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战场除了百团大战还有什么战役? 第1页

下面写点自己的内容吧

其实敌后战场最残酷的战场在东北，东北抗联哪里。

那是一个行军宿营都会每天冻死人的地方，大部分抗联战士不是死于日军枪下，而是冻死，饿死等。

因为深入敌后，面对的还是日军最强大的关东军，加上沦陷最早，人民群众基础很差，很多地方甚至没有人民群众基础，因为附近土地都被日本开拓团占了。

加上日本人并屯并存，把很多小屯子小村子都撤了烧了，人员赶到日本人成立的大屯大村里面，然后大屯大村都是有高大围墙和炮楼的，出入严格检查那种。

也就是让抗联和群众分离开。

东北长达六七个月的雪期，很难找到吃的，也不敢生火取暖和做饭。在外面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饿着肚子作战奔袭，是个什么感受。

但是东北抗联有组织的大规模作战从1931年坚持到了1943年，抗联主力才撤到苏联。

这期间130万东北儿郎起来反抗日本人人的统治，但是活着撤到苏联的人不过万余人。

1945年8月，这些人带领这苏联红军杀回并解放了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开始的地方应该是中国东北，最后结束的地方，也是中国东北。

东北抗联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敌人太强大（日军最精锐部队关东军，而且人数远远多于抗联人数，这一点才全国抗战中也是没有的，抗联人数最多的时候三四万人，关东军最少的时候七十五万），而是冬天与日军周旋过程中如何睡觉。

不能生火，也不能搭窝棚，爱斯基摩人雪屋也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两个人背靠背坐着睡。

一个人先睡10分钟，到时间另一个人叫醒他，自己睡十分钟，到时间再叫醒轮替。

为什么是十分钟呢？因为再长就冻死了。

就这样，每次这样露天宿营都会有冻死的，不止一两个。

所以抗联牺牲的战士中，冻死，饿死等死亡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死的。

而这些人，只要投降日军，日军给他们的待遇都还是不错的，先给一笔不菲的赏金，然后编入讨伐队或者其他伪军部队。每天好吃好喝好住所，甚至连以前国民党军队里克扣军饷，吃空饷都没有。即便不想当兵回家种田的，也待遇不错，日军开始占领东北的时候，怀柔政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日军要建设的东北必定是日本人的东北，所以中后期就很惨了，日军在东北制造了几百个万人坑，把整存整屯的人杀光，把土地分给日本本土来的开拓团成员的事情也是常见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抗联是不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更不要说支持了。

没名没分，还要忍耐着最残酷的环境干着掉脑袋的事情，这些人为了什么？

让我们唱一遍《义勇军进行曲》吧。

敌后抗战最艰难的地方还有冀东。

冀东地区是东北进入华北乃至全国的咽喉位置，毕竟过了山海关就是一片大平原的中原大地了。

所以日军对冀东地区非常非常重视。

冀东地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部分地区日伪军驻军比当地百姓数目还多的地区。

日军对冀东的扫荡也是非常残酷的，无人区，三光政策执行的也最坚决。而冀东地区的扫荡频率，坚持时间等等也是其他根据地没法比的。

而且冀东地区大型扫荡，都是东北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的联合绞杀，关东军是日本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都没有之一，很少有调到关内来作战的，但是扫荡冀东根据地除外。

驻防冀东的日伪军一般情况下保持在5至10万人，相当于八路军的5至10倍。由于敌众我寡，环境险恶，冀东党和军区带领人民，在实战中汲取失败教训，不断探索开辟根据地的新模式，遵循机动灵活的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1941年3月至9月，日军集结6万余兵力连续推行第一次、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当年夏季反“扫荡”过程中，战斗空前激烈，冀东部队损失严重。

1941年11月、12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主力回师关里，发动打治安军战役。数月内，八路军消灭了伪治安军7个团，歼灭5000余人。华北日酋冈村宁次哀叹：“到冀东如入苦海”“对冀东应有再认识”，日军第27师团主力被迫回驻冀东。

1942年3月30日，日军开始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9月中旬，日军开始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共调集7个联队的日军、4个团的伪满军和十几个团的治安军，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并实行“沟壕堡垒”政策，运用“清剿剔抉”战术，疯狂破坏我基本区。

冀东八路军最早组建的主力团第12团建团初期团职领导一个没活下来，很多战士牺牲后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冀东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到1945年胜利，约有3万多战士牺牲，干部牺牲数千人，其中团级、地委级以上干部牺牲数十人。

老家在冀东，80年代做坐火车还能看到铁路沿线大量的日军炮楼没有被拆除。尤其是火车站附近，记得一个火车站最多见过十几个炮楼，这还是抗战胜利后40多年了，大量炮楼都被才拆毁这是剩下的少数。

华北地区抗日的日常生活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这个山区小县，抗战时期人口不到二十万，国军在日军到达前三天就撤了，日军占领后几年里在这个县制造了一百多起惨案，其中屠杀500人以上的惨案十几起，全县被屠杀1.4万人，因日军烧房子，抢粮食导致冻死，饿死，病死3.4万人，被抓去失踪900多人，致残1100人，被侮辱妇女和打伤者不计其数。可以看出，因日军屠杀残害造成全县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伤残。

