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中国人》现在还丑陋吗？ 第1页

简单地说，这本书是柏杨由于缺乏有深度的逻辑推理训练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用极为朴素的归纳逻辑，将他个人理解不了，但社会科学界早就有科学解释的现象，统统归纳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写出的，基本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作品。这就像没有科学知识的古人将地震、干旱、火山喷发等自己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统统解读为“神灵发怒”一样，是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

贴一个我多年前在基本相同的另一个问题的回答：

案例：房顶漏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去补，最后没人去补。
哈丁（Hardin）：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公地悲剧”。
哈丁于1968年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论文。
奥尔森（Olson）：当集体规模足够大时，容易出现集体成员不作为等待“搭便车”的现象。
奥尔森于1965年完成《集体行动的逻辑》著作。
纳什（Nash）：博弈的纳什均衡落于“每个人都不作为”这个点时，理性博弈的结果必然如此。
纳什成为博弈论的重要开创者，并因此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斯特罗姆（Ostrom）：楼上三位说得都很有道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主张“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
奥斯特罗姆成印第安纳学派代表人物，并因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柏杨：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懒惰、贪婪，中国人自古如此！！
柏杨将此说收入《丑陋的中国人》
哈丁、奥尔森、纳什、奥斯特罗姆：你TM在说啥？？


案例：路人摔倒了，很多路人不去扶。
拉塔尼（ Latane ）和达内（Darley）：1964年在美国发生过类似的Kitty Genovese事件，我们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详细研究，发现了“责任分散效应”。
巴格拉斯（Berglas）和琼斯（Jones）：我们发现每个人做出消极选择时都存在极力给自己找借口的心理倾向，我们将其定义为“自我妨碍”。
达内（Darley）：继“责任分散效应”后，我又做了“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现实中大部分喊着口号号召拒绝冷漠帮助他人的人，现实中也不会这样去做。
以上三种理论被收入《社会心理学教程》，被诸多心理学研究领域引用。
柏杨：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自私，中国人自古如此！！
柏杨将此说收入《丑陋的中国人》
拉塔尼、达内、巴格拉斯、琼斯：你TM在说啥？？

6月19日更新：

鉴于有人没读懂我的回答表达的意思，我着重强调一句

我否定的不是柏杨指出了火山喷发的存在，我否定的是柏杨将火山喷发归因于神灵发怒的反科学的逻辑。

首先要说明一下，《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被很多人批判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有李敖。

对，就是那个可爱的老头儿。

柏杨这本书中很多观点都是以偏概全，将一些少数国人的陋习或者全世界人的通病，全部归结为我们的“民族劣根性”。

所以，就题目本身来说，这是个伪命题。

我也并不想直接说答案，那样显得太主观。刚好前阵子写了篇文，《优秀的中国人》，就贴出来作为答案吧。

看完之后，我们中国人到底是否丑陋，相信你一定会有自己的答案。

以下为原文。

1985年，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全方位细数了中国人的各种“劣根性”。

在那个国人普遍都不太自信的年代，这本书曾风靡一时。书中的观点被各路文人反复引用，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中国人的特点是“脏乱吵”。

柏杨的观点，被很多人批判过，在这里我没什么兴趣凑热闹。但是他那以偏概全的观点之所以曾被认同，其实也是缘于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问题。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1

我们华夏民族的自信心，其实在清朝末期之前，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为一直到清朝末期，我们民族都是世界顶尖水平，几乎在各方面都能吊打其他国家。

公元前139年，当18岁的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连接中原到中亚及欧洲的丝绸之路时，统治欧洲大陆的罗马共和国刚痛揍完迦太基人。

当然，我们别被罗马共和国这个名字骗了，其实这是个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元老院长期由贵族把持着，普通人还分成三等。

两年后，不堪压迫的奴隶们就会发动西西里起义。

这个时候，不自信都不行。华夏民族早在这之前300年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而欧洲还要等600年，如今的武林盟主——美国，则还要等2000年。

当日本皇族长屋王因为仰慕唐朝文化，将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袈裟赠给大唐高僧鉴真时，作为基督教圣城的耶路撒冷，已经被穆斯林攻陷。不仅如此，穆斯林们还颇有行为艺术风范地在这里建了一座清真寺。

汉唐的碾压优势都不好意思往细了说，真是领先了西方文明好几个时代。

为了缩小差距，就拿古代汉族最后的政权——明朝来比较一下吧。明朝的铁产量极高，这玩意在一定程度上基本能代表着工业水平。据记载万历年间铁产量达到了9000多吨，这是个啥水平呢？

