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常规军有多少？ 第1页

@Thutmose

有几点个人观点想与您商榷。

西汉兵制里最重要的部分，无疑就是各郡国选练的“材官骑士”，亦即受过野战训练，军事素养较高的步兵和骑兵。此外还有已经逐渐被淘汰的车兵“轻车”和限于江河沿海地区的水师“楼船”。

西汉中央军的南军，称为“卫士”，按照当时人的说法“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即根据一定应征条件选拔出来的步兵和骑士，在地方上接受一年的“御射骑驰战阵”训练，随后到长安服役一年，拱卫皇室，称为“卫士”。也就是说，南军卫士数万人应该是从地方上的材官骑士轮番抽调担任，同时，北军士卒除了一些招募人员（八校）以外，兵员的主体来自三辅地区，很可能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轮调而来。

从《居延汉简甲乙编》来看，驻扎在居延塞的主要军事力量是负责候望预警的“戍卒”和野战的轻骑兵。骑兵的郡望多来自当地，而戍卒多从内地抽调。可见受过训练、来自边郡的材官骑士也可能在自己的本地服第二年兵役。

——也就是说，中央军的兵源，地方驻防的野战部队（材官骑士），有急难时集结出征的机动力量（奔命），这三者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而汉光武废除地方的野战部队（材官，骑士，楼船，轻车及军假吏）和都试制度后，东汉时期这三项国防要素则面临全面重组。简单地说就是：

1、中央军的规模相比西汉时期大为缩减，倚赖于少数的招募常备军；

2、应急征战的快速反应部队，主要由各地营兵、中央军和临时招募的募兵充当；

3、地方守备力量大为空虚，仅仅依靠临时集结丁壮为“郡兵”，往往战斗力非常不堪，在三次对羌人的战争中无法阻挡其对内地的破坏。

根据台湾学者李昭役《漢代地方軍的組成再探》一文的分析和总结，普通成年的汉代平民一生需服两年普通兵役，即在地方上服一年的劳役（力役），其中应当包含一部分的军事性义务，再到边疆戍卫一年（戍卒）。而经过选拔的野战兵（材官骑士）则服两年上述的专门性兵役。

完成两年兵役后，材官骑士转入预备役，每年需进行一个月的都试训练，而一般平民则服劳役（更卒）。

而所谓“奔命”为募兵的误读出自宋代钱文子的《补汉兵志》，即“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不过根据更为近汉代的资料综合来看，所谓“奔命”的来源，同样是材官骑士。信息来源主要是东汉应劭的著述，但原文《汉书集解音义》已散佚，现代流传的主要是初唐颜师古、李贤对同一段话的引述：

颜师古：“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李贤：“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若有急难，权取骁勇者闻命奔赴，故谓之'奔命'。”

总的来说，颜师古转述的话具有一定的歧义：

既可以理解为选调的（现役或预备役阶段的）材官骑士是在“常兵”（常规部队）不足以执行任务时应急出战的“快速反应部队”；

也可以理解为材官骑士就是“常兵”，然而汉昭帝时期“夷反”，材官骑士不足以讨平，故又选取一些（民间招募的）精勇之士去救急。

而李贤更为清楚的引述显然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即材官骑士接到命令集结奔赴战区，谓之“奔命”。

《汉书·赵充国传》提及公元前61年西羌反叛时，汉朝大规模集结部队前去讨平：“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这里从内地和西北地区征调的步骑兵，显然就是“奔命”。而汉匈战争中，卫霍诸将动不动就集结的五万十万骑兵，出塞远征，这显然也是奔命的范畴。两年兵役+都试制度，实际上为西汉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现役部队和预备役准军事人员，使其战争潜力异常强大。

然而，部分现代学者引述颜师古的话的时候，往往又落入了第二种歧义解释，即将材官骑士称为“郡国兵，亦即常兵”，如王彦辉《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一文，否定了李昭毅将一般成年男子所服的“一岁力役”包含部分地方兵役的说法，认为“一般正卒不服地方兵役，只服一年的“戍边”兵役，社会治安由选自材官骑士的亭卒负责。”然而，少数亭卒并不足以真正完成保卫地方官吏、守备县城安全等职责，而且他在后文中的说法其实也体现了足够的矛盾之处：

