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伪满洲国是什么样的？ 第1页

不要指望伪满洲国，有什么民族平等。

伪满洲国讨厌白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有这样一个事情。

1935年英国作家彼得·弗莱明访问满洲国，一群日本殖民者在乘坐火车穿越满洲国乡间时，将他的瑞士旅伴基尼误认为是俄罗斯难民，开始殴打她。直到弗莱明能够向日本人证明她是瑞士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之后，日本人才停下来道歉，说如果他们知道她是瑞士人，他们就不会殴打她，说他们当他们袭击她时，她真诚地相信她是俄罗斯人。弗莱明在《满洲国》中观察到：“你可以把俄罗斯人打得脸色发青，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人，无处可去的公民”。弗莱明进一步指出，满洲国的日本人非常讨厌所有白人，而且由于满洲国的俄罗斯人是无国籍的，如果他们受害，没有大使馆发出抗议，日本人就喜欢加害他们。

关东军在平房731部队经营着一支秘密的生化战部队，它对人进行了可怕的实验，涉及对受试者进行大量内脏，以观察化学物质和细菌对人体的影响。在 1930 年代后期，731 部队的医生要求更多的白人受试者进行实验，以测试他们正在开发的炭疽和鼠疫菌株的效率，导致大量居住在满洲国的俄罗斯人成为不情愿的人类豚鼠731部队的[87]在俄罗斯法西斯党，这与日本的合作是用来绑架各种“不可靠”俄罗斯生活在伪满洲国的731部队时进行试验。

俄罗斯流亡者的孩子经常与汉人通婚，由此产生的孩子在满洲国一直被称为“混水”人，俄罗斯和华人社区都对他们避而远之。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中国的记载都倾向于将居住在满洲的俄罗斯人描绘成妓女和小偷，几乎总是忽视俄罗斯中产阶级对社区生活的贡献。考虑到当时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方式，中国文学中关于居住在满洲国的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混水”子女的描述往往表现出某种幸灾乐祸讲述了在满洲国的俄罗斯人通常如何生活在满洲国社会边缘的贫困中，而当地华人在经济上更成功。韩国历史学家奉仁英指出，当谈到“混水”人的写作时，中国作家往往认为他们不完全是中国人，但另一方面，他们愿意接受这些人是中国人，只要能通过放弃俄罗斯传统，完全拥抱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人既是文化问题又是种族问题。

犹太人

哈尔滨社区一直蓬勃发展，直到 1931 年日本征服满洲。许多日本高级军官参加了 1918-22 年的远征，在西伯利亚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军队旁边与布尔什维克作战，他们得到了白卫兵”犹太人的痴迷。很快，当地的白俄罗斯人就成了日本傀儡“满洲国”的核心支柱，许多人直接被征召入伍。俄罗斯白人团伙在日本警察的保护下开始向犹太人勒索钱财，到 1930 年代中期，哈尔滨的大多数犹太人已向南逃往国民党控制的中国，而不是忍受严重的反犹太主义。

犹太人的外逃严重影响了满洲经济，到 1935 年，日本人不得不改变方向。军方有自己独特的反犹太主义版本：有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阴谋，它非常强大，但它可以为日本的利益服务。日本人将满洲国摆在世界犹太人面前，作为德国犹太难民的潜在避风港，他们也将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路线。然后，人们相信美国犹太人会投资满洲国，安抚美国对入侵中国甚至日本与纳粹日益增长的友谊的看法。这是一个绝望的希望，因为犹太人对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斯蒂芬·怀斯和其他美国犹太领导人强烈反对与日本合作。

日本人在说服满洲国剩余的犹太人相信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尤其是通过遏制白俄罗斯和关闭俄罗斯法西斯协会的机关Nash Put。哈尔滨犹太人的领袖是虔诚的医生亚伯拉罕·考夫曼，他深入当地社区。日本政策的变化使他深受鼓舞，根据日本外交部的一份报告，1936-7 年，他和朋友们请求批准成立远东犹太人委员会。它的目的是组织东方的所有犹太人并代表日本进行宣传，特别是与日本站在一起反对共产主义。

远东犹太社区的三个会议中的第一个于 1937 年 12 月在哈尔滨举行。 这些会议的装饰可以在 1940 年 1 月发行的Ha Dagel（旗帜）的照片中看到，尽管标题是希伯来文，是满洲国修正主义的俄文杂志。平台上总是挂满日本、满洲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旗帜。贝塔里姆充当仪仗队。日本军情部樋口将军、白卫队弗拉舍夫斯基将军、满洲伪官等人在会上发表讲话

1937 年的会议发表了一项决议，将其发送给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犹太组织，承诺“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在亚洲建立新秩序”。作为回报，日本承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成为满洲国机构的一部分，贝塔尔被赋予官方颜色和制服。在新的关系中有一些尴尬的时刻，例如，当贝塔尔不得不退出庆祝德国承认满洲国的游行时。但是，总的来说，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与日本政权的友好关系非常满意。直到 1939 年 12 月 23 日，第三次会议的一名观察员报告称“全城欢乐”。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

本公约特此祝贺日本帝国在东亚建立和平的伟大事业，并相信当战争停止时，东亚人民将在日本的领导下开始国家建设。

满洲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日本人合作，为犹太人谋得什么好处？远东犹太人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赫尔曼·迪克 (Herman Dicker) 总结道：“回想起来，不能说远东会议使大量难民更容易在满洲定居。充其量只允许几百名难民入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苏联人进军满洲，考夫曼被捕；最终他在西伯利亚为合作服务了 11 年。当然，满洲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深深地融入了满洲国的日本结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没有支持日本的征服，但是一旦白俄罗斯人被遏制，他们就不再对日本的存在有任何不满。他们从国民党的回归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从未对东京与柏林的关系感到满意，但他们希望通过利用他们对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促进与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妥协来缓和这种关系。毫无疑问，尽管日本人反对日本的德国政策，但日本人仍将满洲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他们心甘情愿的合作者。

