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爆发了丧尸危机，那会是什么样子?（看简介）? 第1页

1、有部分论文提出，最早的人体丧尸化记录，可以追溯至北宋时期逍遥派分支天山灵鹫宫对“控制生死的符箓”技术的研究。虽然现存文字记载都将这一早已失落的武学技术描述为暗器术的一种，但根据近年考古发现的——尤其是被认为是著名“天山的儿童婆婆”继承者的无名男性墓中出土的文献似乎推翻了这一结论。有学者在研究上述文献后提出，文献所描述的“控制生死的符箓”是一种结合了古代寄生虫研究成果的丧尸制造、控制和治疗技术，与后世被称为“三具尸体惹恼神明”的神秘药物存在技术上的传承关系——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则表明相关技术在北宋中期即已成熟并投入运用，而中华文明关于丧尸的研究历史要继续向上追溯。而质疑者则认为这还需要更多的实物证据，否则，上述论断就和直言“传说里越女打倒范蠡一千名护卫是靠利用丧尸病毒让士兵互相残杀”一样是无稽之谈。

2、与上述研究的争议和不确定相比，对蒙元帝国的考古发现则提供了相对丰富和明确的证据证明在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征服和扩张中，蒙古军队曾经数次动用过丧尸作为围困并攻陷敌方城市的最后手段——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襄樊保卫战。有文献表明，虽然坚守数十年后依然失败身死，防守一方的实际领导者郭靖曾经成功利用丧尸失控挫败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并导致当时的蒙古军队领导者孛尔只斤·蒙哥的死亡。这场战争的后续影响间接导致了蒙元帝国放弃丧尸军队，与之相关的技术也被封存销毁，相关记录再次出现则是元末政治势力之一的汝阳王府在干预民间反抗活动中使用了某种能令人丧尸化的药物（参考《古刹之殇——“敏敏特穆尔屠少林寺”一案考》）。

2.1 较早于郭靖活跃时期的著名武术家、毒理学家欧阳锋在其侥幸留存至今的个人笔记中，提到其从某种野生蛇类毒液中提取的毒药具有导致中毒生物发狂周围同类，迅速致死并在血液中形成同种毒药不断传播的效果——如果这是真的，显然他在野生蛇类的身上发现了某种丧尸病毒的原型。根据他的记录，这种毒药曾被他用来杀死过一片海域的所有鲨鱼。而在另一篇笔记中他提到，与其同时期活跃的著名武术家、音乐家、文献学家、数学家黄药师，在其私人岛屿上训练了一批失去不会说话、不知疲倦并且驯服的“仆人”作为可驱使的劳动力。他在笔记中表示，虽然黄药师称那些仆人只是一些被毒哑和驯服的罪犯，但他怀疑黄药师很可能使用了某种邪术或秘药将那些人变成了仅仅看起来是人的生物（僵尸）。有趣的是，在蒙古族中流传至今的“铜尸与铁尸”传说里，曾经作为郭靖导师的江南七怪人所遭遇的丧尸陈玄风，正是由黄药师逐出师门的弟子，而制造这个丧尸的则是另一个被逐出师门的弟子梅超风。江南七怪人和铜尸铁尸的真实性不可考，这个传说或许反映了宋末元初蒙古地区部落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敌视和恐惧。

2.2 和欧阳锋相比，同时期的另一较少为人所知道的门派“古墓派”似乎将原始丧尸病毒的研究导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一门派并没有把研究重心放在丧尸瘟毒的武器化上，而是试图通过改造瘟毒另起能对人体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提高体质和延缓机体衰老。而且与欧阳锋不同的是，她们（这一门派主要由女性组成）选择了野蜂这一迭代更迅速的载体作为培养和改造原始丧尸瘟毒的途径，而门派成员自己则是试验品。尽管当今的道教团体对此讳莫如深，有证据表明最早开始这一方向研究的王嚞（同时也是全真教的创始人）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或者也存在政治观点的分歧）与其红颜知己林朝英决裂，将古墓派及其研究成果留给了后者——或许是早期这一方向的研究并不顺利，导致了王嚞的英年早逝。而根据后来的历史记录，古墓派显然部分取得了她们想要的成果——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查良镛博士《神奇的巨雕，令人艳羡的眷侣》中对南宋末武术家杨改之夫妇后期活动的考据。

2.3 关于《葵花宝典》残卷流传历史的研究近期引起了新的关注，青城派很可能确如其始终宣称的那样，不应当直接为“福威镖局灭门案”负责。福州大学历史系对新发现的《辟邪剑谱》原物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文物上曾经附有可作为某种原始丧尸病毒载体的真菌孢子。有学者猜测或许丧尸病毒才是导致这场被福州地方志载入的惨案的罪魁祸首，更有民间研究者提出，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惨案，与当时江湖团体参与争夺该物品导致封装破坏发生病毒泄露有关，而该特殊亚型的病毒需要割除男性下体来抑制病毒感染。但在本刊咨询相关人士的时，福州大学表示文物原件已经提交当地疾病控制部门暂时保管，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支持诸多猜测。

3 以上只是有明确考古发现或文献佐证的丧尸记录中的一小部分。而在此之外，某些地区也流传着古代丧尸的传说，比如湖南湖北等地自明末清初流传至今的天宁寺宝藏传说，即讲述了在失落的天宁寺地下，被丧尸瘟毒污染的宝藏是如何让一群江湖人士丧尸化并被永远困在地下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天宁寺是国内哪一处同名寺庙，或者是否真实存在，均已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