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把雍正攒下的家业败光了”这种说法到底有依据吗？ 第1页

对乾隆来说，雍正留那点钱连军费都不够。

更为确切的说法是

乾隆极大的消耗了雍正时期积攒的战争潜力，但没有考虑过自己儿子的行政水平，远不能像他那样压榨狂欢的地主和官员。

他亲手解开这匹被康熙和雍正驯养了几十年的马，脱去了它的缰绳，却忘了帮垂垂老矣的自己和嘉庆把马栓回去。

他将清王朝的军国主义色彩发挥到了极限，两千多年来外儒内法的干货被乾隆压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军农为本、文化独裁、钱权合一。

即使不算民间的征发

他在位时的军费也达到了惊人的一亿五千多万两白银

除了天下户口减半的汉武，其余各大同行难以望其项背

征用民夫不下一百三十万，二十六年间源源不断的把物资投送到千里之外的战场

甚至投送到红军长征过的雪山草地，投送到青藏高原

亲自研究西域地形，历史，宗教，给将军写“锦囊妙计”

反对者、政治理念不合者、劝他爱惜民力的清流……

皆被他以文字狱绞杀

甚至对自己的儿子和亲王们也极其苛刻

只对几个非死即残的有些许好颜色

封建历史上对外贸易量在乾隆十年（1745）时达到了顶峰的36571777两（鸦片战争前）

扩边极值达到了1453万平方公里

控制900万平方公里以上土地的时间比其他所有君主加起来都要长，不仅能税收，还能给他们剃头。

连转世的活佛都被他真·挫骨扬灰

最高统治者的脸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了佛像唐卡上

他不能忍受自己在西藏的画像是这样的（右边那人是朱棣）:

即使是这样的，也不行↓（右边那人是他太爷爷）

至少得是这样的↓（中间坐着那个就是乾小四）

最好是这样的↓（布达拉宫供奉）

乾隆用自己的例子告诉我们，只要足够狠，砸的钱足够多，武力足够震慑，人也能变成神。

大兴土木，维持奢侈的生活

扩建圆明园、六下江南，至少支出了四千五百万两白银。

（仅修北京的藏传佛寺就花了将近1100万两，还有承德避暑山庄的大笔开支，这些都没有算进去。）

六下江南同时还能兴修水利，赈灾

仅治水，赈灾这两项又砸了两亿五千万两白银。

更恐怖的是，

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少收了将近两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赋税。

他干完了这些，

在乾隆六十年退位时还有六千多万两的存银。

（由于通货膨胀，大体相当于雍正时期4500万两左右）

没有雍正时期的养精蓄锐，乾隆时期很难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战争潜力。

但你说乾隆是个傻子，彻底的败家子这就很搞笑了。

事实上作为剥削阶级，乾隆用在赈灾和修水利上的钱比他老子狠多了。

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两千四百八十余万。——乾隆二十一年户部统计

乾隆在位期间仅仅为了赈灾就砸了将近两亿两白银，在民生方面比雍正更舍得花钱，毕竟他爹为了省钱连河堤都能修塌。

并且他对这种事说的很清楚:

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

灾害是自然规律，你们只管放心的往上报，我有钱！

但如果你们“见各省陈报收成分数，或有只据一方丰收数目为定。雨水过多之处，以高阜所收为准；亢旱时有之年，以低下所获为准。并不分析某处丰收，某处欠获。 其意只图粉饰。"

那就是“获罪于民，获罪于君，获罪于天。”，若是把环境好粮食丰收当成自己的功劳，那便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有些人只看最终结果，说乾隆用60年才攒了3000多万两，完全无视乾隆时期战争，赈灾，水利方面的巨额花费，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他是个政治狂人，文字狱是为了政治，学佛是为了政治，刻薄寡恩是为了政治，即使写一堆烂诗，绝大多数也是为了表达政治立场。

对经济账算的很少，但算的很明白。

乾小四下江南，给士绅们送来了爸爸。

收盐商的钱，给盐商政策，盐商赚钱后又扒他们的皮，一来二去钱又回到了自己的口袋。

大地主和盐商一边挨x，一边跪在地上摇着尾巴扯着嗓子喊“乾隆钱，万万年”。

给沿途的泥腿子施以小恩小惠，撒撒币，赚吆喝，他很享受这种虚荣，反正又不是他的钱。

乾隆知道下江南啥该干、啥不该干，他既要压榨，又要满堂喝彩。

去有钱、有文化影响力的人家里，翻书，挑字，文字狱，抄家，杀人诛心，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罪恶感或心理负担！

