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悬崖村修路? 第2页

安土重迁，地理控制，旅游开发。

先说第一个原因，安土重迁。

扶贫搬迁工作中需要面临的很大一部分障碍，就是相当一部分群众安土重迁的社会习俗。

“只要在外面盖好大房子，把他们搬出来就好”

这是一种财务逻辑式的说法。

贫困群众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件件有待搬运的货物，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习惯，他们的生活由他们所熟悉的无数细节堆积而成，这些对生活细节的坚持，共同构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习俗。

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扶贫搬迁工作中，工作人员常常会遇到群众有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要求，比如有的家庭搬迁的时候，宁可全部家当不要，也要带着家门口的那块大石头一起走，有的家庭搬家可以，但必须带着园子里那一堆种好的瓜藤一起走，你和他说等你搬到了新家，我们给你再种一堆一模一样的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必须是家里那一堆，他们要吃一辈子。

这与经济问题无关，纯粹就是生活习惯问题，就像有的人睡觉认枕头一样，换个枕头就失眠，这是一个感性问题，没有那么多逻辑可讲的。

我们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全面脱贫攻坚是政治任务，是党和国家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如果人民实在是拒绝搬迁，工作又做不通，那就只能力大砖飞咯。

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以财务逻辑去思考。

再说第二个原因，地理控制。

我走访过不少边地村镇，在那些地形复杂崎岖，村镇犬牙交错，交通又不便的地方，守卫国土的主要方式，就是靠居民的长期定居。

在那些地方，国境线的归属并不取决于外交官的谈判，军队的守备，地图的勘测这些宏观叙事层面的东西。而是一户户居民，一个个村镇，他们的定居区域，就是按照传统习惯法而言的国境线。

在那些地方，国境线的划分就取决于篱笆扎起来的位置，水沟的走向，田埂的形状乃至一栋破屋。

边地居民的国境意识往往极为强烈，在那些地方，国土范围实际上是动态的，比如我今天整修旧屋时，把外墙向南多修了三尺，那不得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开疆就在这一砖一瓦中完成了。

蚂蚱再小也是肉，小帐不可细算，很多地方就是靠着无数次这种日拱一卒才渐渐变为我们的国土的，你以为那是在修房？那是在拓土！

神圣的国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非常具体的事物，恰恰是这些不起眼东西塑造了960万平方公里。

在这些地方修桥铺路，是巩固对国境的刚性控制，特别是某些悬崖村，本质上是边境地区的地理制高点，是关键军事位置，在那些地方，一挺机枪就可以守卫好大一片国土，说是兵家必争之地都不为过。

最后再说第三个原因，旅游开发

险要之地必有雄奇可观，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一望无际的原野固然四通八达，但未免千篇一律，而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它的低交通性本身就是旅游层面的一个卖点。

比如大名鼎鼎的郭亮村，以壁挂式公路和摩崖石刻式桥隧著称

还有著名的凉山天梯悬崖村

这些地方，有人居住，有当年群众一点点在山崖上凿出来的岩道，有气死恐高症的天梯，只要加以整修，加上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再保留雄奇的景观特征，那就是日进斗金的旅游卖点，在这些地方修路铺桥搞基建，那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放着这么大个聚宝盆不用，跑去城里跟我们小布尔乔亚一起住水泥盒子？

人家又不傻。

总而言之，各种悬崖村之所以不搬迁，或多或少都有以上原因中的一条或者多条。

比如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那里的很多地方就既是旅游胜地，又是守土边地

比如怒江州丙中洛地区

这些地方，说什么也得把桥修起来，把路铺进去。

简而言之，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只抱着账本和逻辑，你是永远也无法理解它的。

2016年在吕梁山区当第一书记，当时村里遇到差不多同样的问题。

我下乡的村，到乡镇镇政府开车得两个小时。村里共四个自然村，户籍人口约800人，常年在村的大概50人，几乎都为老弱病残。

当时要脱贫，必须要基础设施完善，也就是村中的水电路4G信号是基本指标。然后自来水入户，4个自然村总投资120万；通村的水泥路翻修，大概70—80万；信号是由联通公司负责，投资不详。 然后粗略一算起码得200万。

某天跟村支书在山里看水源，我说：村里都是老弱病残，再过二三十年都没人了，搞这么大投资干啥？ 支书扭头：那也还有二三十年，你的意思从现在起我们这些村里的就都不用活了？

