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桂这种蒙古族裔,世居内地汉化有什么可奇怪的。明初朱元璋招降了大量旧元军安置在边境各位,陕甘一代卫所明军蒙古人比例最初甚至可能超过了汉人。随着朱八八强推汉姓和汉俗,并向边镇移民,大量番人被汉化了。
此后历届边军多有招募蒙古人充做军力的传统,万历年间总兵宣大总兵麻贵就曾携蒙古家丁到朝鲜作战,哱拜之乱更是原降驸并做了明军的蒙古人叛乱。明末更是一大票蒙古人在明军序列中作战,一些蒙古人还成为了明军军官,如祖宽、桑昂(原察哈尔蒙古部)等辈。
在李自成吸收了大量投降边军后,连农民军内都有大量的蒙古人。
皇太极在松锦大战获胜后,将锦州城内不愿意投降的蒙古人屠戮一空。
呵呵,说好的满蒙一家亲呢?
把结论放在最前头:《崇祯长编》中满桂自辩“原籍山东,世居宣府”之言虽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他就是汉人,但至少百分之九十地证明《明史》中关于他“幼入中国”的论断是不实的,而其政敌赵率教的女婿严云从攻击他的一句“西裔孽种,冒建高牙”的侮辱之言恐怕很难让人信服,因此本人认为满桂大概率为汉人,小概率为蒙古人,但无论其族裔所属,满桂确实忠心于大明,天地可鉴。
以下是详细证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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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世居山东和是什么民族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明朝卫所军有很多世袭的军户、军官都是“达(鞑)官”,其中大多数都是“鞑靼人”,也即蒙古人,不过他们为了大明江山可以说是流尽了血泪啊~战死沙场的不在少数,人家爱大明的心可不比任何人少~
最近在标点细看《宪宗实录》,随意从中一搜,就可以看到这类记载:
天顺八年十一月,乙亥,命两广杀贼阵亡达官南京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猛可帖木儿子狗儿袭升指挥同知,正千户困帖木儿子可可帖木儿袭升指挥使仍带俸
天顺末年至成化初年,两广猺、獞(现在的瑶族、壮族)造反,南京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猛可帖木儿和正千户困帖木儿前去镇压,杀贼时不幸阵亡,皇帝让他们的儿子狗儿和可可帖木儿接替他们父亲的职位,并分别升为指挥同知和指挥使。
成化元年二月,甲申,命金吾左卫指挥使范敏弟政袭升都指挥佥事,武成后卫指挥同知王瑾从弟让袭升指挥使,金吾左卫指挥佥事巫敬子荣袭升指挥同知,锦衣卫正千户孛罗 子 狗儿、皂狗儿子住儿袭升指挥佥事,俱以从征两广阵亡功也
这里是锦衣卫正千户孛罗 的儿子狗儿以及皂狗儿的儿子住儿袭升指挥佥事。
成化元年八月,癸卯,命故南京府军卫指挥佥事帖木儿弟帖木歹袭职
这里是让南京府军卫指挥佥事帖木儿的弟弟帖木歹袭职。
成化五年正月,己亥,命锦衣卫带俸达官都指挥使赛弗剌子阿力迭必失袭父原职本卫指挥使,仍带俸。
这里是让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赛弗剌的儿子阿力迭必失袭父原职本卫指挥使。
之前的那些例子,从“达(鞑)官”的名字看来,很明显应该是蒙古人,叫“帖木儿”很多,另外有些名字实在是奇葩,比如好几个叫“狗儿”的。
但这里的都指挥使赛弗剌和他的儿子阿力迭必失就不太看得出来了,或许是色目人也说不定?