任何学派都不能对乾隆进行道德绑架，因为这货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没有限制。

他熟读四书五经，在知识量上比儒家还要儒家，写一首又臭又长的诗能用十几个偏门的典故，但他眼中的读书人、士大夫，与猪狗无异。

当时有个姓薛的官员，给乾隆上了讲学问的奏折。

乾隆不屑一顾的说:“此朕十二、三岁时所熟悉之论。”

但又不想打击这些“猪狗之辈”的积极性，他又说:

“然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不可”。

佛教不能对他洗脑，他熟读藏家经典，笃信佛教，修《乾隆大藏经》，但合上佛经砍起人来比谁都狠，《喇嘛说》更是直言“佛本无生，谈何转世”——转世也要有基本法，也是受政治操控的。

他掌握汉满蒙藏文，能和各方政要切磋，自己动手翻译了一大堆藏经，肆无忌惮的嘲讽各派宗教教义，甚至别人寺庙起火也能成为他为自己助威的点子。

他刻薄，对自己的军队也刻薄，在乾隆年间因作战不利被革职、自尽的不下四十人，即使是越过天山作战的军队打了胜仗，但战绩不好看，他也要嘲讽一番。

他肯为军队砸钱，甚至能把铜一万斤，碳两万斤用挑子一担担送到瘴气弥漫，道路崎岖的缅甸深处，顶着数倍敌军的攻势，临时铸重炮轰炸要塞。

他把周围一片不想改土归流的酋长全部用钱砸垮，一千万不行两千万，两千万不行三千万，你还有多少人？你还想进攻吗？你能扛得住多久？实在不行他可以再砸几千万。

他是个极端主义者，即使是瓷器，也要堆最贵，最狠的料，烧制难度极高，用最复杂的技术，不喜欢雍正那样的仿古瓷，玩的就是心跳，即使看起来丑爆了，但架不住贵呀。

贵！贵！贵！向世人显示他无与伦比的财富。

穷奢极欲，他奢而不穷，也极少饮酒，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基本维持着597工作制，这点比康熙强得多，你总不能让一个独裁者，特别是乾隆这种命长的独裁者，七八十岁还597吧？

但他又不舍得放权，也不能放权，独裁者放权就是前功尽弃，就是失败，就是死亡！

所以他八十多岁，还兴致勃勃的搞金瓶挚签，写《喇嘛说》想着“尽去其弊”:

……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恨不得死死抓住一切，拼命拖着老朽不堪的身体，向年轻人和政坛传递一个信号:

看见了没？你老子八十多了还能搞金瓶挚签，你们一群小子行吗？一个个老实点，别整些没用的！

他不累吗？肯定累，但谁让他命太长了！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乾隆80岁时写给富察皇后的诗。

你去了那么久，我都没办法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苦楚都告诉你，我身体很好，他们说我能长命百岁，想起和你度过的一个个冬夏日夜，我和你见面的日子快要到了——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知道乾隆确实还是个人的。

只是这个人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他一边讲仁义道德，一边在准噶尔搞种族灭绝，兆慧在新疆真·吃人吃到犯恶心。

一边说

穷兵黩武开边，朕所不为。

一边说

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

左手举着满蒙一家亲的大旗，右手大幅削弱蒙古势力。

人们都说呆在北京十几年的雍正是冷面君主，但在我看来，没事就下个江南的乾隆冷的更彻底。前者皮冷心冷，后者面孔千变万化，心如蛇蝎寒冰。

雍正用文字狱杀年羹尧的时候也是给过他机会的，但乾隆不一样，他对宽容这种东西很吝啬，一但他想杀人，连试探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震慑力是如此之强，心里装的黑水又如此之多。

他甚至吓死了自己的儿子，虎食子尚需爪牙，你能想象他的威压吗？轻飘飘夸儿子一句，能把人家私下里感动的痛哭流涕，你能想象“风流天子”平日身上的肃杀之气有多重吗？他死后，嘉庆连出巡的路线都沿着他的走，不敢变动半分。；相貌英俊，学问广博的和珅被他当一个安度晚年的工具人。

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而治人概不多得。——爱新觉罗·弘历

人才太少了，比“我”优秀的人才太少了，我就是法，治理天下还得我来。

他不允许法内出现“言官”“清流”“圣人之道”，也不允许有什么“文官集团”，更不要谈什么“海防塞防”之争，一个政策的执行只有他深思熟虑后认为正确的，或他认为错误的，反对？没钱？文字狱和抄家选一个吧，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在说一套做一套，洗脑与反洗脑，会挣钱与会花钱这三方面，千古君主无出其右者。

