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征是伟大的？ 第1页

在红军显示神迹之后，他们完全可以宣布自己是神选之民，先知是神选之子

但是他们却宣称世上根本没有神

摩西还亲自写了新圣经----神迹的原理和实践方法

那什么，本来不想打广告，但是确实有不少同学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本文过于长，很难一次性看完。如果没有充裕时间和雅兴，可以移步我的公众号阅读，那里分章节，每篇文章只有3000字左右，而且搭配不少我精心挑选的配图（知乎图片上传功能太不方便了），更加适合闲暇时阅读。（和知乎同步连载中）

公众号名字叫“通吃岛”，头像是知乎头像，号码为“tongchidao123”。

很微小的贡献，谢谢大家！

我又回来了。终于考完试，可以兑现当时的诺言，继续把这段历史讲完了。

闲话少说。上一篇文章说到，第四次反围剿由于朱德周恩来的灵活行事而转败为胜，蒋介石于1933年5月坐镇南昌，开始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在战争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共双方的一些基本情况。

共产党这边，大的变化有两个：

1.朱德被调离中央权力中心

2.与此相对应，李德进入中央

首先说第一条，朱德常年担任军队最高领导人，在军中威望极高无人可比，这造成的问题是，博古发现，许多问题必须征求朱德的意见，他自己不能拍板，朱德前线抗命他也毫无办法，况且人家是军委主席，便宜行事也不算抗命。于是博古搞了个小花样。

原来红军的军委是设在前线的，由朱德担任主席，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朱德周恩来他们回到瑞金，博古组织开了个会，决定军委转移到后方瑞金，前线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看起来没问题吧？问题再后面：

1.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

2.当朱德到前线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

军委就是战争的时候权力最大，战争一开始朱德肯定要去前线指挥，他一走项英就成了军委主席，而项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等于说战争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成了博古，朱德仅仅变成前线的一名执行者。

现在说第二条。我们中学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博古李德”总是同时出现，大家只是记得他们决策总是错误，李德好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印象了。那李德是如何进入领导核心的呢？

其实严格来说，李德不能算作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我真的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们先理一下王明、博古、李德三个人的关系。

李德是德国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也算科班出身，毕业以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王明。

王明出身平民，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可以说极其聪明，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俄语，学习努力，再加上长得帅（不下于周总理啊！），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任教、翻译、组织工作样样精通，他甚至给斯大林担任过翻译。

博古则是王明的学弟，比他晚一年进入中山大学，二人私交很好，因此王明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一直让博古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王明

好了，现在说李德的“传奇”经历。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做针对日本的谍报工作，干了没几个月觉得实在太危险了，就离开东北去了上海，要求在中共中央工作。本来估计他也就是想在这里避一避，找个机会再回苏联，没想到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当时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他本人对军事并不了解，因此向苏联要求提供军事顾问，苏联答应派施特恩过去，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说中的军事顾问一直没来。（后来等施特恩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但此时上海中央的大部分领导已经去了瑞金，李德和他照了几个面没多久也走了。34年施特恩又离开中国，后来在西班牙战场上扬名）

博古着急啊，没有军事顾问我们怎么开展军事工作？难道任由江西那帮泥腿子们瞎搞？这时候，李德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身份出现了。

大鼻子外国人（虽然不是苏联人）、共产国际派来的（虽然是做谍报工作）、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虽然没打过仗），再怎么说也比山沟里的那几个农民可靠啊。而且，还是我的好朋友王明的好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施特恩没来，那就他了！

于是乎，李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他一个在东北搞情报的，怎么就到了上海呢？不知当时的李德作了两句什么诗，他是德国人，或许是

“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

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

——《浮士德》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赶到瑞金，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好了，下面说国民党那边的情况。

蒋介石并非浪得虚名，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将战略战术做了改进。首先是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联系当地地主富农，采取“保甲法”“连坐法”等等，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具体讲，就是进一步细化堡垒战术，每天只推进四五十里，下午三点前宿营（防止红军夜战），入夜前筑好工事，第二天继续行军，由后续部队接管这一套工事作为后方。

战略上讲，100万兵力分为四路，北路作为主攻方向向南压缩，南路主要负责占领据点、通道防止红军南撤，东西两路配合北路进行夹击，另外附有飞机200架随时准备机动。

红军怎么办？

中央局（博古项英实际领导，其他还有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不固定）认为应当采取“分离作战”方针，分为两路，北路抗敌，东路入闽作战。

周恩来、朱德反对。他们认为应当集中所有力量对抗北路之敌。

中央局拒绝接受，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后者由彭德怀任司令入闽作战。

此时国民党部队还在修筑碉堡封锁苏区，并未开始主动进攻，中央局命令两路红军尽力占领据点、打击筑碉敌人，破坏封锁线。

中央军取得零星胜利，但未能阻止围剿碉堡封锁线的最终完成。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北路军3个师进攻黎川。此时黎川的主力部队出去进攻城市打破封锁了，留在城中的只有70余人……

黎川城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的闽赣军区司令部司令肖劲光，请求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没想到博古和李德（刚到不久）竟然命令肖死守，不得丢掉一寸土地！！70人死守3个师的进攻？！！

刚开始我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印错了还是怎么着，后来证实无误后才发现，肖劲光曾经也是“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支持毛的战略方针，属于“漏网之鱼”，博古可能是想借此机会把他搞掉。

肖劲光心想自己不是蝙蝠侠，手下这70人也不是复仇者联盟，怎么可能扛住将近1000倍的敌人，于是就撤了。

（讲一下后续，3个月以后肖劲光在瑞金被公审，周恩来被指定为公诉人。李德建议把他枪毙，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坚决反对，最终决定开除党籍军籍，5年监禁。一个月后，在毛的反复努力斡旋下，肖被释放，安排至红军大学教书。后来周恩来曾因此多次找肖道歉，反复检讨）

博古、李德随即命令已经入闽的东方军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保住根据地的“北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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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李德随即命令已经入闽的东方军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保住根据地的“北国门”，具体战术是由红三、红五军团进攻硝石（敌军主要据点），逼退黎川军队。

战斗五天，未能攻克。

军委命令分兵第五军团进攻黎川县另一据点资溪桥。

连攻四日，未能胜利。

军委命令红三、红七军团离开革命根据地，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等据点，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敌人出动，并将其歼灭。

进攻三天，全部失败，既未能攻克据点，也没能调动出敌人。

在连吃一个月败仗后，终于12月12日，红三军团（一万余人）于黎城团村击败四倍于自己的敌人，但可惜的是仅仅是“击溃”，并没有多少缴获，这种战斗在毛主席看来算是败仗。朱德、周恩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致电项英，分析这次没能大部歼灭敌人的主要问题在于分兵，并建议军委，应集中红三红五红九红七等军团主力，与敌人主力寻求决战。

军委复电，不同意建议，并命令再次分兵，红军主力西调进攻堡垒群，并且，更严重的是，24小时之内4次变更作战命令。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提到命令屡次变更严重影响了前线有序的军事行动，由于战场形式千变万化，希望中央能够给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力。

4天后，中央回电，不仅“相机行事”的权力没批下来，前线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都由朱德担任司令）也被撤销，并入中革军委，前线一切师团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动。

本来11月末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深蒋光鼐等领导19路军（就是打淞沪会战的那个）起义反对蒋介石，另立新的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合作。此时按照毛的想法应该集中兵力并联合19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取得反围剿胜利，可是当时中央（包括周总理一开始）却认为应当假意与其联合，实际让19路军与国民党斗个两败俱伤。

