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史料价值较高、值得一读的有哪些？ 第1页

我对明朝历史，尤其是明中叶——晚明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我主要看的是《元明史料笔记》。

其中我认为史料价值比较高的是《菽园杂记》、《万历野获编》、《水东日记》、《典故纪闻》、《三垣笔记》、《双槐岁钞》。

其他的还有《戒庵老人漫笔》、《草木子》、《南村辍耕录》（主要是元朝朝野历史）、《玉堂丛语》、《寓圃杂记》、《谷山笔麈》、《四友斋丛说》、《治世馀闻》、《继世纪闻》、《松窗梦语》、《玉镜新谭》、《枣林杂俎》等书，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没有入选这套丛刊的一些史料笔记，也有部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比如《天顺日录》、《謇斋琐缀录》，《酌中志》、《立斋闲录》等。

这里我首推《万历野获编》和《菽园杂记》。相对来说，《万历野获编》知道的人还算较多，所以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菽园杂记》。

《菽园杂记》，因为成书于明朝士大夫著述较为稀少的成化朝至弘治初，又多记载成化、天顺时期的朝野故实，很多都是作者陆容亲身经历，或者采访询问当时的宦官、官员，史料价值非常高，非常值得一读。

中华书局整理点校的《菽园杂记》，全书十五卷，总共包括493条记载，各条内容之间相对独立。网上有电子版，这里建议尽量买中华书局出的实体书。

其实我非常建议买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后出版的繁体竖排版古籍，尤其是这一类比较稀有的史料笔记，非常有升值潜力，只要它出，出多少买多少！

比如这本《菽园杂记》，定价才14元，现在当当和京东自营的书店早就没货了，只有一些挂靠的书店好像还有几本，但价格翻了三五倍，很多还是二手的，你一问就是没货，想买都买不到。也就当时刚出的时候能按定价买到，以后这种古籍一出，立即抢购，转手一卖就赚了几倍。其实我写这个回答的缘由就是想买中华书局出的《万历野获编》买不到（刚出的时候当当售价才75.8元，现在要两三百，可能还是二手的），在知乎一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菽园杂记

《菽园杂记》的作者是陆容，字文量，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卒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成化二年丙戌科进士，学问很渊博。其先世冒徐氏姓，故进士榜为徐容，后复姓。陆容做官为人性格秉直磊落、虑远持正，不畏强暴，敢于直言极谏。

其所著之《菽园杂记》是一部笔记杂说，全书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朝野故实、典章制度、名人轶事、经义考辨、名物方言、宗教卜医、谐谈怪谈、风土民情、工农之事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且主要者涉及明代国初以来的朝野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状况，少量兼及前代。

众所周知，明初在太祖、太宗政治高压的统治下，风气严肃，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大多缄口莫言，很少有人敢于谈论政治甚至著述出书刊行的。即使有，也多是馆阁体文风。

直至宪宗成化时期，风气开始变得宽松，朝廷算是开了“文禁”，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开始著述笔记杂谈。成化朝陆容的《菽园杂记》算是最早的一批明人史料笔记之一，同时期或稍早一些的还有尹直的《謇斋琐缀录》、叶盛的《水东日记》、李贤的《天顺日录》、彭时的《彭文宪公笔记》、黄瑜的《双槐岁钞》，这些史料笔记主要记载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时期朝野史实，兼及明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等朝。当朝人记当朝事是最有发言权的，且此时受到明初严谨、严肃文风的影响，这些笔记的内容大多比较客观真实。又因为此时著述较为稀少，所以这些史料笔记的价值非常高。

而弘治、正德以后，朝廷对民间的管控越来越少，士大夫文人著述成风，一些书商们为了牟利，各种坊刻刊印，是个人就能出书，书中内容很多都是夸大其词，多奇谈怪论，很多都是刻意猎奇编造的民间八卦，且互相抄袭。书太多了，想找一些正经靠谱的史料笔记，真的是大浪淘沙。个人觉得这时期最有史料价值的大概就是《万历野获编》和《典故纪闻》了。

《寂园杂记》篇幅虽然有限，但其所记载的内容却几乎涉及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从明太祖至明孝宗期间约一百余年的时间，较为集中于英宗、宪宗两朝的史事。

据粗略统计（有时一条涉及多个朝代），《菽园杂记》全书记录英宗朝的史事37条，约占总条目的8%；宪宗时期为72条，约占总条目的15%；太祖时期为23条，约占总条目的5%；太宗时期为16条，约占总条目的3%；还包括孝宗时期8条，代宗时期8条，宣宗时期6条，仁宗时期4条。

他这部《菽园杂记》，曾被和他同时的王鏊称赞为本朝记事之书第一。其中所记明代典制、故事，多为《明史》所未详。这部书最可贵的记载，还是关于明中叶手工业生产、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材料。

比如造纸、勘查五金矿苗和提炼银、铜的方法以及刘田之制青瓷、龙泉之制烧瓷的原料韶粉的情况，都非常细致、具体，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民间风俗、社会风貌，对了解明中期的中国社会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江南苏州一带。比如：

吴中俗讳，谓行舟忌讳说“住”和“翻”，称“箸”为“快儿”，称“幡布”为“抹布”；忌讳说“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忌讳说“狼籍”，称“榔槌”为“兴哥”；忌讳说“恼躁”，称“谢灶”为“谢欢喜”。

这对于研究明代民俗、语词和社会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箸”——“快儿”，和我们现在的“筷子”已经差不多了。

