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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缺铜?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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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铜的又不是明朝一个,历朝历代都缺铜。这也是为什么铜在中国会被拿来做钱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铜因为较贵(又比金银量大便宜)才具有货币等价物的价值。

中国历来就是缺乏金银铜这类金属矿的国家。

因为缺铜,当货币不足时,汉代起就开发了铁钱,而商品经济较盛的宋朝更是大量使用铁钱。不仅使用铁钱,更发明了交子,也就是纸钱。然后比宋更缺铜的金朝大量使用了纸鈔,直接影响了后面元明两代使用纸钞。

要不是明代起大航海时代到来,大量外国白银涌入中国,钱荒在中国必然会长期存在,也因为白银涌入中国,才使中国在明清形成了银本位,勉强解决了一部分铜币不足用的难题。即便如此,到了乾隆后期,铜矿更加匮乏,铜价上涨,导致铸钱不仅无利可图,还亏本。各官方铸钱局关闭,市面上铜钱不足闹钱荒。因此,这就引发了地方私铸。

收藏铜钱的人比较明白,清朝私铸钱多数较官钱小,而且薄,铜含量少,掺了很多锡铅土砂。很多是将官方制钱重新熔了,毁一文化为鹅钱七文。这些钱虽然质量不好,但在钱荒的前提下,也能满足一定的流通需求。光绪年间以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灾区,禁都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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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铸钱少不仅仅是缺铜的缘故,原因也十分复杂,和宋代以来的经济、货币趋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不仅仅是明代缺铜,而是中国一直就是贫铜国。

所以,要想回答“明代为什么铸钱少”的问题,还是得从宋代开始讲起。

一、宋、金时期的铜钱

宋代铜产量较唐代而言,无疑是大幅度上涨的,到神宗年间达到巅峰,其后铜产量逐渐下降。宋代铜产量的突然上涨和韶州铜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宋代铜产量的降低也并不是完全缺铜的缘故,相反主要是铜生产成本逐渐增加的缘故。这样一来,从事铜生产的经济利益也就势必降低,从而影响了民间找矿、开矿的动力。[1]

宋代铜钱的铸造量确实为诸朝之冠,但与此同时,宋代铜钱外流的现象也非常严峻。南宋后期随着政府财政压力增大,货币流通日趋复杂,铸钱数量就已经开始减少。此外,铜钱还大量窖藏、出口海外,就出现了铜钱危机的现象。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纸币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提高。

金代立国后,一度实行铜钱本位政策,但是金国境内并不富含铜矿,而且金代铸造工艺并不高,政府开支日益也大,民间私铸成风,所以金国也发行了一种以铜钱为基准的纸钞——交钞。到章宗后期,金国发行的交钞已经取代铜钱成为金国的主要货币。[2]

有人对金代铸钱水平并不高的说法持有异议,那我在这里重新补充一下。之所以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代的铸钱成本太高的缘故。而且金代在缺铜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广铸钱,如此,势必导致铜钱质地下降。[3]

《金史·食货志三》:(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

二、宋、金时期的白银和纸钞——“白银货币化”?还是“货币白银化”?

除了纸钞外,白银逐渐在经济领域上大行其道。“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在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历史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

李埏、王文成认为“白银货币化”是贵金属商品银发展演变成白银货币的过程[4]。万明那是白银如何从贵重商品转为完全货币,从不合法货币转为合法货币,如何成为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如何成为主要货币的过程。[5]

总之学界争议颇多。有鉴于此,王文成后来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白银货币化”是指宋金时期,白银变成货币的过程;“货币白银化”是指白银从货币之一变成主要货币的过程,这点从金代开始。[6]而邱永志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货币白银化”是金元开启,到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完成的。[7]

不管如何,金代时期,白银的货币功能得到了很大发展,甚至承担了一部分纸钞价值基准的功能,与钱兼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铜钱的流通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到金末,由于铜钱流通危机的加深,纸钞贬值加剧,纸钞的价值基准转向白银更为厉害,很快白银日益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至于蒙古汗国(或元朝),由于其世界性帝国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在对外接触中(尤其是中亚),逐渐侵染了使用金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习惯,很快蒙古统治者也在中国境内也大肆掠夺搜刮金银。同时由于连接东西方商路的畅通,当时很多中国的白银甚至还流通到了中东。

元代除了白银得到了很大发展外,纸钞的流通规模也不能忽视。那为什么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要积极推行纸钞呢?要知道宋、金两朝的纸钞发行最后都走向了失败,为什么他还要选择要发行有很大风险的纸钞呢?

高桥弘臣认为忽必烈推行纸钞的目的之一是削弱汉人世侯、蒙古领主的既得利益,确保财政的集权化和统制的均一化。而白银由于大量流出国外,显然无法承担这个任务。至于铜钱,不但铜矿资源缺乏,开产成本也高,流通范围也变小了,所以也不太值得考虑。[8]

三、朱重八的纠结——铜钱还是纸钞?