另外,从以上的例子可以发现,史书在说到这些非汉族军官时往往指明是“达(鞑)官”,且他们的名字也多不是汉名(就是一看就不像咱们汉人的名字),当然也不是没有看起来很像汉名的。
成化六年六月,癸丑,命故南京锦衣卫带俸达官指挥使哈三哈子哈忠袭职
这里的达(鞑)官“哈三哈”还是不怎么像汉名,而他的儿子哈忠就像多了,估计再往下传几代,又是一位世居南京的“哈姓”人了。
成化七年三月,总督两广右都御史韩雍奏:广西流贼来寇,广东信宜县参将杨广及副使孔镛等率兵追至蓝村,克之,后流贼又分为五,寇岑溪等县,追至白石山,贼据险迎敌,复克之,贼夜遁,七年正月,贼营上霜山,游击将军冯昇与达官都指挥葛春等,四面悬山而进,贼不意官军猝至,溃散,捣其巢穴,前后凡斩首六百十三级,追还被虏人民六百六十九,牛马器械甚众。
成化十二年三月,乙卯,升前军都督佥事马昇、吴英俱为署都督同知,锦衣卫带俸达官都指挥使白瑜、王刚俱为都督佥事,瑜左府,刚右府,俱带俸,皆以两广军功斩首六级以上升一级也。
而这里的达(鞑)官葛春、白瑜、王刚,实录上要是不写明他是“达(鞑)官”,你会知道他不是汉人吗?
再看下面一个例子:
成化七年六月,命征进两广达官阿讨剌等俱还京,时讨剌母冯氏等言其夫、男从征克敌,驻劄广东,今越三年,艰苦万状,请还京以听调用,许之。
这里很有意思,明实录称呼阿讨剌为讨剌,弄得跟称呼汉人时一样,即在前文出现一次全名后,后文只称名,这里是把“阿”做姓,“讨剌”做名处理?
另外,阿讨剌的母亲是“冯氏”,应该是个汉人,估计再过几代,这家子可能会汉化成为世居京师的“阿”姓人,当然,这或许和当年朱元璋的命令有关:
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
这么看来,这种同化手段还是很有效的。
再说回满桂,他姓“满”,也很难说这个姓到底是标准的汉姓,还是音译过来的,都有可能。我细查了《熹宗实录》和《崇祯长编》,发现提到他血统、身世的就只有题主说到的那一处,但从未有哪里说他是“达(鞑)官”的:
先是,辽东镇抚严云从,搃兵赵率教私婿也,疏紏宁远摠兵满桂,桂具疏辩言云:从谓臣西裔孽种,冒建高牙,臣原籍山东兖州府峄县,以祖职世居宣府前卫,初任古北路中运,二任潮河川守备,三任石塘路游击,四任喜峰口参将,五任督师阁臣孙承宗副縂兵、管中军事。
当然,没说他是“达(鞑)官”,也不能完全证明他就是汉人,不是蒙古人。
天顺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升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也先帖木儿、燕山左卫指挥佥事王让、义勇前卫指挥佥事李璇,俱为都指挥同知,义勇右卫指挥使张福、燕山左卫指挥使西英,俱为都指挥佥事,锦衣卫镇抚司带管指挥同知陈喜为指挥使,济阳卫指挥佥事卜马翱、大兴左卫指挥佥事门贵、陈友、彭城卫指挥佥事邵义、宽河卫指挥佥事郑琦,俱为指挥同知,府军卫正千户方得、金吾左卫正千户孙琳、金吾右卫正千户庞圮、府军卫正千户方兴,俱为指挥佥事,各官贵州两广杀贼有功,有司失于注,拟至是始改正云。
这里的金吾右卫都指挥佥事也先帖木儿明显就是蒙古人、达(鞑)官,可却没有写明,金吾右卫还属于守卫侍卫亲军,就驻扎在紫禁城附近。
而据《明史》记载:
满桂,蒙古人,幼入中国,家宣府。稍长,便骑射。每从征,多斩馘。军令,获敌首一,予一官,否则赉白金五十。桂屡得金,不受职。年及壮,始为总旗。又十余年为百户。后屡迁潮河川守备。杨镐四路师败,荐小将知兵者数人,首及桂。移守黄土岭。为总督王象乾所知,进石塘路游击、喜峰口参将。
如果《崇祯长编》中所记录的满桂本人的奏疏没错的话,那么《明史》的这种说法很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满桂明白地说了自己“原籍山东兖州府峄县,以祖职世居宣府前卫”,明显不是“幼入中国”,两种说法是完全矛盾的,除非满桂冒籍。
我不太清楚明朝一般人冒籍有没有可能,但满桂这时候做为右都督(正一品)总兵官这样的高级将领,向皇帝上奏疏时应该不敢也没必要扯这个谎,所以撒谎欺君冒籍应该不太可能,朝廷也没人说他冒籍,所以他确实是原籍山东兖州府峄县,以祖职世居宣府前卫。
只不过他可能确实祖宗是蒙古人,有一部分蒙古人的血统,但注意了,目前我这里说的是可能,而且只是一部分蒙古人血统,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命令:
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
如果满桂世居山东,那就不太可能是纯粹的蒙古人,明中后期以后或许禁令废弛,但明初估计是逃不过去的,除非他祖宗刚好是在明中期以后归附中国,并且躲过了禁令,那么到明末也有了几代,勉强算是“世居”。
再说回满桂于天启七年十二月自己上的那道自辩奏疏,他为啥要自辩呢?
