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历史角度看待此次疫情？ 第1页

汉末晋初，豪强无法，名士清谈，儒学崩溃，玄学盛行，民不聊生，王问何肉。

唐明晚期，帝爱美人，官选亲小，民无斗心，士求风流，举国军事，尽归异族。

大美今年，懂王甩锅，纽令卖惨，阶级分化，文化冲突，民愚作死，哈利路亚。

以上都应该刻在国内历史课本里，告诉子孙，就算环顾无敌寂寞，也要时刻自危自强，这样才能实现星辰大海呀。

若将来人回看历史，这次疫情防控，会是中国、美国、欧洲各国之间的国家治理能力比拼吗？

不不不，这恐怕会是当今世界三大制度典型的比较：

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制度（集权）；北美的松散联邦国家制度（联邦）；欧洲的深度国家联盟制度（邦联）

1、集体利益最优解

中国为什么能抗疫成功？全国各省一省救湖北一市，全国救武汉的疫情。同样的，武汉封城，湖北封省，牺牲了自己的经济，阻挡了病毒对本国其他省份的更快更大范围的传播，也是一市救一国，一省救各省。

这样的各自牺牲，互相救助，难道没有制度原因吗？显然有了。谁的制度有优势呢？我就是觉得中国的大一统制度有优势。遇上疫情，也是挺明显的了。

西方很多人说，中国一直在好皇帝坏皇帝陷阱里，所以总是逃不出低质量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我觉得那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罗马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波斯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阿拉伯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国家都没有了，还指责什么历史周期律呢...那为什么，偏偏我们中国有历史周期律，而且我们的国家一直都还存在？

因为每一次历史周期律的背后，都是带着迷茫的乱世中国，在剧烈的地理板块博弈、冲突与碰撞下，经历了血得教训与试错后，经历了历史的宏观筛汰过程后，才让这片帕米尔高原以东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重新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最优解——大一统。这个历史命题与解题逻辑至今未变，最近的一次完整演绎还不到100年。

为什么我说中国大一统制度好？因为中国的制度，可以破【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
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
如果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
如果两个人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都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这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都是最差的结果。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次优结果是最可行最容易实现的，是相对最好的。
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

西方人自己研究出的博弈论。可是疫情当下的西方，无论是地方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政府之间，都在展示他们是如何牢牢困在囚徒困境这个它们归纳出的博弈论模型中。

那些不顾政策劝阻，甚至刻意挑战疫情防控政策的西方个体，为了满足个人的最大权利，所以牺牲集体的安全和利益。那些号称敢封城就要宣战的地方州，为了满足本州一地的经济利益，所以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然而，个体自作聪明的理性，最终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他们从上到下，都不愿意放弃一人一时一地的最大利益，最终反而连维护集体利益下的次优结局都得不到。他们得到的，是囚徒困境模型中，无论集体还是个体，都是最差结局。喊着一堆意识形态的口号，背叛了客观真理，不实事求是，他们的分权、分治理念，正在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

但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打磨出的大一统制度和理念，却悄然无息，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破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困局。这个病毒是最大的全球性的囚徒困境模型现实条件的制造者，能破囚徒困境的，是中国这样的制度。在顶层设计上，集中统筹规划。在中层执行上，层层集体决策。在基层中，构建如臂使指的巨大动员能力和操作能力。

我们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纸上谈兵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基于国家精神与族群历史逻辑的精密制度。它的背后，有我们的文化支撑，也就是我们对统一国家，寸寸是祖国，人人是同胞的强大的共识。这是属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否则，外地的医生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为遥远的地区和人们付出生命？武汉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而不顾自己，为遏制住向四方外流的人群而宽容看待封闭家园？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在国家正式宣布进入非常情况的时候，愿意相信国家并让渡个人暂时的权益？因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太多太深厚，如果连国家都已经严重警示，我们绝大多数人必然会以最快速度谨守自己的行为，服务于14亿人共同的大目标，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每个同胞...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种理念的身影，一直回荡在中国的历史里。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中浓厚的集体协作精神，支撑了历史常态的集权制度理念。

集权制度，一定是盲目从上的吗？并不，这次小区封闭很顺利，但多年前小区拆墙就没成行。这个制度也在发展，也在完善，补上曾经的不足。它最近的成果，仍是基于集体协作理念而来的分层集体决策制度，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集权制度的框架内，也有着集体与个体，国家与个人，国家与地方的方向性协调和自适。因为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就必然潜移默化向每个个体明晰个体在集体中的权责定位点，个体既有服务集体让利自律的一面，也有根据自身需求互动制约的一面。集体，包含上层中层和下层所有人，并不是只有中下层。集权制度的精髓，在于全局统筹与局部实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全面规划与合理布局，也就是上层规划，中层执行，下层配合。集权并不是专权，我们今天的制度也强调在集权构架内分权，是以事权纵向层级来分权，而不是以地理单位来为分权，不是以事权横向门类来分权。

中国的以事权纵向层级来分权，是同一事项层层集体决策，也就是中国特征的协商制度，既讲民主，也要集中，形象点说是“丰”字型结构，国家在中央是纵向贯穿，是重心所在，是向心结构。虽然是垂直权力结构，但每个地方层级与事务部门都各自有一个正式的集体决策圈，实际上中国的官员在职务权限内，必须讲究专业和严谨，因为决策有集体把关。中国的集体决策制度，是围绕“事”展开的。

西方的以地理单位来为分权，则是不同地方层级与事务部门各自行事，刻意制造行政隔阂来进行不同体系间的互相牵制，形象点说是“卅”字型结构，国家在中间只是横向连接，是轻盈的纽带。这种结构相对扁平，简化了国家层面的权力结构，实质是离心结构，缺乏国家层面的重心。所以，每个层级被选上的那个人，在被赋予的权限外，受制严格，但在权限内，说是肆意妄为都不为过。尽管执行上会受到平行部门制约，但在各自系统内的人事上是明显具有酬佣特征，完全自己组“阁”，更接近绝对垂直结构，因而决策上，也没有班子分工与平行人事的委员会制度下的集体把关，能够更加任性。票席制，本身就是围绕“人”展开的。

