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历史中，有哪些人和事值得我们铭记？ 第1页

我们的火箭，叫长征

2021年，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已有51年，距中国工农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已有85年。

从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到凄苦惨烈的湘江之战；从飞夺泸定桥的惊心动魄，到雪山草地的绝境求生；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百万敌军如乌云蔽日，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先有“洋顾问”胡乱指挥导致军事失败，更有野心家阴谋为体最终分裂中央。

没有人能想到，这群衣衫褴褛的年轻战士能够以无上之智勇，跳出反动派的层层合围，最终抵达陕北。

没有人能想到，这支曾经面临失败、分裂的队伍，居然愈挫愈勇，越打越强，不仅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更是在短时间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逾百年的“三座大山”，打败了曾经欲置红军于死地的反动军队——没有它们，对中国人民很重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因此，我们的运载火箭，叫长征。

1897年，俄国宇航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了火箭公式；1926年，美国人戈达德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液体火箭发射试验；1942年，德国人冯·布劳恩主持研制了现代运载火箭的鼻祖——V-2火箭。

而中国的航天事业，则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从1957年开始，新中国的科研人员在钱学森同志的带领下，对苏联援助的P-2火箭展开了全面学习和仿制，而P-2火箭则是德国V-2火箭的改进型。

在另一条战线上，王希季等同志主持的T-7系列探空火箭则从零开始研制。

这枚完全由中国人研制的火箭，发射条件却是意想不到的简陋：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没有吊车，就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加压；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没有固定掩体，王希季甚至要站在麻袋后面指挥发射。

1960年初，中国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发射成功，最大飞行高度8千米。首飞成功四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参观时激动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小小的一枚探空火箭，8千米的射高，也许就是中国航天“长征”的起点。十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正是由王希季提出方案并主持研制的。

今天，我们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不仅可以达到200千米的高度，还能把航天器送到月球、送往火星。

太空响彻东方红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叫东方红，中国在浩瀚太空中发出的第一个音符也是东方红。

为了这一颗东方红，为了这一声东方红，中国航天人付出的同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苏联和美国的火箭在太空中碰面，都会用德语打招呼，意思是这两个航天超级大国的火箭技术，都来自于德国的V-2火箭。而通过学习苏联版本的V-2火箭，我们也摸到了蹚过航天发射这条大河的第一块石头。

但对于人造地球卫星而言，我们甚至没有石头可摸——没有任何实物可供参考。

而世界各国的第一颗卫星，下场都不是那么好：美国的探索者1号卫星因为选择绕转动惯量最小轴自转，上天之后在柔性天线的扰动耗散下很快“倒台”，在轨道上翻滚起来。法国和日本的第一颗卫星也很悲催，一颗上天以后被“冻死”，一颗被“热死”。

中国比美法日的科技基础都差，我们的东方红上了天能行吗？一切都需要通过地面试验证明。

试验是体现航天超级大国们“土豪”程度的好机会：苏联可以在7天之内连续发射多枚运载火箭，因为苏联航天之父科罗廖夫希望在真实环境中把设计问题暴露出来，而非地面试验。

为了设计登月火箭土星五号，仅就土星五号的一级发动机F-1的一个零部件，美国就试验了2000次，而且在每一次试验中，每一秒就要烧掉2.6吨的燃料和氧化剂。

中国不是超级大国，甚至不是发达国家，在被反动势力蹂躏了一百多年后，我们的人民摆脱死亡线也不过十数年，这注定了当年的我们不能像超级大国一样“有钱任性”。

东方红一号卫星为了播发《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需要在入轨时让携带的四根拉杆式短波天线随着卫星的自转展开到3米。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仿真计算能力缺乏，只能做试验确保设计可靠。

但首先要有实验室——东方红一号的天线试验是找中科院力学所借了一个仓库进行的，模拟卫星自转的转台也是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东方红一号的自转速度达到每秒钟两圈，一旦试验中天线意外飞出很可能伤到试验人员，因此大家就地取材，用仓库中废弃的包装箱盖做“盾牌”，从盖子的缝隙中观察试验，有的年轻同志更是直接爬到房梁上进行观察。