后来的两百多年里，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打破这个纪录。

这是何等的寂寞！

经济方面，明朝也是一骑绝尘。德国左派学者弗兰克在1998年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亚洲，特别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其中16到17世纪到达顶峰，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如果要在世界范围内谈影响力，就必须要看征服海洋的水平，明朝在这方面也是碾压姿态。

永乐大帝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远航之一。郑和的舰队足以笑傲江湖，最大的宝船长达150米，宽3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

一直到明朝中期，整个南太平样都处于明朝水师的实际控制下，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都是明朝的藩属国。他们的国君登基，是需要明朝下发文书册封的。

即使在明朝国力走向衰弱的万历年间，三次帮助朝鲜抗击日本，依然可以轻轻松松地把日本锤得找不着北。

但受儒家文化熏陶几千年的中国人，如同一个谦谦君子，无论如何强大，始终没有向外侵略的行为。

虽然自信，但很矜持。

2

18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瓦特等一批狠角色，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开始代替手工，工厂制代替了原有的小农作坊，资本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当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发起地，逐渐成长为世界霸主时，乾隆皇帝正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朝着产量最高的诗人这个目标，一路狂奔。

清朝以后，特别是末期闭关锁国，文化封闭，造成了夜郎自大的局面。

此时，虽然自信，但很可笑。

到西方列强扛着长枪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国人们一下子从天堂掉到地狱。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蛮夷小国，竟然可以打得清朝这泱泱大国满地找牙。

于是，这份保持了几千年的民族自信心被瞬间击溃。

近代的几个风云人物，都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找出路。

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名臣，引进西方技术，发动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倡议政治改革，鼓吹君主立宪；袁世凯仿照德国军制，在天津小站练兵，带出了后来风云一时的北洋派系；孙中山辗转英美，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试图建立民主共和。

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一直到一位伟人的出现，他将马克思思想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带领革命先驱们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虽然逐渐开始同世界接轨，但由于西方世界的封锁，中国的圈子依然相当封闭。

我们知道，中国在建国初是一穷二白，经过第一代人的努力，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经济更是一跃而起。

然后改革开放带来的，还有西方思想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化，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造成了打击。

1986年，我国批准出版柏杨这本书，是有打破中华封闭的文化圈这个目的。然而由于当时国内的物质水平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差距很大，所以民族自信心不强。这本书的观点又如此偏激，带来的影响不太好，所以又很快被禁。

到了2004年，中国GDP为1.9万亿美元，与法国接近，居世界第6位。也许是物质水平提高了，我们认为自信心够了，这才又批准了这本书的发行。

其实，我们民族从来都是最优秀的民族。

这种自信心，何需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来作为证明。

尽管我们民族经历了清末到民国那段风雨，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站起来。

3

也许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国家建国之初，是怎么样一个烂摊子。

我们国家的统计制度是1952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1952年我国GDP为679.09亿元人民币，人均GDP是119.37元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据低于所有的非洲国家，也就是说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非洲黑人兄弟，人均GDP都比中国高。

农业：那时候国内粮食年产量刚刚迈过1亿吨大关，而我国当时的人口大约是5亿——人均每年的口粮只有200公斤，摊到每天差不多就是1斤。

注意，这还是平均数，事实上由于地理，环境，技术等因素，肯定不可能平均。

那时候的蛋白质类更是基本为0，反正我这个出生于90年代的人，小时候也没怎么见过猪肉。

其实就一句话，建国时，我们国家大部分人，是处于温饱线以下的。

工业：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农业数据都这么惨淡，工业数据更不用说，工业基础可以直接挂0。我外婆今年80岁了，一直称火柴为“洋火”。

火柴我们都只能进口，叫做“洋火”，更别说高端的机器设备，飞机大炮汽车这种玩意更是纯靠想象。

工业基本集中在3个地方，东北、上海、广州。其中，东北一个是奉系执政时期有底子，加上日本一直的辛勤耕耘，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也一直是我军的大本营。

上海和广州，主要是地理优势，因为靠海，人们的思想观念普遍比较先进一点，加上贸易往来频繁，和世界各地的技术交流更多一些，有先天的优势来初步建立工业基础。

当时全国的工人差不多就1000万，技术人员10万人左右，而真正合格的估计不到5万人。作为工业基础的钢铁，全国产量仅有60万吨。

外汇：谁都知道当时不会有什么外汇储备，委员长把所有能搜刮到的黄金白银全部搬了个空，国民政府的外汇也跟着委员长一路到了台湾。

教育：当时我国80%的人口是文盲，每年培养的小学生只有67万人。你没看错，5亿人口，每年的小学毕业人口是67万。

读了初中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知识分子了。

医疗：那个时代，医疗条件有多差，我只说两个点。第一，当时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第二，赤脚医生作为解决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的一个办法，一直到我出生的90年代，还存在着。