于是在国民党忙于消灭19路军，对瑞金政府采取守势时，中央认为此时距福建较远的西部敌方应当是空虚的，就将主力西调，对国民党防御的堡垒地区进攻。

全部失败且伤亡十分严重。此时根据地兵力极端紧缺，竟然到了发动少先队员参战的地步（不细说了，原因……嗯）。

整个一月主要就在开会，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种附属会议。这会开的，让周、毛等人非常之憋屈。

首先，六届五中全会没让周总理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这是非常罕见的，而后在会上博古发言道目前中央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反右倾，不仅如此还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也就是说只要发现右倾就坚决干掉（应该是针对肖劲光这一类事件提的）。博古还认为，革命就快要胜利了，只要第五次反围剿成功，全国革命就会胜利……

结果最后，没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又被指定作闭幕词。你们这些决议都没和我商量就通过，结果最后又让我闭幕总结，啥意思啊？！

然后再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给大家（几个核心人物）的消息是，要把毛踢开，让张闻天代替他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觉得不妥，就去找博古，博古却仅仅说毛不用管这些日常事务，而后就不多解释了。

————抱歉，今天一天在外面，回来很晚，只更了一点，明天继续————

————1.22晚，更————

然后再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给大家（几个核心人物）的消息是，要把毛踢开，让张闻天代替他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觉得不妥，就去找博古，博古却仅仅说毛不用管这些日常事务，而后就不多解释了。

果然，大会先选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天后召开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张闻天接替。这两个主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别急，没过多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颁布，明确地告诉了大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毛保留的这个主席是虚职，张闻天接任的那个是掌实权的。

这帮人政治手腕高啊。他们来之前，毛是红军政委、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当时名称有所不同）、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他们来了以后，先免了军权，再免行政权力，给你挂个空职晾在那，发表发表声明，念一念文件。

对了，这次大会的军事讨论部分李德提出了他的新战术——“短促突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堡垒对堡垒”，你国军不是修碉堡吗？我们也修！你们不是缩在碉堡里不出来吗？我们也缩，一直等敌人出击了，红军再从工事中出来，搞个小范围突击。

嗯，一些前线指挥员称这种战术为“肉包子打狗”战术。每次英勇的“短促突击”出去的红军战士都在国民党那边强烈的炮火下全军覆没，再也没能回来，仅仅两个多月，红军的伤亡就以万计。

朱、周其实并不赞同这种打法，他们在这期间反复强调要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在堡垒战的同时不能忽视运动战游击战。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堡垒战要求在所有重要地点设置防御阵地，兵力极其分散，而运动战要求集中兵力，以红军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同时兼顾的。

4月10日，国民党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另有一个炮兵旅、200架飞机配合作战。

博古大惊，集中九个师进行广昌保卫战，“守住根据地北国门”。

博古李德亲上前线指挥。

4月21日下达死守广昌命令，“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飞机轰炸之下坚守到底”。

4月27日，国民党总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先受不了，我军堡垒在一瞬间被飞机大炮摧毁，提议撤离广昌。

4月28日，广昌失守。

广昌保卫战共歼敌2500余人，红军伤亡5500余人。彭德怀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对此十分不满，在这种战术下，每次出击的红军战士都是全军覆没，他大骂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其他指挥官也不满，比如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找李德提建议，希望改变打法。

几天后，刘伯承就降成了5军团参谋长，离开中央。

广昌失守之后，中央逐渐开始筹备转移的各项事务，具体内容太杂，没什么意思就不细讲了。

那这段时间毛在干什么呢？

首先是我上篇文章提到的，经济工作，也不细讲了，另外毛主席还搞了一点副业——军事指导。

————1.25晚更————

前面已经讲过，蒋介石这次围剿的策略是四面包围但以北路为主攻方向，所以整个中央的注意力都在北面战场，根据地南边的自主性更强一些，于是毛就到南线搞调查去了。

调查过后，他和粤赣军区领导们（何长工等人）交流，主要给出了两条指导性意见，这意见狠狠地黑了博古等人。为啥这么说呢？

第一条，吸取“福建事变”教训，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第二条，“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这就和他原来在会议上的发言、给中央写的信一个意思：中央过去错了、现在也错了，从接手的一开始就一直都是错的。

而后毛又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大概思路是撤掉大部分守的据点，把主力集中起来整训，然后再分散出去打游击战，争取把敌人“肥的脱瘦，瘦的拖垮”，找到好打之敌之后迅速将其歼灭。

不久后，南线的二十二师开会总结之前一次失利的教训，毛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到电话打过去，详细了解情况，而后再次强调了之前的思路并予以具体建议，从军事到政治到情报到群众工作等等（他一向认为这是个整体）。

政委方强等人很同意毛的看法，于是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布置了作战方案。

这之后，南线情况逐渐转好，二十二师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缴获颇丰。

然后方强就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理由是没贯彻中央指示，走罗明路线。

二十二师的战士们不服啊，凭啥打了胜仗被调走（当时没说进保卫局），打了败仗的却可以继续干？

一段时间后，毛重新回去考察，开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这个问题，表达了不满。毛想了想，轻叹一声（这是自己YY的），道：

“ 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四个字，却真的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让人付出巨大代价。就是这位被关进保卫局的方强，因为坚持真理长征时被张国焘再次关进保卫局，1982年又因为坚持真理而从海军司令员任上退休。老爷子身体非常硬朗，2012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回到主战场。之后的这近两个月里，双方互相试探，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共产党这边谋划着转移，国民党那边谋划着总攻。

七月上旬，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发动总攻，近100万人从六个方向进攻苏区。

博古等命令针对敌军进攻，分兵六路抵御，严守各路口要塞。

一路也没抵住，根据地范围进一步被挤压。

派红七军团突围，企图打到敌占区，以此调动敌军。思路不错，而且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说国民党用围剿封锁着红军致使其无法抗日，这支队伍要突破困难坚持抗日，名正言顺，反正战争年间大家都在为政治宣传吹牛，强调自己的正义性，也无可厚非。可是……一共就派了不到7000人，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咋调动啊……

转移的决定在几个月前就做出了，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路线，红七军团失败了，中央决定让红六军团再去前面探(song)探(song)路(ming)（这是由被打散的师、团等新组建不久的一只队伍，由萧克、任弼时等人领导）。为了讨论具体往什么方向探、怎么探，开了个会，毛主席参与了。

会上，李德等人认为应当派红六军团向贵州方向突围最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向那里转移打前站。

毛不同意，他认为不应寻找红二军团，整个中央红军应当集中兵力，直接挺进敌人力量弱的湖南中部。因为红三军团与中央之间是敌人布防的重点，突围压力大，且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群众基础，政治经济等工作难以开展。

李德等不同意毛的看法。最终大会的结论是，先让红六军团向湖南方向突围，待机与贺龙部会合（真正原因是，中央并不知道贺龙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在贵州，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1934年7月，红六军团就这么着成了最早开始长征的队伍。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红六军团从强渡湘江开始（对，他们就已经渡过一次了）一路经历无数场恶战。更要命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中央在完全不了解前线战况的情况下一直对他们进行远程指挥，很多次好不容易突围出去，中央一纸莫名其妙的命令又令红六军团再次陷入重围，如果不是萧克王震等军事领导的卓越指挥与一定运气成分，这支部队早就不知道覆灭多少回了。

（实在不好意思，写这种东西本来最好不带感情，可是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我真的感觉博古好像是蒋介石派来的高级卧底……大家可以找相关资料，绝对是令人无语。）