管理上的集体决策，执行上的集体协作，带着集体主义文化基因的全体中国人集体配合。于是，我们差一点，就把这种病毒，尽灭于本土...是尽灭，不是控制...如果每个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月内，可以宣告全球疫情结束了...然而，但全球的形势，不由我们了。这是一次国家层面的，集体理想战胜个体理性，破局囚徒困境的经典演绎。而且是管理难度最大的14亿人口做到的。当然，我们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从囚徒困境的模型来讲，兼顾集体利益时，我们个体所选择的必然是个体利益的次优结果，我们个体承受了封闭期的经济损失。这个能上通下达，让上中下各层能够明确自己个体次优的代价是什么，集体最优的信心在哪里的，就是我们的制度。可是，追逐个体利益最大的化，也就是短期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概不能让渡的同体量国家和地区，已经展示了，结局只能是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都得到最差结局，双输的局面。现在是4月18日，中国还保持在8万累计，美国已经跃过70万，欧盟已经跃过90万...

但是，欧洲和美国，甚至印度，都还有很多人在责怪中国，甚至要中国赔偿。毫不例外，他们的矛头仍然是对准中国的制度...而我们，仍有很多人，抱着【中国现状不西方】所以【中国制度不好】，或者【中国历史上有过悲剧】所以【中国制度不好】的制度决定论，思维仍在停留半个甚至一个世纪前，仍带路式应和着这些西方论调。

2、集权≠独裁

中国人在20世纪总结的西方语境下的历史常识是有问题的，比如很多人张口就是集权=独裁。集权制度，实际是精密的，制度性的。中国人从三公九卿，左右丞相就开始摸索，到后来的三省六部，群相集议，二府三司，制度制衡性是越来越强的。即使沾染了金元时期皇帝制的粗暴风气，洪武裁撤相权，明朝的外朝罢相，还是再次形成了内阁内廷的互制。这是因为，隋唐之后，依托专业化官僚选拔和晋升制度理念的强大文官系统已经形成。有了发达的文官系统，无论顶层设计如何变，这种历史性的制衡态势都会常委多数时期的常态。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史的另一面，也是对君主独裁的博弈制衡史。这种制度的历史追求就是既要保证国家的统筹动员力，又要保证对顶层权力的制约力。而不是像上古社会一样，简单的靠分权自治，用层层粗放自决，牺牲国家整体效力，来保证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尤其是汉对秦，唐对隋的动员能力与动员能力反噬的制度反思，历史成果是最为显著的。

美籍汉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他指出了中国集权制度一贯的历史独特性，但作为美国人，作为20世纪前中叶，经历批古浪潮最盛时期和现代学科草创期的学者，他无法在情感层面理解这种制度。他另部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那时的所谓独裁者，就是连太子都没法换，也不愿和文官开朝会，却打赢了三大征的万历帝。万历皇帝不是不想任性，比如在矿税之争时，尽管通过内廷与外朝激烈交锋，最终也不过是君权受制，君威受损，当世便被传为千古昏君...而那些以反对官员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和重创。这是独裁者该有的形象吗？相反，他的孙子，崇祯帝，废厂卫，杀阁辅，大破二百年形成的内外朝制衡，最终成了乾纲独断，也丢了江山。你说他是制度的代表？但他分明是砸烂制度的代表...但因为人人都说他动机好，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历史口碑竟然还挺好...我们总是把砸烂这种制度的代表看这种作制度的代表，把砸烂这种制度的因果，看作是这种制度的因果，我们转换思维想一想，这二者是否有区别？这种制度是该保护还是该砸烂？

上世纪批古之后，一提到皇帝，人们就下意识认为那是独裁的象征。但中华历史上，400余个大大小小的皇帝，不包含被宣称是猝死的，也有过半死于非命...包括那位，历史明确记载是病死，却靠当代科学技术检验证实是被毒死的光绪帝。中国崩溃论者，制度缺陷论者，制度决定论者，要么只拿中国和全世界就这么几个有过残酷积累殖民史的列强国家比，要么就是只是纵向和自己短暂的历史波谷期比，只盯着个别几个历史上最强势的皇帝，说这是一个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的制度...

集权（中央）≠极权（个人）≠专制≠独裁≠帝制≠军国...但我碰触其中一个词的正面，很多人就会自然连带扣上其他几个词。就像很多人潜意识里把，西方=先进=文明=民主=科学，我一碰触其中一个词的负面，就会被很多人连带认为是在反对这一串词...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文官系统发达的产物。比如唐代中央集权最巅峰的时刻，是政事堂制度，即群相集议制。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长官（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至少四人）与所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官员一起，是一个多时达十几人的宰相群体。而且作为宰相群体之首的首相和副相，基本都是3-5年就轮替。所有的宰相加起来，才是一个丞相的功能。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形成了这样精巧的制度制衡...这和有些城邦社会的所谓国王，身后跟着一个管家（大臣）和一堆佣人，就是整个治理团队的形象实在天壤之别。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连续繁荣和强大，就是这样被推动起来的。是这样的集体决策理念和制度，让唐太宗遛个鸟都被怕让魏征直谏，即使贵为皇帝，死了鸟也只能徒生闷气...遗憾的是，唐玄宗晚年改革，在这种制衡制度上有一定倒退，从群相集议转为首相独断，实际损害了这样的制度和集体决策理念...