——“刘秀虽罢材官骑士之选，但郡县兵役并未取消，以“郡兵”出讨、平乱之类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连篇累牍，时间纵贯东汉始末，可证正卒的地方兵役犹存，只是如何派役暂时还不清楚。”
——“(王莽遣七将军出讨翟义)自择除关西人为校尉军吏，将关东甲卒，发奔命以击义焉。(27)在这段记载中，翟义调动的东郡地方兵即车骑材官士，另外还在正卒中招募“勇敢”，亦即下文的“奔命”。王莽遣七将军所将关东地方兵称为“甲卒”，当为关东郡国的“常兵”，亦即“车骑材官士”，因为后文还有“发奔命”一句，说明“甲卒”即非所有正卒，亦非“奔命”，在此，材官骑士与一般正卒是泾渭分明的。”

上述两条引自《论》一文中的原文，第一条说“可证正卒的地方兵役犹存”，与其文章摘要中所谓“一般正卒不服地方兵役”说法，存在较为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只能以“如何派役暂时还不清楚”来打马虎眼。

而第二条说法不仅将“勇敢”和“奔命”混为一谈，而且明确将材官骑士归入“一般地方兵役”即“常兵”，又与“奔命”制度切割，而牵强附会地声称“奔命兵”从正卒（即未受过“御射骑驰战阵”训练的一般丁男）中选调。从常理上讲，如果受过较为充分训练、有较强野战能力的材官骑士都无法胜任的军事任务，临时选调一些所谓民间勇者组成部队，作为“郡兵”出征，显然更难完成任务。

应劭对罢除地方野战军训练的评论是：“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辨，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鸠鹊捕鹰鹯，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旅不振。”而东汉时期的史料亦多记载郡兵难当大用，遇战溃不成军，主要的军事作战严重倚赖中央军和各地的“屯营兵”，就是王彦辉其歪理邪说（遇有急难，不从野战军“材官骑士”中选调人员，反而从一般的民间丁壮即“正卒”中抽调）之荒谬的最好注脚。

【古代社会的所谓“常兵”的水准不宜高估】

在其原郡家乡服现役的材官骑士，显然属于“郡国兵”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被称为“常兵”的常规部队，显然并不指的是这些较为精锐的野战人员。事实上，中国古代长期军、警不分，各州府县服役的兵士，既负担着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也是地方发生动乱时的第一波出战力量。且不论汉代时“寓兵于农，兵农未分”，即便是到了数千年后的元明时期，各地县衙征募“民壮”徭役，作为拱卫官府、缉拿盗贼甚至防备倭寇的准军事力量都是常态。

所以，很难想象在汉代，官府会如王彦辉等人所说，将广大的民间丁壮排除在地方的一般兵役之外。

现代人所熟知的“常备军”、“正规军”概念，极大地增加了他们对于古代军事力量的误解。古代的所谓“常兵”，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较为基层的军事组织，一般的民间丁壮在未受过较充分野战训练的前提下，一年在地方上服劳役，其中部分人员因为会使用若干兵器、身强力壮而被选为负责城池巡逻、保卫官署、缉捕盗贼的民兵，第二年会被选调至边境服“戍卒”兵役。而面对烈度较高的战争时，这些“常规兵卒”无法胜任，就依靠受过较充分训练的材官骑士组成“奔命部队”，远征出战。

上次我在《全战三国》的“郑姜”话题下面才得知这位澳洲汉学家：张磊夫，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古籍钻透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观点，如果写错了，怎么办？

著作出书毕竟不比在知乎作答。在知乎上写错了，被人纠错，答主还能修改，而有些小白看了某书的谬论，奉为真理，这就是流毒了。我记得某年前，就有人把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中对三国人口部分见解奉为真理，跑贴吧里开群嘲，认为大家没有紧跟学术成果。引得我去看下载观摩了一番，感觉葛教授除了脑补也就是拾人牙慧了，这种结论不要也罢。

