群氓运动来。义和团杀传教士、杀教民、杀洋务大臣、杀大使、杀戴眼镜的、杀说英文的、杀不肯买义和团神符的……杀的京城人头滚滚。

就在这种狂热的劲头下，慈禧太后以冠绝全球的勇气，提出要“向11国同时宣战”，简直匪夷所思。

毕竟一个日本也打不过，现在11国同时开打，言下之意就是“我老太婆反正死定了，中国人全都得给我一起陪葬”。11国一脸懵逼，见过2的，没见过这么2的。

机会啊，各位“团练系”大臣们，这就是大规模心理测试的机会啊。朝廷出的这道送命题，正好给了这帮人互相看看真实想法的机会。

第一个出手的是邮政大臣盛宣怀，他直接扣下了朝廷的“宣战诏书”，只给各地巡抚私下看。什么感觉呢？大家可以打电话给川建国同志，他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之后，在广州的李鸿章回中央一个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乱命”是啥意思？人死之前的胡言乱语。老李说出这种话来，求慈禧的心理阴影面积。

于是各地大佬们眼神一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湘军旧将）、闽浙总督许应骙（团练系，叔叔是湘军战友）、山东巡抚袁世凯（不用说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帮人互相通气，搞出个“东南互保”。

顺便说一下许应骙，他们广州许家跟着曾国藩打长毛，跟着李鸿章搞团练，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跟着鲁迅搞……结婚，跟着我党搞革命，几乎一件大事儿都没落下，不服不行。

这伙人几乎个个跟团练系有点关系，唯一关系不大的张之洞，他是慈禧养着来平衡李鸿章的，结果他倒是跳的最高，显然私下都是通气的。

东南互保核心三条：第一，你们中央找死，我们不掺和；第二，列强如果来打我们，我们也打回去，否则大家一切照旧；第三，如果慈禧和光绪挂了，李鸿章做大总统，搞共和国。

东南互保，不是某些人说的，国家在受到外族侵略的时候，汉臣选择旁观；而是脑子清醒的那波人，在看到满族的垃圾政府利用人民的愚昧，想把亿万同胞拉着陪葬时，选择先保住地盘，给未来留点本钱。

脑补一下，如果那时候慈禧、光绪硬气一点，学学咱们大明崇祯皇帝，说“我跟你们这伙洋人拼了”，历史轨迹就完全变了。可惜他们就是软蛋，老虔婆剪了她26厘米长的指甲，一路滚到西安，这可是1000多公里啊，得怕成什么样才能跑这么远。

崇祯城破上吊前把头发盖在脸上，说“无脸见列祖列宗，勿伤百姓一人”；慈禧毫无心理负担，一边抱怨没法一顿吃260道菜，一边留下满城的百姓送死。

顺便说一句，有不少人在网上说慈禧是因为中国被列强欺负的太厉害，热血上涌，奋起反抗。拜托，老虔婆1000万两白银修园子的时候不热血，600万两银子过生日的时候不热血，杀戊戌六君子阻扰变法的时候不热血，一听到要她“归政退位”的时候就热血了，省省吧。

当然，这些都是脑洞。老虔婆在西安活的好好的，一旦她知道列强无所谓谁在台上，只要肯卖国就好，她一下子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顺便说一嘴，这个也是大清的传统技能了，太平天国的时候，列强本来跟洪秀全他们勾勾搭搭的，她那个死老公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狠狠的卖国了一把，三大条约一签，列强马上押宝在朝廷了，一个道理的。

老虔婆没死，造反的事儿就推不下去了。张之洞巴巴的跑到西安继续磕头；袁世凯急吼吼的派张勋去西安护驾；李鸿章这年都68了，争什么皇位啊，老实回北京继续做他的裱糊匠吧。

几个月后，李鸿章死在谈判桌上，团练派第二代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慈禧乘机再次掌握局势，她从西安滚回北京之后的动作非常耐人寻味，值得学习。

明面上，东南互保的那帮大臣个个该千刀万剐，但慈禧却大肆封赏，感谢各位“老成持国”没听我的昏话；暗地里，这帮权臣保住了半壁江山不遭殃，却命运各异。

东南互保的大臣中，汉族纷纷被各种理由开缺，李鸿章、刘坤一死的早，张之洞拉到军机处，明升实降没了地方实权，刘树棠、许应骙、王之春开缺。

满族大臣虽然也呼应了东南互保，但却纷纷被提拔，德寿升两广总督，端方升两江总督，奎俊升吏部尚书。同时慈禧在中央大量提拔满清贵族，接手团练系势力。这点小心思，谁还看不懂了。

二代目是没机会了，不过老虔婆不知道，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

首先，八国联军之后，大家都知道中央是什么货色了，大规模心理测试的结果是“这垃圾玩意儿还骑在我们头上，睡醒没有？”这恐怕是当时国人共同的心声，“天命”至此摇摇欲坠。

其次，搞笑的是，老太婆小动作不断，但东南互保中占了最大便宜的，最终还是个团练派汉人——帝国终结者袁世凯。一来袁大头是个人精，后台很早就从李鸿章换成慈禧的侄子荣禄，所以他早早被当做了可拉拢对象，而且庚子国难老袁又是派张勋接驾，又是给老太太筹钱进贡的，马屁拍十足，慈禧印象很好。

另外一个，如之前说的，位子不能替脑子，位子可以硬塞给亲戚，脑子可不行，练兵、洋务、外交，没有一个不是要脑子的。平时高速八车道，换条狗也能开，现在国难当头，开的是六盘山山路，谁敢让新手上路？皇亲国戚那帮人的水平老太婆现在还没点碧树吗？

袁大头大半辈子狗屎运，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副“非袁不可”的局面，这和他能干的确大有关系。

一来二去，三代团练系袁大头接了李鸿章的班，成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便揽了一堆兼职。当年的淮军是李鸿章的基本盘，现在新军成了袁大头的基本盘。然后又是同样的故事，搞洋务、做实业、练新兵、培养人才。

其他大家比较熟悉，我们重点谈谈培养人才的事儿。段祺瑞、冯国璋这种枪杆子咱们就不说了。袁世凯拉起来的还有修铁路的詹天佑；外交官唐绍仪，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熟悉，不过他女婿就很有名了，就是在巴黎和会骂娘的顾维钧；梁士诒，创建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炒股的可以拜拜这个民国财神爷。

顺便说一嘴，老袁这个人虽然名声很臭，但有一句说一句，还是抢救了不少人才的。那个时候风气不同，留洋的远远没有现在吃香。

比如詹天佑，人家是1879年耶鲁大学土木系优秀毕业生，一门心思回国修铁路，放到现在还不被抢破头。结果回国后大遭歧视，官僚觉得他是假洋鬼子，“非我八股，其心必异”，大手一挥，让他到福建当海军去了。

我倒不是说对当海军有啥意见，不过中国百废待兴，一个修铁路的奇材被拉去跑去当兵，总觉得有点那个啥。

詹天佑运气不错，马尾海战没给法国人打死，后来慈禧突发奇想要坐火车，他才被捞起来干点本专业的事情，但那已经是7年后了。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其他“留美幼童”上。比如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耶鲁法学系，回国后只混了个教书的活儿。

可以说，要不是有袁大头力保这帮人出头，可能中国现代化还得再晚个十来年，所以后来袁大头被载沣搞下台，詹天佑还特地去看他，弄的老袁很感动。

扯回来，二代目走了，三代目袁世凯又坐大了，爱新觉罗家也不能眼看着不管。按照历史上来说，老袁这种权臣的职业发展路线，最危险的就是换大老板的时候。

如果对继任者的能力不放心，主少国疑，一般前任老板都会处理掉这种权臣，免得下一代管不住，朱元璋干翻蓝玉搞大清洗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前任老板没动手，新老板也会拿你开刀立威，换个自己人上去，康熙搞定鳌拜立威就是正解。

当然，权臣也可能在这个阶段反扑，试试黄袍加身，以争取职业上再进一步，比如司马懿。

一开始慈禧是按第一套剧本走的，老虔婆眼看着日子差不多了，1906年把袁世凯调到军机处，就跟当年对付张之洞一样，明升暗贬，脱离实权；然后把袁世凯的老地盘北洋六镇分走了四镇，分拆兵权。

老太太是40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对付过曾、李两任，可以说非常熟练。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没全安排好，1908年老太太过生日吃坏了肚子，才半个月就挂了，几乎可以算是暴毙。死前还顺便还拉了光绪陪葬，硬是让3岁的溥仪上位。这下子就有意思了，剧本换到了“主少国疑”这个经典段子。

显然这种情况主要就看皇太后和摄政大臣的了，混的好，可以一路保到孩子亲政，比如康熙上位时的孝庄皇后；混的不好，宣慈皇后的后周就被赵匡胤给弄走了。隆裕太后显然不是孝庄，这个也不奇怪，慈禧这么强势婆婆也只能受得了弱势媳妇，国事家事天下事都是一个道理的。

于是一切只能靠着溥仪他爹摄政王载沣，注意知识点，载沣，就是前面对张之洞说“怕什么，有兵在”的那位仁兄。

那时载沣自己也才35，上路没几年只能算个新手，现在突然说要开六盘山，大家不免一脸懵逼。当然，他自己倒是挺有自信，拿起剧本就开演了。

话说清末开车，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满汉平衡。有那么一点儿像是《建国大业》里蒋介石对他儿子说的：“反腐要亡党，不反腐则要亡国”。对爱新觉罗家来说，不用汉人就要亡国，毕竟满蒙贵族，像样的已经没几个了；但汉人用太多又要亡国，“其心必异”嘛。老司机只能忽左忽右，又打又拉。

纯粹从技术角度来看，慈禧这个老司机简直是特技演员水平的。打压曾国藩用的是左宗棠；平衡李鸿章用的是张之洞。撸掉这两个权臣也废了一番脑筋，利用天津教案败了曾国藩的名声，利用《中法越南条约》什么的卖国条约搞臭李鸿章，都是先斗臭再顺势而为，老虔婆位子能坐40年一点都不奇怪。

而载沣撸掉袁世凯的时候，直接说“袁大头脚得病了，主动退休”，这就跟董事会说“CEO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一样，基本就是大写的“滚”字。

话说回来，这么搞载沣已经觉得自己很客气了，他一开始是想学他太太太太爷爷康熙干掉鳌拜的套路的，可惜张之洞不是索额图。载沣问他意见，老张就含蓄的暗示，你干掉袁大头，北洋新军造反你自己去管？载沣一下子就软了。时代不同了，睡醒了没？

于是袁世凯滚回河南养老，一边搞个电报站随时掌握北洋系动向；一边自拍了“蓑翁钓鱼”照发放全国媒体，意思是我已经与世无争了，求放过。“表情做作，略显浮夸”。

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载沣自以为拿了个康熙大帝的剧本，袁世凯自以为拿了个司马懿装病坑曹爽的剧本，一时间风云诡谲，两套班子各怀鬼胎。

其实大伙儿就不要忙活了，你们两位都只是配角，主角是另有其人。

这伙人远离庙堂之高，身处江湖之远；是仁人义士，是贩夫走卒；他们用鲜血东拼西凑，想方设法谱写新剧。该剧在中国闻所未闻，但却一鸣惊人，这剧本的名字叫做：

革命

05

造反与革命

大家如果耐着性子看完了01-05，可能感受到了我疯狂的在对你使眼色，暗示朝廷的那一条线在历史上相当的常见，重复重复再重复。剧本演了两千年，熟的很。

毛教员当年把《资治通鉴》看的起毛边，注释写的密密麻麻，本质上就是这把这些个剧本都读透了，对方一抬手就知道要打什么牌。

江湖这条线其实也是如此，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每过几百年，天下就会换个主子，不过统治方式却没啥变化。

可以说，辛亥之前，中国只有造反；辛亥之后，中国方有革命。国人造反经验一大把，革命经验却从来没有过，先驱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造反变成了革命。

绕完口令，咱们还是得先从造反讲起。回到团练的缘起，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川楚起义。刚说完名字，问题就来了，啥特么叫白莲教？乍一听，这玩意儿跟你知道的基督教似乎是一个品种的，有教义、有崇拜对象、有组织结构。但你仔细一研究，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关于白莲教，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个什么样的“教”，而在于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教”。

显然，这伙人的信仰包括佛教净土宗的白莲宗，带着梁武帝年间的弥勒教的未来佛弥勒转世概念，掺和了点北宋白云宗的思想，又吸取了明教（就是张无忌的那个教）的拜火元素，最后还融入了一点罗教的教义…….这还不算完，他们还融合了弘阳教、八卦教、天理教、闻香教……就是一锅信仰大乱炖。

不仅仅是信仰大乱炖，组织架构也是大乱炖。除了元末明教起义有彭和尚、韩山童这样的核心力量，其他情况基本就是个分散架构，一路一路自己打自己的，没有一个核心。我们评价战术时经常说他们“遥相呼应”，说白了就是呼应造个势，想要打配合搞包抄这种高级战术，基本是指挥不动的。

如果你能把里面乱麻一样的关系理清楚，起码混个历史系博士是问题不大了。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所谓的白莲教本质上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群地下民间信仰的代名词，现在的研究一般把这些个杂七杂八的统称为“教门”。这些教门，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是穷人“投教门以自保”的纽带。

大家如果还记得之前说的造反3+1，人口增长、土地兼并、政治腐败属于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社会安定，人口大规模增长，土地无法承受极高的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就是“几何级增长的人口，压倒了算数级增长的资源”；

其次，小农经济本来就很脆弱，荒年一来只能卖地，土地大量兼并；

最后，来一个逐渐腐化、权贵盘根节错、官官相护的朝廷。

三者结合，必然产生大量的无产者，所谓的“游民”。农耕社会嘛，没有土地就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那可不就哪里有饭吃就往哪里去嘛。比如到清朝末期，四川、陕西的游民都是百万级别的。

这些游民既然来自五湖四海，就没有传统乡绅、祠堂来进行道德约束和生活照顾，求生的办法必然就是搞点宗教抱团取暖，四处游走“觅食”。这个大家看冯小刚的那个《一九四二》，差不多就明白了。

对他们而言，拜什么神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希望；信什么教不重要，重要的信的这些人在一起能够抱团求生；甚至反抗什么也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吃口饭，活下去。这个在世界范围都是如此，相信救世主，相信同一宗教的都是兄弟姐妹，相信教会能照顾自己，一个道理的。

几千年，中国王朝的末期，水深火热的百姓所需要的都是一个信仰、一句口号、一个领导、一个社会组织方式，然后被一个火星点燃，趁势揭竿而起向当权者开炮。而这个当权者可能是满族、可能是汉族、可能是朝廷、可能是贪官、可能是洋人传教士……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些人不算“革命群众”，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要改造自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言下之意不是“建立一个没有王侯将相的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目的是“我要成为王侯将相”。

这叫造反，不叫革命。当然，我不是在贬低这些农民起义啊，逼到连“好死不如赖活着”都不可得，不反他娘的难道跟印度“贱民”一样安心等着下辈子投胎吗？“宁有种乎”绝对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不自知的革命人民”，反正大家聊聊天，开心就好。