因为严云从骂他是“西裔孽种”。这话实在是难听啊,简直是种族歧视、人格侮辱啊,要搁今天的大米利坚,搞不好是要向全米国人民谢罪的!
不过为啥严云从要骂满桂?因为严云从是赵率教的女婿,而赵率教和满桂严重不和,而且二人不合这事还传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耳朵了,说明这矛盾还很大。
早在天启六年四月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曾经给兵部下过一道谕令:
上传与兵部:闻总兵赵率教、满桂二人不和,痛思前此失事,皆不和所致,岂可复蹈前辙?著马上差人传去,务要协力同心,及早干封疆大事,功罪一体,如有尚气生嫌者,朝廷三尺具在,决不姑息。
而满桂最早出现在《明实录》之《神宗实录》辽东经略杨镐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的一封奏疏中:
大帅如王国栋、柴国柱、偏禆如朱万良、别镇等,守备如满桂等,皆可急使,以救目前之困,图后日之举者。
再之后: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六日,升满桂为黄土岭守备
天启元年九月癸丑(九月十五日),升广西参将黎国炳为潮漳副总兵,山西老营堡游击郜勋为神机七营参将,山海关都司佥书施洪谟为山西北楼口参将,天津海防游击苑攀龙管五军二营参将事,蓟镇三屯滦阳营游击王希葛,管分守龙固二关参将事,蓟镇潮河川关守备满桂都司佥书,管石塘岭参将事。
在天启三年闰十月一日孙承宗的一封奏疏中提到:
......臣与鹿善继、茅元仪、万有孚及滿桂、孙谏、赵率教得以备关城者......
从此开始,满桂和赵率教的名字就开始频繁地同时出现,且满桂一般排在赵率教之前:
天启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叙蓟辽抚夷功,满桂、杨元吉、赵率教各进署都督佥事。
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巡关御史洪如钟奏:柳河巡哨失事情形得旨,马世龙已有旨了,关门重地,全赖枢辅,何云事权不一,西虏挟赏,宜照额给发,弗使生心,宁远前屯系关门外蔽,满桂、赵率教务严加防御,以保无虞。
天启五年十月九日,巡按直隶御史洪如钟言:臣历榆关时曾问辽事,说者谓前事皆因经抚不和而欺,今枢辅、抚臣固称一心一德之雅,......,今大凌河左辅之兵固无恙也,而宁远之满桂、前屯之赵率教,久无疏虞,庶几保障,......,其满桂、赵率教、梁柱朝、倪宠、李秉诚,俱着各守信地,悉心防御,毋务虚文。
天启六年二月四日,辽东经略高第报:西虏乘奴入犯,率二千余骑犯平川、三山堡等处,赵率教率兵御之,前后斩虏首级八十三颗,获达马一百五匹,又犯中后所,副将杨应乾率兵追至高台堡,斩虏首级二十颗,获达马七十匹。
得旨:屡报捷音,朕心嘉悦,袁崇焕已升佥都御史,满桂、赵率教实授总兵加都督同知,左辅等俱著查明优叙,所发犒赏银十万两,听经臣分给宁远、前屯两处军士,督臣出关,援兵既集,当相机调度,逐虏过河,各路口尤宜严加防护,无致疎虞。
天启六年二月十五日,宁远参政袁崇焕疏辞升职,请终制,因陈善后事,宜请以十万五千官兵汰为八万,以二万留关内,六万布关外,宁远添二辅城,以为特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而宁远以东,仍安哨探,令就地为耕,有事仍收还宁远,南兵脆弱,西兵善逃,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李秉诚从奉集、辽广宁远逃至今日,而贪克异尝,徒为达奇,勋外府破冒之廪费,宜追毛文龙,宜檄居近岛,侦奴虚实,官减兵减,饷力自饶至,于时下,急需马匹银二十万两,盔甲器械银十万两,铅子火药银五万两,操赏工犒银十万两,宜立时措解,西虏素为属国,不抚即能为患,今有宁远之捷,宜就此驭之,若夫宁远幸存,总兵满桂实司提调,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死守之议,其分部士民炊饭饷兵使得一意攻打,则通判金启倧之力,而西虏乘间作贼,得赵率教大创之,满桂、赵率教业已加级,左辅、祖大寿、何可纲、金启倧应各加级,以励将吏,其他与事者,俱冒石矢,当锋镝升赏,总不宜迟。