日军为啥要制造惨案，这些人为啥要反抗？很多现在孩子不知道，其实当时平山也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想过平静日子，谁来了安心纳粮交税不行么？答案是不行，日军当时除了征收大量粮食和税收，甚至超出百姓地里产量外，每到一个村子驻扎还正征临时慰安妇，就是女人，供日军晚上发泄。一般都是村里维持会带着日军挨家挨户抓，维持会是本地人，知道哪家有闺女，哪家有年轻媳妇。一般本地地主家是不动的，当然需要交一大笔钱，但是真不够用，地主家女人都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很普遍，几乎华北平原和山区很多地方都有过，尤其是在山区和平原交接的游击区。你作为家里的男性，你女儿，媳妇，母亲被日军征用，你能忍么？没事大部分用完后都还是会放回来的，少部分可能就回不来了。反抗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上面说的惨案，不光杀你全家，附近几家邻居也会一起连坐灭门，甚至全村年轻人都会被杀掉。这就是真实的日军控制区，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写照。

你说女人就用了，反正以后还能还回来自己继续用（注：这句是当年汉奸征集女人时用的原话，大家看过某电影里有这句台词，就是真实提现），或者换一个再用不行么，有时候也不行。很多惨案，日军杀人就没有起因，没有缘由，就是突然想杀人了就杀了，你有法儿么？

当然，这个县后来有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5508人在抗战中牺牲，全县大部分村庄有烈士，很多村庄三分之二家庭是烈属。每当某些人说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我就那这个数据直接打脸，质疑真实性？好啊，现在还活着一百多老兵，烈士陵园里那一块块墓碑，烈士名录。后来一个摄影师专门除了一本画册叫平山团，就是讲述平山抗日事迹的，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平山团相关资料，这个影集在石家庄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还参加了。当时翻拍了几张照片，有需要可以给大家看看现在仍然健在（展览是几年前的了，估计又去世了很多，毕竟都是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了）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

这不是南京，不是沈阳，只是华北地区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区县，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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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作家程雪莉写的一段文字，作者曾历时5年，辗转2万里，寻访160多位老兵和烈士后代，完成55万字的《寻找平山团》。我截取几段的部分发给大家看一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注意。其中李君放是《平山老兵》摄影集的作者，在石家庄美术馆展览的时候，我曾经专门过去看过。

我们走进西柏坡夹峪村的小院，采访了92岁的老战士刘梦元。老人19岁当兵，在晋察冀军区五团给政委萧锋当警卫员，现在还能记得起不少战争时期的部队生活。抗战那时候，五团承担了反“扫荡”、保卫晋察冀党政军机关等任务，大仗小仗都得打。战士们甚至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一天只能吃两个混合着黑豆和高粱面的窝窝头，十几个人才分一勺盐吃。虽然生活艰苦，但五团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有一次大年三十吹响了集合号，一仗打下来牺牲了89个人……刘梦元老人又说起那些平山惨案，更觉凄凉。惨案中死一批人，乡间得瘟疫又死一大批，太惨了！

不过说到当年平山的参军热潮和平山团，刘梦元老人又一下精神了起来。老人还提起他很佩服的战斗英雄韩增丰，说这个韩猛子打起仗来可勇敢了，冲锋号一响就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往鬼子的部队里冲，就是他们部队打得只剩一个人了也敢打。老人回忆当年他在团部的时候，老远看到韩猛子回来，就知道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韩猛子要是不骑马，自己往回跑，这一准儿是打了胜仗；要是被战士们抬回来的，就肯定是打败了。老人讲的这个细节，一下子把烈士韩增丰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了！说到韩增丰的牺牲，老人说韩猛子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本来已经突围出来了，但当他听说村里还困着十几个机关人员和群众就毫不犹豫地重返战场，不顾自己身中数弹还继续指挥战斗，最后被好几千日军包围，血洒慈河岸……讲到战友的牺牲，老兵们往往哽咽起来。此刻这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也沉默了，眼里有了泪花。

我和老人细细地聊着，随着他的讲述，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在我眼前展开。老人还谈到有一次我军与敌军遭遇后准备转移，一个战友从后面开枪击毙了正和老人肉搏在一起的敌人，鲜血溅了他满脸……李君放在旁边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抓拍下我和老人交谈中的精彩瞬间。采访间隙，我发现他还把镜头伸向老人的小院。小院里，一棵梨花刚谢，嫩绿的枝叶带来满院阴凉。鲜艳的月季、秀丽的蔷薇、硕大的西番莲，再加上几畦青菜，整个小院是这样的美丽宁静。

临别时，我看到菜畦里有许多杂草。原来老人身体一直很好，自己独居，近来因为生病，女儿才从邻村赶回来照料生活。看着老人在女儿搀扶下坚持挪到院门口送我们，我心中很酸楚。一直在抓紧录像的李君放心情沉重地说，说不定我们这次拍下的又会是老兵最后的影像。

