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读史时是否有过小发现反映宏大历史问题的体验？ 第1页

我有从两件青铜器铭文入手，管窥周厉王时期周王朝西部军事局势和结构变化的体验。

提到周厉王，历史书上说这个人横征暴敛，独占原本属于全体国民的山林、水泽之利，又设置特务机关钳制言论，最终被愤怒的国人赶出国都；但是还有学者说，周厉王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王，只是改革过于激进，最终收获了苦果。不管怎么说，周厉王三十八年的统治时间不可谓不长，而史料对如此长的一个时代却仅有寥寥数语的记录，这些记录难免让我们无法清晰认知这位复杂的西周君王，所幸历代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可供我们使用勾稽厉王时代的细节轮廓。

周厉王是西周晚期一位身怀抱负、想要重新振兴周王朝曾经荣光的君主，然而一方面他志大才疏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西周晚期国内的时局已经积重难返，与西周早中期大不相同，最终周厉王的努力成为他和他的王国走向毁灭的催化剂，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周厉王时代官僚政治的成熟和嬗变、文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多变的朝野局势组合在一起，催生了这个时代丰富的金文资料，为我们还原隐没于文本史料之后的周厉王时代提供了便利。

十五年的王踪

在周厉王时期的两件青铜器上，不仅记载了周厉王十五年一次为时不短的旅行，还让我们嗅到了笼罩在这伟大王朝上空的不详气息。

在《断代》中，被归于厉王十五年的两件器大鼎^[1]、大簋^[2]的铭文记载了周厉王十五年在郑地的两次活动，本文在此引述

大鼎：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才X屒宫。大以厥友守王鄉醴。王乎善夫【马更】召大以厥友捍王，召走馬雁。令取誰 卅二匹易大。大拜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朕剌考己白盂鼎。大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大簋：隹十又五年六月。大乍尊簋。用亯于高且皇考。用易眉壽。其子子孫孫。万年永寶用。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奠。蔑大 。易苑騂犅。曰：用啻于乃考。大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乍朕皇考大仲尊簋。

将大鼎、大簋的铭文进行翻译：

大鼎：厉王十五年，三月上旬丁亥日。【大】率领他的兄弟守护【王】在【郑】完成了【飨醴】的礼仪。【王】吩咐【善夫马更】召唤【大率】领他的族人捍卫【王】，又叫【走马雁】取【王】牧养的马匹三十二匹赠与【大】。【大】跪拜感激【王】的恩赏，铸造了纪念其父的大鼎，子子孙孙永远保存使用。

大簋：厉王十五年六月。【大】铸造了这只簋，用来祭祀父祖，祈祷长寿，子子孙孙永远保存使用。在六月上旬丁巳日，【王】在【郑】，勉励【大】，赠送他【王】宫苑里饲养的赤色公牛，吩咐他：用来祭祀你的父亲。【大】跪拜感谢【王】的恩赏，作器纪念他的父亲。

从这两件铭文对比可以看出，这是同一年——周厉王十五年、同一个人——名为大的贵族铸造的两件青铜礼器，而这两件青铜礼器的铸造都和同一件事情有关系——周厉王临幸这个叫做“郑”的地方，并且在郑地从三月呆到了六月。对于君临天下的天子来说，长达三个月的时间远离自己的都城，临幸另一个地方，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周厉王在郑做什么呢？

在大鼎铭文中，周厉王在郑除了赏赐大之外，主要的活动是“飨醴”，所谓“飨醴”是周代一种饮酒的礼仪，在《仪礼》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飨”意为“鄉人飲酒也。”^[3]，而“醴”是一种特殊的酒，是“酒一宿孰也。”^[4]就是一种只经过一晚上发酵的酒精饮料，正因为发酵时间较短，醴的酒味轻，口感顺滑甘甜，正类似于今天的甜酒醪糟。

周天子行“飨醴”礼在西周并不罕见，但是在郑地的这次“飨醴”活动却显得非同一般，即大鼎中专门提到，贵族大率领其兄弟守护天子完成了飨醴之礼，在礼毕之后又命令贵族大以其兄弟亲戚捍卫天子。这颇有不合理之处，众所周知，西周天子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东八师”（亦称“殷八师”）和“西六师”，另有“王行”作为天子的私人军队，在大鼎的记载中，为何守护天子完成礼仪的并不是天子自己的直属军队，而是贵族大自己的族人？在礼仪结束之后，为何天子还要专门强调需要贵族大以自己的族人捍卫自己？这显然需要我们多加研究。