因为中央集权是垂直权力结构，很多人甚至把它和军国主义挂钩划等号。虽然看似都是垂直权力，上令下达，但二者本质是不同，前者依靠专业的官僚选拔制度所形成的专业化职业官僚群体。后者，没有任何制约，纯粹依靠个人的武力背景和缺乏专业能力水平的职业军人集团的来做决定...比如日本，在发动了918入侵之后到77全面入侵之间，1931到1937年，日本六个首相，五个被暗杀，其中四个死了，一个没被杀死，但给吓死了，只有一个没遇到暗杀的是第一个被杀后出来临时过渡不到半年的代班儿。这相当于都被杀完了呀。谁干的？日本军方，军国主义势力。而且，当时日本军人很流行下克上...日本是一个从未实行过科举制的国家，没有诞生强大的文官系统和顶层制衡制度，所以这与我们历史上的文官制度哪有相似？但因为集权这个本该中性的词汇被西方污名化，好像这个世界上，要么分权，要么独裁，就认为集权是独裁...可即使是西方人自己写的，自己推崇的企业管理学著作，也从未见过“不管理、少管理”是优越的管理制度的类似观点...可在国家层面，他们却深信不疑：不管最好。

中国开始落后是什么时期？19世纪初。满汉大防，旗人半贵族化，满城小封建，五部大封建（满洲部、蒙古部、汉部、回部、藏部）。鸦片战争，清朝根本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和动力去进行举国抵抗与国家调头，也就只能渐渐沉沦。因为清朝根本没有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反而在内部刻意分化，去民族心理。清朝根本不是民族国家。

中国全面落后是什么时期？20世纪前后。列强蚕食，内乱不息，汉人官僚地主趁势形成地方自重之实。中央集权制度，在能够发生东南互保的晚清就是个空架子。在民国军阀混战之时，连空架子都没了。

20世纪，中国有过3次大反思：第一次，推翻帝制，反思自己。第二次，民国结束，反思西化。第三次，改革开放，反思苏化。建立在三大反思之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是在保持自己历史形成的制度精髓的基础上，对苏联集体制度去糟取精，对美国市场制度去糟取精，形成了现阶段的民主集中制，公主多辅的市场制度...

中国的国力，与集权能力是很明显的历史正相关关系，却因为20世纪离帝制的历史距离太近（最后一个皇帝是45年才消失），那一代人还在，所以出于提防和批判帝制的时代原因，才在意识形态上矫枉过正，错把帝制时期代形成的集权与近代国力解读为负相关。

上个世纪，第一次反思潮时，我们无论是经验、技术，还是那照猫画虎，东施效鼙的乱象制度，都是全面落后的；

第二次反思潮时，我们已经摆脱一味模仿西方制度的乱局，把自己的传统制度重建；当然，在批古的惯性思潮下，我们必须借用西方思想工具的话语体系来借壳重建。我们是否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唯物主义，与中国人传统的无神论，世俗化理念很契合（天地崇拜泛神论或者实用主义多神论）；

我们现在的辩证法，与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有神似之处；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传统的大同社会追求有共性；

甚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都与用来传统解释中国王朝轮替的天命观颇具相似；

最主要的，是我们依照并实践马列主义的全球化革命成果，重建并调补了我们的传统制度。

我们还也吸收了它的一些独有优点，比如用阶级理论，更迅速和彻底打破了中国人从上到下，传统等级思想糟粕的束缚。

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西方众多流派中，选择了一样最符合我们特点，也最对症的思想武器来重新建立我们的当代体系。但传统和当代这两种话语体系，为了不触逆上个世纪的全民批古思潮，在用词和论述上稍微有些脱节，可它们并不悖离。当然，我们也经历并吸取了它的教训，并在第三次反思之后把西方其他的主流思想作为重要补充和修正，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价值观的细节。

第三次反思潮时，我们虽然刚刚走出被全球主要国家封锁的初痛期，但已经是令全世界最出乎意料得两弹一星拥有者...可是，这些代价巨大的努力仍然不够。我们依然被严厉封锁，被西方笑作有弹无枪。近四十年，是和平与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主题让我们放弃了战争吗？不。是我们先有能力避免和拒绝战争，我们才有条件在不让度任何国家利益的同时，全面打开国门，走一条完全由自己开辟得现代化建设之路。我们必须搞清楚政治真正的因果，历史真正的肌理。1980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从那一年起，中国才真正是有弹有枪，具备了可以让西方至今无奈，连局部代理人战争都不敢再策动得核威慑能力。正是从那一年起，我们再没有经历过任何战争，我们四十岁以下的人才能肆意享受完全自主现代化的果实。我们有了西方摸不清得底牌，才敢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这个牌桌上，坚持自主发展，捕捉一切机遇，并游刃有余，硬生生发展成了今天，让美国这个大庄家头疼不已，最不受美国控制的全球化牌局中的第一大玩家。

我们这种制度精髓，引导了我们数千年中屡次站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梯队和顶峰。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我们的制度比较优势是显著的，却因为上个世纪面对殖民帝国积累之后如日中天的西方社会，在我们的低谷期和转型阵痛期，在全面西化的浪潮下，由于“批古”“反帝”成为必须坚持的绝对“正确”，而连带被矫枉过正，全面否定。至今，我在本回答谈起“集权”这个本该中性的客观叙述性的汉语词汇，也会被反对答案扣上“鼓吹”的帽子。他们的反驳，总是把：集权（中央）=极权（个人）=专制=独裁=帝制...这本就是西方乱炖的大杂烩，在西方批为独裁者的案例中，其实什么样的制度都有，包括它们自己的。总之，不分权，就是坏的，成了一个可以到处扣的屎盆子。也许，说到这个西方社会最害怕，也不待见得词汇，这个连单极格局以来积极融入美国全球化体系的中国社会，也渐渐讳莫如深，罕有公开提及的词汇，我就无可避免成为一些人心中的“五毛”了。但在我心中，这只是属于多数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历史传统和理念，是之前2000年历史比较，和近100年历史比较，切实感受到的。

中央集权制度，是一个核心的国体制度框架和理念，也并非是中国独有。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或朝代，具体的制度细节也都各不相同。我们的各个朝代的集权制度也在发展和变化中。中国的这套中央集权制度，更多依托了本国的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理念，形成了以发达的文官系统和成熟的文官选拔制度为依托，有高度中基层控制能力的特征。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形成整合整个文明的理念惯性，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文明型国家，故而成为文明意义上的“大一统”，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大统一”。不说它能适用于其他国家，起码它很适用于我们，经得起更长宏观跨度的历史比较。