所以说白了，这几百万的投资，在当下就是为了能让这几十口老弱病残的这二三十年能过的好。幸运的是，国家觉得值。

再说为什么不移民，我们村建村是明清避难逃荒而来，村里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枣树和玉米、高粱、小麦。村里总种植面积大概4000多亩，其中枣树近3000亩，虽说这几年红枣价格不好，但那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搬出去没问题，最难的是稳的住，搬出来生计怎么办是制约他们搬出来最大的问题。总理有句话“中国几亿的劳动力，有活干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手，没活干就是需要吃饭的口。”

未来30年，中国绝大部分远离城市无法借力发展、也没有人文资源可供挖掘、还没有自然风光可供深度旅游开发的农村都会自然消亡。

很多人不明就里地质疑，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还要搞村村通，把路、水、电都搞得好好的？这不是浪费资源吗？直接搬迁合并不就好了？特别那些什么悬崖村之类的。

你这么想，只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给你钱，让你去搬两个贫困村，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村子总有人不愿意搬，你觉得人家穷，可还真有人就喜欢那里的生活，特别是安土重迁想要叶落归根的老人，你能把人家祖坟一起搬走吗？如果你不能，他知道搬走就葬不回来了。你总不能为了政绩，把不愿意被你搬迁扶贫的人强行拆迁搬走吧？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公仆，还是绑匪？说服所有人搬迁的成本，说服不成还得利诱，最麻烦的是还有人啥都不图就是不肯走，搞定这些都是不小的成本。

第二个问题，你搬出去了，原先种地的人，现在没地可种了，工作怎么解决，你给安置？安置后再失业了你管吗？管多久，一辈子，还是父子两代、子孙三代？即使还可以种地，人家就觉得地没有原先好种了，天天找你闹你怎么解决？或者新地方人家遭水灾了就来找你，说他们老家从来没这等破事，你负责吗？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原先在贫困山里住得好好的良民，现在变成了无业流民，你说你到底是在扶贫呢，还是在制造社会隐患？

第三个问题是，你把他们搬到哪儿？既然想要人家过得更好，肯定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你去哪儿给他找？你一旦搬到已经有人住的地方，就必然涉及到动当地原住民蛋糕的问题，即使土地、住房你给解决了，原住民还是会觉得外地搬迁来的居民抢了他们的工作、上学、医疗资源，很容易就发生冲突，甚至上升为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基本是无解的，只有等利益相关的这代人都老死了，到了下一代、甚至隔一代，搬迁户和原住民的差别抹平了，问题才能解决——这可不是二三十年，而是五六七八十年的问题，这期间政府的直接成本、间接社会成本大到你想象不到。上世纪90年代的大坝移民滋生的后续问题，现在过去30年了，都还没彻底解决，可想难度之大。

也许你说可以找个没人住的、条件好的地方给他们啊！问题是这种地方有那么容易找吗？而且你这么搞，还是制造了一个隔离区，它的问题肯定比这些百姓留在原来的村子要多。

所以啊，并不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人比你蠢，想不到搬迁扶贫，而是看起来容易的搬迁扶贫，后续需要支付的成本，大到超乎你想象。

所以国家提就地扶贫，提乡村振兴，并非不知道大部分乡村终将衰落，而是明知如此，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在农村修桥铺路的意义，相当于打通毛细血管，把这一个个村的自然人，连接到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来，让农民去城里变成农民工以更高的效率赚钱，尽快改善家庭贫困的状态。说得悲哀些，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燃料”。

80、90还有不少农村人孩子赚了钱回农村盖房，但00后即使不能留在大城市，也会考虑在县城、乡镇定居，而不是回农村盖房，这样30年后，无甚资源的那些农村会自然消失，没有人口，何来贫困。

算来算去，搬迁扶贫只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就地扶贫还是首选，虽然通路、通水、通电需要花钱，而且这个村子可能30年后就自然消亡了，但比起异地搬迁还是划算，这是一笔综合账。

尽管搬迁扶贫是最后的选项，根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10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还是有930万贫困人口实现了搬迁。

还有人心里想，成本那么大，管他们做甚，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对不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民共同富裕是100年前建党、70年前建国的初心。

当年霍去病为何要封狼居胥呢？

吃多了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