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说句不好听的话,题主你之所以会为此所扰,是因为你跟他们的道德水平是一样的。
既然你说到了公德,那么我就将之理解为社会道德而非纯粹道德。而社会道德,是根据其所从属的群体而定的,就好像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日本人爱中国甚于爱日本,一个建筑师爱金融甚于爱建筑一样,社会道德脱离了他的群体和基础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而题主你所在的车厢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有对应这个团体的道德水准,而这条线就划在认为“这一趟旅程不值得我花比这张票更贵的价钱了。”你如果想去一个地方完全可以坐高铁,坐飞机,开车,甚至自己开飞机去。但是你最终选择了坐卧铺过去,那么好,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个车厢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和实践,即在所有交通工具中选择了卧铺。而这个群体中所有人的道德水准和认知能力最终糅合成了集体的道德水准和认知水平,而且有意思的是,根据现有研究成果,群体的道德水平和认知能力一般都是群体的下限而非上限。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车厢中没有任何法律,车厢中的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都不认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车厢中出现了强奸杀人这种行为才会有人站出来阻止,偷窃斗殴甚至都有可能被姑息。而功放和大笑这种事情更是本身就在法律的规定之外的,明明整个车厢都会被他们所侵扰,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题主)站出来制止他们的行为,这就说明整个车厢的道德水准也就是这个水平了。
我从来没坐过卧铺,硬座好像都没坐过,只要出门肯定是高铁或者飞机,偶尔还会特意去买车上卖不出去的一等座。因为我知道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准一般是群体中最低的那个个体,而肯花钱买一等座的人,一般下限都不会太低,从而我不会被功放、大笑和我最讨厌的熊孩子的骚扰。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拥有足够的经济水平之前,最好不要拥有高过自己经济水准的道德需求,你没有那些哲学家道德学家一心为知识和学术的圣心,就不要盲目持有过高的道德准则。试问你能像卡尔·马克思一样穷困潦倒以至于天天得找大土豪恩格斯要钱时还能一心一意研究自己的哲学,推行自己的理论吗?
如果我坐在一等座时,有个熊孩子骚扰到我了,我会毫不犹豫地教训那个孩子并且和他的父母争吵,如果在二等座时我就不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一等座的人会支持我,而二等座的人不一定支持我。那么问题来了,像这种在公共场合功放和大笑的行为无疑是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如果不能通过公德约束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制定一套相关的规章制度并且找出一个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就好比地铁中吃东西是不道德的行为,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是在各省市出台相关规定,明令禁止在车厢内饮食,并且有监督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因为一个规章制度的设立为车厢这个群体提供了一个下限,即任何人的下限都不允许低于这个,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秩序的执行者自然无可厚非,这是他们的工作,而群体内的其他人也更愿意站出来指出这些吃东西的不对。因为你买票进站的那一瞬间,就意味着你认可了不能吃东西是车厢这个群体的下限,一旦你违背了这个规则,不仅要受到秩序执行者的惩罚,还要遭受车厢内其他人的道德批判,这样一来,这种违反公德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所以铁路应该出台一套关于卧铺车厢熄灯后不能发出分贝超过多少的声音的规章制度,由乘务员来进行监督,如果乘务员不监督就会被投诉,如果有人发出了大声响却屡教不改就会被罚款甚至被赶下火车,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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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友
@张翔的一些疑问的回应:
首先我没有说你应该忍着,而只是指出了你选择了忍着。我在上面提出一等座和二等座也只是指出,我在一等座选择站出来而在二等座不选择站出来,不是只能不站出来。
个体的道德水准上限等于个体曾经实践过的最高道德行为,我并没有指出个体的经济水平和个体的道德上限与下限的关系,我仅指出了群体内平均经济水平和群体道德下限的关系。
最后,这个不叫道德的阶级性,这个叫道德的群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