集权≠极权≠专制≠独裁≠帝制，但很多人在这里是含混不清的。我们可以举一个西方自己的例子来说明和补充——法国。

本文只是在欧盟的大框架下谈欧洲的。如果单论法国，虽然体量小，但是和中国地缘条件有相似之处，也是既临海，又有浓厚陆地传统的国家。法国是欧洲最早，也是唯一在中世纪就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奠定了欧陆第一强国的基础。一直到二战后，法国仍是明确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从1982年推出《大区、省及公社的权力与自由》法案后，才转型为地方分权自治，向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体制靠拢。那个时期，也是美国金援和策反东欧力度最大的时期，作为二战被占领国却在战后奉行独立外交并摆脱北约的法国，实际上当时也颇为被动。8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战后经济的黄金时代基本上也就结束了...所以，1982年以前，法国是同时实行选举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西方的那套顶层设计，和中央集权的中层构架，法国是一个很典型的曾经融合过的案例。但很多人根本不去深入区分这些词，一提集权，就觉得是鼓吹自己和反对西方的科学和先进...可西方大国中，也有过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啊？

制度不会决定我们一定先进，但制度之间，有时代条件下的当下制度优越性比较。多数时期，我们的历史比较都不差，但过去二百多年却严重落后于西方，如果制度不是本因，什么才是本因呢？全球性的殖民地供养链。

3、殖民帝国

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制度？不。是殖民地，全球化。英法德意日，无不是靠殖民地跨越式发展。孤悬海外，而且殖民地起家的美国，更是推动并引领了后殖民帝国时代，以全球军事合作为骨，以美元金融为血，以跨国公司为皮，以全球产业链为肉，建立了汲取全球资源的美国为顶尖，欧日为犬牙依附，西方主导的新型全球化体系。如果中国也有几十倍于本土体量的殖民地人口与土地供养，也有基于殖民地血汗的输入性利益作为大量人口脱产，涌入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基础条件，未必科学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然而中国没有殖民地。中国是正常发展的国家，而且凭借制度优势和制度带来的规模优势，早在中古时期就超越了西方，只是西方借殖民地开了挂，以不正常原始积累速度，反超了中国。但那不是靠制度，是靠利益。进入殖民地时期，封建制的西方才得以形成殖民帝国，拥有了国家形态，重拾起早就衰败过的古罗马的议院共和与古希腊的投票民主，号称自己拥有了先进的制度。但那并不是先进的制度，起码不是制度构架上的先进，顶多算依靠残酷的殖民地积累，优先进入工业化，比世界提前拥有了垄断性的尖端技术，优先积累了现代化的社会管理经验...那是经验的力量，不是制度的力量。当东亚逐渐拉齐了这技术和经验的代差后，中国国力迅速发展，西方还有什么可被认为是制度优势的？中国为前两个世纪的落后，正在追赶的是西方垄断技术和现代化社会管理经验，不是制度。

当西方失去庞大外部性利益输入，利益内生能力不足，利益格局越加复杂僵化，在事务上越容易撕裂和扯皮。其实中国讲民主，强调的是基于一致的顶层目标，基层对自身分属事项单位进行分层级的充分建言与辩论，把规划做到无死角推演。也就是基于事务性目标的群策群力。所以中国的民主生活会制度需要，批评-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实际上是把事要说清楚，把自己的定位、经验和利益相关点，以个体视角信息提供给集体作为规划细节依据。既不偏离统一的规划目标，又要充分收集底层的实情信息。推动中国稳步高速前进的每个五年规划，都是对民间正式的施政承诺书，需要大量的调研和充分的争论。我们的民主，是对事不对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西方把“民主”这词，就偷换概念，等同成它们的票席制了。结果，以美国为例，它们只兴奋于选出个人，至于这个人是否不专业也没有相关工作履历，是否想换国务卿换国务卿，想换部长换部长，是否没有详尽可控的几年规划，是否连胜选承诺都可以不兑现，是否在一个月内连发一堆对同一事物说辞前后矛盾的微博...都无所谓。它们把这种对人不对事的理念垄断为“民主”...

我有两个问题：从管理学上讲，是管得更多更严，需要更加细致得管理制度，还是管得更少更松，需要更加细致的管理制度？这个答案很明显。那么，管得更多更严，与管得更少更松，哪个管理制度更好呢？这个好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有逻辑陷阱的，有了埋伏好的预设前提。多少宽严，是程度，不是优劣。优劣的标准，应该是谁发展的更快更好，谁管理得更到位，谁对发展目标实现得更精准，应以结果论。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付出得程度更难更大，又对管理目标得达成更完善更到位，即过程精细且目标精准，这难道不是先进的体现吗？起码，在这个后殖民地时代的国家格局条件下，中国的发展结果是更适宜于时代条件的。中国崩溃论者，制度缺陷论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几十年来客观的全球数据变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现实选择性障目。当然，它们主要论据仍然是延续上个世纪的：我们现状上不如西方。但我说了，我们正在追赶西方的经验和技术。这个一招鲜吃百年的论据，一直不断在萎缩，而且几十年来加速萎缩，到现在，已然是凋零得前夜了...

由于制度这个词太过宽泛，小到暂时性的行业法规细则，大到一个十几亿人口国家数千年历史形成的根基国体，都可以叫制度。三两个人开个小店定的规矩，也可以叫制度。但我所说的这个制度，是我们各个成功朝代形成并强化，且一以贯之的，基本的，核心的，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西方的国体，国家的形成，在上古社会最初形成对政治存因解释，也就是世界观上，就与我们有诸多不同。它们的法宝，比如多数派决定，地方分权，高度自治，三权分立，议会...这些国体构架到底现进在哪呢？

基于多数派决定原则的投票制度，就像原始社会的氏族推选族长，部落联盟民主推选联盟首领，像是这些原始部落禅让推举制度的延伸。

地方高度自治，又为对外统一协调而组合成国家。这种地方分权的理念，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制度的延伸。

三权分立，当我们听到总统与大法官时，不知道会不会想到部落的酋长和大祭司的关系...事务性的行政权与理念性（宗教条文、法律条文）的释条权分立，也是原始社会的特征之一。

还有议会，和原始社会的氏族长老制，和部落联盟的议事会制度，又何其的神似...