————今儿先更到这里，马上12点，公众号没时间配图了，大家就都在这里看吧……————

————最近更的太慢，有点内疚啊……————

————1.29凌晨更————

咱们继续讲江西根据地的情况。

西征的军队派出去不久，国民党就集中9个师由北向南开始向瑞金方向进攻。红军以3、5军团为主进行守御，主要是依靠据点打阵地防御，经过20余天的数场战斗，虽使敌人死伤4000余人，自己也伤亡近2500人。貌似是占到便宜，可红军无论战士还是物资都是打一点少一点，国民党那边却是源源不断，这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月31日，广昌驿前镇被攻破。至此，根据地北路、东路（福建）皆崩，再也不可能待下去，必须尽快开始转移。

整个九月，中央都在加紧部署转移的相关事宜，动员、征兵、整编、物资整理、情报搜集等等等等吧。战斗方面互有胜负，无关大局，不多提了。

毛主席呢？他十分担心目前红军的状况，又深知自己在中央说不上话，于是请命到于都地区视察，并在那里做了半个多月的细致调查，以军事、政治情况为主。九月底，突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派医生过去这才渐渐控制住病情，后来博古差点以此为由将毛留下不随军长征。

多说一句，另一边的陈毅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前不久被弹片击中胯骨，伤势很重，无法随军行动，后来没能参加长征，留在根据地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战斗，那才叫九死一生。

九月末十月初，红军将各地守备交接给地方部队，国民党部队也基本集结完成准备发动最后一攻。

中共中央决定，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指挥二十四师与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留守根据地，其余人准备参加战略大转移。整个转移的最高决策机关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

10月10日，瑞金，八万六千人，当时尚不知究竟有多远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究竟要去哪里？博古、李德决定，第一步是去湘西、贵州与贺龙他们汇合（此时红六军团尚未到达，但是已经与贺龙他们取得联系，得知红二军团的确切位置）。但是这个计划只有三人团和朱德知道，连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这一级别的都不清楚，他们得知的信息是从西南方向突出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迷迷糊糊地走着，方向、目的全部不了解。

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的消息，立即下令白崇禧、陈济棠等人在湖南、广西方向阻截，自己的嫡系六路军追击。

此时的红军十分危险，一字长蛇阵行军、大量笨重物资携带，很容易就会被分割包围分别歼灭。幸运的事情在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陈济棠早在一个月前就和共产党秘密签了停战协定，白崇禧等桂系怕蒋介石借此机会抢占他们的领地，因此派驻兵严密防守，倒是防蒋介石部队多一些、共产党少一些。其他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有原本就靠近红军的，此时为了保存实力都避免率先和红军主力开战，都在磨磨蹭蹭装模作样地行军。

此时毛主席的想法是，应当利用这种局面，趁敌军各怀鬼胎尚未靠拢，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或能打开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对，上篇答案提到毛的军事思想中，掌握主动权是他非常看重的一条）。

中央并不赞同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应当趁此机会多跑一点算一点。

这种观点也不算错，仅仅用了一个月，到11月中旬，红军就“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来到湘江附近。而此时，国民党的部队也已集结完毕，四十万大军集结在湘江、潇水一带布成一个口袋阵候着红军。

共产党内部，一场后来被陈云称为“湘南争论”的事件正在酝酿、发生，似乎可以看作是不久之后遵义会议的雏形，党内分歧终于要慢慢公开化了。

————哎，今天又没有更够，我在考虑要不要专门空出一天把它彻底写完…………————

————2.1晚更，空一天写完基本是不可能了……临近年关，天天出去约见亲戚朋友，我还是努力保证每天1000字的更新量吧……————

关于这件事的因果，我们就以以毛主席作为主人公来简要叙述一下。

大家看我之前的文章就会有个感受，毛总是喜欢“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虽然最终事实都证明了他的正确，但许多人不喜欢他。其实“反对”还不是关键，毛不受欢迎的更大原因在于他说话不留情面，有什么说什么。

（脑补图：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

前面讲过的什么“中央过去七个月全部都错了”之类的事情也就不多提了，更早一些的时候，毛甚至和朱德等人激烈争论，后来为此召开古田会议，讨论“党指挥枪”等问题。毛与其他人针锋相对，认为党应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重中之重，战争中前委应该有绝对的指挥权等等；而朱德虽然同意党对军队的领导，却认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大于政治工作，不赞同把大量精力放在根据地开辟建设上，同时认为应当削弱以毛为书记的前委权力，等等；更有许多人根本不同意“党指挥枪”。主持会议的陈毅就和了和稀泥，大概就是说，大家都有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问题，分别是如何如何，我们要从长计议诸如此类。

而后毛就批判他是“陈毅主义”，这下把党内的中间派也都得罪了，他也就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好在朱毛陈三人都非常大度，从不记私仇，其争论都是为红军着想，后来陈、朱二人想通之后又请毛回来官复原职，后来关系也都不错。

可大度的人毕竟是少数，毛由于正确的领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前线战士和根据地群众之间威望极高，但在中央却比较孤立（哎，建国后好像又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明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却总是无法通过，有啥用？

所以毛开始了改变，决定努力团结大多数。

与此同时，博古也逐渐感到自己的帅位不稳。自他上任以来红军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大的胜利，连续的失败让其他领导对他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并且许多人与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到如今，竟然连根据地都丢了，红军竟然不得不进行所谓“战略转移”。

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博古首先将一些朱毛时代建立的队伍解散，打散分配到各个新组建的队伍中；长征出发前，又将除三人团和朱德外其他中央局成员分散到各个新队伍中，等于是将其他人彻底隔离在中央决策核心之外。

————2.2晚更————

毛对此当然不爽了，郁闷之中却得到一个消息——张闻天对此也非常不满，于是他主动联系张，并向中央提出，希望在长征时把他们这些政治委员分到同一队伍，留在中央。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才得以同主力红军一起行军，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毛、张二人才逐渐来往密切了起来。

而后的长征路上，毛与张王二人持续交流，三人逐步达成了一个共识——博古没有能力领导红军。

也就在这个时候，尚未完全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的张闻天先得到一个消息——中央决定强渡湘江。他对此十分反对，于是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二人。毛主席和王稼祥曾长期直接指挥军队，当然是更加反对。三人商讨之后，决定让毛作为为代表立刻去找三人团反映，提出他们的意见——这毕竟关系到红军的生死。

其实强渡湘江的决议许多前线指挥官都不同意，彭德怀已经和中央表示了反对意见，没用。而博古和李德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他们认为，既然是转移，就一定要快，在敌人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迅速向目的地湘赣边界移动。而且，自长征以来红军胜多败少，行动迅速，所以他们由此认为自己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毛去找三人团的时候正是深更半夜，当时有五个人，毛、周、博、李以及一名德语翻译，毛主要是和李德交流，周、博在一旁听着。这次他也不像从前了，虽然完全不同意渡江，但是毛并没有对李德进行批判和反对，而是提议能不能先集中兵力打湘南的敌军，如此这般将敌军阵脚打乱，之后再视情况考虑渡过湘江。

李德果断反对，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耽误时间，他认为转移需要迅速。

最终博古说话，大意是你回去吧，你的意见我们会考虑的。

毛无奈离开。

那三人团中的另一位——周总理呢？三人团有明确分工，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的任务是“督促军事决策的执行”，其实就是和稀泥，联系中央与前线，摆双方分歧，没什么决策权。于是毛走后，他向博古建议，做两手准备，对在湘南建设根据地（他懂毛的意思）也进行一些布置。