“臣下之功，即朕之功；臣下之过，即朕之过。”——乾小四这话是说给跪着的那群人听的。

说的同时还能狠狠斩下背叛/泄密者的头颅，然后一脚踢出老远。

马基亚维利，你可以安息了。（到这就写完了）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白莲教起义爆发，打碎了清朝核心区域一百一十多年的和平。这火将会烧九年零九月，将烧遍十六省清军，烧遍两百多个州县，烧光清军大批精锐。

这场火熄灭时，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将由三亿九千一百一十万，烧到两亿七千五百六十六万。有一亿一千万人将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

乾隆死后，平定白莲教起义令八旗兵精锐丧失殆尽，财政损失高达三亿两白银（相当于乾隆前期两亿三千多吧，我得解释一下，这里的损失包括税收的减少+基础设施的破坏+额外透支的军费，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没有找到合理的数据，姑且听之。），大部分新旗兵组织良莠不齐，从靠手里的铁杆子打仗吃饭的铁杆庄稼 ，变成了和铁杆一样站着不动就能吃饭的真·庄稼，清王朝彻底走向衰落，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拥有四十多万杆枪炮的清军交火后被英军的一次次白刃战打的稀里哗啦，不禁让人想到乾隆这段文字:

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其射箭甚劣，不堪教化者，查明革职别行承袭。至各省驻防，亦皆有世爵，若不教训骑射国语，伊等近于素餐安逸之习，必致学为不善。著各省将军鄙统等将伊等小时教导务使骑射优娴，国语纯熟。如有教训不化，骑射甚劣者，该将军都统等即指名参奏革职，别行承袭。

乾隆在处理事件的悟力这方面遗传了雍正的很多特点，但在战略上又有爷爷康熙的宏格局。

我看过这对父子的很多批阅，可能有六千多条。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重视多方位情报来源，事无巨细，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看多了容易有压迫感，很多事情往往一针见血。

不要被“朕就是这样汉子”的么么哒批阅给洗脑了，那不是他们的主流。

雍正的特点是细，能在很多事情上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厚重而凝滞，对事情的处理比较稳重，但不墨守成规。

乾隆的特点是具有宏格局史观，偏向大战略思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甚至是跳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但并不会轻易冒险。

举些个乾隆批阅和谕旨的例子，证明这个“过目成诵，课必兼治”，被雍正以当时全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灌出来的人，真的不是随便换个人上就能玩的:

朕再四思维，并留心咨访（“我”是有研究的，你想忽悠“我”吗？）。盐价之贵，固在于盐场少产（你的报告有一定价值），亦由于商本艰难（这是“我”的看法）。惟有始商人盐斤充裕，则盐价自然平减（这是战略，下面你看看“我”的战术。）↓

“将杭、嘉、绍三所引盐，循照两淮旧额，每引加增盐五十斤，连包索共重335斤。至松江一所，原属滨海产盐之区，向因额设季引九万余道，分别上中下三则，征收正课公费银54000余两，遂使近场州县多有盐贵之苦。今循照沿海温、台等处之例，改行票引九万余道，每引给盐400斤，令商人设店住卖。如此增斤改引，一为变通，则商本宽裕，转输便易。商人不受减价之累，百姓多受减价之益。大学士嵇曾筠再为多方调剂，加意体恤，庶可复还十数年之原价，以便民用。著该部行文大学士嵇曾筠，遵照谕旨办理。（没什么意见就这么办吧。）

你能看出乾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是极强的↑

并且乾隆也留心经济政策改革的落实效果，跟进调查，乾隆知道商人的重要性，但坚决反对哄抬物价:

……朕因八旗兵丁，寒苦者多。再四思维，特命借给官库银两……乃闻领银到手，滥行花费，不知爱惜。而市肆贸易之人，惟利是图，将绸绣衣服等项，增长价值以巧取之。独不思兵民商贾，原属一体。兵丁用度宽余，则百货流通，商人可获自然之利。是国家加恩于兵丁，未尝无益于商贾也。何得昧其天良，背公平之义，而为刻薄之举？使穷苦兵丁，暗中受其剥削，获利几何，已干为富不仁之戒。纵国法不便遽加，亦当各自猛省。著顺天府五城通行晓谕商人，并令八旗大臣等教训兵丁，咸使闻知。（你们这群当兵的，经商的能不能有点道德观念？这次是严肃反省，下次我可就要杀人了！）

兵民商贾，原属一体。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国度，乾隆能利用商人维持物价平衡，维护他们的利益，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或许是他除了有个好爹之外能赚钱的重要原因。