除了以上，我们国家面临的困难还有封建和迷信的毒害，各地土匪黑社会横行，帝国主义的威胁，对岸委员长的蠢蠢欲动。

4

但是，当我们民族觉醒之后，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先是工业，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基础，借助苏联的帮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业化。大炼钢铁这个事情，很多人现在口诛笔伐，其实如果你对工业这个概念理解得深一点，对当时的状况有一定了解，你可能也会挥舞着语录加入其中。

因为，与很多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思想是深入骨髓的，国家强大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公社时期，全国人食不果腹却干的热火朝天，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刚从旧社会走出来，吃够了苦受够了欺负的国人们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

他们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他们都坚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总有一天能到达。

那个年代，全国人的劳动产出，除了留下必需的口粮之外，全部献给了国家，用来赚取外汇，购买必须的设备和技术。

很多人对当时那段历史有些误解，可惜有些东西并不能官宣解释，而政治，也从来不能从道德层面去评价。

如果真要说，那就是那代人的牺牲和奋斗，换来了中国如今的实力和地位。

如今，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既是工业强国，又是工业大国。中国成为13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国的背后，正是因为这一套完整工业体系。国内工业体系越完整，价格上的优势就越大，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一切，都是当年那代人用吃的穿的，换来的。

在此，要向勒紧裤腰带的那辈人致敬。

工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化肥产业，所以我国农业产量节节攀升。加上袁隆平院士为首的研究团队，一直在为国人的口粮努力。这才能创造出“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这个奇迹。

不光是主粮，国人的蛋白质类摄入也几乎是一个奇迹。从当年见不到油星的菜，到如今大家肉吃腻了提倡绿色自然。

截止到2018年，中国肉类消耗以8.8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为什么猪肉价格可以成为国内市场波动的一个风向标，因为我们中国人吃肉太厉害，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教育方面不用说，现在每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超过800万，其中研究生毕业人数超过了60万。

小学到初中的9年，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义务教育，基本免费。

我们的大学学费也不高，这是因为国家为了培养人才，每年有大量经费投入。

教育，本就是国家发展的重心。有教育，才会有人才，才会有创新和发明，才会有核潜艇和芯片，才会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去打贸易战，去迎接国际博弈中的风雨。

5

建国后，我们国家摆脱了中国自清末后的半殖民地事实，结束了中国人作为帝国主义奴役的历史。

很多人对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感觉。

这里，我说一个故事。

李连杰在1982年拍摄《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他一举成名。

此后他转向香港发展，当时电影产业在香港比较火热，一个饰演躺尸的群众演员，可以领到50港元。

而大红大紫的李连杰呢，当时的片酬仅有3港元。

被歧视到这种地步！帝国主义（那会儿还没回归）如何看我们国人？这就是真实境况。

现如今，试问谁敢这样歧视我们中国人？

建国后第二年，我们就迎来了第一霸主美国的挑战。在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一战的情况下，我们国家接下了这一挑战。

这一战，打出了至少70年的和平。我们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时候，而且几乎没有空军的情况下，敢以血肉之躯硬抗所谓的多国联军。

不仅打了，还打赢了。

现如今，我国军事力量突飞猛进，核武器和航母都具备的情况下，更是无人敢轻易招惹。

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搞事，但又蹑手蹑脚跟做贼似的，只敢在边缘试探？

他们害怕！他们这份骨子里的畏惧，就是我们先辈用鲜血给的。

说到底，中国人真正站起来，其实是在朝鲜战争以后。

骨气，从来都是自己挣的。

国家的地位，是实力决定的。

到2018年，我国GDP为900309.48亿人民币，是1952年的1328倍。

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个数字，只能说这是一种奇迹。

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也在明显上升。

我们可以骄傲，因为我们目前所享受的一切，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用勤劳和勇敢换来的。

对比一下印度，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到底有多伟大。

印度1947年建国，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基础，有美国和苏联两位超级奶爸扶持。跌跌撞撞到如今，还只能和中国的小弟巴铁纠缠。

与中国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勤劳勇敢的人民，再大的国土，再多的人口，再丰富的资源，依然只能在第三世界活动，在国际舞台丝毫没有影响力。

很庆幸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凶猛的敌人，能勇敢地站起来，面对困难，我们勤劳的中国人，用双手，拼出一个未来。

当我们挺直了腰杆走向世界的时候，请别忘记，这一切，都是我们挣的。

永远也不要怀疑，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这份自信，永远要有。

我们民族多灾多难，但一次次都挺了过来。

如果你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我只能说，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自信，往前。