所以后来成立了一个……湘南营，一共200来人……哎……

——————2月2日凌晨，更——————

强渡湘江计划照常进行。

国民党那边的情况，我们已经提到，第四道防线共四十万人布置成口袋阵集结于湘江潇水一带，而蒋介石自比姜子牙，说自己在湘江边垂钓，愿者上钩。

11月25日，博古下达渡江命令。红军的计划是这样，红1、3两个军团为前锋，在两翼开路率先强攻，8、9两个军团掩护中央，紧随其后渡江，红5军团在湘江东岸掩护，阻截追兵等，待中央安全度过最后渡江。

27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其过程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就是强攻、血战，非要形容的话就是惨烈。由于中央携带了大量辎重，又采取一字长蛇阵形，整个渡江过程非常缓慢，掩护部队必须承受敌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导致伤亡巨大。

12月1日，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江。但是一部分掩护部队却被切断，永远无法归队了。

湘江一战，从27日晚到1日中午，红军队伍由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平均每天减员近1万人。52天前，8万6千人的队伍开始长征，如今连40%都没有剩下，尤其是干部损失更加严重，整个红军处在一片消沉情绪之中。

国民党那边。由于红军与二、六军团汇合的意图非常之明显，因此即使湘江防线被突破了也并不是什么大事，只需要继续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布置军队即可。于是，蒋介石命令何健在湘黔一带集结二十万部队，设置四道防线；以白崇禧等为首的桂系军继续追击。

此时的红军内部却爆发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公开争论。

事情是这样，渡过湘江后，李德把军事失败归结到掩护中央纵队的红9军团22师师长周子昆身上，要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而毛保护了周，由此李德斥责他“收买残兵败将笼络人心”，毛反过来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指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指挥的失策。

随后，毛又提出，鉴于敌军最近的军事布置，红军若仍然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无异于自寻死路，他认为，应当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中央否决。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西南部的通道县，次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与会人员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

会上，毛（同张、王）继续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应当西进贵州而不是北上湘西。

朱德、周恩来表示赞同。

李德怒而离会。

博古只好同意暂时改道向西面黎平方向前进。

12日当晚，中央发出紧急电令，红军改变方向，向西前进，但目的仍然是寻机北上至湘西，并电报贺龙任弼时，中央已进入贵州，马上可以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让其做好接应准备。

蒋介石完全没想到红军的战略改变，湖南至贵州方向并无准备。于是，红军一路进展顺利，连破黔军部队，15日占领黎平县城，16、17日中央机关陆续进入抵达。

周恩来与朱德二位商议后认为应当继续西进，向贵州前进，并向李德提出此建议。

李德拒绝采纳。

毛主席在此期间反复建议中央，开一次会彻底讨论红军下一步战略方针，此时终于被接受，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更加精彩的斗争终于来临了。

目前关于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并不多，甚至连会议主持者、与会具体人员名单等基本信息都有较大争议，我暂且按自己的观点给大家说说。

朱德、周恩来、博古、李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凯丰、邓发参加了会议，最直接的议题就是红军下一步是否要与二、六军团汇合。其中凯丰和邓发二人支持一直以来李德的决议，不过他们和王稼祥三人是候补委员，只参与讨论。

整个会议过程极其激烈，甚于通道会议。毛提出继续向西北进军，建立川黔根据地，李德反对，坚持与贺龙任弼时汇合。火药味越来越浓，周总理竟然都拍案而起，怒斥李德。当时的李德身患疟疾，发着烧，这一急更加难受，中途就退出了会场。

博古看中央委员中除自己外全部支持毛泽东，只好默不作声。之后，又陆续讨论了一些问题，形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决定，捡重要的说一下：

1.取消与二、六军团汇合的任务，红军继续向贵州方向前进，初步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向西北延伸的根据地。

2.重点对付黔军，对于蒋的嫡系以及桂系湘系部队能避则避。

3.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另外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民族政策。

4.确定，近期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彻底讨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目前党内领导意见分化问题。（也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以上内容里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第三点，这是毛的独家内容，也是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他、与他意见相左的最关键所在。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战争年间应当以军事工作为中心，和平年间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很好理解。但是毛却始终坚定地认为，任何时候，不管搞什么工作，政治工作都是第一位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终的战略上的胜利，而其他做法最多只能获得局部的、眼前的利益。

这一点从始至终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理解、赞同，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毛在党内一直就是少数派，而且这一派只有他一个人。这种观念上的不同在30年代使他被排挤出权力中心，50年代以后再次使他陷入孤立，一直到今天“政治挂帅”都在被从上到下彻底批判。

究竟孰对孰错，我不多说，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至关重要。

记住我上面的话，咱们接着往下讲。

这一天其实还发生了许多事，比如各部队重新整编，刘伯承重新被提拔，成为军委纵队总司令等等，总之，形势对博古、李德愈发不利。

由于黔军战斗力是在差劲，12月下旬，红军连克七座县城，极大地补充了物资，并且逐步开始获得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红军向猴场方向集结，为渡过乌江做准备。

1935年1月1日，又一个长征途中重要会议——猴场会议召开。

会上，博古、李德再次提出不应当渡过乌江，而应该与二、六军团会合。毛再次反对，重申之前的意见，另外，继续提议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团结群众。

激烈争辩后，毛的观点再次获得多数主要领导赞同。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更重要的决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在一年多以前取消的军委集体领导，如今又重新得以确立。

1月2日-6日，红军强渡乌江。

1月7日，先头部队占领遵义，9日，中央机关入驻遵义。

由于这一段时期的连续胜利，红军终于在遵义获得了喘息的机会，部队休整、补充兵员、补充物资。中央决定落实黎平会议决议，召开一次大会。

陈云负责起草了一份会议提纲，交给与会人员传阅，内容有二：

1.环境发生变化，是否继续黎平会议决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2.检查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1月15日，千呼万唤，遵义会议召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开始了。

————————2月22日元宵节更————————

我们先来看一下与会人员：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

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总部和各军团领导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另有李德列席。

那会议前他们的立场分别如何呢？

首先说王稼祥和张闻天。他们在最初都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博古的支持者。后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中一系列军事失败，慢慢地走到对立面，长征途中毛长时间找他二人尤其是王稼祥聊天，使得他们成为毛的支持者，尤其是王稼祥，不久前就已经和其他领导人（张闻天刘伯承等等）传递，希望让毛代替博古。

于是，到达遵义后，王稼祥立刻提出召开一次大会，彻底反思近来的各种问题，矛头直指博古。

博古自然不能同意，他推说，黎平、通道、猴场会议早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没必要继续讨论。

而后，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三人去联系其他领导人，大多数人立刻同意召开，并且联名要求，包括朱德、周恩来。

其实，前线的军事领导（参见刚才提到的名单）不管是否支持毛，对博古李德都是非常反感的，因此非常支持遵义会议，希望撤换领导。这其中，大家不太熟悉的李卓然，长征中主要负责殿后，井冈山时期曾担任过毛的办公室主任，更是绝对支持毛。

当时，站在博古李德这一边的，其实只有邓发和凯丰。

1月15日，晚饭过后，贵州冬天的寒夜，众人聚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围着煤油灯和炭火盆，开始了这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会议。

博古作为主持者，同时也是被检查者，进行第一个发言。他简单地回顾了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也说明了一些自己的错误（毕竟那么多败仗），但是却把军事失败的重点归结到客观环境，比如对手太强，100万部队，十分狡猾，政治环境不利等等，并得出结论，红军没有能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换谁都不行。