天启六年三月三日,命总兵官满桂以原官镇守宁远。
天启六年三月十六日,宁远总兵官后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满桂引疾乞休,不允。
天启六年四月十九日,蓟辽总督王之臣查报犒赏优恤山海宁前军士,用过银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有奇,兵部覆叙宁远功次,......,满桂提督全城,而以东南首冲身任之,......二十六日,仍将城围定,每近,则西洋炮击之,贼计无施,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次日,贼引去,是役也,守城力战之功,满桂,提督四面功,宜首叙,......,中千把等官与马前屯,则总兵赵率教,......,满桂、赵率教各升右都督,荫一子本卫副千户世袭,各赏银二十两,......
到天启六年四月为止,满桂、赵率教因为在之前的宁远保卫战中有功,俱升为右都督(正一品)。
好,现在重点来了,请看下面一段实录:
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崇焕又疏言赵、满二镇不和,近屡廑明旨,即部覆亦殷殷,臣身在事中,宁无说而处此,夫满桂与赵率教俱臣夙昔厚交,即二人亦深相倚,自宁远捷后,非其故矣,所以然者,赃近宁远时,赵率教发其属之精兵,以一都司四守备东援,满桂拒不入其兵,臣强而后入之,又不派城守,直至正月二十四日巳时,西北角被攻将圯,问继兵于臣,臣始以前屯之兵接击,后赵镇遂欲以此分功,而满桂非伹不与之同功,且责其不赴援,夹赵率教已摘其精兵赴援矣,余兵为前屯计,若倾营而来,保不受西虏之患乎?赵率教此后绝无一言,而满桂则逢人不乎,此不和所以扬于道路也,然满桂不但与赵率教异白,协参游守,以至中千把总、厅幕官生军民人等,有一和于满桂乎?至昵者,其门下之官丁也,而同心者亦少,惟夷丁数百则戚然,其相亲桂,以为睦于各丁矣,然时有逸去,则各夷亦未协于桂也,互忘尽人,我之相甘为人用者,臣也未见满桂果降心相与,臣每善下之向,亦得其不怒自兹,一捷意气愈横,如臣题分信地以两镇,共在二百里内,连山海为六城,臣谓每镇辖三城,暂分管耳,明年略地而前再为之,处满桂则愤愤不平,遂嫌中后所离宁远八十里,不便管辖,独不思辽东往时只一总兵,二千里如左右手,八十里不能辖,不肯辖,尚望其恢复两河二千里乎,况两镇俱为臣之所辖,臣颇知兵,利与害俱臣共之焉,用其鳃鳃过计,至一种骄蹇善骂,诸将领敢怒而不敢言,即修宁远一城,随修随倒,无一人得关,其说只此一城,遂疲尽物力,前屯有此乎,臣向与共围,城中赖其力,以完此城,敢自为二,以失良朋,每忠告之,欲其为朝廷用,无奈其坚拒訑郤,强敌在门,万一如前之,欲出战则必战,欲不堵门,则必不堵门,欲不移炮入城,则必不移炮入城,臣何惜以身命,为彼徇,如封疆大事,何乞皇上为封疆计,下部议,覆一事,而挂印者两将,终难相下,两镇反不得一镇之用,不若以关外事权尽属赵率教,其猷略渊远著,数平实,臣窃附同心之末,可保其业之有终,左辅功劳,俱懋诸将领共推,徐当锦州开镇,以终臣两镇更迭,而前之局,若满桂曾立有功,只以意气欠平,臣为封疆事大,不敢缄默然,其人之廉,似杜松勇,似贺世贤,本色则不可诬,或优之大镇,或召之还府,离此则人与地俱相安,若臣不能调两镇之和,又不能收满桂之用,当立斥削,臣以为边臣儆。