致所有的中国人。

（苏公子原创，首发于【苏公子说】，转载请说明）

最后，讲句实在话，这么长的文，能看完的你也挺优秀的。

能让你看完，并不是这篇文章本身有多出彩，而是因为文章能赢得你的共鸣，能让你自豪，甚至能让你觉得血往上涌。

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也许你自己都不曾发觉。

无论你在哪里，当你看着五星红旗，当你唱起国歌，你都是那么自豪。

我们民族之所以优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给你点个赞吧。（当然，潜台词是让你给我点赞……）

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彼时台湾经济虽然已经腾飞，但是距离欧美还是天壤之别，靠人家指缝里掉的屑屑致富。曾经美国用来装救济面粉的口袋，台湾人不舍得扔掉，拿来做短裤穿。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情况则更差。至于社会其他的方方面面，那更不用提了。

在生存资源极端稀缺的地方，所有人为了争夺这点东西都无所不用其极，吃相肯定好不了。而整体富足优渥的地方则文明得多。仓廪实知礼节，这是古人都明白的道理。

比如柏杨说美国的小孩脸上都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而中国的小孩则满脸愁苦阴郁之色。他说这是中国的酱缸文化导致的，是几千年文化沉积在小孩身上。实际上就是人家从小衣食无忧，吃得过瘾玩的痛快。而彼时中国的小孩从小缺衣短食，摔破个碗就能引来父母追打，上个学就背负着全家人改变命运的期盼，能纯真得起来吗？ 今天我儿子就比我那时候快乐得多，因为选择多得多了。

再比如我们以前常有的很多不文明现象，大声喧哗，闯红灯，插队等等，实质上就是城市文明没有发达和成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时代人的成长，这些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比如我们楼下有个快递站，进去的人都是找到自己的东西拿了就走，从没出过乱子。送外卖到了楼下，出来的人也接了就走，很少反复去核对。很少人会为了那点东西去赌上自己的信誉，还是因为社会富足和成熟了。

柏杨是典型的旧式文人。习惯发大议论，而缺少实证精神，也不懂研究现代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手段。只好去“见微知著”，从几个社会现象去窥见国家民族强大的秘密。古代儒生最喜欢讲这种故事，比如看见纣王用了象牙筷子就预感到商朝要灭亡了，比如尧舜因为某种品德就天下大治。柏杨也不过承其余绪，只是讲故事的材料变了。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人以前也不丑陋，从来也不丑陋，而《丑陋的中国人》和作者柏杨，那是相当丑陋。丑陋在严重双标，丑陋在把人类共有的惰性，强加于中国人这个群体，丑陋在流毒太深了，影响太坏了。

先看看《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举个例子吧。以前伪公知比较火的时候，有个段子流传很广。中国人是猪，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吃喝！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了。这个段子是一个作业本的伪公知杜撰的，却说是王朔说的，先不说这个段子如何，就看看这种借名人影响力营销的行为是不是很那啥。

《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像这个段子一样的书。或者说把这本书浓缩成一段话就是这个段子，把段子扩充到十几万字，就是这本书。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看了这个段子或者这本书会感觉很爽，说的很好啊，没错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充满了劣根性。

是这样，这里要厘清几个概念，该不该批判、怎样批判、以什么心态批判。该不该批判，当然该，任何不好的言行思维都应该被批判，这是共识，所以，重点就是怎样批判、以什么心态批判。

《丑陋的中国人》是怎么做的？

1、无限扩大化。把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强加到中国人身上，把人性的通病和中国人强行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和现在的地域黑如出一辙，这就对中国人这个群体性称呼是一种侮辱和陷害。

2、极端化。把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形容成臭不可闻的大酱缸，任何人都逃不出酱缸的熏陶和浸染。这就是非常愚蠢和恶毒了，为了追求快意和震撼，妄图从根子上否定中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来个一锅端。

3、双标。这是伪公知最喜欢用的伎俩，鼻祖就是柏杨，举个例子。

中国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息事宁人。柏杨会说你看中国人就知道忍气吞声，劣根性。中国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挺身而出。柏杨会说你看中国人就知道锱铢必较，劣根性。来来来，柏杨，你TM说怎么办好？

如果换成日本人。日本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息事宁人。柏杨会说你看日本人心平气静、宁静致远，值得中国人学习。日本人和人有争执或者被算计被攻击，选择挺身而出。柏杨会说你看日本人多勇敢，值得中国人学习。