第二个，周恩来发言，作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而并非敌人实力太强，三人团应当负主要责任，自己作为军事负责人之一，也应承担责任。

第三个，张闻天发言。到现在都属于会议流程的正式发言，因此张闻天也是做了一个报告，叫作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与博古的报告针锋相对，直接从政治上否定了博古，认为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好了，正式的报告环节结束，与会人员开始发言。

毛主席先开口了。这次他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他开会从不准备讲稿、提纲什么的，纯粹即兴（多说一句闲话，庐山会议本来准备了稿子，纠左，跟主要领导都通过气，结果一开场彭德怀画风突变，毛立刻把稿子放到一边，开了一场反右会议。这理论水平，比某些领导人不知道高到哪去了），可是这次不同，厚厚一叠讲稿。而后，连念稿带发挥，他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十分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失利。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从理论到具体事例，一点一点地分析，紧紧指向一个核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但是，大家请注意，请注意，毛主席这次没有说在座诸位都是垃圾，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会议应当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后又反复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是由于军事上的左倾，战略战术的制定不当而导致的失败，包括最后得出的结论。

大家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毛主席把他“政治挂帅”的独特思想先放到了一边，矛头直指军事错误，并提出这是最紧迫的任务，其他问题可以暂不作争论。这样一来，其他领导人身上责任就轻了一大半，更夸张的是，其实他连博古都没有做过多的批评，最主要就在批李德的军事指挥。

成熟了！

终于成熟了！

毛主席在政治上终于TM成熟了！！！

所以，虽然老毛的发言超过一个小时，但大部分人都非常认真地听完，频频点头，前线指挥们更是赞同，那些问题分析的，都说到他们心坎里了。

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批判博古李德，并提出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然后是朱总司令，首先支持毛的分析，而后怒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说他们崇洋媚外，听不懂行的外国人瞎搞，并且大声讲道：“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让寡言的朱老总说出这种话，那他得憋了多大的火。

主要人物都说完了，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言。（遵义会议开了三天，每天晚上，所以后面的这些发言是陆陆续续说的，具体谁先谁后我也无从考证，好在不影响大家理解）

这些人里面，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是十分激愤的，痛斥错误军事领导，举出了一个个前线的例子。

还有一个很激愤的人，就是凯丰，也叫何克全，不过他始终站在博古这边。就是他在这里对毛主席说出了著名的那一句：“你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周恩来，他明确表态，首先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决策，而后支持毛主席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至此，会议主要决定出炉：

1.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

3.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最后委托张闻天依照毛的讲稿和会议记录来起草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书面决议。

其实会议并没有完全开完，最后一天（17日）晚，蒋介石重新派出的黔军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因此会议遗留了两个个重要问题。

1.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

2.常委出现变动后，如何分工

其实在会上，王稼祥最先提出了让毛来接替博古，不过那是会议初期，这个问题还没进入讨论范围。后来确认博古下台之后，一些同志提出，让张闻天接替博古，但是张不同意，他提议让毛来当，毛主席又推脱自己身体不好，只是可以指挥军队，当不了总书记。这个问题就搁置下了。

会后不久，首先确立了常委分工，毛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再不久后，在毛的一再坚持下，选定张闻天为总书记（一说没有这一称号，仅仅是“负总责”，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不必深究）。

遵义会议至此告一段落。

下面我想重点说两个问题。

1.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遵义会议证明了党已经可以自行改正错误解决内部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实如此吗？

2.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后长征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这有道理吗？敢情别人指挥无论进攻防御撤退都是错误，就他正确吗？

—————2016.4.14更，有点长啊，大家可以去公众号分章节看——————

历史课本上面对于长征的叙述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博古李德是书呆子，生搬苏联那一套指挥红军屡战屡败，然后开了个遵义会议惊天大转折，毛主席从此成为领导人，屡出奇招带领红军大翻盘实现逆转。

这不能说错，但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在本文的开头我说过类似的话）。通过我前面的文章大家应该也已经发现，遵义会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会议，长征中党的高层分歧一直很大，斗争非常激烈。

先是强渡湘江之前的湘南争论，这是一次非公开的讨论，仅限于高层的毛张王和博李周双方，争论的主题是究竟要不要渡过湘江，结果是博古方稍作妥协，组建了一个湘南营（和没有也差不多）。

而后是通道会议，争论主题是继续与贺龙部汇合还是西进贵州建立根据地。这次争论虽然仍然仅限于最高层（之比上次多了朱德），但是却属于正式会议，更重要的是，毛这一派已经略占上风，博古最终同意“暂时西进”。

这之后是黎平会议，不仅参与人数众多（几乎所有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且最终结果完全倒向毛这一方，他的提议几乎全部通过，而博古李德的支持者只有凯丰邓发两人了。

以上两次的重大军事决议，全部都是开会解决的，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博古李德就失去了和从前一样的说一不二的权力了。不久后的猴场会议，更是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恢复了军委集体领导制，而李德在会议上提出的军事建议全部被否决，博古这一派告别权力中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遵义会议正是在此基础上召开，虽然召开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大势已定，也就是个时间早晚问题。它重要的地方在于更加全面、细致、系统地争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说是对前一年多里各种大小明暗争论的一个大总结。

所以我觉得，课本上的那个总结有一定道理，但不大准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有些过分夸大它的作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也都否决了博古李德的意见使红军得以生存。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些夸张，遵义会议后的红军更像是从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成长为有点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人，真正党的成熟应当是以45年延安整风完成为标志的，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个有着稳定价值观的成年的党才真正诞生。

综上，这段历史课本上的话得改，具体怎么改，“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后面想不好，大家帮帮我吧。

另外，这一系列会议同时也记录着党主要领导人的变化。毛主席我们已经说过，一步一步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越来越懂得团结大多数的技巧。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周总理，这几次会议他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湘南争论是以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委婉地劝说博古考虑毛的意见，两边都不得罪；通道、黎平等会议是与朱德等人支持毛提出的战略方针；最后遵义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毛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党本身的转折。

下面谈谈第二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股票，即使没有亲自操作过也一定在各类媒体上常常听到相关报道。一般来说，股市演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如下图，不断循环。

（以下有关股票市场的内容并不严格，只为分析本文问题，各位股海高手不必深究）

从图上看，若想获得最大的收益，应当在一、二阶段买入，三、四阶段卖出，五六阶段不进行大规模操作继续等待时机。

然而，广大股民的表现可并非如此。我们听过无数例什么准新郎拿结婚钱入市赔光自杀，退休职工拿一辈子积蓄入市赔光自杀，借亲戚朋友钱入市赔光自杀等等的例子。

大多数人一二阶段都在观望、犹豫、患得患失。

第三阶段，本来是应当提高警惕的时候，大多数人却红了眼，盲目乐观拼命入市。

四、五阶段，下跌没什么，赔了钱也没什么，这时候坚决平仓止损也就好了，可是大多数人却狠不下这个心，始终幻想股市能再涨起来，“再涨一点我就撤”，于是终于被套牢。

到了第六阶段，也不是没得救，应该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择机卖出，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可惜大多数人不是悲痛欲绝就是心灰意冷，胡乱地仓促卖出。刚卖出没多久，艹，怎么又涨了！