元末,元朝重蹈金朝覆辙,货币秩序几乎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末群雄纷纷重新用起了铜钱,毕竟这东西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朱元璋也不例外。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开始铸钱,正式回归铜钱制度。一年后,宝源局铸钱数量便从431万文上涨到了3791万文。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下令铸“洪武通宝”,此后几年内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了铜钱制度。粗略估计,当时每年铸钱数量大概是2亿文。

但是,洪武八年,朱元璋转为发行“大明宝钞”,同时禁止金银的流通,看上去,铜钱制度几乎可以宣告失败了。那为什么朱元璋要发行纸钞呢?《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对此有说,简单来讲三点:1.缺铜;2.铸造成本高,劳民伤财;3.私铸问题,屡禁不止。但邱永志认为,朱元璋此举也有着弥补巨额财政开支不足的因素在里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对明代铜钱的化学成分展开了测定。这批学者共检测了101枚明代铜钱,各年代都有。平均下来,含锡量在6.19%—14.20%之间,含铅量在6.77—21.20%之间。从洪武到崇祯这两百多年,铜钱含铜量总体却呈下降趋势。[9]

继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后,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正式宣布“禁钱”,关闭全国所有铸局,并禁止所有类型的铜钱用于民间交易。这项政策的出台,看似是朱元璋针对南方“重钱轻钞”的现象而发。但邱永志认为朱元璋“禁钱”的背后,还有其他缘故。

四、“洪武货币秩序”——禁得了一时,禁不了一世

檀上宽认为明初的宝钞政策,其目的和“江南重赋”政策类似,是为了打破淮泗集团、江南士人、富民地主构成政权的地域封闭性,简单来讲,就是为了打击南方势力豪强,而试图建立全新的中央支配的经济政策。

邱永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洪武货币秩序”的概念,认为洪武中后期明朝政府推广单一纸钞制度,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各项制度的展开,尤其是政权推广、财政匮乏、地域不均矛盾、贫富阶层矛盾等文体息息相关。

茅元仪[10]和《明史》纂修者认为,朱元璋禁金银的举措是为了保持国家本色的富足,并不只是处于货币制度上的考虑。

洪武货币秩序主要有以下几大内容:推广单一纸钞制度、禁止金银流通、禁止铜钱流通、确立官方折价体系。[11]

1.金银之禁、铜钱之禁的失败

但无论是禁金银,还是禁钱,到宣德、正统年间均有放松,到天顺以后,基本失败。明代的国家强制政策并没有完全阻挡历史的进程,源于民间自下而上的变革,逐渐宣告了“洪武货币秩序”的崩塌。

朱棣即位后,虽然重申了金银之禁和铜钱之禁政策,但就从史料记载来看,永乐一朝,民间使用金银、铜钱的现象也没有完全禁绝,相反,朱棣为了表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还有强力恢复太祖旧制的趋势。

此外,尽管永乐年间曾有短暂的开铸铜钱的案例存在,但那主要还是为了赏赐朝贡国所用。宋元以来,中国铜钱大量外流,成为周边国家重要的货币,明代自然也不例外。宣正年间,由于一致没能完全彻底在国内禁止铜钱的流通,于是开始在个别地域放开钱禁,有限度地允许铜钱流通。

《明英宗实录》宣德十年十二月戊午条: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奏:“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乞照律条,听其相兼行使。“从之。

2.钞法的失败

明代单一宝钞制度自推广伊始,便存在着诸多漏洞,主要有五点

(1)发行机构地位起伏不定,有下降的趋势

(2)钞库设置迟滞、随意,新旧钞倒换不易。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在宝钞流通管理上存在的很大随意性。

(3)面额设置存在漏洞。有100文、200文、300文、400文、500文、1贯的,后来曾发行10文至50文的小钞。起初朱元璋的意思是大额用钞,小额用钱。但废止铜钱后,竟然也没设置10文以下小面额的宝钞。

(4)配套发行措施严重缺失。大明没有宋代的界兑制度,也没有仿照宋元设立钞本制度,在统治腹地设立平准库和行用库,更没有不直接支用料钞的谨慎规定。

(5)宝钞支多收少,收支失衡严重。

黄阿明认为宝钞体制暴露了明朝统治者敛财的目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宝钞的流通完全靠政府强制性的政策,其失败自然也只是个时间问题。[12]

3.宝钞的急剧贬职与政府的增税回笼

大明宝钞自发行以来,便出现了严重的贬职情况,几乎沦为废纸。对此,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也出台了增税回笼的政策,试图控制宝钞发行问题。但增税回笼政策,只能解一时之急,用不了多久,仍然会出现钞法迟滞问题。

