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朝有多黑暗？ 第1页

大概是明代前中期的威力加强版。

比如@Coldstream 列举了

1648年（清顺治五年），清廷曾下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其源头大概是杜大师，《明清史讲稿》里已指出其春秋笔法

满清的这一卧碑禁令实际上是顺治九年而不是顺治五年

从轴心时代（先秦）开始，学校就被视为议政、公论的公共场所之一

元代虽然已经出现官学化趋势，但其民间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形成了一股自由讲学的风气

地方书院讲学论道的历史，由元入明，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尽管中后期民力从朱元璋体制的蹂躏中恢复并且繁荣程度超过前代，仍因为学校的议政功能而屡屡遭到禁毁

朱元璋体制对华夏士民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很多因素在明代以前已有萌芽，但元明易代无疑是一个观念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刘丽文通过对比同一剧目的元刊本和明刊本，发现明代的君臣观已较元代有着巨大的变化

虽然元代官方也强调圣君忠臣的神圣秩序，例如对于岳飞的推崇

而在民间戏剧中，已经出现鄂王痛骂完颜构的桥段，让人大呼过瘾

但是进入明代，不仅批评不自由，甚至赞美也不自由，直接全面禁演君臣戏

影响和谐社会的桥段一律不能播，只能演正能量剧目

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1]

王国维先生对于元明易代导致的文风之变有一句经典的断言：元人生气，至是顿尽^[2]。那些活泼生动的嬉笑怒骂，那些在传统秩序下喷薄欲出的自我意识，就此烟消云散，登上舞台的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

尽管中晚明的风貌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观，但终究还是无法与元代相比

在元代曾有一位艺名叫“顺时秀”的艺妓，人称郭二姐，和当时的才子王元鼎互相爱慕。时任中书参政的蒙古人阿鲁温对她有意思，故作戏言挑逗说：“我何如王元鼎？”顺时秀答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3]于是阿鲁温便“一笑而罢”。阿鲁温身为国族蒙古人，高居宰执之位，面对地位低下的顺时秀的巧言相拒，只留下一个“一笑而罢”，何其畅快风流！

在华夏思想史上，从轴心时代迄自宋元，原儒（熊十力语）精神从未彻底偏离轨道。对“宋代皇权加强论”提出质疑的宋史学者王瑞来，更是指出原儒精神在两宋的复苏和进一步完善，并提出“宋元近世说”，认为唐宋变革出现的新现象成熟于南宋，完成于元代。

一些人为了替朱元璋洗地，把孟子事件说成晚明笔记小说编排出来黑我们伟大的“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的，比如这个回答

可事实上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完全堕落的单向式忠君，也在明代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变成了“常言道”的东西

在传统封建道德中，谋反谋逆被视为最大的恶，而至元代，对于谋反的惩罚已经降为历代最轻，脱离族诛的范围

从元代的政治实践中，也可窥见这一原则的普遍性，因酷爱孟子而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的廉希宪，就曾

八椿遣其子执送纽邻军奥鲁官二人，曰：「此曹已受浑都海重赏，欲举军应募，同行五十余人，已械系干州，宜并诛戮，以警余军。」两人者自分必死，公谓佐属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以东，保无他虑。今虽民心粗定，众志未一，反侧不安，乱何由息。彼皆诸军将校，彼军见其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今因其惧死，并加宽释，使恩出非望，必思効力，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椿。」两人者既得释，果大喜过望，切谕其属，使出兵効力。
巩昌帅府言，镇戎州有谋为不轨者，反形已具，连引四百余人。公详扣之，得首恶五人，诛之，余并原释。

元成宗年间，对于高仙道叛乱也是仅诛首恶数人

广西妖贼高仙道以左道惑众，平民诖误者以数千计。既败，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宪司杂治之，鞫得其情，议诛首恶数人，余悉纵遣，且焚其籍。众难之，察罕曰：“吾独当其责，诸君无累也。”以治最闻，擢河南省郎中

