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
戈尔曼说,每个人都是演员。
一个学生。他装作很专注听讲,两眼盯着老师,竖起耳朵倾听,但其实自己什么也没听进去。
在那个瞬间,他是一个演员,在扮演一个“好学生”。
《寄生虫》里,世界是一场舞台剧,而剧场正中央就是社长的家。
男主角是演员,他在剧场里扮演的是一个和善,敬业,关心他人的专业司机。
社长也是演员,他扮演的是体面,温吞,尊重他人的中产阶级。
两人之间尊重而友好,一切都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它甚至给男主角错觉,他像社长一样,过着体面,有自尊,独立的生活。他甚至幻想自己和社长是可以平等交流的。所以他才会会在开车的时候,像老朋友一样过问社长的家庭。
一切都很美好,很和谐,很体面。
直到男主角无意闯入了社长的“剧场后台”,被迫窥伺了社长的生活。
他发现社长其实看不起自己这类人。他发现自己艳羡的社长夫人,正在顺从地配合社长。
男主角在窥伺了那场沙发性爱之后逃回了家。
那是他自己的“剧场后台”:低矮的地下室,被水浸没的屋子,喷着污水的马桶盖。还有一个特别强势的老婆。
“剧场后台”里的才是各自的真实生活。
这场“后台窥探”打破了舞台的幻象,告诉男主角:他是比社长更卑微,更弱小的人。
他再也没办法自欺欺人了。
这个问题单独分析寄生虫意义不大。
应该说,韩国电影从80年代全斗焕出台3S政策后就全面偏向了情色,不管什么类型题材,只要能加入激情戏就绝对不会放过。
在这种创作氛围中,情色成了韩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符号,很多韩国电影吹根本不知道, 韩国电影界每年批量生产的东西到底有多三俗,出轨和乱伦是日常话题,为了“这个炮我到底打还是不打”这个主题能磨叽一部电影。
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年,二十年啊,二十年专注拍情色片,一代人的审美都被影响了。
绝大多数的韩国电影的情色描写,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惯性,不情色不电影。
但!是!
当一样东西够多的时候,创作者就会强行要求一些特别没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意义。
结果就是韩国导演学会了一个神奇的技能:把用来卖肉的戏做成最关键的事件。
比如《老千2》里面,让女主角脱衣卖肉,就有脱光衣服防止藏牌这样一个极度正当的理由。
《寄生虫》的这段激情戏本来没有必要,因为穷人味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聊。
但加入一条女儿的内裤,就变得很有必要,因为这条内裤的出现,把沙发上两人的性爱,变成了他们对桌子下一家尊严的强奸。
我想说的是:
低俗暴力黄色,也许大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只要你不禁止他,就一定会有人找到他们的意义。
就像是《红海行动》里的断肢碎尸,就像是《1942》里的满地尸体。
镜头抬高一寸,去问“有没有必要”,看似是一个理智仁慈的选择,但这将永远杀掉有必要的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