次日，我突然接到李君放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说：“就是咱们采访过的刘梦元老人，我找到了沙飞拍摄的他们入伍时候的照片啦！”

原来，当年冲锋在晋察冀抗日前线、衣袖上常带着弹孔的革命摄影家沙飞，曾用相机记录下平山的农村青年刘汉兴等人参军入伍的整个过程。在八区队入伍大会上，英俊的刘汉兴胸戴大红花，身旁站着的正是年轻的刘梦元！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李君放在采访刘汉兴的弟弟时偶然发现的。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兴奋不已，急忙打开沙飞的影集细细寻找，发现了沙飞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一个年轻的新战士登台讲话。他说：‘我叫刘梦元，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忠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所以，我首先入伍……’”时隔70余年，这些普普通通的抗战英雄经历过的那些珍贵的瞬间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被他本人遗忘，今天又被另一位摄影家重新发现，真是了不起！就像前一阵儿，我在查阅《白求恩日记》等有关白求恩的资料时，忽然发现，日记里反复提到的“八团”（359旅718团简称）就是我要找的平山团！原来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就在我老家这里工作啊，白求恩就在平山团作战战场后面的小庙里创造了“世界战争救助史的奇迹”。这样的发现，让我们兴奋着、收获着，仿佛减轻了采访过程中的艰辛。

这位拍下平山青年参军照的沙飞，曾被称为“中国的卡帕”。战争年代，他把镜头对准前线，用照相机记录下真实的历史细节。我在查阅沙飞资料的时候，还发现了他当年的一个小小的疑问。一次，他为正在晋西北作战的359旅平山团摄影。面对列队整装、准备战斗的战士们，沙飞举起的相机却又放了下来。因为他忽然发现，战士们都从背后拿出一双新鞋穿在脚上。他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细节记录了下来。在采访了许多老战士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细节背后的风俗和乡情。当年战士背包里的鞋，都是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那样的老妈妈做的军鞋。战士们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冲锋作战才穿在脚上。太行山里抱定战死的决心的战士们深信，只有穿着家乡父老做的新鞋，他们死后的灵魂才能走回故乡。

沙飞的精神也在感染着后来者。有感于沙飞的作为，李君放在6年的时间里细致地记录下老兵们的一点一滴，为这些抗战老兵建立档案。他说，每个老兵都是一面镜子，都是一座活着的纪念碑；一个老兵的经历是故事，一百个老兵的经历就是历史。

后来，我在李君放的老兵影展中看到一位老战士站在他自己的肖像摄影作品前，深深注目，久久不肯离去，眼角湿润……那里有他的烽火青春，有他牺牲的战友，有他孤独的晚年。这张很薄很薄的照片承载着普通抗战老兵沉甸甸的一生。

留下人生最后一张有尊严的照片

我和李君放曾谈过采访老兵带给我们的感受，对我们而言，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对生活没有丝毫的抱怨，他们一次次从死神的指缝间艰难爬出，比之于已经牺牲在战火中的战友们，他们只觉得幸运而充满感恩。平山团的司号手“喇叭爷”，晚年用在温塘集市上吹冲锋号的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筹集学费。大吾川里朱坊村的卢献寿，15岁参加平山团，4次立功，8次受奖。带着伤病南归后，回乡当回农民，日子过得贫苦。尽管如此，每逢交党费他都向侄子借一块钱按时上交，决不延误；每逢“七一”建党节，他都拿出党章，郑重宣誓；每逢“八一”建军节，他都拿出自己几十年前的旧军装，挂上军功章，立正，敬礼……

记得一天深夜，微信群里的一位友人发了一组照片，是他们和李君放一起去看望刘梦元老人时拍的。拍照时老人病重，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走路。可能是那天天气很好，他们想让老人出去晒晒太阳。李君放轻轻地抱起老人，羸弱不堪的老人在那一刻变得像个婴儿，安静地依偎在李君放的怀里。他抱着老人走向户外，走向光明，去感受也许是最后一次阳光给予的温暖……我盯着那张并没有太多摄影技巧的照片，潸然泪下。

这次，他和张志平一起去平山蛟潭庄的深山里扫墓，祭奠老革命梁银兰的第一任丈夫赵三小。梁银兰老人抗战时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认识了驻扎在村里的晋察冀二分区部队的战士赵三小。恋爱几年后的一个寒冬，梁银兰找到正在易县打仗的部队，和赵三小结婚。新婚次日的傍晚，赵三小就在战斗中牺牲。他出生在山西，是个孤儿。新娘子梁银兰坐在他的棺木上，忍着悲痛冒着风雪，用牛车把他运回蛟潭庄安葬。新中国成立后，梁银兰调到北京工作，几十年来每逢清明都回乡上坟祭奠，从未间断，直到去年年底去世。

前些年，张志平先生在拍摄《平山记忆》纪录片时采访过梁银兰老人几次。他曾承诺，以后每逢清明时节，一定让“青草不枯，后继有人”。所以，今天他和李君放带着当地小学的同学们一起上山扫墓。孤魂不孤，英烈安息！平山的志愿者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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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摘抄上面部分吧，向那些志愿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