这等体制的内涵，分明和原始部落更像...当然，理念更像原始社会，不意味就是和原始社会一样落后。可实际上西方就是刚从城邦社会阶段，通过殖民地跳跃式进入现代国家阶段，比如德国结束城邦社会才不过一百多年。所以它们急需建构国家的制度经验和样板时，是从古希腊城邦社会和古罗马地中海文明圈多核社会中寻找。反观中国，走出城邦社会和封建采邑制度，是数千年前的事了。从实现大一统之后，便一直在探索对职业官僚制度的完善，一直在摸索专业的选拔制度，尽管可能在历史上出现过目标的异化和偏移，在细则和标准上出现问题，但至少这是追求政治职业化，专业化的体制，避免了国家动荡之时把国家托付给一个演员，避免了疫情肆虐之时只能听任说话自相矛盾的商人领导...他们迷信多数人原则，但谁能保证多数人是理性的？个体理性，可能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西方设定那么多博弈论模型，孜孜以求的都是如何实现集体理性。这并不容易。他们在企业组织中倍加推崇这些，却在国家体制上并不重视这点。古罗马分裂衰败的种子始于四帝共治式的大限度鼓励和承认地方分权自治。古希腊最终就直接衰败于多数人暴政。这种制度，即使可以保证自己的一票是理性的，但这种原始理念，无非是把自己的权利分出了另一票给另一个非理性的人。拥有选择权利的同时，也担当了与践踏权利的乌合之众平权共决的代价和风险。在当下政治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对社会管理事务决策群体的知识素养与远见理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民粹主义的机会成本与隐性代价是难以估量的。

西方不是没有过向大一统尝试的历史实践，比如罗共和国转向罗马帝国，但是，西方的地缘条件决定了，它们的文化难以像中国这样长久的坚持并越过单一国家的规模极限瓶颈。五胡入华，变成了华夏。因为从刘渊、苻坚到元宏、宇文邕，他们心心念念，都是秦汉的大一统理念。但日耳曼南下，罗马昔日的辉煌成了蛮族的美梦，不过罗马脆弱且精致的统一理念，粗犷的蛮族没足够的维系能力，一点点被忘弃。中世纪的黑暗，就是体制退步，复趋原始的代价。直到西方被奥斯曼的伊斯兰文明逼到角落，才倒逼出为了寻找东方而意外开挂的殖民帝国时代。几十倍于本土的外部利益源源不断输入本土，如何奶不出几百年来无数的科学蝶变与技术奇迹？如果给中国GDP与财政收入就地翻十倍会怎样？西方制度理念因为从贵族社会相对快速跳跃性实现现代化，越过职业官僚制度初期的积淀，更接近原始社会的理念，所以确实没有沾染太多职业官僚制度的积弊。但同样，它也没能形成职业官僚制度的顶层专业性选拔传统，无法拥有和理解职业官僚制度的优越。当然，近代西方因为社会的发展迭代迅速，积累出了大量的社会管理经验，涉及政治制度的就有任期制，政党制，宪法制，以及各种借助学术成果的科学管理制度...但这些是经验，不是我所说的核心制度，即不是国体。这些经验，我们一直在吸收和适应。当我们逐渐做到人有我有，我有人无时，我们的国体比较优势，就被加速体现出来。西方几乎殖民过全世界。中国是殖民帝国时代除列强外，全世界屈指可数的，主权从来没有完全落入外人之手的国家。而且是这四五个国家里历史领土保有相对较完整的大国。连最早效法西方并跻身列强的日本，都曾被美国全境占领，丧失主权。如疥藓之疾的半殖民，已经是如日中天的西方，跨代降维打击中国的极限了。这不是巧合，是国力虽然不振，但国体勉强在支撑的结果。

西方的制度并不是没有优势，只是这种制度设计，更多是为拥有巨大外部利益输入管道的社会所服务，更符合它们疯狂外拓的时代需求。

西方是地中海文明孕育出来的商业民族，海贸经验和传统非常浓厚，富有冒险精神。加上他们早期城邦社会的特征，没有农业文明的古中国那样的深重的国家情节（忠君爱国）、家族文化（宗法孝悌）和地理崇拜（中原中华），尤其是没有中国特有道德观（仁义礼智信）的束缚。紧随哥伦布的西班牙远航队伍的几批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比如科尔特斯曾用600人，以外交使团为名，成功接近充满善意迎接他们的阿兹特克国王，并突然发动对这位表达友好的国王的绑架，并以此控制并灭亡了阿兹特克文明。在短短几年内，令当地千余万印第安土著人口迅速凋零到只剩一成多...再比如不久后，弗郎西斯科皮萨罗带160多人的西班牙探险队登陆南美，趁印加帝国内乱，如出一辙的绑架、控制并杀死印加皇帝，也成功殖民印加帝国...两个土著帝国崩溃后，南美土著印第安人再也挡不住西班牙入侵者...这种历史真实事件，就和美国人拍的《火星人玩转地球》里的桥段很相似：人类用和平鸽热烈欢迎走下飞船的火星朋友，结果火星朋友举起枪就把地球人一一爆头。我觉得中国的远洋军队，比如郑和的舰队，真的干不出来这些事...皮萨罗死的时候还喊着耶稣基督...但古中国精英受儒家熏陶，很难对无冤无仇的陌生国家这么残忍和精神撕裂。

当然，西方得到殖民积累之后的文化和科学，无愧于灿烂的文明。但不能因为日后的辉煌灿烂，就倒推这个文明幼年也本该阳光仁慈...实际上，它的幼年可能很残忍和黑暗。但人类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比如疫情中死去的人，千百年后，只是寥寥一笔“2020年爆发了一场瘟疫，N万人亡”，不会有人记得他们...就像我们今天，没有人怀念并记得那些平凡存在过的阿兹特克百姓和印加百姓，甚至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不把他们当人...即使是被西班牙和西方人纪念为先驱英雄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在我们感叹西方伟大的文明成就时，又有多少人关注或者知晓他们曾经的残忍做派呢？

因为西方今天很先进发达开放浪漫，就认为它们能够这么先进就一定是因为他们的本源文明或者制度有之处，我个人以为，这和少女粉看到他的爱豆长得辣么帅，一定很善良很努力，是一样的一种人类普遍的以表推里的现象...