中国人喜欢钱、权利，是庸俗。外国人喜欢这些是有追求。中国人喜欢玩乐，是玩物丧志。外国人喜欢这些是心态好。

如果现实中有这么一个人，你是不是有想问候他祖宗八辈的冲动？

一句话，屁股歪了，心就丑陋了，

我有看过，当初年纪小没有分辨能力，只是隐约觉得说得有点过了。

说实话这样的书虽然很多谬误和对西方价值的过度吹捧，但是还是有点积极作用的，毕竟还是能让我们中的一些人真的反思一下，虽然大部分人只是观点接受器。

其实这本书改个名字，改成《丑陋的公知》就差不多了。

柏杨这本书，基本可以看做是他自己的三观无疑了。

公知为什么丑陋？原因很简单，因为公知只会三板斧：双标，归因，举孤证。

虽然这三板斧都已经成既定套路了；但是逻辑不明白的，被这玩意儿忽悠瘸了也很正常。

双标，就是双重标准。符合我立场的就是一套标准，忤逆我立场的就是另一套标准。

双重标准，实质就是立场先行，结论先行。

科学的论述是先有论述，后有结论；公知的论述是先定下个结论，然后在根据结论去论述。

这能客观，就有鬼了。

归因，就是归因谬误。总结出一个结论，别问前因，也别问后果，更别问如何改正，直接归因到某个标签身上就完事儿。

归因谬误，实质上就是诉诸标签，污名攻击。

科学的论述是什么客观原因导致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能导致什么后果，如何改正这种现象；公知的论述是这种现象就这样，至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一句话也不提。

这能有用，就有鬼了。

举孤证，就是从一个或者几个片面和感性的例子出发，而从来不从多个或者全面和理性的数据出发。

举孤证，实质上就是伪造证明，以偏概全。

科学的论述是谈数据，谈概率，谈百分比；公知的论述是我亲眼看到个事儿如何如何，我身边又有个朋友如何如何。至于这些事情总体发生了多少，发生的概率是多少，是否是一个常见事件，甚至这一事件是否是真实可信的；别来问我。

这能逻辑通顺，就有鬼了。

所以说你想当公知吗？很简单，只要学会双标，归因，举孤证这三板斧就可以了。

起手先定个标准，譬如说“身体素质不好的人，才喝热水”。别问这个标准对不对，直接论述就完事儿了。这就是第一招双标。

然后把这个标准套到某个群体头上去，譬如说“中国人都喜欢喝热水”。别问这个群体是不是都这样，再直接论述就完事儿了。这就是第二招归因。

再后举一两个孤证，有就最好，没有瞎编几个亦可，反正没人考证。最佳是正面谈几个，反面谈几个。譬如说“我有一个老乡，喜欢喝热水，结果身体每况愈下”“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天天喝凉水，反倒结实壮硕”。别问这些例子能不能代表什么，再再直接论述就完事儿了。这就是第三招举孤证。

双标，归因，举孤证这三板斧打完，最后叹息一下，洒上几滴眼泪，彰显一下自己的高尚情怀，就完事儿。至于事实是不是这样，公知压根也不在乎。

公知的实质是什么？百度贴吧有几大吹，譬如说郭嘉吹，特斯拉吹。

公知的实质，就和这些吹类似。你觉得他只是在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他是借着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你以为他在吹郭嘉吊打诸葛亮，特斯拉吊打爱迪生；实际上他是在吹自己。你要是跟这种人摆事实，讲道理，那你就输了；因为他的目的就不是跟你来论证事情本身的，他的目的是通过某个事情来论证自己比一般人牛逼的。你要是在事实的论述上反驳了他，他不会推断你是来跟他就事论事的，而会推断你是来论证他并不牛逼，反倒傻逼的。

这你能说服他，就有鬼了。

对付这种吹的人，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不是跟他论，而是跟他说：你说的都对。于是乎喜欢吹的人纷纷变成郭嘉吹；而当郭嘉吹的人数到达一定数量的时候，就不再变的与众不同了。于是这群人自觉主动的就变成贾诩吹，或者荀彧吹了。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无非也就是一种吹。

吹一贬一。吹郭嘉，就要贬诸葛亮；吹洋人，就要贬自己。故而说这本书名改成《美丽的洋大人》，亦或是《丑陋的诸葛亮》，区别实在是不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逆向民族主义，实际上和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宗教徒自己狂妄自大，觉得自己命运要超人一等；但是放在客观世界里，他和其他人并无一般的不同，于是只好求救虚无缥缈的神仙。逆向民族主义也是一样，觉得自己超凡脱俗；但是放在自己民族里，他和其他人也没有一般的不同，于是只好寄希望于离着自己十万八千里的洋大人身上。

说句诛心的话，信教的，并不在乎这教的理论怎样，他只在乎信了教能顺顺利利；跪舔洋大人的，并不在乎外国人是否真是这样，他只在乎跪舔洋大人能提携自己高人一等。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拿双标，归因，举孤证这三板斧拼凑出来的玩意儿。这个东西不叫理论，也不叫论述，甚至于客观上于逻辑上都不成立；如果你要认真的把这玩意儿当作某个理论来谈论的话，那你就彻底输了。