元代五朝名臣，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闻名后世的张养浩（取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意），认为民众为盗寇是因为饥寒所迫

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毋负张公。”

到了元末，并赦依旧屡见不鲜

所谓诖误者，在官方语境里就是不小心加入谋反队伍的良民，所以梁归智先生在读元史时有此种感受

这和《大明律》里的标准大明风格的族诛之法，简直云泥之别，虽然是完全描述性的法律条文，但那种痛恨人民造反恨不得杀光所有人的杀意仍然洋溢在文字之外，和上引永乐年间的限娱令里“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堪称交相辉映

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

虽然某些汉克思们一厢情愿地把猪爸爸想象成泥腿子的代言人，这和满克思把八旗说成是满洲人民解放军一样可笑，事实上，真正阶级史观时期的著作，却在通读《元史》后在前言里写道：就是说元朝统治者镇压人民还不够凶狠

明清易代，如顾诚所言，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由此，“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和“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这种在明代之前无法想象的反人类思想大行其道，大明计生委主任孙传庭和大清计生委主任曾格达迪也因此成为明清镇压农民起义的标志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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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对线实录

有位朋友提出了如下质疑

且不说我的回答里《元史》、《国朝名臣事略》、《青楼集》还有元杂剧剧本都算“二手观点”，这位朋友其实代表了一种很自以为是的释史倾向，这是一种类似于“天然的就是好的”的“反转基因”式的史观。我贴了古籍或者原始材料，我就更权威，你贴了论文或者专著，就是吃别人的剩饭，“二手观点”。

那个给孟子事件洗地的回答不就是用的所谓的“史料”吗?从一堆材料里挑选一个质疑的古代学者（谈迁）的反驳观点，然后得出孟子事件乃明末人士子虚乌有（实际上万斯选的反驳更严密，但回答者可能不知道）。你觉得论文或者专著是“二手观点”(不否认有一些确实很水)，但一般都汇集了这一论题下的不少材料，你觉得有问题，指出来就是了，只敢在形式上做文章也太怯懦了吧?

另外，我贴的这个文章只是作者硕士论文观点的缩减版本，他认为推测性的地方，主要是朱元璋删减孟子的背后缘由(其中观点其实不利于拿孟子事件抨击朱元璋的人），哪里指出了孟子事件本身是推测性观点了?

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句话我故意没有明说作者，就是知道你们有一种观点，这不是杨嗣昌说的，所以我大明无罪。没错，这段时期的史料弄混了杨文岳和杨嗣昌，但前后文明说了是追捕张献忠，怎么，张献忠不是明朝人难道还是清朝人?还是说，你觉得李馥荣在满清生活过所以不可信?

贵明高皇帝，作为劳苦民众起事，最后是怎么评价农民起义的:

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自睹。(《御制大诰三编 造言好乱第十三》)

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五，《与元臣秃鲁书》）

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餋民之道十有四年（《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

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忽妖人倡乱，海内鼎沸，当是时出师者将非不勇，兵非不众，城廓非不坚，器械非不利，终无成功，妖人愈炽，遂致豪杰并起，此天运昭然，不言可见（《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 ）

起义反元的都是好作乱的愚民，妖人，暴兵，所以猪爸爸的大明律制定了历代最严厉的造反刑律，把你们这些敢起来造反的刁民杀个精光光。

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宁可饿死，也不能起来造反?（毕竟自己家人受饥受瘟而死都能说成“承平之乐”）

贵明死到临头了，还要拖一把农民军下水，最后贵明最反动的士绅阶层和满洲贵族联合，把中国人民打入万劫不复之渊。贵明作为淫妇，贵明精神奴才却想要把责任全怪到奸夫头上，岂不谬哉！

参考

1. ^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2. ^ 王国维《宋元戏剧史》，第十六：余论
3. ^ 夏庭芝《青楼集》、黄学衰《青楼集》皆有载；这种故事背后的社会因素，查洪德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元代文学通论》上册第一章第三节“等级观念之弱化与文人独立品格之形成”中有详细论述，在此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