有关日本人

1931-2 年，日本有 100,000 名农民；其他消息来源提到有 590,760 名日本居民。满洲国的其他数字提到日本人口为 240,000 人，后来增长到 837,000 人。在新疆，他们占人口的25%。因此，到1936年的人口普查，满洲国的日本人口中，有22%是公务员及其家属；18%在南满铁路公司工作；25%来满洲国创业，21%来工业工作。[96]在交通、政府和商业领域工作的日本人往往是中产阶级，高管、工程师和经理等白领，而在满洲国工作的日本人则是蓝领员工。成为熟练工人。1934年，据报道，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满洲国工作的日本木匠的收入是他在日本的两倍。凭借其闪闪发光的现代主义办公楼、著名的亚洲快线铁路等先进的交通网络，以及遍布满洲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日本最新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中产阶级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想看看在亚洲大陆崛起的“美丽新帝国”。日本政府有官方计划，1936 年至 1956 年间将有 500 万日本人移居满洲国。1938 年至 1942 年间，一批 20 万青年农民抵达满洲国；1936 年后加入这个群体的有 20,000 个完整的家庭。在满洲国的日本定居者中，几乎有一半来自九州的农村地区。当日本在 1943-44 年失去对黄海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时，这种迁移就停止了。

当红军 入侵满洲国时，他们俘虏了85万日本定居者。除一些公务员和士兵外，这些人于 1946-7 年被遣返回日本。许多在华日本孤儿被日本政府留在混乱中，被中国家庭收养。然而，许多人很好地融入了中国社会。80年代日本开始为他们组织遣返计划，但并非所有人都选择返回日本。

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大部分是女性，这些日本女性大多嫁给中国男人，被称为“搁浅战妻”（zanryu fujin）。因为日本女人有中国男人生的孩子，所以日本女人不准把中国家人带回日本，所以大部分都留下来了。日本法律允许只有日本人父亲的孩子成为日本公民。

日本针对中国各民族虐待

伪满洲国握着实权的是日本人，日本人会对你满族人有优待，那也是有利用价值的。

1932年满洲国成立，3400万其中汉族83%，蒙古和满族总共就15%。日本和朝鲜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

根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万顷（4亿亩），其中已耕地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7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农产品分配采用食品配给制辅以棉织品特别配给制。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分配方面，必须优先供应日军和满军的军事用粮、日本与朝鲜移民的口粮以及对日出口。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除去来年的种子之后，中国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中国人主要配给杂粮，包括糜子、高粱、小米、莜面、荞面、玉米面等，有时还配给极少量的白面，分劳需、一般居民和农村人口三大类进行配给。到了后期，则实际上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而日本开拓团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满洲国政府自1939年起实施“粮谷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管制和掠夺。1940年起在国内全面实施，并开始采用奖励金制度。在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本粮食需求量急剧上升，满政府开始变本加厉地掠夺。首先合并中央采购公社，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以总管农产品；其次则废除奖励金制度，采用预购契约制度，将农产品的征收计划性提高。1943年则进一步，废除预购契约制度，在年初的省长会议上确定各县责任量，并下达各项指标，使粮食掠夺面积和品种大幅增加，哈尔滨当年的出荷率竟高达89.9%。1945年满洲国末期时，农民需要上交的“出荷粮”占全国总产量的51%。

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东军将热河省（位于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并入满洲国的1933年，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本来就有种植鸦片的行为，并入满洲国后此一作物之种植得到扶植，约1936年左右，在满洲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鸦片的专卖垄断。1942年，日本“兴亚院”召开“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满洲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鸦片产业达到鼎盛。

关于劳工待遇

早在1938年，满洲国协和会就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人民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1942年5月4日，满洲国政府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会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被征兵者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工矿、军事工程劳动。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

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和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和80.99元。而满洲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和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根据历史学家朱志芬、姬元光代、久保彻和马克·皮蒂的联合研究，广东军动员了超过一千万中国平民在光亚院的监督下在满洲国从事奴隶劳动。中国奴工经常因高强度体力劳动而生病。有些病得很厉害工人直接推入万人坑，以避免医疗费用。

满洲国男性工资待遇

其中最悲惨的，是颚伦春族该族人在1931年到1945年人口下降80%或者90%。

根据历史学家朱志芬、姬元光代、久保彻和马克·皮蒂的联合研究，广东军动员了超过一千万中国平民在光亚院的监督下在满洲国从事奴隶劳动。

731

731人体实验造成约58万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

关押在战俘营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接受了活体解剖，通常没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终。囚犯在感染各种疾病后对其进行活体解剖。研究人员对囚犯进行侵入性手术，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人体解剖实验室为了研究失血量，囚犯被截肢。那些被移除的四肢有时会重新连接到身体的两侧。一些囚犯的胃被手术切除，食道重新连接到肠子上。从一些囚犯身上取出部分器官，如大脑、肺和肝脏。日本帝国陆军外科医生Ken Yuasa表示，即使在 731 部队之外，对人体进行活体解剖的做法也很普遍，估计至少有 1,000 名日本人员参与了中国大陆的这种做法。

整个二战期间，731 部队及其附属部队（1644 部队和100 部队等）都参与了制造流行病的生物战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实验部署，以攻击中国民众（包括军队和平民）。瘟疫感染的跳蚤通过在中国城市低空飞行的飞机，包括沿海，在单元731和单元1644的实验室培育，铺宁波和常德，湖南省在1940年和1941年[5]这种军事空中喷洒杀了几十成千上万的鼠疫流行病患者。远征南京涉及将伤寒和副伤寒细菌传播到城市的水井、沼泽和房屋中，并将它们注入到小吃中分发给当地人。不久之后流行病爆发，令许多研究人员兴高采烈，得出的结论是副伤寒是病原体中“最有效的”。