增税内容数额庞大,虽然一度疏通钞法,但也使得民间经济遭到了严重打击。很快,民间交易逐渐返回到使用实物货币的趋势,呈现出多种货币共存的局面。

五、“货币白银化”

明代统治者关于金银的使用上,其实有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禁止金银流通,另一方面却在个别领域允许金银的使用,比如田赋折银,差发征银,金银课税,课程、赃罚折征银,赃罚输银,赏赐金银,国家出银采买粮食、马匹及纳银中盐事例等。

到宣正年间,政府赋役制度领域的折银开始制度化,到正景之际,公私用银迅速扩展开来。主要体现在皂隶折银和南方税粮折银方面。

尤其是南方税粮折银这块,周忱在江南地区进行了意义重大的赋税政策改革。“金花银”作为一种高品质银,开始在田赋领域内定额折收。

对于这一阶段赋税折银的意义,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森正夫认为南方税粮折银是为了减轻高额官田正赋的手段。唐文基认为减轻了官田承纳者的负担。刘志伟认为其背后有着官吏自身利益追求、贡赋体制的财政背景。万志英认为是国家试图从民间私人手里掠夺金银进入国库。

总而言之,从宣正到嘉靖年间,明代财政折银规模在不断扩大,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边镇粮饷这样重要的财政支出领域,对白银的依赖越来越重。

另一方面,由于宝钞的失败,钱禁政策也变得不断松弛,民间私铸成风。成化元年,明代政府重新开始重视铜钱问题,试图整顿铜钱问题。不过当时并没有重新开铸铜钱。

弘治年间,孝宗决定重开铸局铸行弘治通宝。当时就有人上疏反对,认为铸钱耗费钱财,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然铸钱会导致私铸横行的问题。结果,历史的进程果然如此。万志英认为弘治钱铸造的失败,标志着私铸钱基本上取代官方制钱成为交易媒介的现实。[13]到嘉靖初年,私钱基本全面占据全国市场。

世宗看到这种情况,也决定再度整顿钱法,也恢复了铸钱。但和孝宗一样,嘉靖二十年,工部上奏说得不偿失,请求停止,世宗从之。

可以说,明代当时货币的主导权已经完全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曾经广泛流通铜钱的地域,比如江南开始出现铜钱消退,白银成为当地主导货币的现象。福建、广东等地也开始步江南后尘,开始排斥铜钱的使用。在这些地域出现了“银进钱退”或“银钱并行”的格局。 [14]

六、白银时代的到来

白银逐渐成为民间的主导货币后,也逐渐出现了白银存量不足的问题,以至于隆万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即郭子章所言的“银贵物贱”。

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商业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嘉万以来,中国以广州、澳门为中心,形成了东至日本、美洲大陆,西至印度、欧洲的庞大贸易网。东南及沿海地区的丝绸、丝织品、瓷器、棉布等手工业品大量销往海外,导致海外白银大量内流

因此,明朝政府一方面大肆开采银矿,另一方面仍然试图铸钱以弥补通货不足。张居正执政后,他就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铸钱计划,但没几年便宣告失败。不过此后,神宗仍然偶尔铸钱,以作财用。

总而言之,随着白银成为货币中的主币,明代官僚士大夫也开始认识到白银和铜钱之间的关系——“银母子钱”,接受了白银成为主币的客观现实。以万历一条鞭法的推行为标志,更大规模的白银卷入了贡赋体制领域。

七、总结

现在回到“为什么明代铸钱少”的问题,最根本原因还是铜钱的地位日益降低(与缺铜有着密切联系),从而使得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缘故。在此过程中,明朝政府对于铜钱的管控也逐渐失控。当然纸钞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参考

  1. ^ 徐东升《宋代铜产量变动分析》
  2. ^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3. ^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4. ^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
  5. ^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
  6. ^ 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7.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8. ^ 高桥弘臣《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9. ^ 赵匡华 等《明代铜钱化学成分剖析》
  10. ^ 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八
  11.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12. ^ 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
  13. ^ 万志英《财富之源:中国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1700)》
  14.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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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这么讲。在当时的背景下。一人兼任多个藩镇首领是常规操作。比如王宗嗣。曾经任安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看账面实力的话。卧槽。从哈萨克斯坦到山西,所有边军全归这哥们一个人管。然后呢?不也没出事嘛。

安禄山任三镇节度使。看起来很屌。其实他也就是在范阳和卢龙两镇树大根深。任河东节度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让河东军打蛮子。安禄山做得到。但是让河东军南下。安禄山并没有那个控制力。叛乱以后的河东军也印证了这一点。

至于说为什么给安禄山干了三镇节度使。是因为即便如此。安禄山也并没有挑战中央的能力。老皇帝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老皇帝可能是懒政、怠政。但并没有老年痴呆。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石乐志。搞起了一件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功的叛乱。

然后结果就是老皇帝一通神级微操。把半年可以搞定的事情拖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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