而且吧，他们要真的有雄心壮志想成为“王侯将相”，可能表现还会好一点。毕竟你如果梦想是要坐江山，行动上会对屁民稍微尊重一点，以后还指望他们交税呢。比如李自成有点气候之后，开始喊“闯王来了不纳粮”之类的政治口号，也开始大力约束军队。这就越来越不像是流寇，反而像是个“新成立政权的正规军”了。

这一点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造反在没看到成功希望之前都是流寇，蝗虫般一路吃将过去。看到成功的希望，则摇身一变，开始维系军纪，保境安民，意思是要开始做长远生意了。军匪不分家，这句话可可是有深刻根源的。

历史上，大部分起义都到不了长远生意的阶段。比如捻军，跟土匪基本没区别，四处觅食嘛，可不就是 “抢粮、抢钱、抢女人”。所以，当造反派把政府军打的落花流水时，屁民们不要急着喝彩，因为同一伙人很可能攻破城池就要开始烧杀劫掠了。

当然，政府军打了胜战，驱逐了白莲教，大家也别急着高兴，因为兵匪不分家，满清大兵进城，无论是湘军、淮军、八旗军，也是“抢粮、抢钱、抢女人”。反正倒霉的都是屁民。

扯了一堆造反的故事，现在回到主线，啥叫白莲教？人家从宋代就开始造反了，那个水浒里的方腊就是明教的，自称“明尊”，而明教和白莲教几乎是不分家的。到了元末，朱元璋的前辈，红巾军韩山童说自己是明王转生、再世弥勒，集结白莲教和明教的力量拉开了反元的大幕。到了清末，又是之前说的白莲教川楚起义。

你说他是白莲教还是明教？其实他就是个造反教，创教以来，抗宋、抗元、抗明、抗清，持续造反1000年，可以说非常硬核。

朱元璋对这玩意儿就看的特别明白，他虽然说算是跟着红巾军混，一度遥拜白莲教二代教主韩林儿为皇帝，可一旦天下已定马上翻脸不认人，宣布明教、白莲教非法，一律取缔。

你思考一下老朱混到这个地步了，为啥不说自己是光明使者、弥勒转世，搞个MSL政教合一什么的，江山永固，不是更爽？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个教，你当了教主也没法号令教众，人家换个名字继续他的造反事业。

当然，这种禁止显然没啥卵用，到了明末万历年间，徐鸿儒带领白莲教起义，反抗暴政，揭开明末民变的大幕；同样，到了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教徒不堪欺凌，愤而起义，开始了清末农民运动的序章。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重复重复再重复了千把年，到了咸丰稍微有了点变化。太平天国横空出世，中国居然也出了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算是尝了一把鲜。应该说这种新玩法一开始还是很正能量的，太平军军纪较好（当然，偶尔还是会屠城），很早就提倡 “不纳税、不纳粮”，颇有点“坐天下”的气势，比起白莲教的捻军的确高明。

不过帅不过三秒，打下南京后政权就极速腐化了，天王带头养他那88个老婆，金碗吃饭，穷奢极侈，又回到了“抢粮、抢钱、抢女人”的老路上去了。那个高中知识点《天朝田亩制度》，顶多算是个内参，不仅没实行，连实验田都没做过。何况这种平均主义的玩法大家都见识过，即便干了也基本没啥卵用。

天国的财政，早期是吃大户，抢官银；后来主要来是靠禁止鸦片来防止白银外流，同时扩大南方丝绸茶叶的出口，以做到贸易顺差。跟前朝相比经济制度变化不大。可以说是造反的老剧本，批了个野生基督教的皮。

不过，有点讽刺味道的是，必考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历史上基本连个水泡的影响都没有；而教科书不咋提的一些事儿，倒是在后面百把年持续发酵。

庙堂之上，是催生了曾国藩为代表的“团练系”汉人权臣的崛起，这个咱们在前面聊过了。

更重要的是，在江湖之中，天国极大促进了汉族“黑社会”的发展，我们耳熟能详的 “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统统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大爆发时期。

这些“黑社会”，我们统称为“清末会党”，他们将缓慢而坚决的席卷中国底层，在一片混乱中，有意无意的催生了中国的革命。

06

会党的春天

感谢金庸老爷子的科普，中年男人我就没见过不知道天地会的，天地会，就是晚清三大会党之一。这三大分别是：天地会（也就是洪门），青帮（也就是清帮），哥老会（也就是袍哥）。

大家如果不太记得住的话，那就记一记著名人物，天地会陈近南，青帮杜月笙，哥老会朱德。陈老总、朱老总，我把你们两位大英雄和杜月笙排在一起，请千万不要介意啊。

朱总实在不好意思

相对于教门，会党的出现晚很多，三大会党都是清朝初年成立的。他们的初心其实和白莲教之类的有点类似，都是普通百姓“结社自保”。白莲教的玩法是纵向发展，搞传销，师傅带徒弟，上线拉下线；会党则是横向发展，斩鸡头、烧黄纸，结“异性兄弟”，搞“虚拟血缘”。

这种新玩法可以说非常符合中国这种宗室血缘情结，作为创新型结社方式，发展非常迅猛。

帮会和教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江湖上一般说：“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花就是洪门，绿叶就是青帮，白莲藕就是白莲教，意思就是秘密社会一家亲。

比如哥老会，他就是四川本地的“啯噜会”，融合了天地会和白莲教的很多元素逐渐演变出来的；青帮，早年信的是罗教，而罗教本身又和白莲教是一家人。

从朝廷的角度来说，这些个教门会党统统都有反社会倾向，白莲教是邪教，那这些个会党自然就是黑社会，需要依法取缔。

不过清政府自己是个草包，贪官污吏满天飞，基层控制能力薄弱，又搞不来经济。百姓没饭吃，黑社会可不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嘛。

我们拿最酷炫的洪门举例，大家就明白他们的典型发展轨迹了。

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认为天地会是乾隆年间在福建创立的。福建嘛，现在是“好山好水好风光”，那时候则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农业社会，田少就是资源就少，人口一多就会内卷，一卷起来就得抢。

这时候大家族就会欺负小家族，小家族为了抱团抗争，开始发展异性兄弟结盟，慢慢就形成了“歃血为盟”的组织方式。

顺便说一嘴，这种宗族械斗的事情，现在大家是不太听的到了，在农业社会可是司空见惯。浙江、广东、福建，都是民间械斗的重灾区。

随便举个例子，兄弟我是浙江人，明朝中页永康和义乌因为抢银矿引发了械斗，从者数万，伤亡以千计。

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山东人戚继光当时在浙江打倭寇，看到这场景简直目瞪口呆，觉得老子混了这么久，没见过群架能打了出会战气势的。当场就拍板在义乌招兵组建戚家军。硬核如此，由不得你不服。

同时，东南沿海受到朝廷恶政的伤害很大。随便举个例子，顺治年间郑成功不是在台湾搞割据嘛。朝廷为了孤立他们，搞了个极度流氓的“迁界令”，三天之内，把沿海居民强制内迁30里，为了防止居民回归，要求焚田拆屋。

一时间浙江、福建、广东居民死亡载道数以十万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这种朝廷，你不去反就真的没天理了。

这么一来二去，最终福建人万云龙结合罗教教义，以“歃血为盟”的组织方式，加了点传统“顺天行道”的政治理念，在福建漳州高溪观音亭搞出天地会，没过多久就开始杀贪官造反了。

乾隆晚年的时候，天地会在台湾大面积传播，最后搞出了“林爽文天地会起义”，一度差点拿下整个台湾，“十全老头”（乾隆的外号）最后花了1000万两军费才搞定，气的肉痛。

起义失败后，天地会成员逃出台湾，在大江南北开枝蔓叶。朝廷自然抓紧镇压，不过也没啥卵用，显然，只要还有千千万万的穷人没饭吃，天地会自然就有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且，这种事情是相对的，你越是镇压，他越是反抗，口号一路从“顺天行道”，变成“兴明绝清”，最后慢慢统一成了“反清复明”

当然，我强调一下啊，这只是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毕竟是会党，保密工作就是保命工作，创始人也通常活不过三集，真实起源如何已经非常难以考证。所以，如果大家对“康熙年间居然还没有天地会”这事儿非常郁闷的话，也不要气馁，说不定过几年又有更权威的说法出来也未可知。

其他两个帮派其实也类似，起源云里雾里，并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脉络。反正也不是写论文，大家知道个大概好了。比如青帮的底子是漕运水手工会；哥老会最早是四川的“啯噜子”，算是四川本地黑社会。

当然，大家还是有区别的，其实从我举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

洪门造反出身，革命气质最浓，陈近南、黄兴都是洪门的；

青帮工会出身，造反情结最淡，但很能赚钱，早年贩私盐后期卖鸦片，可以说非常有生意头脑，所以洪门一度很鄙视青帮，“由清转红，批红挂彩；由洪转清，抽筋剥皮”就是这个意思，杜月笙、陈其美、蒋介石都是这一条线的；

哥老会当兵多，我们的朱德、贺龙，邓小平他爹（老邓先生是搞团练的）都是哥老会的。为啥会这样，我们后面讲。

转了好大一圈，终于介绍完背景，可以回到主线了。三大会党虽然有了群众基础，但满清毕竟不是吉娃娃，在角力中仍然处于强势。

比如天地会造反，从乾隆到咸丰，少说也有个几百次，但始终没有等到风口。熬了上百年，太平天国起义，这下子春天到了。

1850年，洪秀全金田起义，短短三年后攻下南京，简直就是横扫江南。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满清焦头烂额也实在管不过来，同时八旗军那副虚样又被看了个看底朝天，会党乘机爆炸式增长。

洪门作为最求上进的社团，迅速响应，不仅会员大量加入太平军，而且纷纷在各地起义呼应。

1852年，洪门广西分舵“公义堂”起义，创建“升平天国”；1853年，洪门分支，上海小刀会起义，重建“大明国”；同年福建小刀会起义，建立“汉大明”；1854年，洪门广东分舵“洪顺堂”（就是吴六奇的那个堂口）起义，建立“大成国”……几乎就是遍地开花。

天地会踩上了风口，青帮怎么能落后？不过这货发展也非常有自己的特色。洪门是忙着起义，青帮是趁着乱世贩私盐。

清代的两淮区域（就是在扬州那些地方）是全国最重要的盐场，自然也是私盐贩子出没的地方。那个《鹿鼎记》一开始不就是扬州的私盐贩子找茅十八麻烦吗，非常符合历史设定。

在韦小宝的那个年代，私盐贩子还是小打小闹，到了太平天国，两淮出了李昭寿这么个人物。这货原来是流氓出身，后来加入捻军；之后投降清军；再后来又投靠太平军；混不下去又再次投靠清军。反复横跳，居然越做越大，一度干到江南提督。

之前我就说了，那年头不是朝廷权力下放嘛，战区的各省份基本就是独立王国。曾国藩这个小国王忙着培养人，李昭寿这个小国王则忙着在两淮捞钱。

青帮（那时候还叫安清帮）本来就跟李昭寿熟识，于是官匪合作垄断私盐生意，私盐贩子把正规盐商干的七零八落。李昭寿在两淮七年，青帮就发展了七年，等到太平军失败，清朝重新整顿秩序时，青帮已成庞然大物了。

顺便说一嘴，李昭寿后来改名叫李世忠（“世忠”……真是缺啥补啥），几年后被清廷找个理由干掉了，他儿子李显谋为给父亲报仇，化名李洪，做了哥老会的老大反清，他们一家子真是祖传反骨，牛逼哄哄。

青帮和天地会的表演可以说是正常剧本，哥老会的流行就有点意思了，它本来主要在四川流行，算是个地方社团。

太平天国起来后，曾国藩在湖南搞团练征兵，老曾属于那种创造性思维不足，但是抄作业抄的非常成功的。搞团练抄的是当年镇压白莲教的作业，练兵抄的是戚继光的作业。他招兵完全是按照戚家军的标准，说白了就是要求“招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准招城市里的浮华之徒”，可以说非常注意。

后来战事逐渐吃紧，标准也就越来越宽，逐渐有一些会党分子混入军中，但事情仍然算是可控。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人鲍超从天而降。鲍总幼年丧父从小家贫，在重庆捡炭花为生。捡碳花就是在煤炭灰里面找没完全烧完的炭块儿，基本跟乞丐差不多了。后来在广西加入了“川勇营”，之后又跑到长沙招兵，组建了曾国藩手下的“霆字营”。

捡炭花示意图

这货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是打仗奇材，有勇有谋，一路从伙夫干到浙江提督，用四川话来说就是“硬是要的”。

湖南老表见到四川老乡，瞬间就混在一起了，反正清朝“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和湖南人本来就是一家。短短几年，湘军成了哥老会的天下。霆字营就不用说了，袍哥满街跑；搞到后来整个湘军的底层士兵都大量入会。

兄弟们歃血为盟、战场患难与共。朝廷财政紧张，湘军老是欠饷银，哥老会联合士卒跟长官谈判要钱，颇有点士兵工会的味道。发展到后面，一些中层军官也不得不加入哥老会，以求控制士兵。

那个左宗棠，不是拉着湘军、淮军收复了新疆吗，他军中全是哥老会的。据说为了服众，老人家自己斩鸡头、烧黄纸，开山堂，做了哥老会大哥。这个故事八成是假的，不过哥老会在军中泛滥，顺便跟着宗棠大人一路传到新疆倒肯定是真的。

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哥老会起义，成立伊犁军政府宣布独立，这笔账往回算都可以归到他左大人头上。

顺便说一句四川哥老会啊，黑社会不是都有切口（暗号）嘛，“地振高冈、门朝大海”什么的。他们哥老会发明了一种暗号，叫做“争斗阵”，据说是从天地会的“茶碗阵”演化来的。

人家“茶碗阵”主要是作为身份辨认，他们四川人居然把这玩意儿发展成43种不同阵型，有什么“五朵梅花阵”，“桃源阵”什么的，摆出不同姿势玩对阵。暗号能玩出麻将的味道，四川人真是自带快乐基因。

总结完三大社团的发展，也可以讲天国的结局了。1864年，太平天国终于没能熬过内斗，天京（就是南京）陷落，湘军屠城三日、血流漂杵。天地会转战广东、广西、福建，但终于也纷纷失败。

满清靠着海关的银子、列强的洋枪和曾国藩的团练，成功续命。

你问我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我也说不上来，从太平天国那帮领导人的尿性来看，他们就算干翻了清朝，八成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说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我就没见过像样的。

这张图重复利用一下

不过你要说他们得为几千万死在战乱冤魂负责，似乎也很难说出口，一来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曾国荃剃头、李鸿章剃头、袁甲三剃头、洪秀全剃头、杨秀清剃头，个个都是杀人魔；

二来，毕竟摊上这么个朝廷，造反也的确可以理解，反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终倒霉的都是屁民。