我们虽然地大物博，但其实纬度气候合适的东亚宜耕平原面积，相比欧洲和北美并不大。我们人口也多。我们只是一个历史上以正常发展速度，相比其他正常发展速度国家快一些的单一制多民族国家。我们的主体民族，从没有以民族为单位去创造和划分过奴隶，从来没有在自己国土上以地理为单位来评定人口优劣等级。如果，我是说如果，中国某一个省是贵族，是殖民主，而把其他几十个省都当做殖民地，未必那一个省不会出现大量脱产人口进入科教文艺领域，催生科学革命。但中国没有这种历史，这种血汗金字塔的殖民帝国结构。

英国自己开启了工业革命，出了那么多大师，为什么从未听说过被统治一百年的英属殖民地印度，有过印度人出过什么大师呢？因为印度人可能在夜以继日的修铁路，最后累到在铁路上，成了一堆无人认领的枯骨...他们正在为殖民主的脱产后，伟大而富裕的生活，流尽血汗...如果18世纪的英国社会，区区一个小市民，小老百姓都拥有和中国古代大地主一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富足生活，它们岂会不爆发科学革命？古代，虽然我们地大，但人口也多，我们古代的富人和有学识者，也只零星得分布在六七百万平方公里之上，实际上是孤岛式分布，无法形成教育普及度与产业密度都很高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环境。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一个国家想有科学革命，先要有大量的人口投入到科学领域。但这个领域是非生产性的，需要众多的生产人口节省自身所得来供养非生产群体，作为社会成本与支撑...即使中国古代，一个穷书生赶考，都要全家几口人省粮省钱，还为他争取出不用困于日常劳作的读书的时间和口粮，有些甚至是娶了妻生了子，还要孩子为读书的爹爹省粮。何况科学这种事情，没有考试和绝对的成功标准线，即使等到发明成功、获得专利、出书成名，也不比那些古代中国一心赶考做官书生的煎熬要小多少...当然，科学技术最终会反哺生产效率，但这是一个必须先行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投资...没有殖民地的正常国家，哪怕如中国之大，也付不出这个原始积累的先期代价。但殖民帝国，却从这种盘剥式的原始积累中，形成了科学发展与生产活动的良性循环。

比如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本人在成功之前就几度想要放弃事业...因为17岁时，他父亲破产了，家道中落，他的生活和项目压力巨大。但为什么17岁之前，瓦特能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底子？因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修船厂，而且经营海运，有自己的产业...为他的父亲什么有产业？因为他们是英国人。英国在外海有殖民地，有巨大的海洋运输产业链，殖民地可以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向本土输送大量的物资和财富，给本土这些英国人巨大的行业利益。所以，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儿子无忧无虑的长大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殖民地上人呢？尤其是非白种人呢？这只是一种全球供养链的代价而已。对殖民主而言，你所有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不要以当代的社会条件去思考四五百年前。那个年代，不是好学一点，分高一点，报考个好专业，想去当科学家就当。能不能上学，有没有钱上学，上的是什么学，上了学家里有没有条件供养到有所成就，这都是大问号...

殖民地，就像是国家有了稳定产出的产业，让所有本土孩子有条件摆脱基础的生存劳作，集中人生的精力接受教育和发展科学...

大英帝国巅峰期，海外殖民地的人口和领土面积是本土人口和面积的二三十倍...但那是97%的殖民地，为3%的殖民主供血的模式。我们中国虽然地大人多，却从没有过这样极端的供养链。

据2017年统计，中国大学生占据总人口的比例是8.86%，本科生只占4.43%，知乎并不是整个世界和中国...还有那么多驼了背的农民工，擦着汗的流水线工人，不会在这里辩论什么...我们只是比当初被殖民的印度强。我们正在寻找一切机会追赶那落下数百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当然，西方有着数百年的技术积累。仰仗着这些垄断技术，即使今天，他们的经济效率也要高得多，故而生活显得特别体面和文明。我们的追赶，在微观面，每个人就必须要更卖力一些。在宏观面，只能慢慢得往全球产业链上端攀爬。我们生活“体面”的人口比例，仍相对低很多。

当殖民时代落下的技术水平和经验水平被拉近，我们被技术经验代差所掩盖的制度能力再次凸显。相对而言，以地理单位来进行分权，或以事权横向门类来分权，也就是西方制度的主要逻辑，最终的方向，仍是各自为政，协调成本巨大，无法在面对重大灾难时，发挥出更强的国家能力。他们突破不了他们自己设定的囚徒困境模型。有人说，制度是各有优点...但是制度服务的目标是一致的，总归要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宏观筛汰完善。我并不认为当下中国的制度就是终点，我们的制度一直在完善中，但我认同我们传统的核心制度理念。如果灾难时都不能有效得完成基本的国家治理目标，不管说辞上再讨巧的制度，恐怕迟早也是要被淘汰的...一同淘汰的，还有那如同历史上无数不为人熟知的，昙花一现的国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只有源源不断的变动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会的活力。也就是要避免阶层固化，避免社会板结化，像曾经在高门大姓的士族社会撕开破口的科举制一样，保持社会流通渠道的通畅，保持社会经济效率的稳定，保持社会技术更新的高频...也许，再过3000年，我们中国还在被批评制度，但批评我们的国家，可能不知道是谁，制度又是什么样了...

4、今天是历史积累而来的

平原广袤却气候寒冷，我们的黑土地，是中国。

富含油气却土地贫瘠，我们的黄土地，是中国。

矿藏丰富，良田无边，盛世开疆，战时拒敌，我们的北国，是中国。

水网密布，良港相衔，交通发达，海贸兴盛，我们的南国，是中国。

既是历史传统的产粮大区，也是下游屡遭黄河威胁的黄泛区，我们的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

既是地广人稀的雪山戈壁，也是天堑般护佑腹地的战略纵深，我们的大西部无人区，是中国。

...