郑在何处？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郑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郑”这个地名都位于河南省中部的郑州、新郑^[5]一带，即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故称为郑。据《史记·郑世家》《竹书纪年》的说法，郑桓公多父是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受封于郑，并在幽王身死的犬戎之乱后通过灭掉东国地区的东虢、鄶两个小国重新建立的。显然，我们要说的“郑”并不是后来重新在今天的河南郑州、新郑地区建立春秋郑国所在地，而郑桓公初封于“郑”时，离其父厉王的时代并不遥远，所以郑桓公始封之“郑”应该和大鼎、大簋所提到的“郑”就是同一地，我们只需要找到郑桓公所封的“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6]可见郑地在宗周的王畿之内，即今天的关中平原之中。李仲操先生曾经撰文，有力地论述了郑地应当在今天的宝鸡市凤翔县境内^[7]，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春秋初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秦雍城正在今天的凤翔县境内，春秋初期距西周晚期不远，可以与李仲操先生的论述互相印证，所以我们在此将大鼎、大簋所述的“郑”定在凤翔县雍城故地应大体不差。

群山中的古道

西周时期，郑这个地名不仅在厉王世很重要，实际上在西周中期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后世学者还据此提出了穆王以降迁都于郑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在大量贯穿于西周中晚期的“宗周”铭文的冲击下显然站不住脚，但是也多多少少反映了郑地在西周中期之后的重要地位。那么，郑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凤翔雍城在关中盆地西部边缘，是扼守汧河谷地的重要战略重地。汧河今天被称为千河，发源于甘肃省平凉市，在凤翔县境内进入关中平原，并在宝鸡市陈仓区注入渭河。汧河大部流经陇山山区，在山区内冲刷出一条河谷，可供商旅交通，历史上称为陇关道，起到了连接甘肃固原地区和关中平原交通线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西周中期之后，位于宁夏固原地区的半农半牧民族犬戎曾经多次骚扰周王畿西部边境，多次进入王畿之中掳掠并与周军队交战，并最终在周王朝边境诸侯国的帮助下毁灭国都宗周，杀死末代西周君主周幽王灭亡西周。上文中提到过，汧河谷地为固原到关中的交通要道之一，郑所在的凤翔地区作为汧河流出陇山的第一站，自然起到了抵御犬戎的桥头堡作用，战略价值巨大。

在《竹书纪年》中周天子第一次驻跸于郑，无独有偶的是，周穆王也是武王克商建立西周之后第一个征伐犬戎的周天子^[8]，并且根据《史记·秦本纪》^[9]《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对于王畿的西部边境甚至边境以外的地区进行过经略，将这些对西部的动作与郑的地理位置相连系，不难推断出建立天子在郑的驻地，正是与汧河河谷以西的犬戎密切相关的。

西北的腥膻

如果我们以上的推断正确的话，周厉王在郑地长达三个月的停留，应当与犬戎有关。实际上在历史记录中，厉王世正是犬戎活跃而猖獗的时代：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10]

在厉王世，犬戎（玁狁）兴盛，攻伐了位于西犬丘的大骆，而大骆是戎狄民族的一支，长期与周王朝友好，是周王朝在西方的重要盟友，也是周王朝抵御犬戎的屏障。然而在周厉王时期，大骆被犬戎攻灭，周王朝丧失了这个战略屏障，王畿将直接面对强盛的犬戎。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由穆王建立、扼守西部关口汧河谷地的郑地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郑的防卫在犬戎的压力之下崩溃，关中西部地区将迅速沦陷，犬戎进入渭河谷地之后将可以直接向东前进，距离宗周不到200公里，而在这短短的距离里，周天子将无险可守。

根据周厉王执政初期的大量青铜器如柞钟^[11]、柞伯鼎^[12]、乖伯鼎^[13]、伯歼父簋^[14]等都反映了周厉王早期主要的征战对象是东方、南方的淮夷方国，后来更是与强大的南方国家噩国展开了生死大战，与这些南方方国作战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周天子在南方地区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周王朝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实际上对于周王朝来说，大骆的陷落让西方的威胁成为现实，尤其是其对宗周的直接威胁更让稳固对犬戎的防御变得空前必要。