只能说中国历史到了太平天国时，基本没啥变化，抢粮抢钱抢女人，重复重复再重复。

回到主线，太平天国失败后，洪门兄弟不容于朝廷，一部分重新回到地下党的身份，蛰伏待变；另一部分潜逃海外，包括澳门、东南亚、加拿大，尤以美国最多。当时华人大量在西海岸淘金修铁路，已经有了洪门美国分舵“洪门致公会”，逃难的洪门兄弟大大加强了美国洪门的力量，这些人成为最早的爱国华侨海外力量。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杨汤城的《新西兰华侨史》，他曾祖父就是太平军，失败被杀后，兄弟孩子全都逃亡海外，有的跑澳洲挖矿，有的去加拿大和美国做苦力，他祖父则是去了新西兰。

海外求生不易，自然而然加入洪门自保。这些华侨往往心怀故国，抗战时期洪门帮着在新西兰华侨圈里拉捐款，他一个人捐了698英镑，差不多现在100万左右的样子。

青帮则把生意从贩私盐逐渐扩张到了打家劫舍、走私绑票、妓院赌场，黑社会性质越来越浓。其影响范围扩大到安徽、浙江、山东、河南……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应许之地——上海。

十里洋场的霓虹灯下，青帮的面孔将变得极其复杂，他将是探长、鸦片贩子、工会领袖、革命党、反革命、政客、还有……尿壶。声明一下，尿壶不是我说的，是杜月笙自己说“我们青帮就是蒋介石的尿壶”，不要怪我。

委员长和他的尿壶

天国溃败后，曾国藩裁撤湘军，团练士兵拿着几两碎银的军饷回到老家，顺便把哥老会带到了全国各地。银子很快就用完了。但士兵们已经走南闯北，尝过血腥的味道、了解八旗的无能，你要他们再去老实种地，那时不可能的了。

清末，全国十五省都出现了袍哥的踪影，他们有的杀人越货、有的劫富济贫，有的混入军中，有的投向革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至此，三大会党在春天生根发芽，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团练在庙堂，会党在民间，那满清呢？1865年，天京陷落一年后，江北太平军余部赖文光和捻军合并，在山东菏泽消灭了一支骑兵，真·科尔沁部落王子·蒙古之光·满清最后的武士·僧王·僧格林沁在此役兵败阵亡，话说他没死在太平军北伐精锐的手上，没死在英法联军手上，临到最后却死在一个16岁少年张皮绠手上，真是世事难料。

至此，满清直属的最后一直野战部队全军覆没，太平天国拼光了爱新觉罗家压箱底的本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安息了。满清将再无制衡团练系的军事力量，朝廷正式进入了以汉制汉的模式，曾国藩开始了权臣之路。

同一年，谭嗣同在湖南出生；一年后，广东人（特喵又是广东，爱新觉罗恨死广东了）孙文呱呱落地；再过两年，浙江人蔡元培、章炳麟（也就是章太炎）、陶成章相继出世。这群男孩出生时，天降暴雨，一条青龙从屋顶升起……不好意思，拿成老剧本了。

新剧本基本没啥这种毛线说法，这群孩子（注意，既有男孩也有女孩）出生时没有红光附体，个个平平无奇，不过这伙书生倒是有个共同的名字：

风暴降生·不死鸟·帝国掘墓人·锁链破碎者·真·先知·书生·革命党。

07

革命

01-06写了完了庙堂、江湖，这两部分基本还是遵循了几千年的老剧本。但从07开始，我们要开始聊一伙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打破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循环，开始搞点新玩法。这玩法，就是革命。

说起来，“革命”两个字恐怕是近代史课本出现频率最高的，排名第二的估计是“反革命”。搞的好像革命本身就是目的一样，显然不是如此，起码第一代革命家肯定不是这个思路的。严格来说，我们学的不是“中国革命史”，而是“中华自强史”。

革命是为了救国，而且是救国的最后手段才是革命，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中国革命早期三大反贼团伙，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追根溯源几乎都有过“改良”的念头。谭嗣同，本来是个革命派，后来一听说有机会改良，马上就跑北京跟康有为混了；孙中山刚出道的时候，又是找关系又是发帖子，想跟李鸿章攀个关系，见面聊聊自强之路；章太炎第一次跑路就是因为支持“维新”……说到底，大家都曾是改良人。

所以，当我看到有些2货说，“国家被列强入侵时，他们不去拥护朝廷抵御外敌，只会在后方捣乱……”拜托，造反是要掉脑袋的好不好，这群人个个都是“北清复交”，在体制内改良难道不香吗？要不是山穷水尽，谁特喵的想去搞革命。

很显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朝廷骨子里再烂，起码看起来还是个庞然大物，“天命”俨然还在。所以当时读书人的普遍想法肯定还是改良，不会跳跃性的要去革（找）命（死）。

我们聊聊谭嗣同大家就明白了。顺便解释一下很多人的疑惑：“老谭为啥不跑路，宁愿赴死”，总觉他是白死的。

首先，重要事情说三遍啊：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老大，是藏在维新派里的铁血革命党。人家很早就立志“驱逐鞑虏”，在湖南、湖北各种混地下势力，传播《扬州十日记》之类的禁书，搞串联，拉着哥老会准备革命。

那为啥一个革命党要去跟康有为这帮人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对改良有幻想。大家都是读书人，谁特喵不知道中国乱了列强会乘火打劫？个个饱读诗书，造反的结局通常是啥谁心里没点数？

你想，连朱元璋这种当和（乞）尚（丐）的，造反前都还犹犹豫豫，要去先算一卦，何况人家谭嗣同的爹是湖广总督，超级官二代，当年京城的“四大公子”？

只不过谭嗣同在中央核心的核心混了一圈，终于搞明白了，改良特么没戏。满清已经从根子烂了，洋务救不了、立宪救不了、皇帝自己也救不了。

戊戌变法100天，悲惨的不仅仅是六君子人头落地，悲惨的是那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革命之外，别无他法。

为啥非要“革命流血从我开始”，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误信了改良的革命党。

这个血是流给谁看的呢？义士们坐着囚车赴死，百姓忙着往他们身上扔菜叶子，这帮2货起码还得再扔20年，到1919年鲁迅写“人血馒头”的时候还在扔，显然这血不是流给他们看的。

清末百姓看革命党被砍头，跟看戏没两样

这血，是流给兄弟看的，是让革命同志们知道，存在幻想是多么的危险，妥协和退让只有灭亡。中国革命，从此和胡虏势不两立。火与血之外，别无他途。

谁是他的兄弟？毕永年和唐才常。

毕永年，湖南人，官宦世家，属于军区大院的中高层干部性质的。老毕的特长是跑江湖，官二代兼黑社会龙头那种。康有为计划政变软禁慈禧，就是想用他作为先锋。谭嗣同死后，毕永年逃亡日本，加入了孙文的兴中会，就是他帮着孙中山和湖南哥老会打通了天地线。

唐才常，湖南人，县府道三级考试第一，人称“小三元及第”，张之洞高徒。正常来说，是要跟着张总出将入相的。

不过唐总对自己的前途另有安排，1900年，他发动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脑袋挂在城墙上。临刑前，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故友”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毕永年、唐才常这仨才真是最牛逼的结拜兄弟。

谭老大的事情还没完。

唐才常的好友兼两湖书院的师弟，眼看着师兄身首异处，放弃对张之洞的幻想，创立“华兴会”，之后和孙文共同创立“同盟会”，时人称他们俩“孙黄”。

这位师弟的名字叫黄兴，字克强，黄花岗起义的领头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中国革命的头等大英雄。

谭嗣同和唐才常当年在湖南创立了“长沙时务学堂”，有爱徒名叫蔡艮寅，他跟随恩师参加自立军，兵败逃亡日本，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就是蒋委员长号称自己读的那个）。

回国后辗转加入云南新军，辛亥年响应武昌起义，起事推翻云贵总督宣布独立。再之后袁大头称帝，他又出兵讨袁，人称“再造共和”。他当年逃亡时给自己改了名字，叫蔡锷。

所以袁大头出卖谭嗣同，谭老大的学生反过来逼死他，非常合理。

唐才常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和谭嗣同创建“南学会”，一周一次在岳麓开设讲座，其中有个热心的会员，名叫杨昌济。他自己成就不大，不过他有一个超龄入学的学生，热爱体育，脾气倔犟，这青年叫毛泽东。

薪火相传、革命不息。

谭嗣同11岁那年，谭家不幸染上白喉，母亲姐姐病逝，他也昏迷三日不醒。家人以为无望，他却终于死里逃生。父亲悲伤之余，给他取字“复生”。

22年后，谭复生“我自横刀向天笑”，慷慨赴义。这次，他将复生为千万义士，在血与火中，烧光那个旧世界。

07

不是请客吃饭

谭嗣同实在酷炫，而且大家普遍对他有些误解，所以忍不住多讲了两句。不过我的主业还是技术分析，所以切回正题。

我们一直强调，热情不能取代方法论，满腔热血挡不过一颗子弹。这跟创业一个道理的，CEO只知道天天逼人996，硬把员工孩子创成留守儿童，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商业模式，基本也是公司怎么死都不知道。

区别在于现在市场钱多，搞个“狼性”的人设，总有人愿意掏钱再给你机会。放到革命年代，一个错误就让你脑袋搬家，没得蹦哒了。

也跟创业一样，革命要解决：哪里拉风投（革命资金），哪里找合伙人（拉到核心团队），怎么组织公司（华兴会、同盟会……各种会的章程和制度），基层员工怎么招（找谁地推），怎么搞市场（理念如何推广，报纸怎么宣传）……

你觉得很烦了吗？那我得说，这才刚刚开始：

革命必然会经历：合伙人内讧（比如陶成章就挨了蒋介石的黑枪），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完成项目（参考孙中山搞的那些组织混乱的起义），公司发展方向有巨大争议（毛教员和张国焘的北上抗日还是南下四川之争）……

所以革命和创业是一个工种的，只不过创业能买币续命，做人民币玩家，革命则强制要求一命通关。

同样，就跟创业一样，你首先得要有个商业模式。对于这个，所有人第一反应基本就是抄作业。马云抄eBay、抄PayPal，刘强东抄亚马逊，没啥丢人的。

改良可以抄日本，革命抄谁呢？这玩意儿在国外还真是没啥好例子，不过没事儿，咱们历史长，总能找到案例，主要有三件事情可以做：曰鼓吹、曰暗杀、曰起义。

革命第一招，是鼓吹，鼓吹就是宣传。

这个直接抄朱元璋就好了，明太祖征元朝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到了清末，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一脉相承的。

特别注意啊，理想归理想、宣传归宣传，这一点一定要拎得清。中山先生当然知道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民国”，但那还是个屁民流行吃人血馒头的时代，什么民国、共和、立宪，百姓表示一个字都听不懂。

不理解这一点的，可以看看《阿富汗是为毛变成今天这个熊样的》，感受一下和阿富汗人民探讨“美式皿煮”和“老毛子式的社*主义”的难度。

那啥能听懂呢？“驱逐鞑虏”！翻一翻《鹿鼎记》就懂了，天桥下韦小宝听的是《大明英烈传》，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是朱元璋杀蒙古人，心里念的是满清鞑子，一个思路的。

革命宣传，就是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来传播私货。阿Q说革命党“白衣白甲，戴着崇祯皇帝的孝”，高中课本的解释是“代表了人民群众不理解革命”，拜托，这显然就是革命党宣传的成功案例好不好？

“社会主义”是给读书人听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是留给未庄的阿Q们听的。“消费升级”是个玄学，“拼多多百亿补贴”才是句好口号。

顺便说一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第一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推翻满清”。至于民众理解成是反清是为了“复明”、“兴汉”、还是“建立民国”，这没那么重要，先干翻鞑子再说。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待过，就很能明白这种心态了。5块本金要做10块钱的事儿，能熬过一天是一天，梦想当然是建立生存102年的公司；现实是下周先给我死皮赖脸的搞到两个客户活下去再说。

所以网上老是有人说孙中山当初是中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圈套，搞出“驱逐鞑虏”这种宣言。因为“驱逐鞑虏”了，可不就把东三省、新疆、蒙古连带着驱逐出去，汉族缩回到中原基本盘，方便日本人上下其手了吗。

拜托醒醒好不好，老孙12岁去美国留学，17岁就开始搞地下党，30岁不到就能忽悠黑社会跟自己造反搞广州起义，怎么可能这点道行都没有。

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风投，利用各种势力来为革命添砖加瓦，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话说这个技能也被委员长发扬光大，也算是祖传手艺了。

当年老孙跟美国人谈“反抗帝国压迫”，跟日本人谈“黄种人大团结、大亚洲主义”，跟英国人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跟法国人谈“投资中国革命的惊人回报”，跟黑社会谈“反清复明”，跟读书人谈“共和社会”……

空手套白狼、翻脸不认账的本事练的如火纯青，怎么会着这种道儿？

所以你看清末的革命宣传，基本都是“反清”为主题；到了满清一推翻，阶段性目的达到，大家就默契的改成“五族共和”了，过渡之流畅，只能用“丝滑”来形容。

从宣传口子来说，鼓吹反清这事儿执行的非常到位，KPI满分。不过严格来说，功劳簿上搞笔杆子的前辈只能领30%，剩下是谁来帮忙呢？当然是满清自己喽。

一方面，满清后来治国搓的一逼，打不过英法也就算了。闭关锁国了这么多年，老百姓基本是土炮，普遍感觉自己是被外星人给打了似的，或者类似于蒙古骑兵又来了那种感觉。反正还能接受，但被日本人打了，心态可就彻底崩了。

被谁打都不能被日本人打啊！甲午海战之前，从光绪、慈禧、翁同龢一直到路人甲，大家普遍认为打不过欧美，打赢你小日本还是可以的嘛。毕竟洋务运动之后，《美国海军年鉴》说我大清水师全球第九，妥妥的列强，各路人马乐观的一逼。

当然，是不是真“列强”不知道，不过朝廷肯定是把自己当列强了。脑子比较清醒的自然是北洋水师的亲爹李鸿章，然并卵，卖国贼软骨头的话有什么好听的。

现实大家都知道了，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孙中山后来说，甲午之前他谈革命老是被当成疯子，甲午之后大家觉得他是个先知，完全不同了。

另一方面，咱们之前说过，仇恨这东西，传上千年有点难，延续个几百年是一般是没问题的。有一句说一句，汉族记仇，老百姓不吭声，不代表没人记得。

所以当时革命党纷纷把《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这些玩意儿翻出来大肆宣传。

那个高中必考的邹容《革命军》，开篇就是谈“扬州十日”。发行的时候经常是和《扬州十日记》捆绑销售的。读完真是让人睚眦尽裂，对清狗恨入骨髓。

这书在清末那种全民文盲的时代卖了110万册，换到现在可以理解成销量3000万册，《明朝那些事儿》的销量，可谓牛逼到极点。

所以搞宣传，一半靠的是满清自己黑料多，怨不得别人。

革命第二招，是暗杀，暗杀就是刺客。

先吐个槽，某位动物专家写过一本关于狼的书，大意就是汉族身上是羊性，草原人是狼性，要呼唤狼性…….