包括在对军队的态度上，乾隆也是一丝不苟的:

自古制治经帮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雍正七年间，皇考特降谕旨，令各直省训练戎行，精熟技艺。即如枪手演习火器，毋许只放空枪。必用铅子打靶，演习准头。俾成利器，以收实用。乃朕闻各直省实力奉行者甚少，枪手仍系空放。并未习用铅子打靶之法。弓箭手多用软弓，专讲虚架。并未练挽强贯扎之能。藤牌手仅以滚跌花簇见长，并未学摧锋破阵之技。似此虚文塞责，毫无实益。相沿日久，恐致营伍废弛，关系匪浅。嗣后各直省督抚 提镇，务各留心整饬，俾将士奋励操演。庶几队 伍兵丁，悉成干城捍御之材，乃为无旷职守。倘有怠乎因循，仍蹈旧习者，朕必重加谴责。

实弹射击，年年强调，年年荒废，你们是怕“我”掏不出子弹钱吗？——乾小四

评论区里说起隋炀帝通运河，我就想到了乾隆时期山东挖运河，浙江修塘时的事情，这种工程一般让附近的泥腿子出点钱粮是正常操作，现在一般叫“工程摊派”，但乾隆是这么说的:

河防堤岸闸霸等项，一切工程，凡有关运道民生者，定例俱动正项钱粮应用。乃各省竟有于田亩捐派者，岂皆出自小民之愿?

他自己也狂妄的认为

为朕所深服者，尚未见其人也。

臭屁傲娇到极点的一个人。

总之你觉得乾隆做这一堆事对不起那些银子，那就可以认为他败家，你要是觉得这些银子花的值，那就赚了，也不用和过去的皇帝跨时空对比，关公战秦瑶没意义，乾隆时期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以及和周围各种势力的关系和远古封建国家相比变得相当复杂，从朱元璋开始皇帝越来越难做，他们需要掌握的政治知识和应对的各种烂事可能比秦汉时期多十几倍，一个皇帝五天十天上一次朝在以前可能叫勤政，到明清时期直接就成昏君了。远古时期挖条沟叫大兴治水，到了明清动用大量人力脑力和规划补以前的烂摊子连课本都上不了，人是有极限的，你把乾隆放到现在他可能只能干个翻译，研究个历史，经济法律各种事情的复杂程度可以把他干晕。

朱元璋时代勤政还只是主要负责战略把控，偶尔细化一下战术，批奏折给个大致方向，有各种预备案供给选择，到了雍正时期，啥屁事都得自己干，我敢说要不是乾隆晚年有个工具人，他根本不可能活过80，苦了和大人……

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而不是什么国民榜样领导者，越集权，对君主的要求就越高，也会越专制，像明清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复杂的封建国家，如果什么事情都甩锅给大臣干，而君主不能迅速准确的给出指示，掌权官僚集团就会迅速瓜分国家利益，政府的效率就会降低，出现基层失控或裱糊匠这种人，他们才不管这国家变什么样子呢。

我看到上面有人推《xx的盛世》——实际上这本书写的很烂，虽然对乾隆和清末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在引用史料时有大量断章取义的内容。

有人拿华盛顿和乾隆比，我想说大家别被美国的宣传给骗了，华盛顿和自由人权民主啥的根本不沾边，他只是个小奴隶主头子和封建拥护者，只能说乾隆后代没华盛顿继任者有出息，或者封建制度自带劣根性，但华盛顿和乾隆本人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同时期地球上绝大部分君主都比华盛顿强得多。

我觉得这个问题下面真正了解清世宗“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的可能没几个。

第一、“摊丁入亩”并没有让清朝地丁收入大幅度提高。

康雍乾嘉道咸六代帝王，从康熙二十四年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地丁银一直在2800万-3100万两白银之间浮动。

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地丁银：2823万两；

雍正二年全国地丁银：3028万两；

乾隆十八年全国地丁银：2964万两；

第二、“耗羡归公”实质是清世宗和官员共同瓜分老百姓的“浮财”。

清朝财政说白了依然是军国主义财政，朝廷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养皇帝、贵族、大臣与军队。

所以清朝地方财政少则62.45%（奉天），多则92.7%（浙江）是要上缴中央的，这叫“起运”。

留在地方的叫“存留”，但即使“存留”在地方的钱，80%左右也用于驿站维护（军需），地方行政办公费用严重不足。

剩余的钱如果地方官想修桥铺路必须事先申请，事后报销（奏销制度），手续异常的麻烦。

清朝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钱都用在军队上，给地方事务用钱越少越好，最好没有，最好的当所有事物都是当地士绅交完税后自己自筹办理。

