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荆南那么弱小是如何存活到宋太祖即位才灭国？ 第1页

严格意义上，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荆南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无所谓“存活到宋太祖继位才灭国”。

于是就有人要问了：咦，我们说的十国里面，不是有荆南的么？这位同学，你到底有没有看书呀？ 你看哦，欧阳修《新五代史》“作十国世家”，分别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荆南）、东汉（北汉）。分明是有十国，分明是有荆南的，这难道还能是欧阳修弄错了么？

我也不能说欧阳修一定弄“错”了，只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大概黄巢之乱（878-884）以后，宋太宗乃至真宗以前，中国的政治格局相对比较复杂。到了北宋中叶的时候，新一代的读书人离开这段时间越来越远了，就会问一个问题：如何理清唐季以来的历史？于是，欧阳修又来回答了，他说：这不难的，我们可以找出三条线索：第一是继承唐祚、前后相继的五个政权，梁唐晋汉周，欧阳修称为“中国”（这里主要还是中原的意思）。其次，就是这些正统政权之外，其他的政权，就是以上那十个政权；他们都不是中原政权（“中国”）所能控制的，但也是华夏固有的地方。这些以外，就是华夏之外的蛮夷了。

欧阳修的这个区分建立起来以后，就是一种事物的秩序。看上去，907年朱温篡唐，到979年赵光义灭北汉，这72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就有了头绪——简简单单，五代十国。因为简单，所以当时人也爱看。但是，欧阳修的这个秩序是很“任性”的。说到底，虽然欧阳修参加了官方主办的新唐书编纂，重修五代史完全是他业余时间的撰述。目的之一也是要申发他的正统观。由此，全书每当遇到体例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申发春秋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编纂主张。因此，欧阳修对于期间政权的归纳与分类，反应的是宋人的历史观，并不能呈现出唐宋间纷繁的政治现实。相反，有些时候还会起到误导的作用。

比如说，在中原称帝的王朝，其实不止五个。后梁、后唐、后晋之后，应该是大辽。人家耶律德光特特为为在东京皇宫下诏，把原先的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是要来做中原的皇帝了。当然，两个月以后，他发现行不通，就带着人马撤了。某种意义上，两个月也是中原的皇帝了。后汉刘知远做皇帝，也就半年左右；整个后汉政权也就三年半时间。我们不说“六代”而说“五代”，主要原因还是契丹是蛮夷。而且，赵匡胤称帝以后，和之前的五个（或六个）政权也没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也可以说，唐以后中原的基本线索是七个王朝：梁、（后）唐、晋、辽、汉、周、宋。

这七个王朝以外，还有哪些政权称帝了呢？那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十个。欧阳修以前，有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现在称《旧五代史》也称薛史。薛史的做法就比较公允，他把其他政治势力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没有称帝，但是父子相继的，他称为“世袭”（“承袭”）

钱镠、马殷、高季兴、李茂贞、李仁福、高万兴

第二组是自己篡位称帝的，他称为“僭伪”：

吴、南唐、闽、前蜀、后蜀、燕、南汉、北汉

当然第三组是蛮夷。

所以，按照他的这个归类，唐宋间的历史就要称为5个朝代、8个其他称帝政权、6个世袭藩镇。我们称五代十国就不合适了，可能要说“586时代”，也可以叫“五代八国”。这比起欧史来说，就要详实一些；相对来说，也更加符合宋以前的政治格局。高季兴的荆南无非是那6个世袭的节度使中的一个，就排不上“国”了。

欧阳修以前，宋人对于五代以外各个政权的认知大体和薛史相若。比如宋初有《五国故事》二卷，其中有：

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南汉刘巖、闽王审知。

其实涉及了四个地域，六个政权。作者把前后蜀看为一国，题名《五国故事》。这比较奇怪，也许叫四国或六国都更加合乎逻辑一些（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但即使如此，作者对于诸政权的印象和薛史是相若的，可能是只讨论南方，所以没有包括薛史中的燕与北汉。