恃强凌弱屠城杀平民是不是狼性我不懂，不过说汉人是羊性，我就心中万马奔腾了，读书少就是好，怎么瞎说都不会觉得心虚。

汉族是没有狼性，汉人只有血性，七尺男儿，“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清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志士愤怒的时代。吴樾、史坚如、秋瑾、徐锡麟……前辈们血溅轩辕，震慑天下。如果太史公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如何去写1900年代的《刺客列传》。

你以为刺客是这样的吗？

其实他们是这样的：

史坚如面相清秀，人称“容貌妇人风骨仙”。他爷爷是翰林院编修，从小家境富裕。就是这样的人，埋了一百斤炸药在两广提督德寿房下，“博浪一击胆如天”。

可惜功败垂成，地道挖偏了，没炸死正主。临刑说“一击未中，悔恨终生”，大三的时候（21岁）慷慨就义、血撒珠江。

你以为刺客是这样的吗？

其实他（她）是这样的：

秋瑾、徐锡麟的字迹

徐锡麟、秋瑾都是留日高材生，前者刺杀恩铭成功后，被凌迟挖心。后者牵连被杀，死前作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TG的陈独秀、大先生鲁迅，当年都是光复会暗杀团成员。蔡元培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陈独秀是北方暗杀团（就是吴樾的那个），鲁迅一度考虑去刺杀，后来因为家有老母作罢。

也就是说，脑袋被挂在城墙上的那些人，如果熬过那几年，说不定也是个校长、文豪、主席……。然而生不逢时，只能拿着大好头颅，“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所以，汉族没狼性嘛，不奇怪，毕竟血性太强，没法变回畜牲。

说起刺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功劳不能全算到孙文头上。现在历史课本一般不太愿意多提这个，所以乍一看好像这些事儿都是同盟会领导的一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同盟会嘛，顾名思义，他就是个“同盟”。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理解啥意思的话，回想一下《鹿鼎记》的“杀龟大会”就明白了。杀龟大会牛逼哄哄的地方同盟会都有，但他的臭毛病同盟会也一样一样都没跑掉，不过好在都没那么严重。

比如杀龟大会是反清，但其实反清完了到底咋弄基本没谱。天地会要立唐王；沐王府要立桂王；李西华说立个屁，咱们重新搞个皇帝出来也没啥不好的。最后大家只能在“杀掉吴三桂”这件事情上达成阶段性一致。

他们同盟会其实也是这个德性，推翻满清后到底怎么搞？立宪？三权分立？五权分立？联省自治？大家稀里糊涂、主意多的很。最后大家能达成“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共识，这就比杀龟大会强太多了。

再比如，杀龟大会上搞了个十八省“锄奸盟”，陈近南、顾亭林还成了总军师，声势浩大的一比。然并卵，总军师别说指挥少林、华山这种骑墙派的，连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个强硬派能不能协调都是个问题。

同样，同盟会三大台柱子，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要是一帮广东人；黄兴的华兴会、主要是一帮湖南人；陶成章的光复会、主要是一帮浙江人。孙大炮虽然是“总军师”，但其实指挥起来非常困难。

比杀龟大会好的是，华兴会的黄兴是“二把手人格”，有点周恩来的风格。按实力他其实是可以当老大的，但黄总非常坚定的拥护孙总，保证革命大旗不倒，维护了团结。你可以认为陈近南和沐剑声之间非常团结，这就让革命胜算大增。

顺口说一句，这种政党没有战斗力的问题，孙中山一直非常恼火。二次革命的时候一度病急乱投医，想要搞成私人武装那种。一直到从苏联抄作业之后才算慢慢解决。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一篇文章《命运的四一二》。

最后，非常遗憾的说，内讧这种事儿一茬接着一茬。锄奸盟还没开工，郑克爽倒是先去搞陈近南去了。同样，反清八字还没一撇，光复会就和孙中山闹掰了。

矛盾主要是资金分配的问题，这种事儿在创业公司非常普遍。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总共就没几个钱，三个副总都认定自己的项目成功机会大，内部不吵架才怪呢。不过大家主要是骂仗，辛亥之前还没到动刀动枪的地步，这就比杀龟大会强，也算是大有进步了。

这三点一结合，大家就明白了，虽然说是“同盟”，但各自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光复会，基本上是老大陶成章、章太炎自己在玩自己的。所以严格来说，徐锡麟、秋瑾、吴樾……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跟孙中山的确关系不大。

更让人无语的是，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抢浙江都督的位子，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光复会群龙无首，最终被吞并。这就更是黑料十足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有意无意的，KMT上台后，追溯革命党史，很多功劳也就挪到了同盟会头上。

1916年，孙中山在绍兴祭奠陶成章

一般而言，读完《革命·刺客列传》大多会热血沸腾；但看到革命党人兄弟阋墙又不免有些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历史往往充斥着“三同”：“同生共死、同床异梦、同室操戈”，革命也难脱巢臼。陶成章、陈炯明、廖仲恺、四一二、皖南事变……每个名词后面都是血淋淋的内耗和黑料。

看到这些东西吧，

有的人幻灭了，觉得革命太黑暗了，心灰意冷；

有的人兴奋了，原来革命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呛天呛地各种不服；

有的人一声叹息，人间正道是沧桑，嘴炮容易做事难。

我们没法为别人做道德评判，只能说事实就是如此，大家自己判断。

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读革命史属于 “所见即所得”，你能看到什么，不在于革命是什么，而在于你想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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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两千来字儿主要是我在夹带私货，只想看历史，不想听我扯淡的麻烦跳过。

下一节我明天出。

纯私货，不喜勿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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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三件事儿吧，讲完大家对革命的感觉更复杂、也更真实一些。

第一件事儿是关于“立孤与死孰难”，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赵氏孤儿。

恕我啰嗦两句，讲讲故事大纲。

春秋晋灵公时代，权臣屠岸贾只手遮天，害死赵氏满门，只留下一个孤儿。程婴为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向老臣公孙杵臼求救。但此时屠岸贾已布下天罗地网，两人势难脱身。

于是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把孤儿养大相比，哪个难？” —— 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说：“死容易，把孩子养大难。”—— 死易，立孤难耳。

于是公孙杵臼说：“好，那请让我做简单的；把孩子养大的事儿，就靠你了。”—— 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于是，程婴把孤儿和自己亲儿子掉包，然后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屠岸贾大喜，当着他的面杀了孩子和公孙先生。程婴亲眼见儿子、好友被杀，肝肠寸断，之后又因卖孤求荣，被天下唾骂。

忍辱负重十五年，程婴终于把赵氏孤儿扶养成人，取名“武”。两人设计为父报仇，诛灭了屠岸贾家族，恢复赵家爵位。功成之后，程婴决意自尽，前去拜别主公。

赵武泣泪挽留，程婴说：当初公孙先生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先我而死，现在大事已毕，我岂能贪生。”终于坦然赴死。

“立孤与死孰难”，就是“赴死和革命孰难”。戊戌事败，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慷慨就义。

革命党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引刀成一快”固然不易，“同志仍需努力”只有更难。

陈天华、杨笃生、姚宏业，这些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前途茫茫、救国无方，他们终于难以抑制悲愤绝望，蹈海自尽。

《男儿当自强》里陆皓东这句话，革命党每天都在问自己

甚至连黄兴这种老斗牛犬，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看到革命党人年轻一代消耗殆尽，一度意志消沉，想拿个炸药包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同归于尽算了。至于汪精卫的故事，那就更明显了。

09年陈德森拍了部《十月围城》，讲五湖四海的义士保护孙文的故事。有人嘲笑说：“革命说是为了救中国，可怎么死的都是年轻人，老革命一个都没死？”听到这话也不奇怪，毕竟100年前就有人说过。

1908年，河口起义被镇压，同盟会迎来了第八次造反失败，黄兴流亡新加坡，孙中山继续满世界的找钱。

梁启超（又是他）那时候还是跟着康有为混“保皇党”圈子的，在《新民丛报》上说同盟会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躲在海外忽悠别人去送死。

孙中山是老江湖了，听到这种话只当他是在放屁。汪精卫那时候才25岁，心高气傲，不顾胡汉民的苦劝，决心以死明志，前往北京刺杀载沣。临行前，留下一封信：“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

干嘛去找死？

年年打脸，年年死人，年年催债，年年嘲笑，这种日子怎么过？

立孤与死孰易？死易。

革命与赴死孰难？革命难。

死了，成烈士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死，你就得继续失败、继续愧疚、继续被骂……继续革命。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徐锡麟。

徐锡麟刺杀恩铭，舍生取义的故事，高中历史都教过了。不过课本不太愿意提的是：恩铭其实是个开明好官。

恩铭，旗人出身，28岁任山东知县。同治十二年，黄河决堤，他同役夫同吃同住在工地。之后治河道、整盐务、赈灾民，一路升到江苏布政使。是清末的实干家兼开明官僚。

他任安徽巡抚时，已经60了。但老而弥坚，创建安徽讲武堂、安徽巡警学堂。又觉得中国缺少人才，需要更多优秀教师，于是尽心尽力，筹款创建安徽师范学堂。

这所学堂，后来成为TG在安徽的活动基地；再之后，改为中学，毛教员手写提名：“安庆第一中学”。

徐锡麟，就是恩铭一手提拔的安徽巡警学堂校长。他拜恩铭为师，被引为亲信，官运亨通，以至于革命党曾怀疑他做了官后，不想革命了。

1906年，光复会准备安庆起义，徐锡麟先请恩铭检阅警察学堂的毕业生，就在颁发毕业证书时，突然拔枪，向恩师连开七枪，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你以为徐锡麟是孤例？1905年，清朝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准备。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吴樾，光复会北方暗杀团成员，陈独秀挚友，认定“清朝立宪如果成功，只会更久的蒙蔽汉人”，于是前往暗杀五大臣。行刺不成，自己被炸的手足齐断，腹破肠断而亡。

五大臣出洋因此被阻隔半年，终于还是成行。其中有一位叫戴鸿慈，回国后改大清刑部为法部，开始了中国司法独立的进程。他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监狱，叫做“京师模范监狱”，被认为是世界管理水平最优的监狱之一，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监狱”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徐锡麟临刑前，主审官问他是否孙中山同党，他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再问他：“畜牲，你何以忍心刺杀恩公？”徐锡麟说：

恩铭于我，是有私惠；我杀恩铭，只为苍生。

孰是孰非？人间正道是沧桑。

最后一件事儿是关于孙中山。

老孙这个人吧，黑料简直是满坑满谷。从跟外国势力勾搭、大忽悠、搞独裁，一路到萝莉爱好者、铲除异己，简直多的一比。

他去世后，梁启超（老是他）在《孙文的价值》里，说：“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吾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是不是觉得很兴奋？毕竟一门三院士他爹都狠狠批评老孙“不择手段”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不过老梁还有后半句，“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不如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

为啥要说“相当的原谅”呢？因为老梁是过来人，他自己也知道，教书育人可以不用脏手，可惜嘴炮可没办法颠覆政府。刀口舔血的年代，老梁身边那一帮动手搞革命的，哪一个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从他恩师康有为开始，有一个算一个，但凡想搞成点事儿的，没有一个省油的灯。你把一帮子能力最强，意志最坚定，手段最狠的人放在一起，不内斗才怪呢。

只不过孙文不需要原谅而已，孙大炮生前死后，最不缺的都是“骂”，最不需要的就是“原谅”。

少年时代，他砸自己村里的泥菩萨，被骂不敬祖宗，后来却被称作光宗耀祖；

青年时代，他搞广州起义失败，被读书人骂痴心妄想，等到甲午之后，众口又称赞他早日看出清廷无药可救，为起义失败扼腕长叹；

中年时代，宋教仁被刺，他想要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被骂不识大体，破坏共和，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悍然称帝，大家又觉得老孙果然目光如炬，看出老袁狼子野心；

人生最后几年，他联俄联共，二次黄埔创业，又被梁启超（对，还是他）说是苏联人的傀儡……

只能说，特殊年代，好人不长命，坏人也活不久，只有孙文这样的猛人，才活的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

三个故事讲完，回到陶成章和内斗，有人或许会为他不值。但老陶这种人，自己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寂寂无闻又如何？含冤而死又如何？对这群人来说，只要能“驱逐鞑虏、建立民国”，这条命、这点委屈、这点名声又算什么？

​08

找钱是个技术活

本章开始革命重头戏 -- 造反。这部分属于技术指导，会比较枯燥，大家见谅。

因为上一节岔开正题太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三波人：庙堂之上，汉臣侵蚀满清权力；江湖中，会党势力流窜全国；而那些被认为“秀才造反”的书生们，提着脑袋想要“驱逐鞑虏、建立民国”。

怎么驱逐呢？之前讲了三大招中的鼓吹、刺杀，从本章开始，正式进入了深水区：造反。

毕竟相比之下，前两者只能算作小团队作战，声势不小但作用有限。真正的大招，还得靠传统办法。

造反，就是颠覆，就是打倒建制派，就是以卵击石、以小博大，就是大卫对歌利亚，就是资源少玩阴招，就是有啥用啥，就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没理解的我再强调一下，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自古“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非常能体现这项运动的技术门槛。毕竟起义是个群体运动，光靠嘴炮是不够的。要成功，需要三大硬件：钱，武器，人。

大家不容易理解的话，换成创业就明白了，叫做拉风投、搞技术、搭组织。革命党就像大多数创业公司一样，刚开始主要是两方面不行，叫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从谭嗣同以身殉国到辛亥革命的13年间，各门派革命党起义29次、失败29次，完全是年年打脸的节奏。

当然，这也没啥丢人的，所有的大佬都是从“啥也不懂”一点点熬出来的。革命党熬啊熬，熬的周身是刀，老练无比。接着，这些技能又被TG继承衣钵发扬光大，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子。

TG先按下不表，对老孙这帮人来说，最牛逼的是，他们革到后面，居然成功搞出了庙堂、会党、书生三大势力围剿满清的喜人局面，硬生生把造反搞成国民运动，也可以说非常励志了。

我们一件件来说啊。

首先，是造反的第一需求：银子，也就是拉风投。

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天地会优秀后代（洪兴勉强算是天地会的一支）蒋天养先生的著名发言 —— 要成大事，有三个条件：第一是银纸、第二是银纸、第三还是银纸。这一听就是过来人，清末革命党，第一难题就是：银纸哪里来。

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理想中，你是觉得革命自带黄河大合唱的BGM，去了就是斗志昂扬、刺刀见红；现实是刚参加革命，领导就塞个碗，说你到马来西亚化缘去吧，今年的KPI是1万美刀。

干的活儿除了抓到要杀头之外，跟996福报没啥区别。

化缘，是最重要的革命工作。说难听点，创业公司CEO可以不懂技术（比如马爸爸）、脾气暴躁人见人怕（比如强东哥），但要是拉不到风投，那就真的屁用没有了。

大家不能深刻的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孙大炮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毕竟作为一个“远程革命家”，老孙辛亥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流亡海外，一线都是郑士良、黄兴这些人在操作，要是贡献不大，前线怎么可能服气。

简单来说，孙前辈搞钱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对象上至列强政府，下到海外农民工，基本就没有他摸不到的。社团风投他一个人搞定了一半，具有很强的不可取代性。

为啥只有他有这种特殊能力呢，除了口才好、跑的勤、脸皮厚这些创业公司CEO的必备技能之外，老孙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资（圈）源（子）。