我大概讲下主要内容,这是辽东巡抚袁崇焕上奏满桂、赵率教不合的一段说辞,说建虏靠近宁远时,赵率教派其所属的精兵,一都司四守备来增援宁远,(当时满桂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满桂拒绝其进城(原因袁崇焕没说),我袁崇焕强迫让其进城,直到正月二十四日,城西北角快要倒了,又向我要兵增援,我就以前屯之兵增援,后来赵率教就以此为由要分享功劳,可满桂非但不肯分功,反倒指责赵率教不来增援,人家赵率教明明来增援了,是你满桂不让进啊,而我袁崇焕为了前屯的安危,自然不能倾营前来增援,虏从西边杀来了怎么办?这事以后啊,赵率教绝不说一句不好的,而满桂逢人就说,所以二人不合之事,人人皆知,道路以闻。而且这个满桂啊,不仅和赵率教关系不好了,手下的协、参、游、守,以至中千把总、厅幕官生军民人等,有哪一个跟他关系好的?就是他门下的官丁,都没几个跟他同心的,只有数百个夷丁跟他关系不错(似乎暗示满桂通敌),还不时有逃走的,当然,我袁崇焕也不是说满桂有投降的心思,还有,臣将二百里地以及包括山海关在内的六座城池平分给满、赵二人,就满桂愤愤不平不满意,嫌弃中后所离宁远八十里,不便管辖,他满桂咋不想想当年辽东就一个总兵,管辖两千里地像使用左右手,八十里地都不能管不敢管,还指望这个满桂恢复两千里国土吗?再说了,两镇都是我袁崇焕所管,我袁崇焕很知兵,利与害都是我一个人承受,(后头太长了,总之就是将满桂大骂了一通,然后就开始提要求了,建议把满桂调走,把关外事权全部交给赵率教,最后又说满桂还是有功劳的,只是意气南平,我袁崇焕跟他没有私仇,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大计啊!)
皇帝以为群情激奋,于是就听袁崇焕的把满桂调走了:
得旨,满桂廉勇素著,挫贼有功,倚任方切,既称群情欠调,暂准回府候推别用,其宁远防御事务,著左辅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给印信缴进,关门内外大小将领,俱听赵率教调度,以便责成。
事情还没完,袁崇焕只是辽东巡抚,还有个蓟辽督师王之臣呢!
天启六年六月七日,督师王之臣疏言:辽左见在大将,止满桂、赵率教二人,而满镇与抚臣同心僇力,共保宁城,春间,抚臣对臣亟称之为日几何,不知何故,遂有廉蔺之隙,顷臣巡阅东行,途间接抚臣手书,有参满桂意,臣趋骖至宁远劝止,而疏已发,抚臣因言驰,使追之,适接报,乃知前疏已上,今又见报满桂已奉旨回府矣,念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用之才,不宜置之无用之地,辽左方苦乏将,而又去此一将,师中全忌不和,而又自失其和,臣在同舟,不觉拊膺扼腕,若抚臣有不足,满桂之心当与臣早一□之,或将两将互相更调,或以满桂用之山海,听臣调遣,似亦无不可者,乃去之,惟恐不远,似稍欠宽和,今当辽事起手之初,选将练兵,必湏尽捐形迹,同心同力,从实地上尽力做去,所谓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正今日对证之药也。
主要内容:督师王之臣上疏说:辽东现在就满桂、赵率教两个大将,怎么把满桂给我调走了???前不久满桂还和袁巡抚共守宁远城呢!刚巧我前一段巡阅东行,在路上接到抚臣袁崇焕的手书,说要参劾满桂,我赶紧赶往宁远去阻止,不料奏疏已经发出去了,想追也追不上了,今天竟然听说满桂已经被调走了!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满桂这么好用的将军,不应该放着不用啊,现在辽东本来就缺将,军队最忌不和,现在自失其和,我实在是感到可惜 !如果袁巡抚有什么不满意的,应该早跟我说啊!偷偷把满桂调走是什么意思!要么将两人互相对调,或者将满桂调到山海关,听我调遣也行啊!