不信？试举几个例子如下：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

美国人写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被美国国务院拿来参考；日本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被撤职。于是论证东方西方不同。

然而《丑陋的美国人》是一本小说，《丑陋的日本人》是一本杂文集。《丑陋的美国人》讲的是一个美国大使结党营私，另一个老实人被遣送回国；讲的是一个美国外交部的故事。这本小说不仅批判了结党营私的坏人，还惋惜了被诬陷的好人。《丑陋的日本人》这本书里面，却充斥着日本人本身的各种“劣根性”。

柏杨告诉你，《丑陋的美国人》被欣赏，《丑陋的日本人》被批判；他告诉你前者是本小说，后者是本杂文集了吗？没有。他告诉你《丑陋的美国人》不仅描述了坏人，还对比描写了好人了吗？也没有。说话说一半，只说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半，这可以说非常的艺术了。

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中国人嗓门大，天下无双。是真的吗？别问，问就是真的。

我都给你举了一个广州人的段子了，还不是真的？

什么？人家外国人说话也大嗓门？那叫敢于表达自我懂吗？

外国夫妻昵称就是蜜糖，达令；中国人就是杀千刀的。是真的吗？别问，问还是真的。

我这儿一个例子都不给你举了，你还不承认自己恶毒加下流？

什么？人家外国人称呼自己老婆trouble and strife，ball and chain，slave driver……？呃……

至于你们实际的日常生活，到底平素是嗓门大的多呢？还是安静说话的多呢？到底夫妻互相骂架的多呢？还是称呼“老公”“老婆”恩恩爱爱的多呢？这就不在柏杨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柏杨评论中国人擅长窝里斗，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打的妈都不认识。

哦当然，别问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都是奴隶，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会顶着机枪和炮火送人头。

你美国人赢了就是团结一心，美国人输了就是独立思考；中国人赢了就是奴隶教育，中国人输了就是内讧成性。日本学校霸凌事件，日本公司高层各种潜规则，都成了日本的社会性难题了，还在这儿尬吹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呢。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在线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
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柏杨为什么写《丑陋的中国人》？原因其实很简单。

当初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到台湾，柏杨看不起这群泥腿子，也跟着屁颠颠跑到台湾了。原本想在台湾供奉个“正朔”，跪舔一下当局，也能混口饭吃；自己却在翻译《大力水手》漫画玩了个梗，把蒋介石惯用语加到漫画里去了。

没想到结果因为这事儿，直接蹲了九年监狱。

于是柏杨就开始质疑人生了。你说大陆那群泥腿子吧，不行；你说台湾这群“自由”吧，也不行。虽然我只会双标归因加举孤证这三板斧，虽然我习惯性说话只挑自己有利的说，虽然我文凭都是买的——但是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这个文化人啊！

错的不是我，肯定是世界；你们欺负我，我就去找洋人。

我跟大陆谈不来，我跟台湾也谈不来；那我只能跟洋人谈的来了。

幸好柏杨没得罪美国；如果得罪了，估计他只能跟外星人才谈的来了。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做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这是物理学上的。在人生历程上，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最后拿柏杨自己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这段话说的倒是前半段对了。

他说中国人主观理念很强；诚如斯言，《丑陋的中国人》通篇主观理念的确很强。

他说中国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自己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这话说得对极了，《丑陋的中国人》通篇的确是以他自己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

但唯独有一点，他说错了。柏杨一直鼓吹每个人都要变成“鉴赏家”，好像只要变成了“鉴赏家”，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似的。换句话说，“鉴赏家”才有道德情操，有道德情操的就是“鉴赏家”，这除了循环论证之外，卵子用途没有。

回到之前说过的话，科学论述和公知论述有什么区别？

科学论述，要讲述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即前因；事情变成这样后会引发怎样的问题，即后果；为了改变目前的现状，需要采用怎样的手段，即解决方案。

公知论述，没有前因，没有后果，给不出来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为什么不对？因为是你。为什么是你？因为你天生脑残。至于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解决；甚至连是不是，他都不关心。中国14亿人口，9亿农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金钱？怎么搞基建？怎么来组织？怎么做教育？

别问。问了他也答不上，只能支支吾吾从牙缝中挤出来“开民智”“要民主”这几个词儿。

他在上面口若悬河的时候，说中国人没有质疑精神，就喜欢盲从随大流，说的可带劲了。等到底下稍微有那么几个人质疑一下他的论述，他的逻辑，甚至他举的例子是不是真实可信的时候，他就马上翻脸，开始大肆批判这是“民粹”“反智”了。