东周五百年大乱世，孕育了秦汉四百年的中华第一帝国，奠定了制度。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大乱世，孕育隋唐三百年的中华第二帝国，完善了制度。

五代宋元五百年民族车轮对峙，让再次而来的明清五百年逐渐变得内敛，最终远远落后于殖民帝国的列强。

也许，我们的核心理念，真的不适合地理大发现下的掠夺型经济，我们更多愿意耕耘先人的土地，难以产生这样的优先服务于外部输入利益的制度。我们的东南亚华人，从来不是殖民者，我们的国家，居然没有谋求海外利益的动力。甚至到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建立了第一个汉族主体却与中国无关的城市小国。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制度理念就是落后的，起码在稳步正常得实现内生利益上，当下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贸易竞争，而不是以殖民帝国形态进行竞争时，我们至今还是有不小优势的。西方制度的优势，在于拓张外部，而我们，在于整合内部。时代条件，开始暂时倾向于我们。但那个终极竞争瓶颈，也似乎看得见...

这个全球地理复杂性最强，多样性最强的大国，用数千年，用一次次激烈的内部地理板块碰撞和教训，学会了克制，学会了兼顾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合则共利，分则俱伤。和合互补，就是中华历史积淀而成的共同体精神，是中国一次次实现大一统，消弭东亚大陆众多地理单元之间内斗内耗，统一方向，打破囚徒困境的动力。

百余年的耻辱，三十年的跌宕，我们不是没过曲折和错误，我们不是不会犯错的民族和国家。问题是，是否非要把我们自己的历史看作是原罪，把我们犯过的错误看作是必须烧家毁 屋来惩罚的邪恶？

公元前3世纪-公元18世纪，中国是形成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管理最复杂的国家社会次数最多的地区。

19世纪，20世纪，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孱弱甚至混乱，但仍然是亚非美仅有的四个没有沦为过殖民地或被列强全境占领的国家，而且最终保持版图基本的历史完整度。

20世纪21世纪，中国在穷国中，第一个拥有超过了第二世界国家的国防能力。又在主权完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让人口超过发达国家总和的人口，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从落后国家步入世界标准的中等发达收入，综合国力也跃升到世界前三...我们的绝对贫困人口，是以比联合国更严格的国内标准，以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速度在消失...

这些并不是疫情期间才发生的。这些是铁一般的事实，还需要靠什么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用西方政治学的专业大词来论证？如果有人非要砸烂这套制度，抛去你用来安抚利己主义心理的美好口号，你到底更像历史上的谁？

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列强的国家，没有派过殖民地总督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竟然渐渐可以在会场外，影响不可一世的G7集团国会议（或者说G8）。大概，我们是后冷战时代，乃至后殖民时代，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我们和西方，正在大多数国家社会的主要指标上此消彼长，尽管还没有整体超过...

有人用殖民地时代前的中国，去对比殖民地时代时的西方，自然有很多不尽人意。有人用殖民地时代后的中国，去对比殖民地时代后的西方，自然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但我们对比殖民地时代前的中国和西方呢？对比现在正处技术革命和追赶之中的中国与西方，其实也没那么远的距离了。我们去年才跨过10000美元人均产值而已，破茧蝶变，才刚刚开始。西方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是中西方对比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变量条件，西方也很少从宏观叙事角度强调这个羞耻的历史符号。但如果无视这个东西分野中作用最为关键的变量，很容易就会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怪圈中。

有人说，我们的王朝从没有超过300年的。但那是全球的朝代划分标准不同。中国的朝代，第一，皇族必须直系亲属继承，否则就要变更国号。第二朝代的版图不能有大的丢失和分裂，否则会被历史学界加上东西南北的前缀，算作另一个朝代。如果按照这两个标准，西方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我们。无论是消失的古国，如划分众多王朝并经历过分裂的罗马，还是现在的西方体制鼻祖英国。英国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皇认可，实际上与底层无关。但按血统它也分为十几个王朝。哪怕按照根据国土伸缩变动，经历分裂而定的国号，也有英格兰王国、大不列颠王国、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已经四个了。而且英国还面临着北爱尔兰独立的威胁，可能还要变更国号...而且，这个对比王朝时间的问题本来就不合适。中国的300年周期，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能保持庞大的、完整的、无严重分裂的国家形态，是大一统的极限在300年。一来，中国已经建立面积和人口是几十倍于西方小国的国家体量。即使刨去统一王朝，半壁王朝也是多数时期，碎片化的分裂期并不多。二来，中央集权制度在维系这个庞大体量。对比朝代时间，怎能只用庞大国家规模的帝制朝代时间极限，去对比采邑制下版图反复伸缩变动，甚至国家位置整体挪移的西方小国？如果把我们的非中央集权制王朝也拿出来比呢？夏商周，上限都800年了...但那八百年，一大半的时间，内乱纷争不断，混乱程度比欧洲的中世纪困局也好不太多...实际上那段时期才是和欧洲中世纪对等可比的。制度本身，也是历史变量。我们要看到制度的效力如何，该对比的，没有殖民地时的西方，和没有殖民地的中国。

欧洲的深度国家联盟，毕竟连一个国家都不是。欧洲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也是人之常情。英国更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它们的国体，本就是殖民帝国时期，巨大外部利益反复不断输入本土，本土利益格局高频变动下，为保障本土既得利益的旧贵族集团，与对海外木偶提线式操控汲取的新兴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手段持续交替，所设计的可定期洗牌的席位瓜分式规则。实际为了防止对国家受到动荡冲击而设计，放权鼓励对外扩张谋取增量，对内限制妥协于利益席位分配的制度。因为是全球掠夺性经济逻辑，这和原始采集者掠夺者社会的部族社会特征就更为吻合。简而言之，就是服务于鼓励对外共犯时的积极，保障内部分赃时的稳定。当殖民地强权时代的结束，东西方文明权重再平衡的历史大潮下，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率先崛起，西方几百年的老本，垄断性的技术与经验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垄断性的技术与经验是什么？就不拿老掉牙的美国苹果设计师画个图纸喝咖啡赚中国流水线加班工人几百倍的价值再说了，就拿法国空客举例。仅空客一家跨国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均摊到法国每个人身上，就相当于将近中国人均gdp。但gdp只是经济活动的累计值，空客的营业额却是最终交易值的体现。空客在法国也只是众多这种吃全球垄断饭的企业之一。所以法国人为什么经常放假，从不加班，双休不够三休，又休闲又时尚？法国一年能有多少客机采购需求？这不都是靠全球利益输入麽？发达国家的三产gdp比重大，是因为它们主要依靠巨大外部输入利益，更需要通过三产来进行内部社会的输入性利益再分配。同样，那些富裕的小国寡民的北欧国家，一家垄断某种医药技术的全球药企，就能让全国舒舒服服享受稳定且巨大的福利。诺基亚就算不做手机了，让给美国了，依然通过巨大的外部输送的版权收益和股权收益，维系500强实力，维系北欧小国寡民式的富足。但现在，它们开始矛盾了，害怕了。为什么？一个欧洲垄断的进口医疗器械或药物，可能在前一年，在中国价格还是几千上万，但在中国那批野蛮生长的国内企业掌握了相关技术后，会直接把市场供给量推到饱和，把价格压低到几百块...这就是网上场讲的中国是价格屠夫。中国掌握了全产业链和定价权，意味着欧洲小国寡民的美好日子就会结束...中国既是最大客户，奶着他们。也是最大的抢饭碗对手，随时断它们奶...如果制度不改变，它们抱着祖业，坐吃山空是迟早的了。因此，它们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非常严格的。但这次疫情，非常时期，中国对相关技术转移的讨价还价也不会少的。