其他革命党要不是混国内圈的，比如黄兴是个秀才，当年跟着谭嗣同、毕永年他们混，所以跟两湖黑社会很熟悉；要不就是日本圈，比如复兴会陶成章那一伙几乎就是个留日学生会。这两个圈子固然不错，但都是穷圈子。

而我们孙先生则洋气多了，是列强圈、富商圈、基督圈、华侨圈。

并不是要卖会员了，请大家放心

孙先生从小家贫，在广东也就读了点半吊子私塾，不出意外的话这辈子就那么回事儿了。结果天降大任，他哥哥孙眉跑到夏威夷（当时还没有被美国吞并）开荒，屌丝逆袭成巨富，居然成了“茂宜岛王”。

所以孙中山12岁就被接到檀香山读国际学校去了，对华侨和西方社会那一套非常熟悉。

后来他因为入基督教的事儿跟哥哥大吵一架，辗转到香港学医。那年头学西医就跟15年前读MBA似的，妥妥的金领，相当于半只脚踏进了上流社会。

学成之后一度在广州悬壶济世，类似于羊城张文宏。本地富商显贵认识了个遍，路子非常粗。

同时孙大炮是个犟骨头，虽然家人反对，但最终还是在香港受洗入教，成了全球第一大社团的一员。领路人喜嘉理，隶属美国公理会。通过这层关系，他和基督圈、英美圈也非常熟悉。

三者叠加，英文好、路子野、擅长满世界圈粉，人称环球大V，绝对是反贼中的明星。

对于先行者，这几个圈子可以说物尽其用。用极简的方式来说，可以认为是：行医掩护、耶哥救命、华侨捐钱。

孙文第一次社会实践，1895年广州起义，就是他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搞出来的。显然，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留洋名医孙大夫，年入百万，权贵家里进进出出，前途一片光明。虽然有点愤青，但说白了那年头谁不抱怨几句，完全不奇怪。

结果孙大夫居然纵身一跃，一举成了孙反贼，简直亮瞎当局狗眼，行医掩护工作满分。

当然，广州起义本身组织的一塌糊涂，没开工就流产了，还折了一个结拜兄弟陆皓东。老孙（那个时候还是小孙）因此流落海外，走上了被清朝全球通缉的道路。

严格来说，这场起义基本没啥影响力，出了广州估计都没人知道了。但搞笑的是，老孙身兼：广东人、基督徒、造反三大关键词，分分钟让人想起洪秀全，搞的迷信老太太慈禧老太婆夜不能寐，誓要斩草除根。

这就导致了一年以后，他在伦敦到处溜达找新思路的时候，居然被绑架进了大清使馆。如果大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的话，可以重温一下2018年重大新闻：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分尸案。

卡舒吉算是沙特阿拉伯的著名反对派，跟王储小萨勒曼不对付，一直流亡海外。按照21世纪的文明玩法，对付这种人顶多嘴炮呛回去，一般不太好意思直接下黑手。

结果，他18年去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办结婚证时，居然被绑架、然后直接在大使馆被肢解了。石油骆驼国流氓的一逼，简直是梦回大清了。

这种事儿如果出在伊朗，恐怕非搞出新一轮制裁来不可。结果干爹美国考虑到和沙特的特殊利益关系，川皇果断决定讹诈一把现金就算了，其他当做没看到，毫不在乎碧莲被抽的啪啪响。

孙文伦敦大使馆被绑架，就是122年前的卡舒吉事件。不出意料的话，跟美国一个尿性的大英帝国会装作没看见，然后老孙被当做精神病人运回北京，菜市口千刀万剐了事。

关键时刻，耶哥出马。老孙先用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服（兼贿赂）大使馆杂役科尔给老师康德黎（也是基督徒）传消息。

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他把满清抓自己比做土耳其MSL野蛮人迫害亚美尼亚基督徒，把科尔感动的一愣一愣的。

你看，谁说懂历史没用，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他老师康德黎知道后把大英帝国的外交部、警察局跑了个遍，眼见官僚们动作缓慢，又直接把这事儿捅到了《泰晤士报》。各种压力下，英国政府只好介入，终于成功救出了小孙。耶哥救命工作满分。

这事儿还没完，孙中山脱险后，根据这事儿写了本书《伦敦蒙难记》，火了一把，成为全球革命大V，类似于“清末格瓦拉”那种，引来了包括宫崎寅藏在内的各路好汉，真是“信耶哥，得永生”。

这个故事说明，老太婆封建迷信害死了大清、凡事太执着会怕啥来啥、老孙心诚则灵上演现实版出埃及记、文学能力和历史知识需要普及，真是一个有多重教育意义的好故事。

《十月围城》里，陈少白送给李重光的书就是这本

当然，外国宁给孙中山戴戴高帽、赞扬一下他无畏的精神是可以的，但不能谈钱。以列强的精明，一眼就看出孙中山“创立民国”这破项目ROI为负，果断拒绝了出钱入股的提议。

那么谁才是有钱、还愿意砸钱的呢？爱国华侨。南洋、美洲爱国华侨的钱袋子，撑起了清末的革命事业，其中又以南洋华侨为多。

现在我们说起南洋，通常反应是：出国第一站、新马泰老年团。放到孙文的那个时代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南洋可是资源中心，橡胶、黄梨（菠萝）、锡矿、木材、面粉……支撑起了东亚地区最繁荣的经济。

经济好到什么地步呢？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十万娼妓下南洋，卖淫的钱汇到国内建设新日本，支撑起了日本帝国现代化第一笔资金投入。那个教育家福沢谕吉，就是1万日币的头像，曾说过：日本征服亚洲靠着两个武器，第一是枪，第二是娘子军。

娘子军，就是这群可怜的日本“南洋姐”，那个电影《望乡》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倒霉姑娘被拐卖到南洋卖淫，老板极尽剥削，积累了姑娘们的血汗钱搞实业，支持政府的侵略路线，这电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日本的缩影。

总体而言，权贵的态度是：她们的钱很好、很干净，日本政府表示很喜欢；她们的身体很脏、很让人尴尬，明治当局表示很不方便提，最好他们都死在海外算了，我当做没看到。

《望乡》里的阿崎，没有听好心老鸨阿菊姐的劝，从南洋回国。结果后半辈子倍受歧视，成了祖国的贱民，惨的一比。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望乡》，惨的要命

所以说，日本国内那些个右翼，讲起“明治维新”一口咬定日本民族天赋奇才、艰苦奋斗，崛起是天照大神保佑，可特么要点碧莲，想想当年那些可怜人吧。

不好意思，偏离主线了。对于南洋这种机会，作为亚洲犹太人的中国沿海老乡怎么可能错过。

清末、闽粤桂，“七山二水一分田”、满清恶政荼毒对象、天地会和太平军的摇篮、朝廷重点镇压目标，兼具政治、经济双重压迫。

苦难之下，老表们勇闯天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建起了一座座中国城、搞出一堆堆天地会海外分舵、培养了一个个黄梨大王、橡胶大王、锡矿大王……他们一边兴建实业，一边支持革命。

比如孙中山用来策划造反的新加坡“晚晴园”，就是富商张永福提供的，他的外甥林义顺，和陈嘉庚两人号称“橡胶大王”，都是孙中山的铁粉。

建议外企的兄弟们，下次去亚太区总部开会的时候，顺便去一下老孙的亚太区总部，大人路12号，晚晴园遗址。虽然能看的东西不多，也算是聊表敬意。

著名的汪精卫同志，当年意气风发，就经常跑南洋地区募捐；他老婆陈璧君，家里是马来西亚橡胶巨富，人称陈百万，就是在小汪宣传革命的时候成了迷妹。

这也不奇怪，他老板孙大炮也是一边拿宋嘉树的钱，一边把宋家二女儿变成了迷妹，也算是同盟会的传统手艺了。

孙中山在晚清园和投资方的合影

当然，瞄着这帮钱袋子的肯定不止老孙一个嘛，当时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康有为，也就是那帮保皇党。老康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海外，也在华侨圈子筹（骗）款（钱）。

这货号称有皇帝“衣带诏”（其实并没有），说皇帝复位后，捐了款的可以回国换官做，把华侨们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康有为的套路也是被发扬光大了

衣带诏虽然是假的，老康看起来更像权贵倒是真的，毕竟他也算是在皇帝身边待过的人了，比起“假洋鬼子”孙文看起来要“靠谱”很多。保皇党的口号是“皇帝上位有官做”，一听就比“创建民国”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国父最早的形象主要是“扯大炮”，为啥叫扯大炮呢？因为他只能放嘴炮嘛。当时的场景是：

老孙在乌节路，一到店，喝酒的人就看着他笑。

有的叫到：“孙大炮，你今天还想推翻朝廷吗？”

国父说：“想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你要推翻朝廷，你有兵吗？”

“有啊，我的兵很多啊，天下义士都是我的兵”。

“你既然这么多的兵，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朝廷正帮我练着呢，大清的兵，有一天都是我的兵。”

众人哈哈大笑，“真是扯大炮啊！”店里店外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不仅一般华侨，号称“有眼光”的那帮富商，很多也看不上老孙。比如马来西亚“锡矿大王”胡子春，就根本不觉得一个医生能搞出啥毛线来，选择跟着老康勾勾搭搭，一度还传出来要对孙中山动手，搞的老孙连夜换酒店­避风头。

所以创业的同志如果被风投嘲笑了，不要气馁，起码人家没说要干掉你嘛。

面对市场上不同的商业模式、无底线的对手、以及口袋很深的敌对投资人，创业家孙文明智的选择了差异化竞争道路。

所谓人家攀龙附凤、我就底层出动；人家自顶向下、我就地推打架。

之前不是说过太平天国失败后，大量天朝败兵、天地会兄弟逃难南洋吗。数十年间，这些人早已把海外天地会发扬光大，当时华侨十之八九都是洪门中人。

所以老孙坚定加入了海外洪门，成为了光荣的会党大哥“共龙头”，并顺着这个打造了自己的顶级募捐团队。

他在南洋的日常就是拉着海外天地会宣传“反清复明”，走起了会党路线。可谓深得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精髓，建议麦府的朋友做个案例分享一下。

像黄仲涵，人称印尼糖王，他爹黄志信就是厦门小刀会的；孙中山的好基友，新加坡医生吴杰模，他爹则是福建小刀会旧部。两位爹都是事败之后逃亡海外，造反属于家学，天生的革命铁粉，帮着老孙又是拉人又是造势。

所以，这批华侨，身兼实业家、革命党、黑社会三大属性，带领了清末海外会党和革命党融合的风潮，创时代先河，可谓相当之牛叉。

到1905年左右，南洋筹款大有起色。

创业这东西，讲究个日久见人心。刚开始大家都在画大饼，毕竟嘴炮也不犯法。不过康有为筹到钱之后玩古董、炒房、置地、买岛，这就是臭流氓了。

相比之下，孙中山的筹款全投了革命，辛亥前一直是个穷光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大家也看在眼里。

慢慢的，围绕在老孙旁边的人越来越多，像之前说的胡子春，对清廷越来越失望，也慢慢了开始投资到孙大炮身上。所以，创业同胞不要着急，等个10年，谁是马斯克，谁是贾跃亭一目了然。

顺便说一嘴，后来老康娶了5个姨太太，日子爽的一比，但名声很不咋地。七十大寿的时候，民国第一喷子章太炎送他的对联是：“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藏在尾巴里的是“有为”两个字，如果写全了是“国之将亡必有妖，老而不死是为贼”，可以说评价非常到位了。

老康全家福

说书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筹款工作渐入佳境、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感觉？显然不是如此。就算再努力，孙中山搞到的那点钱，比起造反的巨额开销来都是个零头。

打仗实在是个无底洞，武器要钱、雇人打仗要钱、收买清兵要钱、打的好给奖励要钱、打败了安置还是要钱。老孙几次起义，都因为钱不到位、不及时而出大纰漏。

是因为同志们不努力吗？马来西亚吴世荣，卖了房子捐钱；夏威夷孙眉，支持他弟弟搞革命，一路从“茂宜王”捐到濒临破产；欧洲张静江，卖了他在巴黎的店支持老孙；新加坡陈楚楠，捐钱捐到兄弟吵架分家……

北美洪门为了筹款还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老大黄山德、司徒美堂（这个知识点后面有用）带着老孙到处化缘。黄花岗起义前后，温哥华、蒙特利尔、多伦多、旧金山，各地洪门堂口都是抵押堂产捐款……

可以说，华侨捐钱，从业绩来说是59分，从努力程度来说是90分。只不过中国地大、政府势强。比起满清海关一年3000万两白银的收入来说，那点毁家纡难的捐款实在不够塞牙缝。

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孙前辈说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面对投资方，老孙可以说脸被打到无言以对。

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经验，第二次失败是资金不到位，第三次失败是赛道有问题，第四次失败是组织没有调整好，第五次是技术团队路线不对………等到第八、第九次失败，所有人不免都灰心丧气。

于是，1911年，大统领孙文奋力号召，以全副声望为赌注，投资第十次起义。寰宇华侨，纷纷倾囊响应；海内义士，个个集结广州。南洋革命青年写下绝命书、告别娇妻老父、追随黄兴亲赴前线，为中国孤注一掷。

4月，被寄予厚望的黄花岗起义大败，同盟会年轻一代横死街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黄克强悲痛欲绝，想拿炸药包拼掉算了。

老孙怎么办呢？老孙说：“黄兴你特么还不能死，你死了自己倒轻松了，你死了以后谁特么去指挥起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黄花岗之后，黄兴流亡香港，继续跑江湖；孙文远赴美国，继续搞募捐，开始准备第十一次起义。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老孙的神经，真是比钢筋还粗。

当然，牛逼归牛逼，总结失败教训还是要的。创业公司，不“复盘”可不就是白失败了吗。我们非常有必要从实操层面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这就牵涉到了“武器”和“组织”。

09

武器的批判

既然说到实施，就要谈到革命的第二要义，武器。

这个很容易理解，毕竟连大清都用上马克辛了，要是没点好东西，既不能打一场体面的战争，更没法支撑能上台面的势力。

那么请问武器从哪里来呢？是要冒险去军火库偷吗？是要重金从英国运吗？还是需要地下兵工厂仿制呢？全错，事实情况是，到澳门找个代理商买就好了。

毕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事儿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我大清时期就已经是“四万万同胞”，人口全球第一了。

何况还有重大利好：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造反、内乱、贩毒、绑票、抢地盘，全国都在猛搞刀口舔血的生意。屁民的反应是：好乱好惨好怕怕；资本家则显然是：好猛好乱好机会。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碰巧是全世界最混乱的社会，有着全世界最旺盛的军火需求。这种情况下不过来捞一笔，简直愧对了老马哥“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滴着血”这句名言。

像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曾剃头和洪秀全的军火都是洋人提供的。双方拿着同一家公司的长枪、快炮互相杀戮。国人尸横遍野，军火贩子们吃完甲方吃乙方，简直爽的一比。

这种业务模式甚至一路延续到了大清和列强自己的战争。

通常的剧本是，一方面是国家号称中立，政府说“那啥，我们以诚信为本，不方便参与到贵国和我们盟友的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塞一张名片：“另外，我们在澳门有一个好朋友，虽然价格要稍微贵一点，但的确为人非常可靠，建议您常去走动走动。”老练的一比。