战争也是类似。

博古接手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红军连连取胜发展迅速，就像股票市场的第三阶段。身为投资高手毛泽东，深信“众人贪婪我恐惧，众人恐惧我贪婪”，已经看出了长时间战争造成的红军以及根据地内部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借此喘息机会赶紧解决（具体内容见之前的内容）。然而博古李德二人却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此阶段盲目乐观，也不掂量自己斤两就主动进攻白区，认为很快就能攻打南昌、占领江西、解放全中国。

第四次反围剿大概就相当于第四阶段，貌似胜利，其实双方在根据地的局势已经开始逆转。

第五次反围剿类似于阶段五，屡战屡败，本应及时止损，适当放弃，改变战略，当时由操盘手被贬为小分析员的毛泽东提出了几个思路，全被否决了——他们已经红了眼，说老毛逃跑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末期一直到遵义会议，阶段六，大盘持续下跌，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时股市天才毛泽东依然冷静分析，一路上找到各种比较好的时机，希望帮助红军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逆转局面。可是此时的操盘手博古和执行操盘手李德在狂跌的大势面前已经心慌意乱，只想赶紧退市，一心就是和红二六军团汇合，丝毫不考虑撤退的时机。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时常有同学给我评论，怒斥博古李德，我最初读历史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觉——“他们是白痴吗，怎么每次都能准确地做出最错误的决策”，但是之后明白了，他们不是白痴，只是普通人，如果让我们去指挥，只会更差劲。华尔街的天才利弗莫尔（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操盘术）曾经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共同的人性弱点的诱惑，每一次轮流下注时，都想参与一份，每一手牌都想赢。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个共同的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成为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头号敌人，如果不对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它最终将导致他们的溃败。满怀希望是人类的显著特点之一，担惊受怕同样是另一个显著特点，然而，一旦你将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搅进投机事业，就会面临一个极可怕的危险，因为你往往会被两种情绪搅糊涂了，从而颠倒了它们的位置——本该害怕的时候却满怀希望，本有希望的时候却惊恐不宁。

已经进去的私募一哥徐翔，大家都熟悉，他的私募叫做“泽熙”，取自它最崇拜的两个人——毛泽东、康熙。

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而弱点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事情来临时却永远无法克服。

就是这么个道理。

好，咱们接着说战况。遵义会议之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四渡赤水了，也被称为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一直以来被讲述得十分传奇。那么，真正的四渡赤水究竟是怎样的？是一些人吹的“神机妙算”还是一些人黑的“歪打正着”？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

遵义会议过程中，国民党军队集结、逼近，于是会议匆匆结束，红军继续开始行军。起初中央的打算是这样的，由黔北（也就是目前驻地）到川南，再北渡长江，和当时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配合，粉碎敌人追剿，在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

同时，博古李德下台后，红军开始确立新的军事指导方针，简单来说是这样，派小部队殿后，用游击的方式延阻追击的敌军，主力避免战斗，全力行军以迅速挣脱包围圈；一旦被敌军某部追上或从侧翼包夹时，则集中主力主动出击，迅速歼灭。

这个作战方针本身没有问题，能够发挥红军最大的优势，然而红军却继续遭遇了失败。

是这样，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可能会北渡长江，于是命令川军集结于长江以南红军的必经之地，同时不放松追击，企图来个前后夹击。

周、毛、朱、刘（伯承）商议后认为，追击之敌并不集中，是一波一波分别赶来，最前面的郭勋祺部实力不强，可以先将其歼灭以解除主力的后顾之忧。

于是，后部红军停止前进，埋伏在青杠坡附近，又派出一部分兵力诱敌深入，而后突然开始攻击（典型的前四次反围剿时期打法）。

然而，川军出乎意料的强悍，在歼敌一小部后，局面竟然陷入僵持，整整一天下来都没什么进展，红军的增援部队在途中又屡遭失利。此时，川军追击部队后续的两个旅到达，另有两个旅由侧翼向红军移动开始夹击。

毛提议，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提出立即撤出战斗，放弃北上，转而西渡赤水河，而且是轻装行军，能扔的都扔掉。由于情况紧急，周朱等人同意后就立刻执行了。这就是“一渡赤水”。

中央分析，泸州地区敌军数量过多，要想北渡长江，最好在更上游的宜宾地区进行，于是红军继续西进，进攻叙永渴望得到休整、补给。

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已经放弃北渡长江，是想南下云南，于是派大军向川滇黔边界移动，有一部正好遇上正在围攻叙永的红军。

军委立刻决定撤出战斗，向川滇黔交界处转移，集结于扎西地区（今威信）。同时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

一直到现在，蒋介石都始终占据着上风，牢牢把握着战争局势。当时他判断红军放弃北渡长江是由于他知道自己在长江边上集结了多少部队，认为红军不可能突破，而红军后来放弃渡江也是因为得知了这一情况。此时红军集结于川滇黔边界，正落入了他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于是滇军川军南北合围，凯申公志得意满，收网了！！！

可惜他算错了一点，红军放弃北渡长江后并不是想南下云南，现在的共产党内领导人已经不是李德了，军委确立的新战略是：

“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毛周王研究发现，黔北的敌军大都被调去守长江，应该趁此机会东进，杀回遵义附近。

当然，一贯的迷惑工作还是要做的，一个团的兵力被派出佯攻滇军拖住时间，主力红军偷偷东渡赤水河，于2月21日前后突然出现在黔北。

蒋介石惊呼“狡猾”，急电前线进行堵截，并判断，红军应当是想走老路——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红军集中兵力，于24日占领桐梓，并作出决议，趁敌不备，迅速攻克娄山关，进而夺取遵义再做休整。

娄山关号称坚不可摧，地势险而守军多。

26日晨，红军集中全部主力，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城。红军的打法有点拼命，正面强攻不说，侧翼面对敌军布下重兵防守的点金山直接爬山仰攻。国民党军队估计没见过这么打的，直接吓怂了，很快败退。

本来遵义方面已经派出援军，几乎是倾巢出动——娄山关没了遵义也就守不住了，但是没想到队友这么渣啊……

见此情况，毛急令林彪率红1军团追击，争取在援军撤回城内前将其歼灭。

28日，红军重新占领遵义。

二渡赤水过程中，仅俘虏就捉到3000，收获可谓颇丰。

也就在28日，中央军委纵队离开娄山关向遵义进发，老毛回望险要的关隘，想到经历的种种，不禁百感交集：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要想了解真正的历史，必须了解它的细节。此时的红军虽然连连取胜，但是却充满隐忧。

隐忧在哪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娄山关一战，是打出了红军的威风，强行攻克了重兵把守的天险，但红军却也伤亡不小。到达遵义城后，彭德怀给中央写信：

“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对于这种情况，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思路是有分歧的，或者可以这么说，老毛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观点是，面对这个问题，红军应该继续争取胜利，并在胜利之后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兵员物资等。而毛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的许多主要军事行动依然是不明智的，仍然是预定目标→坚决执行，并且为此打了很多攻坚战，比如攻克桐梓、娄山关、遵义等等，毛并不觉得这对于红军而言是“胜利”，他依旧主张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战役。

但当时的军事行动是“集体决策”，一般是张闻天主持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二十余人举手表决，最后周恩来宣布决定，毛仅仅是周的军事助手，并不能主导大的战略方针。

这种分歧在红军入驻遵义10天后，终于爆发了出来。

当时军委的方针是这样的，大战略上，红军的目标时在黔北建立根据地，最终和红四方面军、二六军团一起，使得云贵川黔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目前的军事行动是，以遵义为中心诱敌来攻，逐个击破，为将来的西进做准备。