对于周厉王这个曾经有过多次战争经验的君主来说，这样的威胁当然是不可能视若不见的，所以在继位的第十五年，周厉王在郑呆了三个月，很可能与防御犬戎有关。

郑的重要性在周厉王举行的“飨醴”仪式上可以体现，西周有“乡饮酒礼“，其主要内容为聚集乡人饮酒宴飨，根据学者研究，这种礼仪来源古老，并长期存在，直至近代，其内涵为：

乡饮酒礼原来不仅仅是一种酒会中尊敬长老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它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占有一定地位。它所具有的贵族元老会议的性质，和大蒐礼所具有的“国人”的“民众会议”性质，来源是同样的。^[15]

多数学者认为“飨醴“就是”乡饮酒礼“，而著名的西周史专家杨宽先生认为，“飨醴”是“乡饮酒礼”的一种，是高规格的“乡饮酒礼”：

飨礼中献宾用的是“醴”，和乡饮酒礼献宾用“酒”的不同，所以古文献上或称乡饮酒礼为“乡人饮酒”，或称飨礼为“飨醴”。西周金文也称乡饮酒礼为“乡酒”，而称飨礼为“乡醴”，有着严格的区别。^[16]

杨宽认为，“飨醴”与“乡饮酒礼”相比更加隆重，而究金文证据和《左传》中的记载，周天子或诸侯行飨醴招待的都是重要的官员或其他诸侯，如

隹王初如X。廼自商师復還至于周。此夕。鄉醴于大室。穆公侑王。（穆公簋盖）^[17] 隹正月。既生霸丁酉。王才周康寝鄉醴。師遽蔑历。^[18] 丁丑，楚子入飨于郑，九献，庭实旅百，加笾豆六品。^[19]

以此推之，周厉王在郑地飨醴，应该是极为隆重的招待当地贵族的礼仪，显示了郑地对周厉王的重要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中，除了十五年的两器之外，还有另一件厉王三年的【病兴】壶，记录了厉王在郑地飨醴并赏赐贵族【病兴】的记录，而这件器也和十五年大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首都宗周、成周之外仅见的两次飨醴礼的记录。

隹三年。九月丁巳。王才奠。鄉醴。乎虢弔叔召【病兴】。易羔俎。己丑王才句陵。鄉逆酒。乎師壽召【病兴】。易彘俎。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乍皇且文考尊壺。【病兴】其萬年永寶。^[20]

新的问题也由此产生，既然郑地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厉王十五年的这次造访中，我们看不到天子直属军队的踪影，而保卫天子的重任被交给了这位名叫“大”的贵族和他的族人呢？

消失的王者之师

在金文中我们知道，天子可以指挥强大的军事力量，有驻扎在宗周附近的“西六师”和驻扎在殷商故地的“殷八师”（或称“东八师”、“成周八师”），还有可能是天子私属军队的“王行”或“公族”，而在两件十五年大器的铭文中，保护周厉王完成飨醴的却是贵族大和他的族人，天子自己的军队并未出现，这引人深思。

在大鼎的记录中，我们知道周厉王对大和他族人的保护非常满意，并要求大“以厥友捍王”即以他的族人捍卫天子，显示对大的恩宠和信任。周天子要求贵族以私人军队保护自己的例子并非孤例，在可能是最著名的西周青铜器之一的“毛公鼎”铭文中也能够见到：

王曰。父歆。已曰：彶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藉司公族。与叁有司、小子、師氏、虎臣。于朕艺事。以乃族捍吾王身。^[21]

在这段铭文中，周宣王招来毛公歆，将周王朝重要的国家行政机构卿事寮和太史寮交托给他，并命令毛公管理公族、三有司、族人、军事官员等，并着重提到要毛公以他的族人捍卫天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对于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的内侵所作的措施”^[22]。显然，至少在西周晚期，天子在国家危急时召唤贵族贡献武装力量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周厉王和他的周王朝可能面临了什么危机呢？在禹鼎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南方的噩侯驭方叛乱对周王朝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给了我们破解问题的线索：

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殷八，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匌怵会恇，弗克伐噩。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殷八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23]

在禹鼎的铭文中，来自湖北随州地区的强大诸侯【噩侯驭方】举兵反叛周王朝，周厉王极为震怒，派遣了周王朝最为精锐的部队西六师、殷八师平叛，并向他们下达了“寿幼勿遗”即杀掉叛军的所有老人和小孩的命令。西六师和殷八师没有像厉王想象的那样成功镇压噩侯的军势，甚至可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叫做【武公】的重臣运用自己的私人军队，在一位叫做【禹】的将领带领下，攻入噩，生擒【噩侯驭方】，成功平叛。