一次失败，两次失败……大家边失败边分析，边分析边改进，边改进边试验，最终经过多次迭代修改，东方红一号的天线难关终被攻克。

51年前的4月24日，浩渺广宇第一次传来了东方红之声。

51年后，东方红一号的传人们已在苍穹之间镶满了中国星，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航天超级大国”们有的，我们都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会有。

而东方红一号，依然在那条轨道上，静静地航行，见证着中国星的传奇。

一直在路上

这几年，在航天业界，一个叫马斯克的名字总被提及。

这位“钢铁侠”不仅拥有那个总是“刹不住车”的特斯拉，还拥有主营轨道发射的SpaceX公司。中国航天在这几年一直被人与这家公司相比较，毕竟他们能够做到火箭回收，还能进行载人发射，似乎中国人努力了几十年，不如一家私营企业几年的成绩。

有人说，航天的赛道上赢者通吃——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毕竟马斯克的SpaceX在近些年确实垄断了国际航天发射市场。

只不过这是在美国当局以法案形式禁止中美航天合作的基础下取得的。只要你的卫星上面有一个元器件是美国的，那你的卫星就不能交给中国火箭发射。至于中国卫星想用美国技术，那更是不行。

要知道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航天的国际发射已经走入正轨，开始获得更多本属于美、俄、欧等航天旧势力的订单。

作为目前唯一的航天超级大国，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天技术出口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卫星，或多或少都能找出“美国制造”的元器件来。

如果这段历史过于久远，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两年美国是如何无端制裁华为的——中国航天受到的制裁要严格得多。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中国航天被事实上禁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

航天是全产业链竞争，也是全人才竞争。

SpaceX能做到火箭回收，当然有其创新之道，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火箭回收复用所需要的长寿命发动机技术和相关复用尝试，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著名的航天飞机就是为了“重复使用”、“降低成本”而诞生的，虽然事与愿违。

至于载人飞行，今年4月12日正是人类首次载人太空飞行60周年纪念日。在这60年间，苏美两国的近地轨道载人技术早已炉火纯青，以至于美国人不认为近地空间飞行还是个问题，可以通过竞标发标的模式交给私人公司来做。这与航天超级大国不计成本的“土豪”投入分不开，也与“土豪”投入之下产生的大量航天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分不开。

美国人可以禁止中美航天交流，也可以禁止航天技术转移，但他们禁止不了中国航天的发展。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拿出世界先进水平的卫星与美欧“友商”同台竞技，并获得订单——从火箭到卫星，完全的中国货。

60年前，我们还在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努力，我们的科研人员还要站在麻袋后面，包装箱盖后面进行艰苦的试验。我们没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基础，但是我们有制度优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学得快，做得快。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随着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增大，中国航天的长征终将抵达世界领先、造福人类的终点。

万里长征，东方已红，我们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1] 人物|一位白族科学家的初心使命[EB/OL]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90804/t20190804_524717873.shtml
[2] "东一"背后的青春丨第四期：4根短波天线的故事[EB/OL]
https://www.sohu.com/a/391995025_71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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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石豪

在中国载人航天史上，有两个超级英雄值得大家铭记

大家应该清楚中国第一批航天员，有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景海鹏、翟志刚、刘伯明、张晓光和刘旺等人进入过太空。

第二批航天员就是刘洋、王亚平和陈冬等人进入过太空。

但事实上我国真正的第一批航天员只有两人，吴杰和李庆龙。

1992年9月21日，我国载人航天项目正式立项，随后的1995年我国第一批航天员也选拔完毕，就是当时从空军优中选优的两位飞行员，两人前往俄罗斯加加林太空训练中心受训。

受训期间，吴杰获得了联盟飞船指令长荣誉，这是整个加加林太空训练中心唯一一次将这个称号授予非俄罗斯人。这里培养了数百名航天员／宇航员，可见这个质量有多高。而李庆龙则是杨利伟的训练老师。