很快，敌吴奇伟部上当受骗，为红军“运来”大批武器物资后仓惶逃走。

但是周浑元部固守鲁班场不出，3月5日，中央决定派朱毛为前敌司令部指挥，待机消灭周部。

3月10日，风云突变，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发来一封急电，建议军委改变命令，进攻打鼓新场。

朱德看后表示赞同，因为周浑元部一直据守不出，导致红一、三军团士气高昂却无仗可打。相反，打鼓新场守军较少，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且这里是红军西进必经之地，对根据地的建立意义重大。

毛反对，他认为，首先虽然打鼓新场驻军只有一个师，但它是一个固守据点，红军应当避免“啃硬的”；其次它距国民党主要部队驻军处都不远，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很可能正向打鼓新场方向集结，打鼓新场附近极有可能是蒋设的一个围歼红军的战场，因此如果进攻这里，我军可能会陷入重围。

但是这个临时建立的“前敌司令部”中，朱德是实际负责人，毛只有建议权。他看说服不了朱，就提议召开军委会议讨论。

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共近二十人参加，讨论结果是——“实名反对以上所有答案”再次出现（大家数数，已经几次了），除老毛一人外，其他领导全部同意林彪的建议，改打打鼓新场。

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老毛之前不管想法再独特，再反对其他人，只要民主表决出结果，他都会予以执行，包括遵义会议后这段时间开会，他也一直是少数派，一直是命令执行者。而这次不一样，他放狠话：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凯丰一向对毛不满（之前讲过），也发怒了，“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也对毛发怒：“不干就不干了！”

毛：“好，不干了！”转身出门离去。

会议决定，采纳林彪建议，改打打鼓新场，并撤销毛泽东政委职务。

会议是凌晨开始清晨结束，毛想了一天，半夜三更的时候徒步六公里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二人夤夜长谈。具体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无从知晓，但谈话的结果是，凌晨时分重新召开会议，周恩来作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说服其他人，收回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毛也官复原职。

那么周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说服其余接近二十个与会者的呢？

没有记录，但就我的推断，是新情报。

（以下部分内容有点啰嗦，但比较重要）

因为前一天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其他人认为，攻克打鼓新场可以打一胜仗，有利于之后根据地的建立。毛同意红军可以打赢这一场战役，但是他认为，根据之前情报，蒋介石的大批部队已经向这里移动，攻克后必须马上撤离，这种胜利在战略上毫无意义，反而耽误时间并令红军冒险。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攻克打鼓新场”是无须怀疑的。

但是这一天凌晨的会议撤销打鼓新场计划后，给林彪聂荣臻的解释是，国民党的援军与12号就开始陆续抵达打鼓新场，而我军最快也要12号才能赶到，因此这一战可能是打不下来的。

为什么我要啰里啰嗦强调这个呢？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此时红军高层并不是被毛的理由说服的，他们的军事政治理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多打胜仗”而后“建立黔北新苏区”。而林彪、朱德等领导认为打鼓新场可大的原因也是这两点，一是“可打胜仗”，而是“于建立根据地有利”。

但是毛对此一条都不同意，首先他认为“胜仗”并不一定都是有利的，其次他认为红军并不应该定下“建立黔北新苏区”的目标，正如长征初期博古李德不应该定下“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目标一样。红军目前过于弱小且并未甩开追兵，任何过于具体的战略目标的制定，都十分容易引起敌军的针对性打击，因此红军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灵活机动，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时随地制定新的战略方针。

这在后来红军的行动中得到证实，军委决定延续既定计划，进攻周浑元驻扎的鲁班场。毛当然是不赞同的，因为这里同样是一个据点，进攻它的目的无非是它比打鼓新场更容易取胜，而且对建立黔北根据地意义重大。但是这次他没有过激地反对，因为“鲁班场”不胜不会危及到红军生死，所以他执行命令，与朱德一起赴前线指挥战斗。

3月15日，主攻仍然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队伍进行。对面的周浑元早已准备充分，不仅构筑了密集的碉堡，还用藤条荆棘甚至地下竹签构筑工事（怎么有点像水浒传），所以虽然红军战斗力强，但毕竟是血肉之躯，在反复拉锯中损失惨重，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战斗从早上8点开始打响，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此时吴奇伟、郭勋祺两部已经逼近鲁班场，再不撤可能真的就完了。

军委下达命令，全军于晚11点撤出战斗，下一步决定袭击仁怀，寻机甩掉追兵。

次日红军主力到达茅台镇，并于16日晚至17日中午在这附近完成了三渡赤水，向四川南部方向前进。

1935年3月17日，这一天在史书上根本没留下什么印记，中央所有主要领导人的年谱全部把这天跳了过去，仿佛只是在简单地行军、休整。但是，事实上，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改变整个红军命运的事情，它的意义可能不亚于遵义会议。

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就驻扎在河边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陈福村。这种行为很罕见，渡河之后红军并未完全摆脱危险，正常的做法应当是分散队伍迅速行军，但是中央目前有一件事急需解决，片刻都等不得——军事领导问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遵义会议之前那一个“猴场会议”确立了红军的集体领导原则，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中央开会民主表决，这有效地解除了李德的军权。但是在集体领导这段时间以来，问题更是不少，二十余人决策，干什么的都有，搞军事的、经济的、宣传的、情报的等等，每次讨论半天再举个手，浪费时间延误战机不说，还常常出现外行压倒内行现象。尤其是近半个月打鼓新场风波和鲁班场战役，更是令红军险些覆灭，这令当时的领导人们感到，决策机制必须要变了。

张闻天更是自责，鲁班场战役的失利，其直接后果就是红军策划了这么久的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基本上宣告失败，他作为总书记，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于是，渡河后，一场会议在小村中的茅草房中召开了。

很可惜，我们并不知道会议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整个17、18、19三天的历史文件都少之又少，那正是红军最危急的时刻，行军十分匆忙，上又有飞机轰炸，即使有少量资料也大都在赶路过程中遗失或是毁于战火。

但是有一点，会议的结果，成立长征中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三人团，毛泽东从此真正地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

（关于三人团成立时间并没有明确的记录，能确定的只是在10日打鼓新场风波之后到18日决定四渡赤水之前，最初主流一般认为在12日，但这于逻辑上讲不通，新世纪以来争论逐渐增多，个人赞同的是孙果达教授的研究成果，即上文中提到的3月17日三渡赤水之后）

3月19日前后，红军截获并破译蒋介石密电。

蒋介石并不清楚红军三渡赤水想要做什么，他认为可能是要重回四川北渡长江，于是就决定亲临贵阳督战指挥，并且命令部下在赤水一带设立碉堡阵，运用第五次围剿胜利经验，将红军全歼于此。

说实话，其实红军自己也不清楚三渡赤水的明确目的，红军在二渡赤水后定的战略是在黔北地区反复运动，交战并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这是红军的一贯做法。所以，现在主流所宣传的攻打鲁班场、三渡、四渡是早就计划好的统一战略行动，鲁班场是佯攻为了迷惑敌军、三渡是为了调动敌军，并且举出三渡时有意加固浮桥就是为四渡做准备等等其实并不正确，佯攻不可能损失那么惨重匆忙撤出战斗，而红军当时为了保证能够在黔北迅速地运动，过河时都要加固浮桥，也并不是怎样的特殊布置。

刚刚进入权力中心的老毛也在思索红军下一步的动向，待得看到这一封蒋公的电报，心有所感，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在他胸中展开——四渡赤水拉开了序幕。