薛史的认识框架也有一些问题。首先，八僭伪无法包括梁唐晋汉周以外的主要政治势力，毕竟，还有吴越、马楚这样的地方政权。其次，世袭节度使中其实也不止六个。比如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死后，他的儿子周保全继任了武平节度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换而言之，五代八国六诸侯还是过于片面。所以，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路振编写了《九国志》，所谓九国，依次是：

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东汉（即北汉）、南汉、闽、楚

对于路振来说，这九个势力，就基本包括了五代以外的主要政权。普通读书人只要一遍读过就可以知道大略了。这已经是侧重于五代后期的格局了。这书路振生前并未完成，但该书题名《九国志》，也说明路振一开始是不打算将荆南包括进去的。

到了1050、60年代以后，宋人的历史记忆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个时候张唐英增补了路振的九国志，就把荆南政权加了上去，这样就是十个割据政权了（这是南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说法。阮元《揅经室外集》说，王应麟认为，是路振的孙子路纶增补了北楚，在1066年左右完成递交。阮元自己的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看法，说路纶虽然有所“增辑”，但当时广为传播的是张唐英增补的版本。这里额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据宋史，路纶是路振的儿子。）他（们）在增补九国志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荆南，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一种新的心态，这个政权好像变得更加重要了。这一点，如果不加注意，就会弄错。比如清代的学者吴任臣修了《十国春秋》，在“凡例”当中讲：“宋初路振编九国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为国也。”吴任臣下意识地把十国当成是默认值了，觉得路振不列南平（荆南）有他的理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路振的时候，不把南平看做是一个“国”才是通行的看法。

回到欧阳修，至少从1036年开始，他也在不断完善他的五代史。欧阳修在世的时候一直都在修订（见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政治》，台北：新文丰，1984年，第53页）。在这个过程中，就把整个十国框架定型了；荆南就正式成为十大割据政权之一。这样的意识，在北宋中期以前是没有的；但1077年《新五代史》刊行以后，在读书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渐的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历史框架了。这事情有点像建国以后的民族划分。本来大家的记忆里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最后有五十六个民族了——也只有五十六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土尔扈特人就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回族就是自己一个民族，不是维吾尔族的分支？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那荆南政权的实际地位如何呢？欧阳修（或是同时期的宋人）为什么要把他拔高到十国之一，和南唐这样高洋上的王朝并列呢？

关于前一个问题，论述很多（如曾国富，《五代南平史三题》；曾育荣、张其凡《谈谈高氏荆南国史研究》等）。海内外讨论中，我觉得最有见地的是山崎覚士先生的《中国五代国家論》（京都市：思文閣，2010年）。简单说，高季兴的这个政权，我们有时称为荆南，这是因为他的核心头衔是荆南节度使；我们也称为南平，这是因为中原王朝赐予他的爵位是南平王；最后，我们有时称北楚（加北字以区别于马殷），是因为高季兴死后被追封为楚王，这是这个政权统治者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的最高爵位。

换而言之，这是一个节度使部。节度使基本由家族内继承，节度使生前从中原王朝那里获得的最高爵位是南平王（吴政权曾授予高季兴秦王以示笼络）。山崎覚士指出，某平王的这个爵位，在唐以来的政治格局中有特殊的地位。比如唐玄宗就曾经加封安禄山为北平郡王，哥舒翰后来为西平郡王。德宗时，李晟“功格皇天”，也获得西平郡王。某平郡王，脱去郡字之后，某种意义上爵位就提高了一级。这个新的某平王的爵位，主要是授予中原政权较偏远地带的节度使的（见下图）。这些节度使部理论上并没有脱离中原政权；然而，这个某平王的封爵，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也意味着获得者在东南西北的一个方面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权。

这种自主权相比普通的节度使来说会大一些，但相比同时的楚王、吴王、吴越王等，权限就相对有限了。比如，南平王、荆南节度使并没有独立政府的格局，形式上不能直接任命辖内州的刺史（山崎覚士，第54页）。当然，实际操作中，这对高氏政权来说也不是问题，周围有这么多具有签发资质的政权，和谁关系好就让谁最后发个制书呗。