中国在培养自己的航天员时，全靠这两位，把所学到的知识本土化，选拔和训练了中国两批航天员，建立起了中国一整套的航天员训练体系。

但可惜的是，这两位特殊的航天教练员，却一直在幕后为之做出贡献，从未进入太空。

因此，当大家看到我国载人航天创造辉煌的时候，也请不要忘记这两位伟大的身影。

还要向中国第一批和第二批至今没有机会执行任务的8位航天员致敬，他们是，

第一批：陈全，潘占春，邓清明，赵传东

第二批：蔡旭哲，叶光富，汤鸿波，张路

立正，致敬！

美国华盛顿NASA总部，绿光电脑屏前，50岁的法夸尔偷偷修改了一条卫星轨道。

150万公里外的太空中，一颗即将退休的卫星，骤然点火变轨，借助地月引力，弹向更远虚空。

虚空远处，哈雷彗星正穿越76年轮回，向地球飞驰而来。

欧洲、苏联、日本为此发射了8架探测器，组成浩荡的哈雷舰队。

NASA削减预算，无钱参与，法夸尔才被迫先斩后奏，偷一颗卫星观测哈雷。

那颗老旧卫星，最终在1986年与哈雷相遇，并成为人类第一个飞过彗尾的飞行器。

此时，地球上的人们已可用肉眼看到哈雷。

西方媒体掀起哈雷热潮，东方中国则反应沉闷。

武汉电视台拍摄了一部15分钟专题片《欢迎你，哈雷彗星》，因资金不足，导演把图片从书上撕下，用手旋转，演绎天体运动。

青岛观象山上，窗棂破败的天文台终于有了访客。人们站在刺骨海风中，望向暗夜星辰。

其实，天文台编制早已撤销，只剩下不愿离开的老台长和刷着旧漆的天文望远镜。

老台长为恢复编制，向中科院力争，要来哈雷观测工作。

中科院给他安排了7名助手，7个人却因赶上单位分房，一个也没到场。

老台长只能深夜观星，发动妻子熬夜记录。

在杭州，当年参加高考的吴晓波，晚上想看哈雷彗星。父亲训斥：彗星重要还是高考重要？

吴晓波失落地看眼星空，回屋备考，并发誓一定要离开家乡杭州。

哈雷彗星缓缓划过苍穹，76年物是人非，但愿意远望星空的人依旧不多。

只有偶然抬头的人，才能听到星辰间的旋律。

在青海，诗人西川，深夜在高原小站等车，写下那首《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西川望星那年，北京天文台助理研究员南仁东，前往荷兰天文机构当访问学者。

他级别不够，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东欧，前往荷兰。

一路海关盘剥，索要贿赂，没到荷兰，路费已不足。南仁东在东欧小国下车，到商店买纸笔，在路边卖画。

他画着许多陌生面孔，心里装着满天星辰。

在欧洲另一端，日后的嫦娥之父叶培建，留学结束，准备从瑞士归国。

此前，他去日内瓦的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总部参观。大厅内，各国都摆出最骄傲展品。

中国的展品是景泰蓝花瓶，而美国展品是一小块月岩，而且摆了几十年无人超越。

他念念不忘月岩，南仁东念念不忘星星，而当年那些兴奋眺望哈雷的人，大多已低头，忙碌繁乱人生。

哈雷远去，九十年代喧闹到来。1993年，西川30岁，诗句已变成“我无法叫大雨停住”。

那年开年，央视经济频道成立，那年结尾，《公司法》颁行，没什么比钞票更有魅力。

追星星的人已寥寥无几。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东京召开，提议建新一代大型射电望远镜。

南仁东听到了消息，他想起了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时那一片浩瀚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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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天，南仁东开始在国内选址，筹建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同事推荐他去贵州，遥感图像显示，那里有大量喀斯特洼地，可省下挖掘成本。

北京到贵州绿皮火车要50小时，南仁东团队晃晃悠悠坐了十年。他们翻越一座座西南大山，寻遍上百个山谷。

大雨常不期而至，山洪在索桥下咆哮，有时密林无路，他们就用柴刀劈路。

大山中的村民迷惘地望着来客。

最开始的传言是“有矿了”，后来变成“发现了外星人”，山外对他们来说即太空。

11年后，他们翻越山梁，终于来到克度镇的绿水村。

那是一个洼地中央的小村，几排灰瓦木屋，只有12户人，不通水不通电。

五十多岁的南仁东，恍然站在洼地中间，沉醉半晌，说“这里好圆”。

中国天眼有了落地之处，南仁东回京，开始四处推销他的天眼梦。

他跑遍了中国大学，立项计划书有3厘米厚，他频繁参加国际会议，外国专家笑称：他英文不好，但想要什么说得特别清楚。

为了增加社会影响力，他还上过央视《百家讲坛》。

满身风尘的老人，戴着墨镜，用吉林普通话，向观众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

他知道追星人的处境，曾对友人悲沧地说，“在这个满地都是黄金的年代，我这些学生在看星星。”