比如中法战争期间，英德美一方面中立，一方面大清专员在香港私买洋枪6万支、大炮500尊、鱼雷1200枚……克虏伯、雷明顿赚的盆满钵满。你把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的《战争之王》背景放到大清朝，一点都不违和。

真是一个遵守传统的好行业。

所以老是有人说当年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大清不败而败”。意思是冯子材弄了个镇南关大捷，结果却签了个卖国条约，亏了。可就拉J8倒吧，真要全面打起来，就大清那军火制造能力，列强里他能打赢个锤子，见好就收才是正经。

大家看《战争之王》的时候，注意到凯奇跑中国找货源了吗？导演想表达的意思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个个都不干净”。而我的理解是：这才是妥妥的东风真理啊。

你丫要是军火产能都没有过剩到想拼命出口的地步，那还大国崛起个锤子。

顺着这个思路，既然都是卖，那出点货给土匪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官方采购是不方便的，毕竟清政府是列强的好朋（走）友（狗），大家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谁说过只能官方卖了？谁说军火贩子要脸了？“有钱不赚王八蛋”才是军火商的人生信条。

可以说，1900年前后的澳门，开军火全球化之先河，是整个东亚的军火集散地。英美一出什么好东西，个把月后当地就可以弄到现货，转手到内地，价格再翻几倍。

1908年，香港当局军械招标，一支快枪7块钱，而内地土匪能出到20几块，这种生意怎么可能拦得住。

所以成龙那个《A计划》里，海盗罗三炮非要打香港军警那400支快抢的主意，简直太假了，隔壁澳门价格便宜量又足，难道不香吗？真实情况是，清末，十年间港澳走私往大陆的枪支毛估估也有50万以上。

尤其是靠近澳门的广东，群匪四起、武器精良。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台三年居然抓了1万多土匪。看起来好像政绩斐然，事实上只是九牛一毛，孙中山曾经跟日本人说，中国仅广东一地就有土匪30万人。简直硬核的一比。

如果大家对这种情况难以有一个直观认识的话，建议多看看墨西哥的新闻。他们家满大街的毒贩子，黑社会从隔壁美利坚买了武器和本地警察火并，跟清末一个套路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敬请观看我写的《毒品和墨西哥》，对比观赏，可谓别有一番风味。

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就能反应过来：革命党的枪和土匪的枪原来特么是一个供应商啊！

也就是说，一方面，军火管控照理属于主权高压线、社会治安的基本底线，连这玩意儿都控制不了，这政府在列强看来就是个吉娃娃了，对，墨西哥，说的就是你；

另一方面，如果满清真的做到管控了，那革命党洗洗睡吧，大家一点成功希望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看，维护好和海外流氓商人的关系，尤其是有路子搞到枪的军火商人，也是属于革命党的重要工作。

比如之前说的孙前辈造反试水，1895广州起义，日本人梅屋庄吉（后来老孙跟国母结婚就是在他家）就送了600支短枪；1900年代的中国革命白求恩，日本浪人宫崎滔天同志，就是孙中山的铁粉，长期为革命党造反牵头找军火贩子的。

宫崎滔天、梅屋庄吉，以及孙、宋结婚的日文誓词

为了理解更深刻一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二辰丸事件”。

事儿本身很简单，1908年，澳门商人跑到日本搞了一批军火，想要偷运到澳门之后卖到内地。广东水师打听到这次军火走私，而且怀疑他们是运给革命党的，所以就给截停没收了。

照理说这完全属于主权国家正常执法，结果日本和葡萄牙跑到朝廷大闹一场，清政府说“好了好了，大哥算我错了行不？这批货就当作我买了。”

见过丢脸的，没见过这么丢脸的。民间一片义愤，搞出了“抵制日货”行动，算是中国近代史上“抵制**货”的祖师爷。

大家看出来这种矛盾了吧，一方面，洋人这样欺负中国合法政府也的确是让人火大，被卖了还要负责数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另一方面，按一些考据，很可能“二辰丸事件”里的那些个枪支弹药，本身就是孙中山托日本人买了准备在广州造反用的。所以中国抵制日货，宫崎滔天还代表日本商社请孙中山帮忙居中调和，老孙因为这事儿，还和黄兴吵了一架。

显然，“二辰丸”到底是在帮谁运货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清末革命党的枪炮，的确是各种“**丸”号用打政府脸的方式走私进来的。

所以，展开一点来说，枪炮问题，就是力量问题，也就是老孙他们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务必要深刻理解“反帝同时反封建”和“先反封建后反帝”的重大区别。大家吵来吵去，争的不是“目标问题”，谁特么不指望中国自强？大家争的是“路线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一锤子搞定两件事儿的问题。

老孙出道的那个年头，大部分革命分子是倾向于后者，先捏着鼻子承认不平等条约，干翻满清创立民国，自强之后再把场子挣回来的。毕竟那是帝国主义时代，国境线不像现如今那么稳定，抢地盘这事儿远不像现在那么能引起非议。

而我党跳起来说“去特么的先后顺序，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考虑到TG那时候是后辈，且又小又弱，居然放出如此狠话，一方面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方面也可以说的确硬核，有前途有前途。

不好意思，扯远了，我们回到技术流。作为革命书生怎么搞军火呢？参考一下工程师创业跑市场就知道了。当初柳传志凑了20万出来创业，一年内被骗了14万；任正非刚从技术转销售，先被骗200万再说。

没办法，城里人套路深啊，创业小白和革命小白都是防不胜防。更惨的是，老柳被骗还能找片警，革命党被骗连派出所都没法找。严格来说，孙中山他们搞枪的条件，连土匪都比不上。

毕竟土匪顶多鱼肉乡里，大清也就忍了，革命是要掀老巢，显然是重点缉捕对象；而且黑社会买枪，基本是零售，几十条枪也就够火并了，而革命党一搞就是几百条，还得指定日期运送到目的地，搞丰田的Just In Time模式，这个难度可不是一般大。

而且吧，忽悠了黑社会还要担心被打黑枪杀全家，忽悠了革命党……

让我们回到1900年惠州起义，这是孙中山的第一次成功发动的起义。老办法，孙中山找钱，郑士良打仗，日本友人负责军火。革命党率领洪门、哥老会在广东打响了第一枪。

一开始还算顺利，起义军一度拉到了2万人，结果很快就出事儿了，特么的说好的枪来不了了。枪为毛来不了？这故事可就长了，毕竟所有的事儿一旦牵涉到细节，就变得鸡零狗碎招人烦了。

不过考虑到大家把这个故事搞清楚，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当时东亚革命的军火问题；一方面可以了解老孙的路子有多粗；顺便能对照一下，自己要是被放到那个年代，能不能受得了革命日常工作。可以说非常有学习价值。

前方鸡零狗碎预警。

话说从1571年起，菲律宾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差不多被统治了300来年，当然了，菲律宾义士也就反抗了300年。后来西班牙不是越混越挫了吗。到了1898年，美国人捏软柿子，和西班牙打了一架，史称“美西战争”。

在亚洲战区马尼拉，杜威将军率领美利坚亚洲舰队，把西班牙马尼拉舰队打出了翔。菲律宾起义军也借着东风，干翻西班牙驻军，解放了大部分国土。

一开始，纯朴的菲律宾起义军觉得美国人和自己是一伙的，毕竟人家麦金利总统说了：“美国人民自己也是从反抗殖民地中站起来的，支持菲律宾人民打倒西班牙，誓要带给菲律宾人民幸福、文明和基督教义。”正气的一比。

结果买了个表，一打败西班牙，美国就翻脸不认人，决心吞并了菲律宾了。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马尼拉这个地理位置太过妖娆，实在舍不得放弃。

怎么办呢？继续打呗。一肚子火的菲律宾革命军跟麦克阿瑟（是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他爹）开战。这就需要钱、武器、人，和中国革命一个道理。这其中，最缺的是枪。

与此同时，伦敦绑票案之后，孙中山不是成了国际革命大V了嘛，这么一来二去，菲律宾革命家彭西在1899年慕名前来日本，找孙中山帮忙搞枪。

两边一阵串联，最后搞出一个方（大）案（饼），大意是菲律宾出钱，孙中山先帮着他们革命，成功之后以其作为中国海外基地，反攻大清。畅想未来嘛，大家都懂的。

于是孙中山一方面拿了菲律宾革命党的10万日币（之前说了，人家南洋那时候比我们有钱）搞惠州起义，一方面以彭西的名义张罗着代（走）购（私）军火。

既然是走私，那当然要找地头蛇。

老孙找的第一个就是老兄弟宫崎滔天，不过宫崎路数不熟，便带着老孙去找犬养毅（对的，就是后来那个日本首相）。结果犬养毅自己也没思路，又向他们推荐了国会议员中村弥六，这货当时名声很好，跟日本政界、商界、军界都很熟，看简历的确非常适合。

一开始，事情倒看起来挺顺利的，中村一方面找到军火商大仓商社搞到了一批枪械；之后又买了条三井物业的旧船“布引丸”运货。

够琐碎了吧？好在一阵折腾，上下打点，布引丸终于出海。

结果菲律宾同志们运气不好，船在宁波触礁，连带着几个日本国际主义战士全挂了。赔了个底朝天也就算了，关键是因为沉船事故，走私军火给造反团伙的事儿被抓了个现行，美国人直接跑东京骂娘去了。

军火生意嘛，国际惯例是，你可以搞飞机，但是被抓就你的错了。

日本政府一方面当然是按照国际惯例，“不是我，我不知道，你别乱说”；另一方面也暂停军械船出海，风声紧嘛，大家配合一下。

这可就苦了菲律宾革命党了，第二批军火已经买好，放在了大仓商社，但就是没法去南洋。

好东西不能浪费啊，惠州起义不是已经箭在弦上了嘛，孙中山就问彭西，把这批军火能不能先给兴中会（那时候还没同盟会）用着，天下革命是一家嘛。老彭是厚道人，居然也答应了。

孙大炮空手套白狼，拿了菲律宾的钱不说，还搞了批军火，就问你服不服。

然而高兴不过三秒，幺蛾子事儿来了，老孙兴冲冲去提枪，中村弥六顾左右而言他，反正就是不愿意发货。最后大仓商社裤子一脱，承认了：“我们没买军火，仓库里是一堆废铁，买枪的钱我已经和中村分了，你们看着办吧。”

我顶你个肺，奸商……

柳传志早年创业，被进出口商骗了300万，后来总算追了回来。但小柳也因此急得脑子发晕，一度连话都说不利索，到海军医院住了几个月才缓回来。

孙大炮有没有急出病不知道，但气晕了是一定的。他找了俩律师，想要起诉中村弥六和大仓商社。大家想象一下开庭的场景：

“孙先生请陈述起诉的缘由。”

“法官大人，我们本来计划走私一批军火，违法送到大清造反，现在钱被中村吞了。”

“这批军火哪来的？”

“这批军火本来是准备违法送到菲律宾，用于和贵国盟友美国人打仗的。”

…….

没办法，你再聪明，社会实践大学照样啪啪打你的脸。

碰到老赖，法院还没法受理，怎么办？找黑社会主持公道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嘛。孙中山找了黑龙会的头山满出头，一阵威逼利诱，6万5讨回来2万8，还是拿房产作为抵押的。

最左头山满、中间犬养毅、右边委员长

那么请问对中村弥六和大仓商社有什么惩罚呢？日本《万朝报》揭露中村伪造孙中山的印章和签名，舆论哗然、一致谴责他和大仓商社；犬养毅把中村开除出党（日本的政党多如牛毛）。

然后没了。

卧槽，黑社会碰到这种事儿还杀人全家呢，革命党这都混成啥样了。

请大家自行查阅尹清枫被杀案

本来老孙搞了个双保险，还指望当时的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帮忙，结果日本内阁改组，伊藤博文怕惊动英美，叫停了合作，儿玉那条线也黄了。

这边被啪啪打脸，那边惠州实在是撑不住了。郑士良弹尽粮绝，只好解散义军，流亡香港，一年后被朝廷毒死。惠州起义一败涂地。

你看，我们的孙前辈要资源有资源，要人脉有人脉，最后还被坑成这副样子，大家想想自己在那个年头能混几集吧。

当然，这个故事也并不是没有亮点。首先，可以看出来孙前辈的确是国际大V，有“现实扭曲力场”的名人了。他可不仅仅是中国国父，放在那个年头，几乎是整个东亚民族运动的偶像。

比如后来的胡志明，就深入研究了老孙，搞出有越南特色的三民主义来，叫做：“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彭西，也没有因为之前说的事情和老孙翻脸，双方一直都有来往，毕竟一个工种的，彼此都知道不容易。

所以现在我党跑到世界各地华侨那里搞联欢，一般不会树毛教员的头像，而是拿孙前辈来撑场面，就是因为当年老孙是国际大V兼蚂蚁腿，全世界都有他的足迹。

不过还是那句话，亮点不能当饭吃，军火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困扰这老孙，包括后面的丁未防城之役、镇南关起义都是如此，日本军火、法国军火、香港转运军火，各种调配不灵，物流被满清满世界的围追堵击。

革命党的日常就是：

“钱怎么还没到，快快快，日本人说钱再不到，货就给别人了。”

“货验过了吗？别忘了验货，老黄说上次的货一半是废品。”

“什么？武器又不让运了？法国那边还是日本那边？”

“什么？枪到了，子弹没到？怎么搞的？”

……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像不像自己公司吧。

当然，交了学费，进步也是巨大的。到了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军火方面虽然仍然破事儿不断，但的确颇有亮点。

爱国华侨从日本、越南、泰国各地搞到枪械，以香港为物流中心，统一存放在李煜堂（就是《十月围城》里的李玉堂）的金利源药材行。之后又在广州租了四十来间房，作为起义军集合点和武器存放中心。

《十月围城》一闪而过的金利源，细节好评

最后总共搞到700多条枪，武器、仓储集结到位之后，大家以分批分次的方式偷运到广州，有的把枪支藏在梳妆台的暗格里、有的把子弹涂上油漆装成罐头。

最牛逼的是黄兴后来的老婆徐宗汉、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冯自由太太李自屏、还有刘梅卿未来的妻子卓国华，这几个妹子都是军火走私小能手。

那时候不是有“男女之大防”吗，一般清兵对女性不太提防，据说起义前徐宗汉藏枪的小船就被临检了，大头兵进舱一瞧，是三个姑娘，没细看就放行了。

到了广州，几个姑娘又装作出嫁，敲锣打鼓放鞭炮，在花轿下藏着枪支弹药进城。她们后来被称为“革命新娘”，真是牛逼到了极点。

李自屏照片实在找不到，用她老公代替，大家不要忘记这些革命新娘

顺便说一句，《辛亥革命》里的李冰冰演的就是徐宗汉，他叔叔徐润是轮船招商局（也就是招商银行的前身）创始团队的，名列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妥妥的贵二代。

电影里起义失败后，她和黄兴抱头痛哭，现实中则是她和黄兴逃亡香港。也就是在逃难途中他们结成了患难夫妻。

你看，现成的霸道总裁、富二代、大家闺秀私奔、浪迹天涯、枪林弹雨，偶像剧的关键词一个都没落下。还看什么“流星花园”啊，革命史难道不比那帮叉叉酷炫百倍？

当然，形势比人强，再说一遍，黄花岗起义一败涂地，“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喻培伦，大阪化学研究所、千叶医学院，专攻炸弹制造，被俘后就义；