当西方列强的全球外部输入性利益不断萎缩，它们的体制又不利于通过精细化的本土治理来有效自身造血，难以创造内生利益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实际上欧盟的成立与发展，是欧洲精英看清了自身体制在后殖民地时代的竞争劣势，试图做出的有限统合举措。欧盟国家有限让渡主权，统一货币，统一市场，统一规则，强化地区经济互补与对外议价能力...这种国家联盟是足够深度的。但无法在行政层面统一，就意味着这个制度仍是为了稳固外部性益权重优势而服务，并没有真正整合内部的利益集团，做到欧洲体量和层面的全局统筹，缺乏真正的调剂功能。在触发极限变量面前，仍然为了眼前的局部利益各自为政，它自然也无法对抗囚徒困境。这次疫情之后，欧盟是会看清彼此不可共患难的嘴脸而更加涣散，还是会倒逼一体化进一步深入，而推动这种深入，是否会催发更大的地缘格局震动，不得而知。

美国的联邦制度，比起欧洲的邦联制度，应该说是更进一步，发挥出统筹优势，扩张优势，所以才对欧洲列强后来者居上。不过美国建国，仍是殖民地、邦联向联邦转型。联邦更类似于地方州邦利益集团的全球事务服务机构，所以国家建立之初，就在设计分权制衡、自治自决的防范机制，防止联邦权力在内部权力上的扩大。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总统，无疑都是促进联邦权力得到强化的节点人物，联邦与众邦的集体与个体，国家与地方的博弈一直都在进行。美国在这次疫情，如果栽得太狠，直接动摇其全球霸权，恐怕也面临着进一步还是退一步的选择...

但是，美国霸权下的全方位国际话语权体系，总是让它无论自身制度到底如何，却很方便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画诱饵。比如，他们很关注中国地方上拆迁补偿纠纷的一些事情，以此证明中国的制度让居住权都可能受到侵害...可是，它从不会告诉你，美国很多社区屋主协会对美国私人住宅的管控比中国更为严苛，不仅对美国业主自家院落、建筑的改建，进行严格的审批制度，甚至连家里养几只宠物，自己大门油漆用什么颜色，院落花草品种等等，都有细致限制。如果未经过社区批准而稍微私自改动了自家的房子，很可能会被社区强行拆除，或者被社区告上法庭，与著名的美国律师群体做长期斗争...甚至在自家的院落里露天晒个衣服，都会因“晒衣绳禁令”受到数千美元的处罚...这自由吗？并不是说，它的制度就是错的，实际它维系了美国的社区面貌，保障了业主居住环境...所以才有卫星图上那如围棋棋盘一般高度标准化的美国式住宅区。只是不要自己也有类似问题，还要扣帽子。

我这篇并不是制度决定论，我通篇就是在讲，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差，很适合我们自己，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以及总体现状上，却不如西方好？因为我们的历史积累差太多。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社会管理经验，还有不小差距。但是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自己年龄眼界内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差距，比100年前，比70年前，比40年前，比10年前，比去年，一次比一次小...我们正在追赶西方的是经验和技术，不是制度（国体），我们的速度和加速度都不低，而且我们这代人似乎能看到不远处的超车点了。东西方真正的历史变量点不在制度本身上，而是在于制度是否适合产生极端的全球殖民供养链。集权与分权，是程度，无关优劣。尽管，西方的制度可能更适合它们，也造就了它们的辉煌。也许，我们会融合。但制度服务的目标，即国家治理，是一致的，以结果论，总有符合时代特征的优势与否...现在，我们的制度更能依靠优越的国家能力解决发展问题、灾难问题、经济问题、国防问题，破囚徒困境，却是当下显而易见的。即使将来宇宙大发现的大航天时代到来，我们可能有会遇到瓶颈，但今天的事实就是我们最快。有些人，就会打着正义的名义，与事实为敌。批评自己没错，赞美别人没错，认可自己没错，指摘别人也没错。错的，是双重标准。不要忽略家庭经历而只顾当下拼爹，不要不顾母亲的含辛茹苦单以长相嫌弃母丑...不要双标，仅此而已。

殖民地早就没了，但是美元在美国国境之内的流通量，仅仅不到一半，最少时不到3成...全世界攥着超过总量5成甚至7成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着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我们，将为美国人民再一次埋单。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得不用美元来进行国际结算，从美国的盟友那里，沿着美国控制的港口、海岸线、海岛、海峡，购买和运回支撑我们生活，以及在网上打嘴仗的能源物资...90年代，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前，社区就要停半个月的电，我的父母告诉我，是为了节省下来给过年用电高峰储电...那个时候电压真的很差，即使能买到一些电器却带不起来。

也许，有一天全球国家版图已经大变样的时候，人们回望这次21世纪20年代开篇的全球大疫情，会轻描淡写得说：制度融合/制度之争，是从这一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