回到本题。

我也翻了一下其他答文，某匿名用户的贴图，看到了张磊夫对“东汉的常规部队”的解释。（不能转载就只有截图了）

所以魔都同学列黄巾之乱时的兵力，是没用的。

黄巾之乱时，朝廷大量征调地方军队进京作战，这部分军队，张磊夫是不承认为常规军的。

• 地方军队进京的记载有：韩遂、孙坚、傅燮。
• 地方军队在地方作战的记载有：盖勋故事（《续汉书》武威太守黄儁被征失期）、《先主传》中刘备帮助地方政府作战，谢承《后汉书》中徐州赵昱帮州府征兵故事。

张磊夫的观点中提到了北军、度辽营、还有一个长城驻军。

这个长城驻军（武威至居延段）就有点迷，我也看到了，他是给的数字是约5000人，而引用的推算数字是约3250人。这个驻军的记载，我在《后汉书》中没有印象，估计张磊夫也没有，全是靠脑补了。

在《郡国志五》中，从武威开始，确实存在“左骑”、“千人官”之类的字样，按中华书局在“张掖属国”部分做注时所述：

齐召南谓按下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皆官名，非城名也。前志张掖领十城，后志领八城，其居延别为居延属国，显美改属武威郡，未知张掖属国所领之五城为何名也。
又集解引钱大昕说，谓张掖属国别领五城，以志考之，惟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而不领县，以左骑、千人各一城，又别有千人官一城，与候官、司马官为五城，与武威郡之左骑千人官为一城者互异。

所以这些名词（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不是纯粹地名，而是当地驻军称呼当成地名来理解。

另外，我是以“千人官”这种数字性质的名词来解读，大概每一支的人数在一千人左右。

我就说说其他东汉常规军的事。

第一，北军及虎贲、羽林。

拿《百官志四》中的北军记载，刘昭注引《汉官》所列的各种数字，除去营中官员，士兵数量都是在700+。共计3500+。再加上官员人数，4000左右。

拿王朗《魏名臣奏》中记载“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来看。

在灵帝时期，皇宫内的虎贲+羽林+各种卫士+北军五营，兵力在一万左右。

《百官志二》中刘昭注文引《汉仪》对虎贲、羽林提及的兵力数是1500和900，也特别说明了，虎贲这个数字可多可少（无常员）。

2400+官员，撑死三千。

所以套用王朗记载，大致推一下：虎贲羽林3000+北军五营4000+各种卫士≈10000人。

第二，地方军营。

护羌校尉（驻守金城）、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

这三种官员，顾名思义，就是针对羌、匈奴、乌桓三个异族而设立的，其麾下肯定有兵，史书上也有他们参战的记载，只不过没有兵力数字留存记载。

另外《晋书》还提到设置过“东夷校尉”，说是针对鲜卑人而设的，但是在《后汉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的。

雍营：由扶风都尉统帅，位于右扶风雍县，故而得名。

虎牙营：由京兆虎牙都尉统帅，位于京兆长安。

——这两只军队护卫长安园陵。

度辽将军：驻地最早在五原曼柏，汉末有耿祉，战败于黎阳，似乎驻地有变动。按《乌桓传》记载还有“度辽营千人”的记载，人数就是如此。

渔阳营：是东汉在建光元年（121）设立，驻地肯定是在渔阳，兵力按《伏侯古今注》，置营兵千人也。

黎阳营：东汉光武帝时就已有设立，驻地肯定是在黎阳，人数未知，按照以上推算，大概也是一千人左右。

最后，以每营一千人来推算，这些地方常设的士兵也在一万人左右。

所以，再看张磊夫的叙述论证过程，明显他就只知道一个“度辽营”而已，而且他对人数也没有确切印象，全凭脑补。

所以，很多人问我看过某某著作没有，我经常说，我自己统计研究就行，干嘛要看别人写的，万一写错了怎么办？

我早年又不是没有掉过坑里去过……

当然我这意思不是“因噎废食”（拒绝看他人著作），看他人著作，自己也要保持严谨的心态去读，不要迷信权威，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要对人家的结论要分得清是“他脑补的”还是“有据可查的”，也要有自己的思辨过程。