但是，实际操作中地方有许多政务是必须要花钱，而且没办法事前打报告的，“救灾”、“修路”、“灭蝗”这种正经事儿我就不说了，说说不正经但是必须的开销：钦差大臣、往来官员应酬就是很大一笔开销。

钦差菜头南下江南查案，途径山东某县驻地一宿，这个县令不给菜头钦差送送路费？钦差理论上可以免费住驿站，但钦差那么多随从怎么办？京师大官在县里落脚，是不是该请顿饭啊？是不是再顺便叫个戏班子？

招待了钦差不见得领县令的情，不招待，嘿嘿，那钦差可记住这个县令了，回头省城见到巡抚这么一说，县令恐怕就当不成了。

曹寅六次接驾康熙帝，本质上就和县令接待钦差是一样的：

皇帝说要住曹家家，曹寅好意思告诉康熙，要不您打地铺？家里地方小。

也就是说清朝前期官场亏空，主力不是贪污，也不是借国库，主力是地方行政开支所带来的职务性亏空。

这一点清世宗本人都一清二楚，他在上谕里提到大兴宛平县经常因为“亏空”被弹劾，但是这两县“亏空”不是贪污，是因为经常有临时性公务，不得不挪用国库资金导致。

另一个更为讽刺的例子是清世宗派自己的心腹，传说中清高宗生父陈世倌去做山东巡抚清理山东官场亏空，结果做了两年山东巡抚的陈世倌离任时自己还创造了12.7万两白银的“亏空”。

清世宗根本不管问题出在政府财政分配上，而是一味强硬追缴“亏空”，官员又不能点石成金，再说制度性亏空凭什么要官员自己掏腰包贴补？

最直接的例子；曹寅接驾时是挪用了大量公款给皇帝修楼，修院子，但是那楼、那园子是修在江南织造府，产权属于江南织造府，不属于曹家；你让曹家弥补亏空，那是不是把楼和园子都还给曹家？

所以，清世宗要官员弥补亏空，各级官员当然只有压榨老百姓，清世宗也觉得自己这么要求有点过分，所以他干脆把康熙朝属于灰色收入的“火耗”直接变成合法政府收入，之后所谓养廉银其实就是清世宗和官员们一起“分赃”。

以最早实行“耗羡归公”的山西为例，山西前三年耗羡银，每年必须拨二十万出来还山西之前全省欠下的五十万两白银的亏空。

一直还到雍正四年才把亏空还完，这些亏空不能说没有贪污腐败，但是大头绝对是职务性、制度性亏空。

“耗羡归公”就是清世宗加征的一门新税。

在实行“耗羡归公”之前，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就提出清世宗这么高，必定会造成“耗羡之外再添耗羡”的情况出现。清世宗也默认了沈近思的担忧是对的。

果不其然，耗羡归公实施后，四川就率先推出了“余平银”项目，每征收一百两火耗加征六两余平银。

说白了，“耗羡归公”和王安石变法中青苗钱逐渐变成青苗税一个逻辑。

第三、官绅一体当差是清政府对士绅阶级进行重复征税

官绅一体当差这个政策没有在全国推广，只是在河南实行过一段时间，这个政策本质是典型的重复收税。

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田赋、差役和丁银逐步合一，形成“一切出于田赋”（袁良义，《从明一条鞭法到清一条鞭法》）

也就是说朝廷应该拿钱去雇人服役。

可清政府不按照市场价雇人，只按照官方价格雇人，雇不到人怎么办？

加钱？做梦！

加征士绅和自耕农一笔钱，补齐中间差价，甚至还可以从中再赚一笔。

以河南河工为例，康熙十六年时，河工市场价就是每月四两银子，但是康熙时期河道总督只能出每月一两二钱银子，还经常被克扣（康熙、雍正时期都有要求不得克扣河工工钱的行政命令，可见必定有克扣）。

河工大量逃亡怎么办？

让士绅和自耕农“按亩出银”，用市场价雇人呗。

这不就是重复征税吗？

真正“与民休息”是什么样的？

1、不再追究制度性亏空；

2、全国范围内降低官方火耗；（山西每亩地降了一分银子）

3、宣布垦荒土地永不升科；（地方官再报垦荒数也增加不了田赋，也变不成业绩，也就没动力谎报垦荒数了）

4、立刻叫停“官绅一体当差”政策；（不再重复收税）

那么，这些政策出自谁的手？

清高宗。

假如说清朝老百姓真过了几天好日子，那也是乾隆元年到乾隆十二年这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