书中还记载了一些皇帝及大量名臣士人的趣闻轶事，多不见于正史，这些资料也正是体现《菽园杂记》一书史料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陆容基本能够做到不为尊者和贤者讳，大胆直笔，尽量客观。他对洪武直至“今上”的明朝诸帝作了较为客观的记述和较为公允的评价，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真实生动的宝贵资料。

比如书中记载了宪宗口吃结巴，上朝时回答“是”都困难，陆容的同年（都是成化二年丙戌科进士）、时任鸿胪卿的施纯揣摩上意，托皇帝近侍献计，建议宪宗将“是”改成“照例”，果然奏效，这让宪宗很高兴，很快就升了施纯的官。

常朝，诸司奏事御前，事当准行者，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间，上病舌涩，每答“是”字苦之。鸿胪卿施纯彦厚揣知之，阴献计于近侍，云：“‘是’字不便，请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问计所出，近侍以纯对。由是得拜礼部侍郎，掌寺事，寻升尚书，加太子少保。纯，京师人，成化丙戌进士。长躯伟干，音吐洪亮。初任户科给事中，迁鸿胪少卿。未二十年，骤升至此。可谓际遇之隆矣。人有为之语云：“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对于正统时期公认的大反派权阉王振，陆容也记载了他做过的好事，十四年间从未轻易差遣宦官外出骚扰军民，顺便也记载了开创仁宣之治的宣宗皇帝朱瞻基“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的一面。

本朝中官，自正统以来，专权擅政者，固尝有之。而伤害忠良，势倾中外，莫如太监王振。然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是虽圣君贤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权，振实揽之，不使泛滥四及，天下阴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对于宗教信仰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不少记载，比如明代大量入华的回回和某教，其实当时他们的表现和现在可是大相径庭：

回回教门异于中国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见中国人修斋设醮，笑之。初生小儿，先以郭羊脂纳其口中，使不能吐咽，待消尽而后乳之。则其子有力，且无病。其俗，善保养者，无他法，惟护外肾，使不着寒。见南人着夏布袴者，甚以为非，恐凉伤外肾也。云“夜卧当以手握之令暖。”谓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护。此说最有理。

《菽园杂记》还能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提供一定的证据：

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坚皆能这。予游昆痒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阅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作此者，盖以赌博如群盗劫夺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为利所迷，自不悟耳。记此，庶吾后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以前很多人认定《水浒传》写于元末明初，作者是施耐庵。但陆容在对昆山当地人最爱的明代游戏叶子戏的记叙中，列举了叶子上所绘的二十名水浒英雄后，感叹道：“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

据此可知，陆容当时并没有见到过《水浒传》，其所记叶子上的人物图像、姓名、绰号，全都不是据《水浒传》，而是转引自《宣和遗事》、《癸辛杂记》中所记《三十六人赞》。

也就是说，陆容生前（弘治七年以前），《水浒传》很可能还没成书。

另外，《菽园杂记》还可补官修正史之隐晦未详。

比如天顺至成化初的内阁首辅李贤抑叶盛之事，《明实录》压根不提，《明史》只语焉不详地说李贤“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而根据《菽园杂记》的记载：

文庄叶公巡抚两广时，素与邱内翰仲深不合，邱每投间毁之。庚辰进士广西张某，尝短叶于邱，邱因为先容，进谒李文达，言贼至城下，叶犹咏诗不辍，且杀无辜之民为功。文达素知叶公，默识而已。盖张某归省时，叶尝知其不检，疏之，由是致怨。邱不之察也。邱素知文事非文达所长，且复护短，乃谓叶笑其诗文不佳，李公衔之。他日，锦衣吕指挥贵、汤都指挥允绩盛称叶公学问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阁，于称生无忝。”文达怃然曰：“与中笑我，乃为人阁地耶。”及大藤峡用兵，敕韩公雍书，有云“往者叶某虚张捷报，致贼猖獗。”盖张某先入之言，至是始发也。叶公后因言官之荐，仅以右佥迁左佥而已。文达没后，始得入礼部云。
......李文达公之于文庄，闻人赞其议己，则深衔之，且抑之。至其没，文庄始得入为礼部。其不同如此。

广西进士张某回家归省，时任两广巡抚的叶盛发现他不检点，遂上疏检举张某，这就结下了仇。张遂在邱濬面前说叶盛的坏话，而邱濬早先就曾向李贤推荐过张某，张某就算是邱濬的人了，于是不遗余力地在李贤面前诋毁叶盛，说叶盛“贼至城下，叶犹咏诗不辍，且杀无辜之民为功”。

邱濬知道李贤在文学方面一般，而叶盛是出了名的有文才，就跟李贤说叶盛嘲笑他诗文不佳，这下就真的得罪了李贤。后来有人称颂叶盛文章好，向李贤建议让叶盛入阁，李贤仍耿耿于怀地说叶盛笑他，因而不用叶盛。

这事《明史·叶盛传》记载：

初，编修邱濬与盛不相能。大学士李贤入濬言，及是草雍敕曰：“无若叶盛之杀降也

王鏊的《震泽纪闻》记载：

叶盛巡抚广东，或谗之曰：“盛自负其文，常指公某文不善。”因以韩雍易之，其敕曰：“无若叶盛之杀降也！”

但都非常隐晦，只有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明确地说清楚了始末经过。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据《菽园杂记》记载，“土木之变”中太监金英进言坚守，怒斥南迁之言，竟然被《英宗实录》隐去，而换成了成化初正受重用的司礼监太监李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