至少进行了 12 次大规模的生物武器实地试验，至少有 11 个中国城市遭到生物制剂袭击。据报道，1941 年对昌达的袭击导致了大约 10,000 名生物伤亡和 1,700 人在准备不足的日本军队中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霍乱造成的。日本研究人员对患有腺鼠疫、霍乱、天花、肉毒杆菌和其他疾病的囚犯进行了测试。这项研究导致了落叶杆菌炸弹和用于传播腺鼠疫的跳蚤炸弹的开发。其中一些炸弹是用瓷器设计的 贝壳，这是石井在 1938 年提出的一个想法。

这些炸弹使日本士兵能够发动生物攻击，用炭疽、鼠疫携带者跳蚤、伤寒、痢疾、霍乱或其他致命病原体感染农业、水库、水井以及其他地区。在生物炸弹实验中，穿着防护服的研究人员会检查垂死的受害者。受感染的食品和衣物被飞机空投到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地区。此外，还向毫无戒心的受害者提供有毒食物和糖果。

人类目标被用来测试放置在不同距离和不同位置的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在人身上进行了测试。受害者还被绑在木桩上，被用作测试病原体释放炸弹、化学武器、带有不同数量碎片的弹片炸弹、爆炸性炸弹以及刺刀和刀具的目标

在其他测试中，受试者被剥夺食物和水，以确定死亡前的时间长度；放入低压室，直到他们的眼睛从眼窝中弹出；进行实验以确定温度、烧伤和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倒挂至死；被重物压碎；触电；用热风扇脱水；放入离心机并旋转直至死亡；注射动物血；暴露于致死剂量的X 射线；在毒气室遭受各种化学武器；注入海水；并被活活烧死或掩埋。

一些测试被描述为“精神变态的虐待狂，没有想象中的军事应用”。例如，一项实验记录了三天大的婴儿冻死所需的时间。

陆军工程师吉村久人进行了实验，将俘虏带到外面，将各种附属物浸入不同温度的水中，让肢体冻结，一旦冻结，吉村就会用一根短棍敲击他们受影响的四肢，“发出类似于木板被敲击时发出的声音”。然后冰被削掉，受影响的区域接受各种处理，例如浸泡在水中，暴露在火中等。

女囚犯被迫怀孕以用于实验。疾病，特别是梅毒的垂直传播（从母亲到孩子）的假设可能性是酷刑的陈述原因。胎儿存活和对母亲生殖器官的损害是感兴趣的对象。尽管“大量婴儿被囚禁出生”，但没有任何关于 731 部队幸存者的记录，包括儿童。怀疑女囚的孩子是在出生后被杀害或流产的。

虽然男性囚犯经常被用于单一研究，因此对他们的实验结果不会被其他变量所掩盖，但女性有时被用于细菌或生理实验、性实验，以及作为性犯罪的受害者。一名担任警卫的单位成员的证词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现实：

“我找到的一位前研究人员告诉我，有一天他安排了人体实验，但还有时间杀人。所以他和另一名小队成员拿到了牢房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关押着一名中国妇女的牢房。一个一个单位的人强奸了她，另一个人拿了钥匙打开了另一个牢房，里面有一个中国女人，她被用来做冻伤实验，她少了几根手指，骨头是黑色的，坏疽还在里面。反正他是要强奸她，然后他看到她的性器官正在溃烂，脓液渗出。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离开并锁上了门，然后继续他的实验工作。

教育

满洲国建立了高效的公共教育体系。政府在满洲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技术学院，12,000所小学，200所中学，140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和50所技术和职业学校。该系统总共有 600,000 名儿童和年轻学生以及 25,000 名教师。当地的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通常上不同的学校，上同一所学校的孩子按种族隔离，日本学生被分配到设备更好的班级。

孔子的教诲在满洲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村地区，学生接受了实践现代农业技术以提高生产的培训。教育的重点是男孩的实际工作培训和女孩的家务劳动，都是基于服从“王道”和强调对皇帝的忠诚。该政权利用许多节日、体育赛事和仪式来培养公民的忠诚度。最终，除了在满洲国学校教授的汉语、满语、蒙古语之外，日语成为官方语言。

伪满洲国经济

满洲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的影响下Wehrstaat（布防状态）理论普及与国防军已经开始主张自己的版本Wehrstaat，极权主义的“国防国家”，在和平时期将动员整个社会进行战争。对倾向于非常反资本主义的日本“全面战争”学派的另一个影响是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提供了一个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工业增长的例子。1931年关东军夺取满洲，至少部分原因是将其作为建立面向“国防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实验室；殖民地满洲为军队进行日本无法实现的剧烈经济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从一开始，军队就打算把满洲国变成帝国的工业中心地带，从1932年开始，陆军发起了一项与苏联五年计划密切相关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厌恶，财阀被排除在满洲国之外，所有的重工业工厂都由陆军拥有的公司建造和拥有。1935年，“改革官”岸信介被任命为工业发展部副部长，情况发生了变化。岸志说服军队允许财阀投资满洲国，认为让国家进行满洲国的整个工业化成本太高。Kishi 开创了一种精英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像他这样的官僚制定了经济计划，然后财阀必须执行这些计划。[136]Kishi 成功地在一个非常强的国家主导的经济中调动了私人资本，以实现他的目标，即大大增加工业生产，同时对在满洲国工厂辛勤工作的被剥削的中国工人表现出完全的漠不关心。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德里斯科尔 (Mark Driscoll) 将岸志的制度描述为一种“亡灵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工人实际上被视为巨大工业机器中非人性化的齿轮。[137] Kishi 在满洲首创的国家指导经济体系，企业根据政府命令进行投资，后来成为日本 1945 年后发展的模式，尽管其程度与满洲国的残酷剥削程度不同。[到 1930 年代，满洲国的工业体系是最先进的，使其成为该地区的工业强国之一。1930年代后期，满洲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了日本。满洲国时期，许多满洲城市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然而，该国的大部分经济往往从属于日本的利益，在战争期间，原材料流入日本以支持战争努力。传统土地被夺走并重新分配给日本农民，当地农民被重新安置并被迫在较小的土地上进入集体农业单位。

