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到底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断头之祸？ 第1页

我做一点补充。@何楚之 提到的路易出逃前的各种作死行为，不光是对形势的误判，更是一种积习已久的优柔寡断，一种因为缺乏主见与决断力导致的关键时刻的举棋不定。

这里案例很多，我只以1789年5-6月，从三级会议召开到网球场宣言前后发生的事儿为例。

5月5日三级会议正式开幕，5月6日就因为代表权之争而陷入僵局，第三等级代表们罢工休会，接下来就是各种扯皮——5月11日第二等级投票否决了第三等级关于三级共同出席的决议，紧接着5月13日第一等级也投票否决了这一决议。路易一直到了5月24日才不紧不慢地差人向代表们提出恢复召开会议的要求，未果，5月29日又招呼了一次，还是一样的结果。理论上路易此时的第一要务是确保会议尽快如常进行，毕竟财政赤字并不会因为几百个代表互相扯皮就消失不见；但整个5月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透露给外界的信号，似乎是这个会什么时候召开并不着急、延期个把礼拜甚至个把月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国王不急，第三等级急啊。

5月底，因为选举延迟而磨蹭了大半个月的巴黎第三等级代表团终于到场，他们与以激进著称、此时早已不耐烦的布列塔尼代表们一合计，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不再被动地等待国王与其他两个等级的回应，而是直接开始行使独立职权，标志着第三等级代表团向国民议会过渡的开始。6月10日，Sieyès提议向其他两个等级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入会邀请；三天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来自普瓦图的三位教区牧师跨过了分隔第一与第三等级的铜墙铁壁，旧等级制度的大厦随之开始坍塌。6月14-16日又有16名教士加入，6月17日Sieyès两天前的命名提议被批准通过，国民议会就此诞生。同日，愈感斗志昂扬的布列塔尼代表们大胆提议，宣布一切现存税法都重新须经过国民议会批准实施，若国民公会遭到国王的解散，则全国人民当理直气壮地停止纳税。

从5月底一直到6月中旬，路易在干什么？多半是在为他的儿子难过。王太子路易·约瑟夫体弱多病，从1788年初开始就长期卧床不起，到1789年5月病情加剧，6月4日离世，年方七岁，6月13日于圣但尼教堂入葬。王太子的死给国王与王后以巨大打击，也进一步加剧了路易的拖延症，让他在6月初这至关重要的两个星期里完全缺席。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换了谁也都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但路易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6月19日，第一等级投票加入国民公会，眼看秩序崩塌的保守派教士遂跑去路易那里寻求介入。路易先后和财政部长Necker与掌玺大臣Barentin会面，Necker建议路易立刻召开御前会议，一方面可向外界展示国王仍然掌控局势，另一方面则由他草拟一份意在安抚第三等级的改革方案，路易现场宣读以缓和矛盾。路易当时满口答应，但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变了主意，告诉Necker他要以硬碰硬宣示国王的权威，Necker劝不过，便决定第二天缺席。路易若真是铁了心要和第三等级死磕、毫无保留地摆出专制君主的姿态倒也罢了，但他6月23日的演讲里又充斥着Necker递给第三等级的橄榄枝，打左灯向右转，让人摸不着头脑。路易此时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没有提前下发通知；国民议会代表们对御前会议的事儿一无所知，既不知道有会议，也不知道会议地点被选定在他们每天会面的会议厅，更不知道为了布置会场，他们的会议厅将暂时关闭。这导致6月20日一早前往会场的国民议会代表们面对紧闭的大门与把守的卫兵，迅速得出了「国王发动政变要解散国民议会」的结论；无处可去的代表们在Guillotin的建议下（断头台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来到附近的一处室内网球场继续开会，签署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发誓制宪之前代表间彼此永不分离。

6月23日的御前会议，路易以强硬的姿态开场，一上来就宣布三天前的网球场宣言无效，所谓国民公会颁布的有关税法的文件统统不具有法律效力，给抱着和解希望前来的第三等级代表们一记当头闷棍，Necker的缺席与现场大量卫兵的到场让他们更加躁动不安。但路易突然话锋一转，拿出了Necker修改过的三十五点改革方案开始宣读，包括建立税收平等的原则、保证新闻出版自由、废止秘密逮捕令（lettre de cachet）等广受第三等级欢迎的内容，但此刻第三等级代表们的注意力早已被国王开头的强硬表态占据了大半，根本无暇欢喜。而路易说了一堆软话后在演讲结尾又再次一改话锋，表示他虽然接受三级共同参会的现状，但旧等级制度仍然存在，第一与第二等级拥有对任何涉及教会与贵族事务决议的否决权，而最终裁决权仍然掌握在国王手中。路易发表演讲结束后命令代表们离场，第一与第二等级很快离场，但第三等级代表们拒绝离场并表示若想让他们走人，除非国王派兵驱逐。但当这一消息传到路易那里时，他却不痛不痒地表示让代表们留在那里也无妨。这件事在当时除了进一步加剧国王与国民公会间的矛盾以外并未惊起太大波澜，但几年后路易受审时，他在御前会议上反复无常的行为却成为了对他指控的一部分；他前后矛盾的措辞与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再是性格缺陷，而成了叛国的罪证。

将以上这一系列事件串起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路易的最大问题并非他是个昏君，而在于他的行为始终缺乏清晰的目的性。他知不知道召开三级会议、解决财政危机迫在眉睫？知道。他明不明白第三等级的诉求有其合理性？明白。他想不想维护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威？想。高超的政治操作或许能够兼顾所有而不在政治版图上激起太大涟漪，但路易没有这个能力。他召开御前会议，若是听从Necker所言，就万万不该开场便激化矛盾，至少也要先放胡萝卜，日后再动大棒；若是听从他弟弟所言，就万万不该视第三等级对王权的挑衅而不顾，是否真的派兵清场且不论，至少在表态上应当比「让他们留下」强硬许多。1789年春天的法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有决断力、不拖泥带水的领导中枢，而作为国王的路易恰恰最缺的就是决断力。

当然，即使路易从一开始就确定好应对方针并坚持执行，也未必就能避免掉脑袋的命运。但仔细审视国民公会控诉路易的那一纸诉状，不难看出对路易出逃前各类「作死行为」的指控，相当一部分都与路易本人面对压力时无法做出决策、做出决策后又反复无常的弱点有直接关联。从路易本人留下的书信中也可以观察到，他时常为了维持与眼前人的和气而做出后悔的选择——Necker的提议他悉心听取，王后的意见他有所采纳，弟弟们的声音他也要考虑到；不希望得罪任何人，最后的结果却令所有人都不满意。终于有一天，这种不满意汇成了河流，将路易与他的王座一齐卷入深渊。

首先嘛，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立宪君主不勾结外国不出逃不闹事，国民议会那些人也没有必要杀他了。其次，他出逃要是能再小心一点还真的可以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