（山崎覚士，第55页）

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把荆南这个政权拔高一层呢？固然，在五代后期，荆南的地位比较特殊，但这种书写方式，我猜想，主要还是和赵宋的历史记忆有关。从唐的角度来说，那6个世袭政权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李茂贞，因为就在长安附近，对天子构成了直接威胁——所以以唐本位的视角来看，诸国中一定会有这个政权。对于梁或晋来说，刘守光和他建立的燕会重要得多。但对于赵宋来说，这些就都过去了。赵匡胤在960年篡周。当年就武力镇压了心念周室的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同年，南平王高保融去世，之后宋廷先后任命他的弟弟高保勗（960年）和儿子高继冲（962年）为荆南节度使。这个过程中，荆南其实已经由周的节度使部成为宋的节度使部了。当然，实际上，以荆南节度使的身份，高氏仍然可以周旋于各个政权之间。

到了963年，宋军介入湖南政局，大军就直接开入荆南，开到江陵城下。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威慑，告诉高继冲主动投降，再首鼠两端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但另一种意义上，荆南节度使就是宋的疆域，他的军队自然可以直接开下去。

在这个时候，朝廷的军队已经到了，作为地方长官当然有迎接的任务，高继冲很识相地就出城去迎宋军。他一出城，宋军的先锋就把城佔了。回到城里，高继冲看到宋军已经实际占领了这个地方，只好把自己的节度使印交给宋将，表示自己投降。赵匡胤也要做一个姿态，重新任命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

这个任命似乎在传递两种不同的信号：一是说我接受你的投降，同时，为了表示我对你的信任，我继续让你来做这个节度使。二是说，你本来就是我手下的节度使，我的大军路过，你就吓得辞职不做了，这显得我很暴力的样子——来，乖，继续做我的节度使。从实际政治谋略的角度说，也许前者一种解读为好；但从这个过程背后法理和当时政治文化来讲，其实也不能排除后一种意味。

当然，很快，赵匡胤就换别人来做荆南节度使了，接收正式完成。综观全过程，宋兼并荆南也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好比唐廷收复幽州，原先那地方自己推选节度使，让唐廷来最终任命；现在中央直接派节度使去。另一种，就好比隋灭陈，把一个长期分裂在外的政权吞并了。薛史的叙述似乎倾向于前者。他说，唐以来两湖地方的节度使，“各据一方，翼子贻孙”，仿佛是曾经的河北。宋一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好比我们今天修改下香港基本法，特首直接从中央派，那就不叫收回香港了，只能叫行政改革。欧史就更倾向于后者了。“唐失其政”以后那些当兵的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做起皇帝来（“衮冕峨巍”）。宋一出现，就解决了一个割据政权。比如人民解放军收复台湾了，那就是统一了，听上去似乎就威武了许多？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拔高荆南的地位，可以增添赵宋尤其是赵匡胤的荣光。

这样一来，荆南的历代节度使如果读到了欧阳修的“呜呼”，大概要小小拍案一下。“这不是乱讲么！‘衮冕峨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们和闽这种乱臣贼子放在一起？王延钧称帝的好不好？我们多乖啊……”换而言之，荆南历代节度使们知道自己的一个身份是中原（或某个其他政权）的节度使部。他们尽可能的利用政治规则中的灰色地带，不去触动各方底线。当然，荆南刚好离开各个政权的中心都比较远。中原政权主要在处理河北或淮南的问题，南唐自然首先要面对卧榻之侧的吴越，至于马楚、南汉能管好自己的事情也不错了。

所以，小结一下，全文我讲了三件事：

（1）荆南这个政权和各主要政权的核心利益无关，也不去触动别人的底线，小处捞点油水，大处站对位置，混个日子嘛。

（2）在大多数时间，荆南就是个节度使部，和湖南、江西的一些节度使差不多；非但不能和南唐等王朝相比，即使和最恭顺地吴越相比，理论上的自主权也要小很多。

（3）最后，因为欧阳修大笔一挥，使出特技“呜呼+春秋”，荆南突然间就雄踞列国之间了；从此，我国的历史书上，也就没有“五代八国”时期了，就是“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