同样面临黄金和星星抉择的还有叶培建。

南仁东翻越贵州大山时，叶培建正在深交所，设计卫星通信网络。

工程完成后，深交所股票交易过程缩短到1秒以内。

1995年，深交所曾想以年薪40万聘请叶培建，但被谢绝。

2007年，嫦娥一号升空，叶培建离难忘的月岩又近了一步。整个项目耗资，相当于在北京修两公里地铁。

同一年，中国天眼工程在克度镇绿水村奠基。

项目获批时，南仁东在办公室放起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音乐声中，他让助手朗读了麦哲伦出发前对船员的讲话：

我们将开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航行。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葬身大海，不可能所有人都回来。
但是，我们将会证明，地球是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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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嫦娥3号在西昌发射成功，叶培建说，我们不光要追GDP，还要追索星空。

那次发射，刘慈欣受邀参观，回程路上，他在停车场遇到一群来参观的小学生。

我相信，未来这群孩子中，一定会有人去月球旅游，甚至长期生活在那里。

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启用。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领先国际二十年。

直径500米的射电望远镜，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高空俯瞰，如同白色巨锅，完美嵌在山谷中。

媒体比喻，如果用它炒饭，地球上每人可以分到4碗。

它真正用途是用来倾听宇宙。

天眼可用来寻找脉冲星，那些星星藏着宇宙的奥秘，也是有一天人类走出星海的坐标。

电影《流浪地球》中，地球出发便是因天眼示警。

天眼启用那日，南仁东从北京飞到贵阳，老人当时已身怀癌症。

过去二十年间，他曾是这里最忙碌的人，他熟悉每一块山石树木，熟悉每一位村民工人，因去工地太多，工地流浪狗也与他亲近。

患癌后，家人让他在京郊静养。学生去看他，说终于过上清闲日子。他沉默半晌，说“像坐牢一样”。

最后看天眼那次，他拒绝所有搀扶，走到天眼边缘。流浪狗跟着他，夕阳缓缓沉落。

一年后，南仁东去世。去世同天，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发出最后一个讯号。仿佛他们一起结伴，远行星海。

人世间，车马如故。

天眼工程边的克度镇，粗糙霓虹灯牌已经挂起，大量酒店以天文命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拢此地，仰望星空。

我们的生命或许短暂如尘，但梦想可以飞驰很远。

2017年10月10日，天眼在调试中发现两颗新脉冲星，这是中国首次发现脉冲星。至今，天眼已发现超过100颗新脉冲星。

那些来自宇宙深处的旋律，终于被我们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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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gchengwu 网友的相关建议: 
      

同 @太空精酿 的回答一样，想说值得铭记的是英雄的航天员大队第一批航天员中那些默默等待二十年却无缘飞天的英雄。他们经历了二十年的刻苦训练，一次次成为备份航天员，却因为几分或零点几分的微弱差距与太空失之交臂，一次次等待、一次次擦肩而过、一次次整理心情继续坚持训练，而最后却因为年龄原因转岗或退役。

其中有上面回答中介绍的我们两位航天员教员，作为921工程中最早的两位航天员，他们赴加加林训练中心训练，一年时间学完四年的航天员课程，拿到了联盟飞船驾驶资格。归国后带领其余12名航天员训练，最终一次次目送自己的学员翱翔太空。

18年开始，这些之前高度保密的名字渐渐解密，而我们终于在航天员大队成立二十余年后，能够了解到这群默默奉献的英雄的名字和相貌。他们，也是一样是航天英雄！

合影：

1.李庆龙 航天员教员，921工程最早的两名宇航员之一。

2.吴杰 航天员教员，921工程最早的两名宇航员之一。

3.陈全

4.赵传东

5.潘占春

我们也终于知道了当年第一批航天员中每一个人的名字：

第一排左起：邓清明、聂海胜、杨利伟、吴杰、费俊龙、赵传东、翟志刚

第二排左起：刘旺、景海鹏 、刘伯明 、李庆龙 、陈全 、张晓光、潘占春

谨以《祖国不会忘记》向他们致敬！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
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
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
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
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
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
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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