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肺炎在国外的爆发和欧洲国家的应对看，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第1页

谢邀。

黄河是咱妈，穷孩子早当家。

有个汉学家魏特夫，1896年生人，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员。1921年于莱比锡大学进修汉学，1933年被纳粹逮捕，受营救后流亡美帝。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魏特夫遭受极大精神刺激，逐渐转变为一名强烈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他个人曾在中国待过两年，汉学造诣相当高，结合个人经历与思考，他于1957年创作了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

此书的大意是：亚洲土地贫瘠且水患频发，由于幅员辽阔，人民无法自愿组织起来抵抗水患，政府必须强迫人民进行水利建设。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亚洲的专制主义传统。

魏特夫这书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曾是共产党员，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马恩又确实论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专制统治。他以马恩的经典发散开，结合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水利建设历史，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在这里说明一下：马克思同志并不确定自己对亚洲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从未去过亚洲，这些论述只能作为一种推测。但显然魏特夫把马克思同志的坦诚之言给忽略了。

这本1957年发行的书，迅速在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到今天都是欧美社会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文献。

我们当年国家弱小人民贫苦，面对魏特夫的论断，只能尽力辩解，强调这是本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作品，无法客观讲述中国。

不错，《东方专制主义》确实带有强烈的偏见，全书时不时冒出对亚洲的鄙夷与讽刺。但在今天，我倒觉得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魏特夫。

我们是不是水利立国？我个人觉得，是的。

知乎上关于黄河水患的论述很多，不做赘述。讲一个直观印象：

2500年间，仅有记载的决口多达约1500次，大规模改道近30次，号称“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北至海河，南至淮河，大半个华北平原与淮河流域均深受其害，超过25万平方公里，而且基本是人口密集聚集区。

花园口的惨状，能让日本人有脸骂蒋介石是“人类之敌”，而这种惨状在中国历史中实在是司空见惯。

黄河水患受灾面积之大、决口之不确定、中国东部人口之密度，都使得我们不可能像其他民族一样躲避洪水。尼罗河定期泛滥，古埃及人可以通过观察河水的颜色判断泛滥时间，提前后迁。

大河泛滥在埃及能够成为一个浪漫的节日，在中国就是亡国的象征。其他民族的洪水神话可以是跑路，而我们就只能是大禹治水了。

黄河水患只是大规模灾害的一个经典代表。

中国大，但是可耕种的土地从来就不算多。东南亚那一片插根筷子能发芽的气候就不用说了，连印度的可耕种土地都比我们多。

没办法，人家60%的国土都是平整的平原和高原，我们40%多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平原仅12%，而26%的高原，不是缺水寒冷的青藏高原，就是荒漠化缺水的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有水，但又是密林，开发难度大。

对，缺水，我们总体降水不足。秦岭淮河是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迅速进入400毫米，到内蒙一线只有200毫米。只有南方部分地区可以到1600毫米。

印度呢？有世界雨极，西南季风挟带大量降水，天天头疼洪涝。给张图你直观感受一下：

注意：他们的降水量单位不是毫米，是厘米。

在这种普遍缺水和地形复杂的环境下，人要向土地要粮食，就要合作。不管是北方平原的灌溉与除霜，还是南方丘陵的平整山地与稻田灌水，合作是第一位。没有合作，很快就是人食人。

不管是中央需要提心吊胆的黄河水患，还是地方需要耳提面命的集体灌溉，从皇权，到皇权不管的乡权，所有人都要重视水利。

这种现实，就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体传统。

在国家的形成上，很多人认为是基于战争，或者说，战争是国家的助产妇，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经典特征是什么？战争。

中国国家体制的形成也离不开战争。历史上和平时期的统计很困难，但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没有任何一段时间能超过50年。以对越自卫反击战真正结束为例，我朝和平时期大体也就30年。

《东方专制主义》之所以轰动一时，就是该书指出了在中国国家体制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水利建设。

现在当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在乎的心态审视《东方专制主义》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另一个性格，一种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传统：

强调以全国之力应对灾难，如同中央治理黄河；

强调基层的自发合作管理，如同地方村社灌溉；

强调主动式应对，因为黄河一决口，避无可避。

岔一句，有些人讲中国故事，喜欢偏向天定论，仿佛只要是出生带了汉族DNA，就天然如何如何。

我个人对这种文化神秘主义深恶痛绝。

我们有这些共同体传统，是因为在地球online这个游戏里，给了我们这片土地作为开局。

这片土地有优势，但也有明显劣势。为了克服这些劣势，这片土地的人形成了有效的共同体传统，并将其发展成了可以科学改进的历史经验。

这一历史经验，应当是我们推广的中国故事，也是我们整合中华民族这个族群的重要理念。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不是血统优越，而是范式强大。