林觉民，庆应大学文学系，专攻革命宣传，被俘后枪决；

方声洞，东京成城学校陆军专业，负责军火走私，身中七弹而死；

……

这些可都是下一代的精华啊，也难怪孙前辈痛心疾首。

毕竟枪，总能慢慢搞到；可人，真是没了就真没了。

如果说有什么比搞钱、搞枪更让孙前辈头疼的，那也就是搞人了。

我们下一章，讲钱、枪、人，革命三大基本功的最后一个，人。

​

各位读者老爷，兄弟我写公众号纯属兴趣，只能工作之外折腾，最近活儿太忙，停更了几个月，惭愧惭愧。感谢大家不离不弃，还愿意继续看，今天更新7，明天，最晚后天更新8。肯定会写下去，但实在没办法确定时间，见谅见谅。

时间太久，怕大家忘记之前的内容了，稍微提示两句。

清末三大势力，汉族权臣在庙堂拿到了权柄、活不下去的穷苦人民在江湖组成会党、而看不下中华沦落的读书人抛头颅洒热血的搞革命。

革命三大法宝：宣传，搞反清复明；刺杀，热血书生的刺客团遍布大江南北；起义，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动作。

起义需要钱、需要枪、需要人。钱和枪已经谈过了，剩下最复杂的一个，就是搞人。

没错，搞革命，就是搞人。

从这章开始，进入知识点汇集的重灾区，之前的汉族官僚势力、会党势力、华侨势力将会在人这个话题中纷纷进场，大家如果听得有的晕的话，不要奇怪，革命领袖们当年自己都很晕。

10. 搞革命就是搞人（上）

搞人这玩意儿，说细了可以成为一个系列，咱们这文章主要给大家打近代史的框架，不是开人力资源课，所以只能大概的讲讲。

首先明确一点，对于一个大型组织而言，要能搞出花样基本上要靠几个层次的人。顶尖的叫领袖、其次为领导、往下是中层，再往下叫做一线员工。组织要混出头，缺一不可。

从领袖的角度，做到开国老大这个位置，不论哪个朝代，都是从尸山血海里干出来的，多少有那么点教主气质。按照现在流行的名词，叫做“现实扭曲力场”。比较著名的比如混混老大刘邦，一个基层小混混公务员，硬是能让张良这种贵族二代心服口服，可以说是非常拉风了。

就这点而言，孙大炮还是非常合格的。比如当年他在香港混大学的时候，明明是学医，搞了半天却发展出郑士良、陈少白这样的造反派出来。之前咱们不是提到了牛叉三兄弟：谭嗣同、唐才常、毕永年三兄弟嘛。

老毕在谭老大牺牲后，南下香港，跟大炮见了一面，结果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情不自禁，从此开启了革命道路。真可谓自带主角光环。

左边是唐才常、右边是毕永年

前面两位还算是二线人物，天生就是需要大哥带领的，老孙牛就牛在很多明明是一把手的底子，也对他非常服气。

比如黄兴，长沙名门，湖南革命派继谭嗣同、唐才常之后的正宗一把手，又有华兴会作为实力背书，在他的地头是妥妥的领袖。结果和碰到泥腿子出身的老孙，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情不自禁，从此成了孙大炮的副手，硬是跟着混了十几年。

不仅仅是国内，大炮作为教主，魅力可谓超越国境。之前军火那一章不是提到了日本人宫崎滔天吗，这哥们没落武士出身，二天一流剑道高手（就是宫本武藏的那个剑道），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也算是明治的平民精英了。

他本来是拿着犬养毅的钱来中国研究黑社会，说白了就是搞间谍工作的。结果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情不自禁，从此成了东瀛铁粉。

大炮在日本的关系网、老孙《伦敦蒙难记》的日文版、在日本的军火网络，都是这位宫崎Sensei搞出来的。寅藏Samurai同学（宫崎滔天的本命宫崎寅藏）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叫《三十三年落花梦》，一度畅销中国，里面说中山先生有四大何其：“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活脱脱的迷弟。

几十年鞍前马后，宫崎sensei为中国革命事业呕心沥血，以至于犬养毅说“小宫同学不是我们放出去做间谍的嘛，怎么成铁粉了，他丫到底哪边的？”显然人家是中国革命这一边的。

顺便说一嘴，后来湖南革命一哥黄兴去世，回乡安葬，宫崎作为拜把子兄弟从日本去长沙参加葬礼。顺道应当地师范学校学生的邀请，做了个题为《亚细亚的振兴，黄色人种的团结》的演讲。邀请他的学生就是我们的毛教员。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比白求恩更猛的sensei

最后，大炮作为一个国际偶像，怎么能少白种粉丝？大家仔细看《辛亥革命》的话，里面有个捣鼓武器的外国人，那个就是大炮的头号白人粉丝荷马李。

李大侠在电影里人高马大，现实中其实身高一米六，兼具驼背、近视两大短板，不过他聪明过人，自小立志成为军事家。被西点军校拒收后，只好委曲求全去了斯坦福，相当凡尔赛。

既然在本土没法实现军事家梦想，李大侠转而选择来中国实现抱负。先是跟着康有为混，成了戊戌变法里的洋人将军，有那么点汤姆·克鲁斯“最后武士”的味道。可没几年就对老康灰心了，毕竟领袖人物忙着纳妾、在南美洲买房，那保皇党这皮球能跳多高可就很明显了。

辗转南北，他在香港见到了孙大炮，于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情不自禁，从此成了铁粉。大炮在美国的筹款很多都是李大侠完成的，后来还成了中华民国的首届“首席军事顾问”。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因为他是大炮的关系户，所以给个抬头聊表谢意。事实上，李大侠是那个年代最牛叉的地缘政治学家，人家写了本书，叫做《无知之勇》，提前三十年预告美国要和日本开战，而且认定日本人会从太平洋攻击美军，甚至预言日本人进攻菲律宾的登陆点，就问你服不服。

顺便再说一句，这位白求恩2号，年轻时做梦自己成了武僧朱元璋，带领中国人推翻异族统治，死后穿着军装，葬在台湾阳明山，导演们敬请考虑一下这位奇人，顺便去祭奠一下。

左下是《辛亥革命》里的荷马李，一瘸一拐倒也符合历史

这么一众精英都愿意跟着老孙卖命，可见他的爆表的魅力值。不过，表扬完优点，也要说说短板了。作为领袖，大炮其实一直不太能搞得定核心领导班子，革命党上层一直内耗严重，大家虽然不至于同室操戈，但总有点同床异梦的调调。

基本表现就是，老大地位不稳，小弟总想上位。当然，追根溯源，大炮他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老人家创建兴中会后，没几年就和香港造反团伙辅仁文社合并了。虽然合并后继续叫兴中会，但会长其实是杨衢云，就是在《十月围城》刚开始时，被胡军一枪爆头的那个。

挨了大清黑枪的杨衢云

这个名字现在不大听到了，但放到那个时候，可是响当当的香港本地一哥。老孙常说的“本党十次起义”，首义“1895年广州起义”，主要策划人其实是杨衢云，搞钱、搞人、搞钱都是他为主。

不过老孙岂是寄人篱下的人物。

之前不是提到毕永年、郑士良都是老孙铁粉吗，很快，老毕就在湖南拉拢哥老会势力，老郑在广东搞定三合会势力。三花聚顶，搞出了个清末版”十八省杀龟同盟”，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三会合一变身“兴汉会”，遥奉孙中山为总舵主。

大家如果不太理解啥意思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宋江带着几十个兄弟上梁山，晁盖手头却只有八九条枪这种尴尬场景。所以杨老板非常知趣的就主动让贤了，从此老孙就踏上了边扩大团伙，边稳住领袖地位的打怪升级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孙也不要怪别人老是瞄着他的位子，毕竟他也是过来人。

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那帮人跟老孙很不对付嘛。其实不对付的不止这帮人，清末革命党三大主流团伙，浙江帮光复会、广东帮兴中会、湖南帮华兴会，各个都有想做老大的领导。

光复会就不用说了，1907年同盟会大分裂，章太炎把大炮骂的狗血喷头，势同水火；湖南帮虽然嗓门没那么大，但其实动作一点也不小。黄兴和孙中山因为国旗的事儿吵翻了天，黄兴的二把手宋教仁直接就单飞去了。以至于后来宋教仁遇刺，还有传言说是孙大炮在后面指示。虽然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但也侧面说明了当年大家斗的多凶。

要不是黄兴后来大局为主，甘当子房卧龙，还不知道这帮人会搞出多大的乱子来。

挨了黑枪的宋教仁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绝对不能内斗啊，严格来说，社团稍微大一点了，要上层一团和气是不现实的，只不过内斗有内斗的底线章法，好比TG，毛教员三番五次被斗下去，每次他就气鼓鼓的在一旁，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了”。

然而，除了某焘外，从没有人敢动单干的念头。KMT可就不一样了，闹僵了分分钟拉团伙单干，不爽就“宁汉分流”，有共同利益了就“宁汉合流”，进进出出，上上下下，跟公交车似的。

最著名的分流团伙光复会，因为几千块钱经费的事情就跟孙中山撕逼，一直撕到在报纸上公开决裂，互泼脏水，自立门户为止。所以才有前面说的，光复会徐锡麟临刑前，人家问他是不是被孙文指使，答曰：“孙文哪里指挥的动我”。好汉的确是条好汉，不过多少有点组织性不强的味道。

从这个角度来讲，该社团从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一路下来，到现在蜗居湾湾，一直非常稳定的表现出了领袖地位不牢，领导内斗成风，二把手一言不合就单干的习惯。可以说的确非常需要一次深入骨髓的整风运动。

生命不息、内斗不止的KMT基因

就这一点，大家如果看不开要去创业的话，组织学上，千万既要学习GCD，又要研究KMT，一正一反，非常有帮助。好比当年马爸爸创业，以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头顶大学考三次的光环，可以说非常草根了。

结果马爸爸自带教主属性，很快吸引到耶鲁大学毕业、瑞典投行工作的蔡崇信；复旦大学毕业、铁饭碗外经贸部的金建杭等人加入，妥妥的精英分子。

然鹅，即便手下如此精英，你有听说过阿里内部讨论过谁是老大的问题吗？当年阿里开大会，下面有人跳出来说：公司的战略都是马爸爸制定的，但万一错了怎么办，难道不应该大家讨论吗？结果马爸爸斩钉截铁的说，特么就算错了也得给我执行下去，爱干干，不爱干滚，但是领导核心不能乱动。

后来2000年马教主凑热闹去搞全球扩张，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现金一度只够撑半年，几乎把公司整死了，但有谁敢提一句换领袖吗？毛线呢，换完CEO公司更要完蛋。

论马教主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扯远了，回到革命党的故事来。孙领袖和各位领导们虽然斗的不亦乐乎，但也并非就不干造反这个正事儿了。谁去干呢，虽说老孙和黄兴都是有直接操刀子上前线的经验，但显然不能次次都是领导直接上嘛。作为一个团体，搞大事儿非常需要的是中层干部和一线员工，江湖人称企业的“腰部力量”和“狼性精神”，这事儿可就犯难了。

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理解啥意思的话，看一看没做过业务的MBA创业就明白了。基本就是道理很多、市场分析很多、但落地就有点抓瞎了，这就必须要找个能落地的帮手干活儿才行。找谁呢？

显然是逮着谁找谁，毕竟刀口舔血的行当，肯出头的实在不多，有啥用啥才是王道。

首先出场的是一线员工，我们文章已经伏笔了很久的“会党”同志们。清末，是会党的春天，天地会、哥老会、青帮，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天地会，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可以说是革命党的天然同盟军。显然对孙反贼而言，复明不复明可以晚点再说，反清才是第一要义。

这么一来二去，以革命党为核心，以帮会分子为基层想法就这么出现了，史称“会党路线”。

从会党的角度，大家搞反清复明这么多年，一直不成气候。会党大佬们也模模糊糊知道未来不一样了，需要点新思路。再加上兴中会里很多人本身就是三合会、哥老会的老资格，大家一拍即合。

于是，1899年，孙中山的同窗郑士良、陈少白联络广东天地会，毕永年联络湖南哥老会，成功搞出了之前说的三会合一“兴汉会”。

当天，大家喝了顿大酒，一众义士斩鸡头、烧黄纸、歃血为盟，大会宗旨“驱除鞑辱、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全票通过。

有诗为证：

毕永年：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陈少白：温温其人、形影相倚靠，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哥老会山主辜人杰：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山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

真是群豪万众一心，誓要江山变色，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鹅，这边赋诗完，那边麻烦很快就来了。

实践证明，对于会党帮众而言，宣誓时虽然是真诚的，但孔方兄显然更真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义气是锦上添花的。反清复明这个口号下面，首先是要解决的是“揾食”的问题。要革命？先拿钱来。于是孙中山各种奔走筹钱，革命党人等米下锅，史称“雇佣革命”。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如果大家看过“筹钱”那一章的话，应该还记得，革命早期，康有为才是募捐小能手。

这导致了很无语的一个事儿，兴汉会才开张几天，孙大炮的会长大印都还没摸热，那边老康出了个高价，半路截胡，几个哥老会大佬就跑去跟保皇党混了。

卧槽，这不是刚“反清复明”吗，怎么转眼就开始“保皇、清君侧”了，简直亮瞎狗眼。

这事儿对老毕的打击最大，当年他们革命三兄弟，老毕作为三弟倒是脑子最清醒，一直提醒大哥不可相信满清。结果大哥菜市口人头落地，三弟江湖奔走报仇。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搞了个大串联，结果特么又跑去“保皇”了，真是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过。一气之下，出家为僧，最终郁郁而终，孙大炮痛失左膀右臂。

对剩下的人而言，气归气，日子还是得过啊。具体的对策就是“晓之以情义，动之以融资，保皇党和革命党互相和稀泥”，最终勉强保持了革命的大团结。

大团结的结果，就是以谭嗣同的二弟唐才常为核心，搞出了极具中间路线特色的“自立军起义”。

老唐以两湖哥老会为底子，捣鼓出了近十万的“自立军”。说是自立军，其实就是哥老会大堂口，既拿保皇党的钱，也跟革命党混。宗旨一方面是“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一方面又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精神极度分裂。

当然，这十来万会党也不是很在乎，反正有钱了就喝酒吃肉吹牛逼，没钱了就自立山头、收点保护费自谋出路，可以说非常散漫。

结果自立军起义还没开动，要造反的消息就已经在喝酒吃肉吹牛逼中满天飞了。临到造反的时候，我们的“康圣人”又坚决的贪污了说好的30万捐款。

哥老会好汉们一手交钱一手造反，没钱不肯起兵。自立军被老滑头张之洞先下手为强，一众匪首被屠，二哥的大好头颅挂在城头，起义就这么戛然而止，热血三兄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中间路线不行，那革命的会党路线呢？也不行。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郑士良以广东三合会为底子，搞出了惠州起义。就是咱们在军火那章说的，被日本无良军火商坑了的那一次。革命的会党这次纪律方面大有提高，基本做到秋毫无犯，不过军火粮饷一旦断绝，队伍自然就散去。没办法，梁山好汉闹革命是不成的。

