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长沙 9 岁小男孩被疑似精神病人打死一事？ 第1页

群众没有制止是因为群众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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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就别凭着一条道听途说的正当防卫法条来杠我了。

现在上了年纪的法官，当初的教材是这本

可以看出，刑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于精神病人实施的侵害行为，是不能进行正当防卫的，另一部分人虽然认为能正当防卫，但也要加以限制，能躲避的时候就不能正当防卫。本案中，群众毫无疑问是能躲避的，而精神病杀人可从来都不限制自己。

学这本书，持这种观点的法官因为年龄和资历，现在正好占据着法官的主流，就问你怕不怕？

官方通报来了，事发后立刻有多人陆续报警。基本可以认为群众无责。

这是一个悲剧，但能够理解周围人不上前阻止。

首先，上去的人死伤了，只能自己和家人扛，代价太大。

再有，就是我们薛定谔式的正当防卫法律。

面对一个近180高，200多斤的武疯子，真有人上去，那就是搏命，你死我活的搏命。无法控制伤害后果的。

现在小孩死了，键盘侠可以说打死行凶者肯定无责。

但可怕的是，如果上去把行凶者干死了，救下小孩。结果验伤下来，小孩轻伤，那救人的就很惨了。

或者说，你上去的时候，小孩已经死了。行凶者不是在杀人，而是在虐尸。那么也很麻烦。

这种时候，见义勇为的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能看调动舆论的能力。太危险了。

最惨的是，小孩没救下来，见义勇为的人也没打过行凶者，都凉了。行凶者鉴定精神病，受到了法律保护。。。。。。

我希望，我们的法律，我们的人民政府，能够告诉全体公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穷尽一切手段，使用一切工具，冲上去往死里干，绝对不会被追责。万一冲上去的人受害，他和他的家人政府会管一辈子。

这样的话，还怕大众冷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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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承认我写这个帖子心态非常不健康。

但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靠法律和规则运行，而不是个人的热血。

非常敬佩在现在敢于见义勇为的少数人。但我更希望法律能让大多数人敢于见义勇为。

一、精神病人可正当防卫

我看到某个匿名回答非要拿以前的某个陈旧观点来说事。

首先，我是2000年上的大学，我上大学那会，老师就已经明确说过精神病人可正当防卫了。

从业十几年来，无论理论或是实务，基本也都是这个观点，“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不得正当防卫”从来都不是主流。

其次，作为一个普通人，哪里分得清前面那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人，在当时的紧急状况下，又哪里有时间去判断自己有没有资格进行正当防卫呢？

从“一般人”的角度来判断，也足以确认这属于正当防卫。

很多群众对于正当防卫的误解，根本不是“精神病人能不能正当防卫”，而是“我能不能对他人对第三方的加害进行正当防卫”。

第三，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主要问题是突发，当事人自己都来不及反应，更何况是旁边隔了一段距离的人。

第四，对精神病人的防卫，次要问题是他的武力值太高。有人身攻击性的精神病人，民间俗称武疯人，一般人根本制服不了。换了警察他也不敢上啊，只能开枪。

所以前排一些回答实在是太迷了，精神病人行凶竟然是因为群众不敢见义勇为？拾金不昧总没法律风险吧，也不见得这社会有很多拾金不昧啊。

二、这个人不一定是精神病人

警方通报都没写，就凭一个道听途说连姓名都没有的信源就“似患有精神病”，这种信源警方连精神病鉴定程序都不会启动。

更何况，

1、医学上的精神病人并不一定就是刑法中的精神病人。

在医学上，只要病人患有一定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都可以称为精神病人。这年头，谁的心理还没个问题呢？

而刑法中，只有因严重精神疾病而导致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削弱的人，才能减轻其刑事责任。

对于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程度较轻，不足以影响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仍然要承担全部刑责。

2、精神病人作案时未必处于发病期。

三、精神病不是护身符

哪怕有精神病，也不是护身符。

1981年，刺杀美国总统里根的凶手辛克利（John Hinckley）因精神疾病而逃避刑责，但是辛克利被宣告无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之后，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持续治疗，并未获得自由。

而我国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也规定了类似的强制医疗程序：

对于实施重大暴力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即使因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而不负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经法院决定，送往专门的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

因此，哪怕精神病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也未必就能重获自由，而是变相监禁于精神病医院之中。这同样是一种惩罚。

而且，哪怕是鉴定为部分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未必会减轻刑责。

刑法规定对此类人群的犯罪“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意味着，也“可以”不从轻、不减轻处罚。

一年多前的2018年6月28日，黄一川在上海世外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持刀行凶，造成2名学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黄一川被抓获后，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在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但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23日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仍然对黄一川判处死刑。法院在判决里写：

黄一川系有预谋、有准备地在校园附近针对无辜儿童实施严重暴力，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黄一川虽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鉴于其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故应依法予以严惩。

对于精神病人的犯罪，无论是法律规定，或是司法实践的操作，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精神病不是犯罪者的护身符。

四、被害方如何维权？

杀童的案件在社会危害性上一向都是几乎必死的，除非证据或情节存在重大瑕疵，哪怕这人真有精神病，法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被害方应当如何在此类案件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方的权益有两个方面，一是刑事案件的认定与处理，二是自身索要赔偿。就精神病人的具体犯罪而言，被害方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被害方亦有对精神病鉴定机构的选择权，亦可对精神病鉴定提出异议。

这是很重要的诉讼权利。如果认为侦查机构选择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可能存在暗箱操作，或者对鉴定结论不满，被害方亦可提出自己的理由，要求重新选择鉴定机构或重新鉴定。

其次，被害方可将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一并列为民事被告。

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人犯罪事件中，监护人都有监管不力的情况（甚至毫无监管）。尽管无法追究其监管不力的刑事责任，但是在民事索赔时，监护人却要因监管不力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后，可以申请司法救助。

有些精神病人或其家庭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再对受害方作出赔偿，这种情况下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没有执行的可能性。而被害方往往也急需一笔赔偿款进行治疗。

这种困境下，还可以选择向司法机关申请司法救助。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有发放司法救助的做法。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发布了《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救助的发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