得旨,辽左从来坏士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师、巡抚同任封疆,功罪一体,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宽慰朕心,便是忠诚体国之臣,灭贼复辽,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师,手握赐剑,将吏进退战守机宜,自当指授一切,公事须□议妥当,使号令归一,将士知所适从,该奏的照例会奏,满桂廉勇箸闻,朕所素鉴,因抚镇参□同城未便,暂准回府,既称将才难得,山海需人,应何委任,著兵部酌议来说。
皇帝有些尴尬,回复说既然觉得满桂可以,那就让兵部再议议?
从以上史料基本可以得到满桂、赵率教矛盾的起因缘由了,我真心不知道袁崇焕在想什么,本来没什么大事的,一通折腾,拉偏架,搞的矛盾越来越深。袁崇焕他作为巡抚,不去调和手下将领就算了,这种小矛盾本来很好解决的,可他居然推波助澜,越闹越严重,简直莫名其妙,而且他那暗戳戳的心思实在让人心寒,就这一点来看,袁崇焕这个巡抚做的很不称职。
不过,从以上几条史料倒是意外地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满桂手下似乎有数百夷兵?大概就是蒙古兵?或许这增加了几分满桂为蒙古人的的可能性,不过,当时宣府边地的边将收罗一些骁勇善战的蒙古兵作为家丁似乎也很正常,当年的李成梁几乎可以说是老奴半个干爹了,何况是满桂这样的粗犷猛将。
相关史料很多,有空我再来补充,总之,满桂和赵率教长期共事,因为宁远保卫战争夺功劳一事渐生矛盾,再加上巡抚袁崇焕推波助澜,矛盾越来越大,彼此之间相互攻击、谩骂肯定是少不了的,熹宗实录中很多史料可以证明,以至于这事传到了天启皇帝的耳中,还亲自下令给兵部传谕,让二人同心协力,督师王之臣也很是不满,于是不仅将将不和,督师巡抚也有了矛盾。
所以严云从作为满桂政敌赵率教的女婿,他骂满桂“西裔孽种,冒建高牙”这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或许满桂只是因为长居宣府边地,自幼便习武演射,所以长相粗犷,有草原蒙古人的作风,所以和赵率教闹矛盾了以后,年纪轻轻的严云从就这么捕风捉影地骂了满桂一句,于是便被写明史的给记录下来了。
总之,《崇祯长编》中满桂自辩“原籍山东,世居宣府”虽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他就是汉人,但至少百分之九十地证明《明史》中关于他“幼入中国”的论断是不实的,而其政敌赵率教的女婿严云从攻击他的一句侮辱之言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蒙古族”和“山东人”又不是两个矛盾的概念,蒙古族就不可以住在山东吗?
按《崇祯长编》,严云从攻击满桂是“西裔孽种,冒建高牙”,所谓西裔孽种,是说满桂为蒙古裔,有蒙古血统。而满桂抗辩时声称:“臣原籍山东兖州府峄县,以祖职世居宣府前卫……”,并没有正面反驳自己是蒙古裔的说法,只是强调自己原籍在山东,是一步步因功升上来的。所以说,满桂有蒙古血统大致是真的,这也不奇怪,明初有很多蒙古人留在内地,改为汉姓,并世代为明朝军户,满桂的先祖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要注意的是,“满桂”这个名字并非蒙古名,而是标准的汉名,即姓满名桂。其实“满”姓也不是什么稀奇的姓氏,如三国时就有著名的谋士满宠。又按鹿善继《鹿忠节公集》,他给满桂写信时称其为“满愫丹”,可见其还有一个字或者别号叫做“愫丹”,已经是完全汉化了。
综上所述,满桂应该是一个有蒙古血统,但世代长期居住在内地,早已完全汉化的明朝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