写一件小事。

伪满一般民众对伪国“国歌”里的“亲善”言词不屑，但又迫于日伪淫威不得不学习、传唱，于是私下里篡改歌词。还有不止一个版本。

版本一：

天地间，有了小满洲；小满洲，便是放狗屁。
昏天黑地，真苦真忧，造成小国家。
没有亲爱，只有冤仇。
人民三个半，人民三个半，纵加十倍也得完蛋~~
（《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

版本二：

九一八，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
日本强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
屠杀人民，遍地烽火。
人民死无算，人民死无算，民众起来，复此大仇……
（《皑皑长白：伪满军校学生回忆录》）

版本三：

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
（《我的前半生》）

版本四：

天地间，有了新走狗；新走狗，便是伪满洲。
古今奇闻，中外罕有，傀儡狗政府。
烧杀奸淫，痛苦难受。
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一个不留……
《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

（评论区还有更多版本）

由于这种传播反满抗日思想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可抓，所以广为流传而又无法制止。

附原版：（极难听，做好思想准备）

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
只有亲爱，并无怨仇。
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
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
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先说结论：

Manchukuo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土地上扶植的，服务于日帝对东北的殖民掠夺和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它在经济上协助日帝掠夺东北资源，勾结日本财阀资本垄断东北各产业部门，动用行政手段绞杀东北本土实业，奴役东北劳工建设殖民工业，以所谓「勤劳奉仕」的名义剥削东北人民的劳动服务对外战争；政治上它对日本殖民者唯命是从，对东北人民采取高压统治，剥夺人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监控百姓的交通和通信以镇压抗日力量；在文化上，它积极宣传如「日本人是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者」、「日本人带领黄种人驱逐白人殖民者」、「抗日分子是对西方人跪久了站不起来的亚洲人败类」等美化日本侵略行径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以及名不副实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Manchukuo虽然大多数时间里处在和平当中，但这是奴役的和平，没有尊严的和平。它看似远离战争，但它的经济时时刻刻都在为战争服务。它表面上强迫东北人民向殖民者低头，说奴隶的话语，但背地里暗流涌动，东北人民也从来不曾真正对其屈服。总而言之，Manchukuo是东北历史上极为屈辱、极其黑暗、不堪回首的时代，它对东北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破坏一直影响至今。

接下来回答小问题：

1. Manchukuo不是封建王朝，它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以官僚资本勾结境外财阀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农村地区的地主-佃农经济。在政治上它早期是共和政体，1934年改革后成为类似当时日本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无论哪种政体，事实上都是日本殖民者做出决策。由于它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所以从中国史的角度来说，它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最重要地，Manchukuo不是清帝国的继承国或者复辟，两者在法理上不存在联系，所代表的秩序更是截然相反。
2. Manchukuo对于当时真正的中华民国（即不是汪兆铭领导的名为“中华民国”的政权）来说，是不被当作外国的，因为中华民国不承认任何沦陷区的伪政权，依然将沦陷区视为自己的国土。而当的「满洲国国民」（即东北人）来到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区，也只会被当作普通的中国人看待。不过在实际操作中，Manchukuo统治下的东北人想要离开Manchukuo统治范围去其他地方，是需要证件的。关于日帝各殖民地之间的海关政策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补充。
3. Manchukuo统治下的东北人对自身身份的看法随身份背景、教育背景和出生年代而有所不同。日占之前就已经成人的人多数依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当然，这里的「中国人」的实际含义更接近于「张少帅的子民」。日占后处于学龄的人，会因为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洗脑），认为自己是「帝国的满系国民」、「帝国国民中坚」（专指高中学生）。但即便是这样的学生里，也有从谎言的环绕中觉醒的人，现实中就出现过「满洲国军」的军校生在学完各项军事知识后进山投奔抗联的情况。只有极少数随溥仪从关里过来的顽固遗老才会认为自己是大清臣民，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得到作为Manchukuo实际控制者的日本人的认可。
4. 承认Manchukuo的国家大多数是轴心国和它们的仆从国，除了一个例外，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的祖国」，与纳粹德国共同瓜分了波兰，还跟日帝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的苏联。

给辽宁留下35处万人坑，60万中国人尸骨。

（黑龙江吉林万人坑未有明确统计资料。）

“开拓团”逼走的村民死了一半

受访 者：辛培林 历史学家、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陶青山 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村民

采访时间：2005年8月9日

采访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伊汉通乡

2005年8月9日6时，庞大的墓地还没有一个人，寂静而安谧。 正门的碑上写着“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这座位于黑龙江方正县伊汉通乡的陵园埋着5000多具日本人的尸骨。

1945年8月15日以后，来自黑龙江各地的日本“开拓团”移民 蜂拥到此准备遣返。与战争中残废人数累加，全部33万日本移民中 有8万多人因所谓的“开拓事业”而死亡。

被“开拓团”逼走的村民死了一半

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黑龙江省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 伊汉通乡，将内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起“方 正县开拓团本部”。这些原籍日本鹿儿岛和冲绳县的800多名日本开 拓民，中国百姓根据日本语发音称之为“红部”。

“本部”周围土地非常辽阔，是方正县最好的耕地,原来居住在这 里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西边的山地中。