这件青铜器告诉了我们，在对强大的反叛者噩国的战争中，周厉王不仅动用了针对王朝东部地区的殷八师，还将原本驻扎在宗周附近的西六师调到东部平叛，这或许侧面告诉我们，周厉王十五年在郑地的飨醴中，原本应该护卫周天子军队可能也参与了东部地区的战斗，这支效忠于周天子的军队或是东征未归，或是干脆在对噩战争中被沉重打击了，以至于周厉王不能再动用他们对抗危险的犬戎，只能求助于郑地的本土宗族。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于禹鼎中提到的噩侯驭方反叛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此次反叛的时间可能不会晚于周厉王十五年三月，在此之前，西六师已经调往东部地区，所以周厉王对郑地防务的加强只能求助于大这样的本地贵族。

另外，禹鼎中，平叛的决定性军事力量来自于武公的私人军队，这位叫做禹的将领也是武公的私臣，照此来看，武公也应当是受到了周天子“以族捍王身”的命令加入战斗的，可见在战争中采用臣属私军的情况并不罕见。

而在另一件青铜器多友鼎中，我们也能看到犬戎入侵的真实记录，犬戎在一次10月的入侵中，攻入了周王朝的发祥地——豳，并在此俘虏了大量人口，此地距离宗周距离已经非常接近，周王朝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危机关头，拯救周王朝的并不是本应当驻扎在此地的西六师，而是禹鼎中曾经提到的武公，武公再次动用了私属军队，在其指挥官多友的英勇作战之下，犬戎被赶回了固原地区。^[24]

在多友鼎的记录中，非常可贵地详细记录了犬戎入侵的路线，这次犬戎入侵是从固原地区沿着泾河谷地进入岐山附近的豳地（今天的旬邑县附近）的，虽然这并非郑地扼守的陇关道，但是至少说明了流入关中平原的河流谷地是犬戎惯于选择的入侵路线。犬戎猖獗之下，武公再次派出私人武装出征并解救了岌岌可危的宗周，可见在厉王时期，周王朝经过了噩侯之乱已经无法依靠残破的甚至被消灭的西六师保证自己的安全了。看来，在郑地周厉王要求贵族大以其族人捍卫自己，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常事。

写道这里，你应该能想到，过于倚仗贵族的武装对任何一个君主来说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代表着权势熏天的贵族们不仅拥有和君主叫板的权力，还有可以与君主决裂并刀兵相向的实力。后来的剧情就像你所预料到的那样，以周、召、共为首的上层贵族们终于与周厉王决裂，在继位的第三十七年，在国人们愤怒的吼叫和刀兵铿锵中，周厉王匆匆逃出了他引以为傲的宗周，向山西的彘地遁去，并最终在那里孤寂的死去。

厉王死去之后，他的儿子在贵族们的扶持下登基，周宣王恭顺的态度让贵族们颇为满意，在青铜铭文和诗歌里，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垂垂老矣的周王朝又再一次复兴，对南方的淮夷予取予求。谁也不知道，这将是周王朝的暮日耀光，在宣王死后，周幽王在一次政治误判中走向绝路，宗周淹没在戎狄潮水之中，周王朝轰然崩塌，乱世拉开序幕。

总结

根据上文所说，在此进行简短的总结：

在继位的第十五年，周王朝西北方向来自宁夏固原的犬戎已经消灭了西周的重要盟友大骆，直接开始威胁周王朝的西北边境和西周的王畿腹地。在重大的威胁之下，周厉王驾临位于汧河谷地尽头的郑地，并召集当地的贵族举行隆重的飨醴典礼，以布置防御抵抗犬戎。然而在此前发生的噩侯驭方反叛中，周厉王投入了效忠于自己的周王朝精锐力量西六师和殷八师，两支军队未能取胜，厉王只能求助于强大的臣属武公，依靠武公的私人军队完成了平叛。西六师遭受了重大打击之后，已经无法负担西部的防务，周厉王只能求助于郑地的本地贵族和他们的族人捍卫西北边疆。最终，犬戎绕开郑地的防御，通过泾河谷地入侵关中，险些直扑宗周，周厉王再次在武公私军的护卫下击退了来犯的敌人。

大鼎和大簋这两件青铜器铭文正透露了周厉王时代西周西部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衰弱的国力，并展示了周王朝武装结构的改变——从依赖国家军队到依赖私人族军，这似乎是后来掌握了军队的高层贵族将周厉王赶出国都的“国人暴动”的预兆。