随着科技进步与国际环境变化，个体越来越难抵挡灾害与波动，集体的抵挡效率越来越高，这个范式的生命力只会越来越强大。

回到欧美。

地中海气候与大西洋暖流，不需要村社灌溉，没有治水要求。即使出现灾害，碎裂的半岛地貌和绵延的海岸线，也有足够的离开机会。

因此和我们的这种集体主义共同体传统不同，欧美以个人主义共同体传统为主，这有天壤之别。

集体主义的共同体传统，必然要求中央政府为主导的预判、协调、指挥；中央政府为主导，就必然要求信息与指令的上下穿透；上下穿透，就必然要求个体牺牲相当的权力、收益与自由。

而个人主义的共同体传统，不强调中央而强调个体自决；强调个体自决则重视边界与授权；重视边界与授权则要求程序与法定；要求程序与法定则必然牺牲中央政府相当的灵活性与效率。

二者没有非黑即白，只有孰轻孰重；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不适合。

在疫情期间，欧洲明显表现出了个人主义共同体传统的特点，并随着波德平原、东欧大平原出海口的逐渐减少，一路向东衰减。

英国法制完备资源充足，法国医疗体系精细复杂，西班牙国家负债失业高涨，意大利人口老化政治分裂。在欧洲，他们很难被归到一类，但是在死亡人数上，他们排队排得整整齐齐。

中央政府丧失灵活性与效率，和平时期是个体的幸福，这个值得尊重。但在特殊时期如果不能切换，那就是个体的灾难。

任何现代国家都要对国民负责，但是个人主义共同体传统使得中央政府无力实现有效动员。即使有资源、财力、技术的差距，但只要没有形成代差优势，这些差距都只能延缓，无法扭转灾难进程。

所有国家都是这两种传统的混合，只是恰好中欧两方大体是两极。

肯定有政客抱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念头，但是绝大多数中央政府只能尽力救灾，因为这事关合法性。

之所以出现前期英国、瑞典的主动放弃，是因为他们的政府经过测算后发现：无法实现足以扭转灾难进程的快速动员，因为个体的授权进度不允许。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多数个体在承受足够的伤害后，形成普遍愿意提供授权中央政府的意志。

但是，这样一来可能太晚，二来代价太重，三来一旦防疫代价高于传染代价，动员又变得无意义了。

没办法，任何传统都有其收益和代价，如果不能客观地科学改进，那么面临代价到来时就不要惊奇。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可集体主义共同体传统，并相信以集体主义为出发，逐步增加个体空间，是正道。

因为我们这种传统，是基于现实形成，前提是资源有限，这种前提符合世界的基本真理。

这不代表个人主义不值得尊重。相反，个体的自由是最终也是最高的价值，不管是以共产主义角度还是资本主义角度看，个体都是核心。

只不过欧美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代价转嫁机制上。以欧美为核心，将现代化的代价逐级转嫁给我们，给第三世界，给环境。

这个过程中，欧美的个体普遍占有到了与其不相符的资源，并且没有感受到这些资源背后的代价。这种错位使得他们的个人主义异化到了一种虚幻的状态：我可以在不牺牲这些权力、收益和自由的前提下，依然享受到这一切。

垃圾运给东南亚就好，我分类了就是环保。

疫情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虚幻。没有集装箱可以把病毒从你身上带走，然后运到东南亚。你要解决疫情，就要个体放弃很多：出门的自由，不戴口罩的权力，上班的收益。

不放弃这些，就会直接伤害社会的整体防疫效果。在对门邻居尸体没有被搬进黑车之前，个体无法感知到放弃的重要性，那么他们必然会运用习惯已久的程序与法定，阻扰这些放弃的发生。

这是为什么大量中央政府们见事迟。

可以预见，在下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资源有限这堵墙会离欧美越来越近。哪怕他们的资源不足，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资源过剩，他们也会感到痛苦。

在下一次生产力大爆炸之前，个人主义共同体传统会衰减，个人主义者会发出越来越多的哀鸣。

这是本期的“我比好多领导人都聪明”系列，感谢大家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