“日本人到来后，不开荒,而是霸占我们的土地，然后把中国农民 变成他们的佃户，一部分赶到穷乡僻壤去开荒”，陶青山老人说，日本 移民“开拓团”来的那年他4岁，和父母一道被赶到没人家的山坡上。

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逼迫伊汉通乡等地 的农民迁走。在此世代居住的2000多名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 山区。当时这里虎狼出没，连地名都没有。被日本人命名为“一部落” “二部落”……“六部落”，直到抗战胜利后，这里才被正式命名为永安 西屯、永安东屯等。

辛培林说，他曾经认识当地的一个中国农民，那个人当年给日本 “开拓团”放猪,多次挨过日本开拓民的打骂，日本开拓民对中国这个 放猪的农民就称呼为“猪”。

“当时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水很特别,浅红里带点锈 色，当景儿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个。我们 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就变得通红。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 节，很多人生病，不断有人死。”陶青山老人说。

据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永安屯一带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 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 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 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为占东北实施二十年百万户计划

日本开拓民给东北大地带来的痛苦，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 开始了。1915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建的移民侵略实验村“爱川村” 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

辛培林说，由于日本地狭人多，绑在战争机器上的经济结构很不 合理，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移民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 早在明治时期，当时的政权就确立了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扩张 目的的“大陆政策”。

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就产生了移民中国东北的“满洲 经营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 不断制定移民中国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 高潮。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 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这些退伍军人大多是最下层的农民，有的因 破产而失业，这回怀着发财的梦想来到中国。而日本政府期待着他们 潜入到中国的山河深处，在所到之处复制出大大小小的“日本国”。

第二年2月，这个屯垦大队进入吉林省依兰县永丰镇，他们组建 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

弥荣村规划用地67万亩，人均占地1300多亩，这相当于他们在 日本时的228倍。在弥荣村，日本武装移民低价收购不成就抢夺良 田，他们强行驱赶中国农民迁往别处。他们的名义是屯垦队，而依兰 县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

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侵入100万户共计500万人，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

辛培林说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100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

日本移民给中国带来的只有深重的灾难

黑龙江方正县仍健在的见证人看到了日本开拓民的最终下场。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日本政府事先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很严密，各开拓团都架有电话，但却都未得到提前撤离的通知，这些当初应政府召唤来到中国的移民们最终被抛弃。

“开拓团”移民接到撤退到哈尔滨的指令后，由于形势不明、处处 受阻，亡命途中的日本开拓民在山林里挣扎，一路上倒毙和自杀的不 计其数。

方正县外事办的资料显示，这些沦为难民的日本开拓民,一路以 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孩子带不动就扔在路旁或者推进河里淹死，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随行的日本兵开枪打死自己，一些绝望的人围在炸弹旁集体自杀、自焚。

当时哈尔滨已被当时的苏联红军接管，位于附近的方正县成为 日本开拓民的一个集结地。侥幸活着的人最终来到了方正县的伊汉 通“开拓团”。其他的日本难民从同江、饶河、虎林、宝清等地赶来。各 地的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应该有2万人,约占全部日本开拓民 的十分之一。

1945年10月过后，中国东北的严寒如期而至，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吉利村,两万名日本“开拓团”团员默默地熬着日子等待遣返。

1945年冬天，许多中国人来到了设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的难民收养所收养日本难民。据估计，仅方正县收养的日本孤儿就达1000多人。

辛培林说，就在我们来采访的几天前，有日本学者向其辩称，日本移民“开拓团”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发展”，带来了“机遇”,我回答说,“没有什么机遇和发展，日本33万移民给中国人和自己带来的只有深重的灾难。”

（转自辽沈晚报社、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60周年特刊〈中华魂〉）2005年8月15日出版）

日军在桓仁的残暴罪行

随意屠杀无辜人民

1935年至1936年，八里甸子区大南沟村有100多户人家，被日本“讨伐队”以“通匪”为借口，前后杀死30多人，张喜庆的儿子曾被土匪绑票，用钱赎回后，被诬为“通匪”，日本兵用刺刀活活把张喜庆 挑死，同时被日本兵挑死的还有6人。1935年,日本“讨伐队”30多人，将沙尖子区干沟子村男女老少，驱赶到学校，架上机枪，从人群中抓出8个人，说他们“通匪”,强令跪成一排，当众砍头。并将人头挂在村头树上。三架窝棚村青年李武生，途中遇上了“讨伐队”，诬他是土匪，不由分辩，当场枪杀。1936年冬，驻县城西关的日本守备队中队, 在夜间常常在其营房后山断崖上向浑江中投人沉江。第二年春天，北江沿附近江里浮现100多具尸体。

1932年秋，辽宁民众自卫军撤离桓仁时,将部分武器埋藏在后 牛毛沟的丁家大院。后来有人告密，日本“讨伐队”声言要血洗这个大院。群众闻讯后，全大院46户，逃进山里躲藏，日本兵寻不到人，挨户 砸烂所有的家私器皿，全大院各户一冬无法生活。

指导官奸淫妇女

1937年3月2日，锌尖子警察署日本指导官水野带领伪警察、 保甲20多人到高台子村捕人，全村捕绑15人,其中有村民刘喜尧夫 妇和16岁女儿，带回警察署。指导官水野亲自审讯，晚10点,水野兽 性发作，硬把刘家16岁少女强奸了，又把她交给一个伪警察玩弄。 1936年，拐磨子区洼泥甸子村挖围子期间，日本指导官小林去督阵住在宋家大院,晚上奸淫了村里一个姑娘。