讲到这里，我多说一句啊，我对这帮义士完全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事实情况是，我深深的觉得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勇士。

青天白日满地红，这些略有懵懂的烈士血撒神州，的确也当地起“满地红”这三个字。但表扬英雄的故事大家随便拿本教科书都看得到，不用我多嘴，但实操起来到底什么模样就没啥概念了。

严格来说，孙中山、黄兴、唐才常这些人，是一群现代人；引导的是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国人民；进行一场半近代半原始的起义。李鸿章说是“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啥叫三千年未见？三国演义到清末1500年，中国的变化还没有鸦片战争到甲午这60年多，这就叫三千年未见。

后面的1906年萍浏醴（江西湖南附近）起义，有的会党老大坚持每次出兵前要杀人祭旗，程序必须要走；有的山主坚持进攻前要占卜算卦、看是否能得手；本来指挥部要放在“金刚头”，结果首领说“金刚”谐音“精光”，彩头不好，要放在“麻石”，这样才能坚如磐石。至于不按时出发，冲动之下就杀官举旗什么的，更是家常便饭，就问你一句服不服？

这种桥段放到三国反倒毫无违和感，你看，周瑜杀蔡和祭旗、庞统殒命“落凤坡”，这不都一个套路的嘛。显然，对于20世纪的会党来说，人家也觉得理所当然。1500年来大家都挺习惯的玩法，凭啥说突然不灵了？

关二爷的冲锋枪和大清的马克沁

从这个角度来说，指望清末会党突然搞明白啥叫“民主共和”，比指望关二爷冲锋枪麦城突围还不靠谱。毕竟我大清在中法战争就已经用上了加特林、马克沁了，可40年后，未庄的阿Q还是觉得革命党是在给崇祯戴孝，你到哪儿说理去。

走私军火容易，引进思想难，几千年来一贯如此。

然而，因为这些玩法过时了，这些人就是傻子吗？

马福益、湘潭人，世代佃农。他身材魁梧、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是湖南哥老会大哥。在革命党人游说下，逐渐心服大义，加入华兴会，在各地联络会党起义。行事不密，途中被俘，结果利刃穿肩、铁链拖地、长沙街口流血盈丈，死前尤大骂清狗不止。

李金奇、醴陵人，打铁为生。他略通文墨，为人机警，是哥老会码头官、跟随大哥马福益准备起义。途中，行踪泄露被清兵围捕。李金奇武艺过人，跳窗入水，潜游在往来舟楫间，几乎逃脱。可惜出水换气时被清兵发现，弹如雨下，当场被打死在湘江水中。

谁跟他们死在一起呢？

刘道一、湘潭人，自幼聪慧，考取官费生留日，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妥妥的211。在日结交秋瑾、冯自由，加入横滨洪门。1906年回国组织群雄，事败被俘，酷刑加身，威武不屈，赋诗“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浏阳门外斩首，时年22。

起义时，那帮迷信而笨拙的文盲会党，和满腹经纶而天真的书生站在一起，怀中揣着“同心同德、灭满兴汉”的血书，大喊着“为马帮主报仇”，冲锋陷阵，葬身炮火。

同归一抔黄土、谁又能苛责这些的口号不够漂亮，不够进步呢。

存亡之秋，屠狗辈和读书人的血流在一起，不分彼此。而所谓中华民族的脊梁，便是地无南北、人无老幼，纵然个个不免有私心，但所有人都怀揣一个信念而已 ——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

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下一章讲革命的中层

清朝灭亡的真正导火索不是武昌起义，而是皇族内阁。

太平天国战争证明八旗和绿营不堪一击，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在八里桥全军覆没，满清手里已经没有完全效忠且能战的武装力量了。最后几十年得以维持，靠的是慈禧跟汉族地方大员们之间达成的一种类似雇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平衡: 朝廷提供财政和名分上的支持，给予他们地方和部分中央权力，换取团练武装的效忠。但这些地方大员对清廷的忠心其实非常有限，庚子国难的时候慈禧命悬一线，他们敢公然抗命搞东南互保，事后慈禧也没拿他们怎么样。慈禧死后，载沣这样的政治白痴上台，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了。满清勋贵们迫不及待的想夺回一切权力，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皇族内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让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们彻底认识到，满清朝廷完全不想跟他们分享权力，掀桌子的时候到了。

之所以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没倒，在于让利放权给地方势力，并且引进外国势力。

统治天下，在于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

枪杆子让地方自设团练，钱袋子让地方收厘金，让英国人帮忙收关税，只有笔杆子还在清政府中央手中，可以开科取士。

之后以慈禧为代表满清政府，又擅长用权术，拉一波打一波，平衡地方势力。

中国又太大了，任何一个单一外国势力，又不能一口全吞中国。老牌的英、法在全球摊子太大，不可能全部投到吃中国的事情上来，新兴的美国做为后来者，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最有可能日、俄投放大量力量，互相牵制，也被其他列强牵制力量。

随着满清政府越发的无能，地方势力扩大，迫使满清进一步放权。立宪的要求，就是一个重大让步。慈禧活着的时候，还能想办法忽悠老一派。同时利用英国人收来的关税，自建新军，试图保证自身手中有一只枪杆子

随着中央地方的新旧交替，老一派被新一派取代，地方扩大自身权力的要求越来越大。

满清又放弃了科举，笔杆子丢了

结果皇族内阁，让地方势力看出了满清不光不想让步，还想收回权力，失去地方势力的支持。

北洋新军这只枪杆子，满清又没能掌握住，反而是袁世凯掌握得更好。英国又愿意支持袁，关税这个钱袋子又没了

满清这个早就该倒的破房子，自然也就完蛋了。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清廷就是王小二过年了，武昌起义可以算给棺材上钉上的第一颗钉子。

清廷在武昌起义土崩瓦解的大致原因有两点：

直接原因，是清廷直接掌握军队的努力失败。甲午战争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式军队。对于清廷来说，确保对新式军队的直接控制显然是当务之急。为此慈禧重用了两个“知兵”的亲贵。第一个是荣禄，甲午战争后荣禄负责练兵，新编的武卫军也都受荣禄节制，荣禄还组建了直属的武卫中军。第二个是载漪，他从旗人中挑选精壮编成武胜新队，后改名为虎神营，有1.5万人，装备洋枪，后来张之洞就告诉想到湖北买枪的其他督抚说湖北造的枪都被端王（载漪）要去了。

这两个人及下属的武卫中军和虎神营就算是清廷直属的最强武装力量了，结果在义和团运动中被证明不堪一击：荣禄的武卫中军纪律和训练极差，抢老百姓和甘军一样卖力，打起仗来比甘军差远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武卫中军未经大战就溃不成军。虎神营表现稍好，在景山一带防守：“与洋兵鏖战许久，阵亡士卒甚多，尸横遍地”，但还是没有阻止联军。可见现在的观点虽然普遍捧荣禄贬载漪，实际上这两个人在军事上的水平是半斤八两的。最让慈禧挠头的是这两个人在亲贵中已经算是上限了，再想找其他人还找不到了。

义和团运动后，清廷又企图编练一支直属力量，分别组建了陆军第一镇和禁卫军，由旗人组成。但此时清廷找不到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亲贵来掌控这些军队，只能让袁世凯负责训练第一镇。袁世凯去职后，清廷信任的铁良、荫昌等人均难当大任，只能又让袁世凯出山。由此可见，由于清廷的亲贵无能之极，使清廷始终无法掌握一支又能打又忠诚的直属武装力量，从而为其被袁世凯等军阀背刺，迅速失败留下了伏笔。

根本原因，则是清廷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丢尽了民心。虽然现在的排外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排外（反帝）就是政治正确，不能抵抗外国人的政府必然丧失民心（参考九一八事变后的某公）。义和团运动之前，部分人还对清廷有所希望，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大家都看到“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的实相，由此清廷就得不到任何民心了。

清廷不能掌握军队，原因是无能。不能抵抗外国人而失去民心，原因也是无能。清廷无能至此，就免不了被历史淘汰了。

因为姚雨平北伐，八千广东子弟过长江，把偏师打成了主力，整得清廷、清军、袁世凯、北洋军都懵逼了，连清廷死忠张勋都被揍得“赞同共和”......后世蒋介石、李济深、毛泽东、朱德、叶挺、林彪均以取名“第四军”为荣，源头就在姚雨平的北伐第四军。

姚雨平，毕业于广州黄埔陆军学堂，与黄兴、赵声一道策划了广州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时，黄兴、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四路进攻广州要地，但是因为偶然因素，黄兴已经失败了，姚雨平的队伍才拿到枪，不得已潜逃南洋。

辛亥革命时，姚雨平协助胡汉民力促广东光复，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中唯一一个完全由革命派控制军政大权的省份。其他各省份都或多或少的被立宪派、旧官僚渗透、控制，革命意志并不强烈，多倾向与清廷、袁世凯媾和，特别是“武昌首义”的湖北、第二起义的湖南，两省已然被立宪派、旧官僚操控，甚至策划遥尊袁世凯为大总统，加之汉口汉阳失陷，在革命阵营中，广东派上升、两湖帮下降。

而在当时的同盟会是由三大派组成的：

广东派，带头大哥孙中山，小弟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朱执信

两湖派，大佬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孙武、陈其美（浙江人）

浙江派，大佬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朱瑞、李燮和（湖南人）

这三派互相争执，总的来说，由于黄兴既是两湖派带头大哥，又是孙中山的盟友，两湖派与广东派虽然时常发生矛盾，但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皮，而章炳麟、陶成章的光复会（浙江派）则同时和两湖派、广东派激烈冲突、已经彻底翻脸了。

这是一个大背景，为什么章炳麟多次“推举”黄兴、取代孙中山？为什么章炳麟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拥立”宋教仁当大总统？有些人非常单纯，以为章炳麟是真心的。。。章炳麟四处挑拨离间，结果就是他的手下陶成章死于非命。孙中山为什么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迟迟不回国？原因也很简单，首义的湖北、湖南等地并不是他的地盘、也没有他的人马，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黄兴蹭蹭赶回去是必然的，因为两湖就是他地盘，所以轻而易举取得两湖军政大权，共进会文学社只得让位，黄兴在两湖革命党内地位过于崇高。

在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中谁做大总统？宋教仁、黄兴都有可能，但是随着立宪派、旧官僚排挤革命党、掌握了两湖，他俩已经出局了，而孙中山的嫡系胡汉民掌握了广东全省军政大权，三次“倒孙”中备受打击的孙中山一下子走出了阴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

11月9日，广东光复，孙中山嫡系人马胡汉民朱执信等控制广东一切军政，积极支援两湖、江浙革命，组织北伐军，胡汉民任命姚雨平为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军兵力8000人，年龄均在30岁以内，拥有炮兵营、机枪营，炮弹一万发，步枪子弹300万发，机枪子弹50万发，德制新式管退炮18尊。

12月2日，广东北伐军先遣队参与江浙联军，南京光复。

12月19日，广东北伐军主力到达上海

12月20日，孙中山回国到广州，胡汉民、廖仲恺迎接

12月25日，孙中山到上海，宋教仁、陈其美（被迫？）迎接欢迎，记者问孙中山：“你这次带多少钱来？”孙中山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你他娘还真幽默）

12月26日，广东北伐军到达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

当时南北战局，以长江为划分来说，西线武昌“湖广总督”北洋段祺瑞与两湖革命军焦灼，中部安徽北洋倪嗣冲虎视眈眈，东部则是北洋悍将、“南洋大臣”兼署理“两江总督”的张勋威胁南京（此时张勋毫无疑问是北洋集团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人，而他是忠心清廷的，其战斗力从后来二次革命“冯张争南京”来看，张勋军事能力要高于冯国璋）。

1912年初，孙中山、黄兴发起六路伐清，姚雨平即为第四军总司令，林震为前敌总指挥，李济深、张文为参谋长，按最初计划，姚雨平北伐的目的只是捍卫南京、侧翼牵制倪嗣冲，结果创造了历史。

1912年1月18日广东北伐军渡过长江，27日，在固镇与张勋部队展开遭遇战，以死亡40人的代价、重创张勋部，俘虏一千人和缴获大量辎重弹药，占领固镇，同日得知此败报的段祺瑞等46名北洋将领通电要求清帝退位。29日，张勋偷袭北伐军，被反杀，2月2日双方再次激战，张勋溃退，2月4日，双方在宿州展开决战，张勋部得北洋精锐第五镇4000人、山东1000清军、另有一营炮兵两营骑兵支援，与姚雨平激战6小时，张勋方面死伤一千人，被俘数百，再次败北，逃到徐州，不久发布声明“赞同共和”（说好的大清死忠辫子军张勋呢？），而后风闻姚雨平又至，惊慌失措，不久逃往山东济南，广东北伐军占领徐州，华北平原门户洞开。

2月12日，清帝退位。（真鸡贼啊，趁着手里筹码没赔光就立即脱身了）

清帝退位后，姚雨平北伐军改名讨虏军，驻扎徐州、宿州一带，当此之时，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大总统，指使属下在北京天津制造叛乱，谎称北方骚乱自己抽不开身，姚雨平通电北京称自己愿意率军进京平叛，袁世凯立即阻止，“此次之变，系少数游勇鼓动，叛者不过一标。。。勿劳大军北来”（姚雨平皮这一下很开心）

后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对姚雨平进行拉拢，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姚雨平不为所动，不久姚雨平被削掉兵权，解散北伐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姚雨平继续追随孙中山。1922年，孙中山遭陈炯明背叛、被困永丰舰，电报通传姚雨平，姚雨平从香港赶回来、随侍左右（后来蒋介石派系编写史书，整得好像孙中山只给蒋介石发电报求救、好像只有蒋介石到场护卫、好像蒋介石摆平陈炯明似的，事实上，孙中山被困永丰舰满世界发电报求救，姚雨平去的更早！也是在粤军中资历甚高的姚雨平帮忙摆平的）。

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许崇智等粤军不甚认可，姚雨平、张文等粤军元老表示支持，孙中山死后姚雨平心灰意冷、逐渐退出政坛，当然时不时也爱怼怼蒋介石，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潮汕损失惨重，姚雨平“高抬贵手”放了起义军南下、后又率军舰欲接应起义部队。解放后，姚雨平从香港回到广州，曾为粤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亲自探望这个“粤军缔造者”、给予一闲差养老。文革时叶剑英力保，姚雨平并未受冲击，安然度过晚年。什么才是老革命啊！（战略后仰）

姚雨平北伐第四军——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毛泽东朱德工农红军第四军——叶挺项英新四军——林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国民大革命时，蒋在军队中排共，第一军中就把共产党都排挤了，而第四军，即粤军，粤系领袖是李济深，而他却是姚雨平一手提拔的，姚雨平资历太老了，李济深、张发奎都是小字辈，姚雨平却支持中共，所以粤军共产党多也就没啥奇怪了。南昌起义也主要是粤军中共产党搞得，后来朱毛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是表明对原第四军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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