以上。

假定这本书里的确写有“东汉的常规部队只有一万五千人”，那这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还有，这“常规部队”的标准有哪些？是否有披甲率或脱产之类的硬性要求？

史料里的东汉军队，可以常见到的军队有中央精锐、边地屯兵、郡兵、家兵等：

• 115年，虞诩特意提到东汉边境三州，屯兵约20余万人。
• 136年，羌人叛乱，朝廷动员左右羽林、五校士+诸州郡兵，约10万人，此外还在坞壁屯兵。
• 178年，朱俊去交州平叛，还招募家兵，估计约数千人。
• 184年，黄巾之乱，皇甫嵩和朱俊等，迅速调动的中央精锐约4万人。

不过从115年到184年，时间跨度有近70年。取115年数据，估计东汉的边军约20多万人；取184年数据，中央精锐在突发战事，迅速集中后，可以达到4万多人；其余还有各郡的郡兵，虽数字不一，但数万人还是有的。

此外，爆发战事时，朝廷还可以临时在一些区域招募家兵，或额外设置坞壁屯兵，所以假定兵力数字在不同时间段，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估计东汉的总兵力，平时至少可以保持在30万人以上，要保持40万人或许也不难。

不知道这数十万里，包含中央精锐、边地屯兵、郡兵、家兵等，哪些可以称为“常规军”！

（注）后汉书西羌传：（115年）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
（注）后汉书西羌传：（136年）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
（注）（178年）后汉书朱俊传：光和元年，即拜俊交址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
（注）后汉书皇甫嵩传：（184年）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俊，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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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同意匿名用户的回答，已点赞，另外想补充几句。

我认为张磊夫的推算，确实有问题，但问题不完全在于低估、少估，而应当在于定义的混乱。

如果以最严格的“常规军”来计算，也即“职业军人”，那么1）一方面，张说中的很多人员需要刨去；2）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员需要加上来。

第二方面很多回答已经说到，军事方面非我所长，只说说我感觉比较别扭的地方，主要是第一方面。张磊夫列出的“长城守军”，立足于鲁惟一先生的估计，匿名用户的回答已经贴出原文。鲁惟一的估计是立足于居延地区发现的汉简，简略地说，该地区有居延、肩水两个都尉府，属张掖郡，这两个都尉府属下分别有4和5个、一共9个候官，候官下有许多部、燧，燧是最基本的候望单位，也就是烽火台。

鲁惟一先生的估计，是算入了所有燧的吏卒人数，他认为甲渠候官有130人左右，整个居延地区有800人左右（这是很久以前的统计，现在还有新研究，有空补入）。吏卒，有军吏和戍卒，固然他们都是长城上的守卫力量，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军吏相当于编制人员，而戍卒只是来服役的，服役有期限。所以，如果按照“常规军”来理解，这些戍卒都不能算入了。

再者，如果强行算入这些戍卒，那么只说张掖郡，都尉府恐怕就不止两个，还有一个有争议的“北部都尉”，另外，上文介绍的是边塞上的候望系统，而与“军事力量”直接相关的还有屯兵系统。也就是其他答案说到的“司马、千人、曲、候”的系统，这个系统下有骑兵，称骑士，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军事力量——但骑士也是有服役期限的。

如果说“职业军人”，可能要以军吏为主，但显然仅靠军吏不能构成全部的“军事力量”，何况军吏中还有很多文书人员，当时文武界限并不清晰。

所以，需要先对“常规军”以及“军事力量”做一个更严格的定义。

在此前提下，我认为要计算出汉代（主要是西汉后期）的西北边塞军事力量乃至军事体量，根据现有的大量汉简，应该是有可能的（again，小范围的估算我记得是有的，待查……），但也会需要一定程度的类推估计。而张磊夫的计算可能把这个过程看得太简单了。

也因为这个过程过于复杂，适可以证明“常规军”这个概念很难用于这一考察。至少我认为，区分吏、卒可能更为实际和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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