开膛破肚生吃人心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刑罚”，花样百出。凡被抓进日本守备队 和宪兵队的中国人，审讯时不分男女，不问情由，先剥光衣服，然后用 皮鞭抽，烙铁烙，灌辣椒面,灌煤油，坐老虎凳；有时用针扎女人的乳头和阴部，并用火炭烧阴毛取乐。押送时，往往用铁钉将人的手钉在马车耳板上。很多无辜者被以，通匪”和“土匪”名义抓进日本宪兵队, 刑讯之后，直接投进他们后院的狼狗圈，让军犬咬死。 1934年夏, 日本“讨伐队”伙同一部分伪军在拐磨子区樊家屯，诬樊家大院的樊庆林“通匪”，当着全院100多口人的面，将樊开膛破肚，取出心 脏，让一个日本兵生吃了。1935年在二户来，十几个日本兵从兵营里带出一个被蒙了眼睛，堵住嘴的中国青年，用绳索捆住丫头河岸的一棵树上，十几个日本兵轮流以活人当“刺靶”，一人刺一刀，将青年活活刺死。1935年，雅河村一个姓吴的老妇以"通匪”为由被抓, 日本兵在地上撒上草木灰，拌上火油点燃后，将老妇推进火堆，活活烧死。

下体插瓶双肩压杠（俗称压杠子）

1934年秋，驻拐磨子的日本“讨伐队”，从响水河子村抓来一名 50多岁的所谓“通匪”的农妇。在审讯时农妇不认错，日军强行褪掉其裤子，并强迫其下蹲，将一瓶子插进其下体。在受刑者的双肩上各横一根木杠,4个日军分站木杠的一端。策划者喊声“一、二”,4个日军各握木杠一齐用力下压,这个农妇活活被折磨致死。

先割鼻舌后砍头

锌尖子村庙后沟，是日本人的杀人场。日本指导官水野和菊池每次去庙后沟杀人，都令伪警察、保甲先割下被杀者的鼻子和舌头，有时先令狼狗咬，最后再割下头来挂在附近树上。庙后沟，常年血肉横 飞，尸骨遍地。1936年前后，高台子、横道河子、川里、木盂子、锌尖子 一带，被日本军人在庙后沟杀害的中国人数以百计。解放后，此处被称为“万人坑”。人民政府为纪念死难烈士和群众，在此建有纪念碑。

（引自1996年版《桓仁县志》）

日军在西丰、昌图的残暴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约过了三五天后， 偏远的昌图县周家冈等村屯的群众才得知这个消息。多少年来饱尝 了日本侵略者压迫的群众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成群结伙地冲向日本移民区，夺回被日本人强占的物品和粮食。消息传到县城，尚未被接管的日本人副县长马上派中村和工兵队长岩保率领正待命受降的日本守备队,荷枪实弹前往周家冈村实施镇压。

1945年8月，辽河正涨大水，周家冈一带被洪水包围着。下旬的一天，大约上午9点多，一队日本兵上着明晃晃的刺刀顺辽河大堤扑向周家冈。在离苏家街不远时，日本兵开了枪,一时间，枪声，河水的咆哮声和村内人们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日本鬼子向苏家街打了一阵 枪后，又奔向王家街（苏家街、王家街相隔约3里路，两屯合称周家 冈）。

王家街的群众听到枪声后，多数群众跳上木船逃到辽河对岸的神树子村躲避起来，留下的妇女、老人大都藏在高粱地里，日本兵进村后，见扑了空，便气急败坏地到各家乱刺乱翻，还把汽油倒在各家 的棉被、柴垛和房子上，瞬间，王家街一片火海,疯狂的日本兵手握刺刀到处寻找未及逃跑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见着就杀。刘国平的妻 子正坐月子，被日本兵一刀挑死在炕上，不满月的婴儿在啼哭，鬼子也不放过，一刺刀挑死在母亲怀里。刘国平的两个女孩目睹母亲遭到杀害都红了眼，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和日本兵搏斗起来，大女儿操起菜刀向日本兵头上砍去，二女儿咬住一个日本兵的手指，终因寡不敌 众，双双被刺倒在血泊之中，刘国平的大儿子从外边闻声赶回，操起 木棍向日本兵打去，最后也惨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下。同街的孟祥龙家也有3 口人被日本人杀害。刚生小孩的李凤起的老婆，也遭到日本兵的枪挑。

这群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血洗、火烧了王家街之后，又折回辽河大 堤，向苏家街开去，当日本兵窜到靠近苏家街东面的辽河大堤上时, 村民苏春和正在那里摆木筏子收拾被洪水淹泡的高粱穗。日军见到 苏春和，二话不说跳上木筏，让苏春和摆筏子进村。这时，一个日本女 人从北面大堤赶来，见苏春和不愿给他们摆渡，就说:“他坏了坏了 的！ ”日本兵一听，一刺刀就把苏春和挑下木筏，然后抢过木筏向苏 家街划去。日本兵先进了街东头的一个院子，进院就开枪，住在东屋 的张大伯被鬼子一枪打倒，鲜血染红了院中的积水。接着日本兵3人 一排端着刺刀，破门而入，从后窗奔苏家街后街，到处横翻乱挑，这时，村内的十几个青壮年男人，聚集在苏大寡妇院里，大家手持菜刀、 铁镐，决心和敌人拼了。日军窜到离苏大寡妇院十多米远时开了枪, 一枪把苏寡妇打倒在地上，接着又连开几排枪，又有几个百姓应声倒 下……苏春贵举起铁锹向鬼子砍去，吕宝山抡起铡刀片向鬼子冲去, 又一排子弹，苏春贵等人也倒在血泊中。这时，村民们满腔伤恨，齐声呐喊着扑向日本兵，展开了一场恶战，郑大叔等人当场遇难。剩下的几个村民，眼看棍棒敌不过敌人的钢枪刺刀，便跑向辽河岸边，也被日本兵开枪击中身亡，吕宝山带伤跳进辽河，游至河中间时,被日军 开枪打死,鲜血染红了辽河水。