对这种人，有点儿文化的，我们笑他一声公知；没点儿文化的，我们叫他喷子就完事儿了。

所以说回到题主的问题：《丑陋的中国人》，现在还丑陋吗？

答主给出的回答便是：中国人，从来都不是丑陋的。不论中国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人，都不是丑陋的。

我们可以说，由于历史或地理原因，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人，因为资源，经济和科技等客观因素，暂时性的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是客观事实，我们要承认。

但我们不能说，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人，因为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所以这些人的骨子里就带有某种劣根性，是丑陋的。这是主观臆断，我们要否定。

这就譬如说，一个学生题目做错了，有人告诉他，他为什么做错了这道题，他做错这道题会有什么坏处，他应该如何改正这道错题。这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老师，是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而同样一个学生题目做错了，又有人告诉他，他做错这道题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蠢，想要不做错题就要变的像这个人自己一样机灵。这是纯粹为了彰显自己优越感的喷子，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看微商卖商品，也就图一乐；真要看有意思的，还得看公知们的双标，归因，举孤证。

永远记住那句话：你以为他的论点是与众不同的，实际上他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所以才提出与众不同的论点的。所以千万别跟他讲他的论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除了被贴上道德低下和毫无学识的标签，那就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了。一句你说是，那就是，不反驳，完事儿。方法就是如此的简单。

以上。感谢您的阅读。

小时候视野小，听人谈论这个书，大人们津津乐道。还教导我要努力学习知识和做人，要成为优秀的中国人。相信很多70，80的朋友都收到过这些鞭策，什么中国人在外国旅游脏乱差，大声喧哗，国内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等等等等。

直到工作了，满世界跑了，欧美村子去多了，现在感觉正是这样的书籍鞭策了一代中国人发奋图强，让我国实现大国跨越发展，不管作者初衷是什么，我都感谢他。

对于我来说，我甚至觉得应该改名为《丑陋的中国以外的人》，但不敢真如此大言不惭。因为给欧美国家智障效率，低能政府机构和骗子坑的中国人只能算极少数。还是有很多向往欧美高福利田园生活的中国人，所以我认为书名改《丑陋的地球人》更加恰当。

不知道，毕竟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其实这个问题各位没真正答到点子上，我很多年前就在知乎搜索过知乎用户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评价，也没人击中核心。其实这个问题只要读过几本李敖关于台湾文坛的书就能清楚了。

我们应该明白一个概念，什么叫因人废言。孔子提出这个概念就自然是这种行为是长期、大量存在的，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思路看，这种行为很可能具备自然选择的基础，即尽管会导致偏见，但仍然是符合成本效益的，同样的，一个自身道德水平极为低下的人很大概率是写不出如何有见地的言论，即便恰好正确，也不过是运气使然，至于他分析问题的过程也自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何况这还可能是真正“丑陋的人”内心的自我投射，想拉所有的中国人下水呢。因此，对待别人的言论，有精力有责任的人自然应该不以人废言，但所有人都应当了解一下发言者的背景。至于急着想知道谁才是丑陋的中国人的读者，可以略过柏杨生平，直奔结尾的文章，便可知一二。

柏杨被捕前的是国民党的文学侍从：

柏杨去《自立晚报》前，本是国民党救国团的大将，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在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侍”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他的显赫，由此可见；他的“文学侍从之臣”地位，也由此可证！
不料，一次桃色事件害了他。柏杨是当时救国团组长级的高干，家中已有妻小，他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了与文艺营中的女学生艾玫（倪明华）相恋的事，自然不利于众口。再加上艾玫的父亲（台中农学院教授）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团方为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
柏杨下台后，遗弃了发妻齐女士，和艾玫过着苦日子。《自立晚报》头儿李子弋很可怜他，请他去《自立晚报》。后来《自立晚报》因为言论出事，国民党联合吴三连系强迫李家班退股，李子弋就离开了。结果柏杨反在吴三连系的《自立晚报》升了官、当了副总编辑，事有蹊跷。

至于柏杨被捕完全就不是他批评蒋介石集团的缘故，他也完全没有讽刺蒋介石父子的胆量，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混乱至极，竟然讽刺的把对他“孺慕不已”的柏杨抓起来了，不过把自己对蒋介石这种流氓无赖的情感写作天日昭昭，我倒还真没见过。