这里顺便解答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许多同学都提到了目前的一种观点，多见诸于《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即四渡赤水的成功是由于红军破译了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首先我要说，这话的后半句基本正确，红军确实破译了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大多数时候也确实可以说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但是第二点我想说，这些报刊的编辑对于军事可谓一窍不通，甚至连即时战略类游戏都没玩过。

四渡赤水期间，国民党真正投入战斗的兵力保持在20-30万之间，而红军的战斗部队则在2万-3万之间。以war3为例，给你20人口的一本部队，对手则有200人口（假如可以），还是二三本高科技兵种，更夸张的是，对手占据了全地图的所有矿，你连基地都没有只能靠掠夺来补充。好，现在给你地图全开，能赢吗？

事实上，红军掌握国民党方面的电报密码是从1933年8月开始的，当时上海来的同志带来了国民党密码破译法，总部二局的战士们学会之后，从此对国民党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但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33年9月，李德就正式成为军事顾问，他用这些情报打了胜仗吗？前三次反围剿是毛指挥的，并未破译密码，打过败仗吗？

不要说李德，讨论打鼓新场战役时，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和毛掌握的一模一样的情报，为什么只有毛一个人坚定地反对发动这次战役？不仅仅是打鼓新场，长征期间各种会议，毛总是少数派，难道他比别人多知道些什么吗？其实在那种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即使洞悉敌军行动，对大多数指挥者（包括朱德刘伯承这样十分优秀的指挥者）而言，更多的帮助也只能是在某几场战斗或是战役中取胜，真正在战略上的选择并不多。

况且，本来情报战就是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应该还记得，反围剿时，老毛为了搜集情报可以带兵上一线战场，多次为情报部门亲自制定纪律条文，甚至细致到“电台不用时必须把电键卸下交给警卫员携带”这种地步。

相比之下，对面的国民党部队就重视不够，就在我们下一章要讲到的35年5月，他们得知了密码被破译这件事，蒋介石还惊呼“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于是国军电台密码开始频繁更换，但是……每次总是很快被破译，并没起到太大的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对敌军电报密码的破译和掌握确实是红军四渡赤水中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情报固然重要，但最终还是要看使用情报的人。

马上要登上飞往贵阳飞机的蒋公恐怕还不知道，有一场好戏在前边等着他。

3月20日17时，总政治部下达命令：

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野战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全党全军上下已经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这次作战行动如此重要，秘密、迅速，中下级军官只知道是向东走，到达赤水河边才接到渡河命令；而至于渡河之后要做什么，连各军团首长都不清楚，命令只说“寻求机动”。

21日、22日两天，红军陆续渡过赤水河，这就是四渡赤水。

24日晚，蒋介石宋美龄飞抵贵阳。红军再次渡过赤水早已被国民党的飞机侦查到，凯申也知道这一消息，但是他分析红军渡河之后的行军速度、方向等信息，做出如下判断：红军要重新进攻遵义，继续建立黔北根据地。但他还不敢确定，毕竟自己在贵阳，万一对方突然来搞一下，那可太危险了。

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形成，连接遵义仁怀组成防线，将红军消灭于防线以北。

怎么办？

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下象棋，常常会谋划一个很大的“阴谋”，看对手一步一步坠入彀中，那感觉紧张、兴奋，血液开始往头上涌，手颤抖脚冰凉，呼吸也要变得急促，于是赶紧调整自己，变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时候，对方好像对这“阴谋”有所警觉，那棋技不行就靠演技来凑，每当他走一步好棋我脸上就会露出轻蔑而又自信的，不易察觉但又能够恰好被他察觉到的微笑，而后假装克制自己平复心情，假装故作克制地走一步棋；当他继续回到陷阱，同样要有一系列不易察觉但又恰好能够被他察觉的微表情适时出现，在那一瞬间，惊慌懊悔痛惜无奈不甘等复杂的情感先后展现出来最后又交织在一起，然后马上故作克制，面部恢复出平静却又隐隐带着凝重的表情。具体的细节还有很多，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达到的结果就是，一旦对手走对了，就演得让他怀疑人生；一旦对手继续走错，就演得让他相信自己。这些影帝级别的表现帮我收获了许多胜利（吹个牛，大家见笑了）。

如今红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蒋介石已经有所警觉。准备就绪，表演开始。

尽量在夜间行军。

白天行军时，军团分梯队行军，拉长队伍距离，让对手难以探清真正行军速度。

一旦被侦察机发现，全军立刻调转方向，假意向北运动。

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大摇大摆向东北方向进军，按中央要求“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成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

红九军团的军长是罗炳辉，政委何长工，他们的任务执行得非常棒——东进到白腊坎一带时，假意派部队调查经湄潭和凤岗去湘西北的路线，并且“不小心”被国民党知晓，蒋介石心中犯疑，红军莫不是要东渡回湘西，再次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而后九军团却又北上进攻国军，一副要杀回长江边的架势，持续吸引注意，总而言之十分抢戏。

3月28日，正当国民党部分全部目光都盯在北上的红九军团的时候，红军真正的主力悄悄穿越了仁怀到遵义间的封锁线，而后急速南下向乌江方向前进。

蒋介石这才惊觉——上当了，原来这里还有一支红军！但他依然不敢确定究竟哪个是主力，因此不敢动黔北堵截红九军团的部队，于是急令孙渡带领滇军从云贵边界赶来。但是当时的蒋介石还根本没想到红军那么大胆，知道3月30日红军来到乌江边，他都以为红军目的在于黔西（见地图），而并不认为红军是想南渡乌江进军贵阳。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打出口号“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凯申公这才惊出一身冷汗，再次急令孙渡飞速赶来救驾。

4月2日红军小部佯攻息烽，前锋却向贵阳东前进，成功避开滇军，又造成红军可能趁滇军调出云南空虚转而挺近云南的假象，令孙渡开始犹疑不决进退两难。

4月5日，红军已然兵临贵阳城下，蒋介石惊出第二身冷汗。然而，红军一边佯装准备攻城，另一边却派一小部东渡清水江，佯攻瓮安，仿佛要回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凯申公摸不着头脑，只好做了三手准备，一方面再次急令正在犹疑的孙渡部赶紧入驻贵阳，另一方面叫湖南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堵截红军，最后做最坏打算，命令警卫“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2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此时，红军确定下一步目标——挺进云南。然而此时虽然云南兵力空虚，但敌我距离太近，若贸然行军，一旦出现阻碍滇军极有可能追上红军进行战斗。

必须把滇军调出贵阳城，离云南越远越好。还得继续演戏！

滇军入驻贵阳后，红军佯装攻城几次，又佯装攻城失败，而后佯装无奈之下放弃攻城，最后佯装再次东渡清水河，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孙渡果然被骗，以为红军攻城失败军心大乱，再加上要渡河，可以尾随红军趁其渡河期间展开进攻，捡个大便宜。于是他主动请命蒋介石，获准。

出兵后发现，特么又被骗了，红军渡河只是一小部的佯攻，真正的主力走了一半就开始掉头转向贵阳，正碰上孙渡的追击部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混乱中险些被捉。

孙渡还惊魂未定，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又惊出第三身冷汗，他万万没想到红军竟然再次兵临贵阳。

然而，这冷汗还没来得及擦干凯申公就发现，叒被骗了，这次攻城竟然叒是佯攻，真正的红军主力已经绕过贵阳，急速向西南行军，转而向云南方向去了。

“男女老幼三万入川黔，大小百余战。官军五十万众，竟不能挡。”

听起来就像夸张的龙傲天小说也不敢轻易写出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