周家冈惨案中，有17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几十户人家被烧光。

这是“8·15”光复后,日军对辽北人民犯下的又一起滔天罪行。

（摘自中共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辽北罪行录》,靳恩全张雅莹文）

桓仁并屯人口连年减少

日本侵略者为了隔断抗日联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抗日联军，1935年秋，在桓仁开始强行“集家并屯”。凡分散居住在各沟岔的零散住户或偏远地区的居民点，都必须在限定的二三天内迁到指定 地点居住，逾期不迁，即杀人、放火、烧房。桓仁西路，从横道河子各沟 岔直到高台子，一律集中到锌尖子西堡，最远处约15公里。为了强行 搬迁，日本兵和伪警察从沟里放火烧起，除横道河子村“会房子”（村的办公地址）和高台子的刘家大院外，所有房屋、家私和地里的庄稼 全被烧光。锌尖子庙沟里有一家叫“曲老王“（曲家寡妇同老王伙居）, 全家7 口，除刚2岁的儿子被别人讨走外，全被杀害。川里谷草垛沟 李春阳一家7 口，未按时搬家，房子被烧毁全家遭枪杀。横道河子村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被杀四五十人。仙人洞村房子被烧，群众无 处栖身，只好挖地嘗子、搭马架子临时居住。至1936年反复被烧3 次，强迫所有村民迁到木盂子居住。1935年12月12日，驻宽甸下漏河的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90多人到桓仁夹皮沟一带强行“并屯”，将 村内30多名无辜农民驱赶到浑江边，日本兵用刺刀逐个刺入后心, 推进江中。村民张德盛全家7 口，全部罹难，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尚未满月。1935年秋，农民正在割地，日本守备队突然来到横道川，抓 了一批年轻人后，在每人后背贴上一尺见方的白纸，上写“放火队”三 个大字，每人发给一盒火柴，被日本守备队持枪驱赶着，由红汀子开 始经四平街、摇钱树、刀尖岭，各沟各岔,见房子就放火。一条长达35 公里的大山沟，从沟里烧到沟外，强制群众搬到沟外横道川去居住。 有钱人家搬到安东、桓仁县城、沙尖子等地，其余都集中在横道川，大部分挖地嘗子“猫”了一冬。1936年4月，小恩堡住70余户，日本守 备队和伪警察下令限三天全部搬到柳林子。三天后，守备队和伪军第七中队开到小恩堡烧房子，将未搬家的30多户.100多间房子全部 烧光，群众只好到柳林子挖地窖栖身。先“归屯”，后“挖围子”。从 1936年起，在集中居住的地点四周，挖壕沟、埋木桩、拉铁线、设炮 楼,筑成土围子。各大围子设置“警备所”，由保甲和群众轮流在各围 门站岗，戒备森严。规定早8点放出，晚5点前放进。实行十家连坐， 一家犯“法”十家遭殃。“挖围子”时，由日本人和伪警察现场监督，在壕上，手执长杠，拴上铁线，随时抽打壕下民工。

经过1935年至1936年的“集家归屯”之后,各围子的居民点外， 广大农村中的小沟、小岔均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旷区。

“集家并屯”使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和栖身的房屋。归到 围子里一家三代挤一铺炕,两户住对面炕，一家数口住一个小马架或地窖是通常现象。居住条件恶劣，缺粮断炊，衣不防寒，食不饱腹。

1937年，全县普遍发生伤寒、疟疾、霍乱等疾病。一家有人患病，其他人无一幸免,有的人家全家人死掉，成为绝户。1939年2月，全县12万人口中因天花、霍乱、伤寒等病死亡人数达4000人。部分村电几年 内，死亡人数接近半数，瘟疫病发生后的三四年内，农村大部分妇女几乎丧失生育能力。“集家归屯”的后5年中，县内人口显著下降。

至1949年末，县内人口138740人，仍未恢复到1932年人口数量。其主要原因是东北沦陷时期，由日本侵略者杀害、集家归屯折磨死亡、饥寒交迫造成生育能力下降所致。

（引自1996年《桓仁县志》）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保存于丹东市档案馆和宽甸满族自治县档案馆里的一张历史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少年营22名战士的头颅照片，是22名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以身殉国的 写照，也是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豺狼行径的纪实。看到烈士身首异处的惨状，想起抗联战士赴汤蹈火的壮举,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进入（宽甸县）青山沟绿豆营子和八河川大牛沟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 争。7月，师长杨靖宇率独立师到达双山子区四平村一带勘察地形, 侦察敌情，了解民情，决定建立抗日游击活动基地。同年11月，东北 人民革命第一军宣告成立。不久,杨靖宇再次率部由桓仁到达四平、 柏林川、马鹿沟、蜂蜜沟一带，为创造“临时人民革命根据地”作准备。

1935年6月，杨靖宇柱青山沟村召集左子元、圣军、胜武、长海、 红山、北来好、中林、西海山、九江、北侠等20余支抗日武装首领会 议,宣传抗日形势，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抗日武装团结起 来，共同对敌。会后将东北抗日联合救国军左子元（宽甸人）部改编为 第一军第125支队。1936年8月，将125支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军第11独立师，左子元任师长。9月，将原牛毛坞保甲中队收编 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直属独立旅，于万利任旅长。同期，抗联在宽 甸境内收编各股抗日武装达2400多人。杨靖宇在夹皮沟小汤石岭上 召集被收编各部千人大会，动员各部在敌人集家并屯、处境困难的条 件下,做好思想和物资准备，建设好密营，待机打击敌人。