参考

1. ^ 《殷周金文集成》，2807
2. ^ 《殷周金文集成》，4125
3. ^ 《说文解字》，卷五，食部。
4. ^ 《说文解字》，卷十四，酉部
5. ^ 戴均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00页，“郑”字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6. ^ 《汉书·地理志（下）》
7. ^ 李仲操《谈西郑地望》，《文博》 1998年第5期33-34
8. ^ 《史记·周本纪》：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9. ^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
10. ^ 《史记·秦本纪》
11. ^ 《殷周金文集成》，133。
12. ^ 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东征》，《文物》 2006年第5期67-73
13. ^ 《殷周金文集成》，4323
14. ^ 叶正渤，《伯 （歼）父簋铭文试释》，《考古与文物》 2012年第3期105-106
15. ^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西周史》，第六编，第七章
16. ^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西周史》，第六编，第七章
17. ^ 《殷周金文集成》，4191
18. ^ 《殷周金文集成》，9897。
19. ^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0. ^ 《殷周金文集成》，4462
21. ^ 《殷周金文集成》，2841。
22. ^ 杨绍萱，《宗周钟、散氏盘与毛公鼎所记载的西周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1年第4期25-36页。
23. ^ 《殷周金文集成》，2855
24. ^ 《殷周金文集成》，2835

1733年、一个欧洲人在记载中这么写道：

中国最穷的人也随身携带一把凿子和一杆小秤。前者用于切割金银、后者用于称出重量。他们做这事异常灵巧：他们如需要二钱影子或五厘金子、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不必增减。
——B.N.,Ms.FR.N.A.7503,f°46

古典时代的中国最常用的货币单位是「制钱」、也就是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铜钱。从秦汉开始、铜钱成为中国除盐米与丝绸之外最为硬挺的货币。宋元时代的中国曾发行过纸币、尤其在蒙元的时代：打通了通向中亚与西方的道路后、纸币成为了外贸中可与白银交换的重要的支付手段。但在蒙古帝国于中原的统治崩塌以降、封闭的西域所导致的不断的通货膨胀（到正統時、1000贯纸币只能兑换3贯制钱）使得纸币的地位再度被铜钱取代。

明帝国停止印制纸钞后、仅凭铜钱又不足以承担货币职责：它的面值太小了。一千文钱（一贯）通常只能在钱庄兑换一两银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按重量计值的「雪花银」（也就是掺了铅的银锭）逐渐在中国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高级货币。

明季活跃的货币经济使得白银很快成为了大宗贸易的主要工具：中国人对白银趋之若鹜。西班牙人掌握着新大陆如山的白银、令它如共通的货币一般流通。17世纪的中国商人在马尼拉「不惜下地狱寻找新的商品、以换取他们渴求的里亚尔（西班牙银元）。」。那时的明国商人最爱念叨的一句话是「Plata sa sangre（白银是血」。

同一时期的欧洲、一场货币革命正在发生。传统的货币经济中的贵金属金与银一直是此消彼长的、然而随着13世纪以后黄金的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白银的价值不断地上升。西班牙人进军新大陆后、在汞齐法的应用下、如山的银矿被高效地开采：白银产量激增、逐步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势的价物。在日渐繁多的贸易中、世界的白银经由西班牙商人流向远东：一船船满载白银的商船扬帆向远东进发、换取他们希求的商品。

到十八世纪的清帝国、白银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本身几乎便承担了货币的身份。帝国没有把白银铸成银元、原因一是因为白银在中国本身也是商品的一种、二是流通在中国的白银在数量上并没有远远超出其他物资、以致不足以承担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职责。

日常生活中的买卖自然很少用到整块的银锭、中国人便随身带着钢剪、在买卖中随时可以把银锭绞出不同大小的碎块用来支付、以至于孩子们都对这一技能得心应手。国人的腰带上甚至会有一个装着蜡块的容器：用来搜集剪下来的银屑、待积累到一段时间后烧融把银子取回来。这便是开头记载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随着白银逐渐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商贸中积攒了巨量白银的清帝国尽力地调节物价：朝廷通过抛售的手段升降白银与铜的价值来维持一种平衡、保证物价的稳定。随着历史的进程、白银与铜钱一道、组成了明清时代中国稳定的货币经济、直到在新时代的炮声中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