柏杨被捕前给孙观汉的信件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在我翻译时，为求简单与趣味，以便引起小读者的兴趣，故有很多地方未采用原文原字（台北漫画翻译，均是如此），且用语力求“俏皮”“幽默”。但对主题及整个故事，毫无违背，盖一旦违背，便无法发展。当交代与颜素心小姐时，曾一再嘱咐将过去报章翻阅，并尽量学习以前的语调，以求完整。然而元月3日刊出的一则漫画，却使得有志之士抱头大喜，详尽内容无法细述，一则太多，一则资料已无（全缴出去了），且做大体介绍。大力水手是一连环漫画，每一个单元故事可连载两三个月。元月3日漫画是属于购买土地的故事，老白和小娃二人，共同购买一岛。父子们遂在岛上建立王国并互相竞选总统，不相推让，正纷攘间，亲友毕集，每个人都要竞选。（后事如何，稿已中断，不得而知）。全部故事如此，天老爷也不知道这正供有志之士小辫子也，而尤以元月3日之稿，使其大喜若狂，认为埋葬柏杨先生之时到矣，认为已可大兴文字狱矣，盖拙稿系我的笔迹，定是我有意讽剌总统。这项帽子还可使我和艾玫受哀哀无告的军法审判，并陷入永无天日的军事监狱，现在将1月3日（颜小姐）原译稿影印单页附上，请先生看看，有啥地方或有啥含义讽刺总统乎？即令文字不符，但故事发展固斑斑可寻。（可惜手边无大力水手原稿，不能寄上）且寄上最近半个月的译文对白，再请过目，看看有啥地方诽谤了总统？
所以给先生寄上者，想请先生保存，随时可以核对，看是不是颜小姐的笔迹？是不是我包藏祸心、独出心裁？这是科学证据，海枯石烂，不能更改。有志之士竟连此都可抹杀，咬牙栽赃。（实际上这些说明对话，又是什么赃？）岳飞先生在大理寺受审时，大书“天理昭昭”，一字愤，并无人理，只使千载之下，掩卷叹息，我也只能书“天理昭昭”，供先生掩卷叹息矣。

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的部分内容：

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岗”）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柏杨出狱后出轨，并污蔑（无证据）苦等他十年的妻子艾玫抛弃他，并与妻子离婚，除此之外还不忘污蔑在外营救他的友人。

这是他的妻子艾玫在柏杨提出离婚后的信件：

离婚的事不要谈，我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永远无法有人取代。我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请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会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你，死而后已。

柏杨狱中给艾玫的的信件中写道：“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这既证明了艾玫苦等柏杨的事实，也证明了柏杨其人的无耻虚伪。

既然柏杨对对他有恩的人忘恩负义，那他是怎么对待那些迫害他的——之前他“钦慕”的对象的呢？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

以上资料不少来自柏杨的私人信件，为李敖收集并出版于《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当中，其内容基本可靠，在阅读之后大抵心智正常的人都应该明白柏杨不过是个钦慕强权、毫无道德底线、恩将仇报的乡愿式的人物，他要写《丑陋的中国人》我并不反对，但为什么不把自己这个的经历写一写呢？但愿是因为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丑陋是代表不了中国人的，书写出来只能叫“丑陋的柏杨”，我等中国人可是万万不敢略美的。

最后再补李敖的一篇旧文，借此回答题主的问题（为了阅读方便，我就不打引用了），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也借此机会分享一下：

“《庄子》中说惠施的哲学，有同异之说，所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谓大同和小同相差异，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叫做大同异。这一见解，用来说明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倒是十分贴切。

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或其他种种原因，自有“性相近，习相远”的小同异或大同异，其中差异，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对民族性的注意，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对希腊与波斯的民族性做过比较研究。两千多年来，民族性的种种，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

大致说来，民族性的特色在表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是一般的、典型的、众数的人格（Modal personality），并不是唯一的人格类型，只不过是主要的人格类型。所以，在同一种民族性中，也有许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变性”代表出现。当这些乍看起来迥异该民族性的变体出现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也是该民族的产物，纵使它不占多数。因此，三个臭皮匠固然可做为民族性的抽样，一个诸葛亮也未尝不可做为民族性的抽样。

民族性是很含混、很笼统的，偏重地理上或生理上的素质说（Constitutional Theory），不足以尽之。因为后天的思路与教化，也混同而入，结果显示出来的，在某些方面，一如中国的小脚，它既是生理的缠足，又是心理的“足恋”及其他。由于人们难以细察，所以，概括的民族性，也就定形而成为框框看法（Stereotype），严格说来，这是很偏颇的。

例如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邪恶的东方人”（Sinister Oriental）；在中国人眼中，就出现了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多邪恶丑陋，但是，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光风霁月，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

邪门儿的是，有的中国人，他的眼中、他的笔下，只有三个臭皮匠，却无一个诸葛亮，并且视野所及，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盖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的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史家汪子飏（荣祖）在《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这种作者“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