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竹书纪年的内容真实吗？如果真实岂不是颠覆历史？ 第1页

顾颉刚先生说“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

学历史方法非常重要，这正是我乎比较欠缺的。

这是个很简单的方法论问题。根据李开元的观点，历史可以分为第一历史（史实）、第二历史（史料）、第三历史（史书）、第n历史（演绎）四个部分，n值越大越脱离史实。《竹书纪年》自然也是史书，第三历史是否等于第一历史？当然不等于（3≠1），没有哪部史书可以说完全还原历史，更别说什么能颠覆历史。题主想说的，无非是说第三历史的《纪年》是否能颠覆同为第三历史的《史记》罢了（3≠3？）。

具体到古本《竹书纪年》的问题，这是一部西晋出土的战国竹书，它确实有不少迥异《史记》的记载。然而，这些话也并不是没人说过。
你以为尧舜篡位只有他说吗？
《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你以为共伯和摄政只有他说吗？
《吕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你以为二王并立只有他说吗？
《左传》：“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
这些记载出自战国文献，迁公公明显都有接触过，但他没有采信这些资料，而采信另一些资料。比如：
《墨子》：“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所以，你问《竹书》是否能颠覆《史记》，好比问《韩非子》是否能颠覆《墨子》。《韩非子》除了自己喊的几句口号，又有什么能够证明他说的对呢？

以尧舜故事为例，我们接触到的记载，最早也就到春秋末年而已。没有当时的文字能够佐证，那么尧舜禹是否存在，本身都是存在疑问的。我们从史料中只能判断，战国人的观念中尧舜禹存在。那么对于存在感都很薄弱的人，还去讨论所作事情的真实性，谁敢说自己是正确答案？大家口中的尧舜禹，无非是遵从本人学说的尧舜禹。
《竹书纪年》作为法家渊源地三晋史书，作者自然倾向于法家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观念，不能说是还原了历史。比如说伊尹篡位被杀，而甲骨文中伊尹所受商王祭祀规格颇高，说明《竹书》可能存在错误。而如果舍弃尧舜的名字，从民族学的案例去看，酋长之间的权力交接，篡位或推选其实都存在，那么上古的某两位酋长，这两种情况又都可能的。阴谋论是爽，但证明不了有啥用？

这只是尧舜故事的例子，如果说信史的春秋战国记载，其实《竹书》同样没颠覆什么，只不过提供某个版本的记载而已，正确的考证方式同样是结合其他记载以及逻辑推断。所以，有人拿着《竹书》嚷嚷说颠覆了先秦史，或者拿着《山海经》说解密了上古史。这基本都是刷点击的无脑民科，别当回事。

其实就一句话：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另外，不同意把两种观点简单划分为儒家和法家，战国本身有诸子无百家的说法，所谓的百家不过是汉人的划分法。对于这个问题，所谓的儒墨道法都有参与论辩，观点各异，比如：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天与之。”
《荀子·正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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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竹书纪年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与其说是颠覆历史，倒不如说是颠覆司马迁的史记。

竹书纪年中关于尧舜禹的记载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舜并非接受是尧的禅让而获得政权，而是将尧囚禁了起来，并流放了尧的儿子丹朱，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而司马迁的《史记》对尧舜禹的记载则是尧将君主之位禅让于舜。

史记告诉我们是因为伯益能力不够，诸侯皆追随启，导致启不得不废禅让，开世袭，而竹书纪年中则记载的是启杀死了伯益，这又是一次暴力夺权。

再比如竹书纪年中殷纪部分关于伊尹的记载，和史记的记载也是截然不同的，竹书纪年中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这就颠覆了史记中伊尹一代贤相的形象。

纵观历史发展规律，竹书纪年似乎更加符合人性。伊尹流放太甲，历史上权臣欺压幼主的例子确实不胜枚举。千百年来人类对于权利的渴望和人类自私的基因就不可能让禅让制和世袭制是以先后顺序出现的，人类世界本来就只有世袭制，禅让制只不过是理想主义的史学家们想象出来的而已。我个人认为，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应该是看过竹书纪年的，只是司马迁并没有将其作为参考依据，毕竟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内容分分钟撕烂儒家虚伪的面具，如果参考竹书纪年来写，那史记就是西汉西游记，一定会被官方禁掉。

史记之所以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想除了它的史学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几千年的价值观，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尤其是在后人不了解史实基础上，为整个民族树立正能量。给整个民族和社会，设置了一个道德底线，毕竟大把贤臣的光辉形象，对后世确实起了非常正面的导向，如曹丕、杨坚、李渊等人取代末代皇帝时，一个个的都披上了温情的面纱。虽然这些行为看起来很虚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对历史的走向是积极的，如曹丕篡权之后，就非常善待前面被取代的皇帝，这么一来，即使是乱世，也不会出现礼乐崩坏的现象。

潜意识把史记作为绝对真实的历史来看，竹书纪年当然就显得非常具有颠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