“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组建后的第一战。崔家大院坐落在双山 子村平坨屯荒沟甸子堡内，原系地主崔兴思住宅，四周建有围墙和三 座炮台，炮台内分两层，每层有十几个枪眼，整个大院壁垒森严。伪双 山子警察署代理署长邹人波及巡官于景德带领警甲队共52人，龟缩 于深宅大院，出没无常。1936年4月，抗联1军1师为打击这股反动 势力，师长程斌首先写信给邹兴波，提出借道北上。随后于26日晨率四、五团及少年营，冒雨包围了崔家大院。敌人登上炮台向抗联开枪, 少年营机枪射手李某中弹倒下，程斌派部下向院内投进一封劝降信, 并开始喊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受磨难，人民受凌辱，你们赶快缴枪打日本,为抗日出力，……”顽固的敌人回答:“投降办不到，要枪 到院里拿！ ”接着，向抗联战士射击。少年营1连连长张泉山左腿中 弹，二连徐连长壮烈牺牲,抗联战士的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战士们攻一阵，停下唱一阵悲壮瞭亮的抗日歌曲，以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然 而时至中午仍未攻克。下午，少年营战士开始架梯越墙，有19名战士 牺牲在梯下。战斗持续到傍晚，程斌下令停止进攻，准备入夜破墙。狡猾的敌人将被褥剪成碎快，沾上煤油点燃扔到墙外，照得四处通明， 无法靠近。27日晨,伪县警备局长王家瑞率队前来增援，在腹背受敌 的情况下,程斌下令撤出战斗。师参谋长李敏焕悲痛不已，不忍丢下20多名战士的尸体离去，下令：“凡是有口气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抢救回来。”身负重伤的机枪手李某为减轻部队负担,深情地看了一眼战友，自毙身亡。由于牺牲战士的尸体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 无法抢回,抗联战士们只得挥泪离去。

战后，伪警察将牺牲的22名战士的头颅铡下，摆在墙外拍照后， 带回老爷庙内“示众”并报功请赏，又残忍地将其心脏挖出，生殖器割下，留作药用。随后令群众将尸体抬到东山，挖出一个大坑准备掩埋。 杨靖宇获悉后，亲自给邹兴波写信警告严你若一坑埋人，我就让你们一火焚尸！ ”令其“按当地习俗，安葬好烈士尸体”，邹兴波只好做了22口棺材，分别埋葬了烈士遗骨。

这一战虽然出师不利，但却是抗联继1935年“巧进步达远街”向大商号募捐，解决军需物资、救济穷苦百姓后正面进攻日伪军的开始。这22名抗联少年的壮烈牺牲更激发了抗联将士的坚强斗志，从 而使抗联在后来杨靖宇指挥的“智取宝兴厚"错草岭伏击战"夜袭守备队”及程斌指挥的“坚守锅头峪”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解放后，当地政府在崔家大院后山建造了一座烈士陵园，重新安葬了烈士们的忠骨。1985年10月7日，该陵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转自刘躇光主编《寻找丹东鲜为人知的历史》

日军在岫岩屠杀抗日军人及其亲属

五十多人被活埋

1934年4月间，日军在大营子一带捕捉义勇军家属和参加过义 勇军的农民50余人，用两辆汽车载至鸡冠山棒槌沟挖坑活埋，内有 年迈老人、青年妇女和哺乳婴儿。

剜出心脏做酒肴

1935年3月28日，日军守备队在虎岭区冰沟村,将义勇军小队 长关九春之父关庆治押至哨子河街，用刺刀刺死，然后将心脏扒岀做酒肴。

1936年7月，日军将义勇军营长周景桥捉去，于县城南用刺刀剖腹挖心致死。

挑开肚子肠流地

1935年冬，日军在大房身古洞沟将义勇军杨永吉之弟杨永林带 至村北山沟里，绑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杨肠流地而死。

怀抱婴儿也刺死

1937年4月，日军在县城西趴虎岭杀害义勇军和义勇军家属24人，其中有一妇女中弹后怀中所抱婴儿仍在哭叫，日军又用刺刀将婴儿刺死。

死后割下生殖器

1937年腊月时，日军将从朝阳乡暖泉地嘗子里搜捕的抗日军家属24人，用马车拉至喜鹊大岭山巅，全部杀死，将尸体埋于积雪堆中。翌年春雪融化后，为验证是否有逃掉者，强令乡民将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送交守备队验査。

强奸未遂杀老妇

1934年冬，哨子河乡松树西堡义勇军家属赵老太太和儿媳，被日军捕去。守备队长提茂在单独审讯赵家儿媳时，兽性发作,赵老太太在外屋听见儿媳呼救声，破门而入，提茂喊士兵将婆媳二人拖出, 将赵老太太枪杀。儿媳傅氏精神失常，不久死去。

（据1989年版《岫岩县志》

资料来源

伪满十四年 ——血腥历史

丁立身编著

1933年2月，国际联盟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决议，肯定中华民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不过虽然英美和国联都纷纷谴责日本，但对日本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日本也仅仅是以退出国联了事。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到1937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伪满洲国，仅有日本和萨尔瓦多两国承认。1937年轴心国联盟成立后，德国和意大利承认了伪满洲国。1941年开始，泰国等国开始与之建交。美国于1933年1月15日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伪满洲国。

英国政府于1934年3月13日声称永不承认伪满洲国。

但是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互不侵犯协定》后，对伪满州国予以事实上的承认；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后承认正式伪满洲国。

当时世界上有60多个独立国家和政权。承认满洲国的共23个，轴心国以及仆从国有：日本，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维希法国。

还有《反共产国际条约》成员国：·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芬兰(德占)，丹麦(德占)，泰国，汪伪国民政府，伪蒙疆自治政府，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缅甸(日占)，菲律宾(日占)

以上基本都是轴心国占领后成立的伪政权，属于相互承认。

同盟国和其他国家：苏联

蒙古人民共和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波兰（1942年后取消承认）

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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