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虑一切政治因素，现实需要。

以西方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历史。

明朝的实际统治范围根本没有超过辽东长城一线。再往北的女真满族就是地地道道外国人。后来这帮征服者打进来，被中国化了，于是把东北作为外来“嫁妆”带进了中国，顺便帮中国打下了西边一大块领土，然后这些领土在清帝国崩溃后，被继承者民国接盘。于是包括满人在内的一大坨外国人后代彻底成了中国人。

俄罗斯人的历史书就是这么解释中国为何在清帝国灭亡后领土居然扩大了这么多的。

只不过这种历史解释在中国国内互联网没人喜欢。

正统派认为满汉自古就是一家，汉族是家里老大。你努尔哈赤三代人都是明朝的官，你的部落属于反贼，而不是侵略者。

满遗认为满人自古是自己人，但东北居然成了外来嫁妆。

皇汉认为东北是大明领土，但是满人却是通古斯迁徙过来的，可能这片领土上自古以来都是空地，从来不长人，只长人参。奴儿干都司管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是无人养殖的人参产区？

问问我怎么看？

不考虑现下一切政治需要，那里就是外国。

成化犁亭、霍去病北伐、李靖北伐，都是对外战争。标准的中国打外国，他们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有问题吗？

问题是，历史问题，永远都是政治问题。

东北问题已经更新。

以下为原回答。

答案：并没有。

较之东北，我可能对西藏这块看得更多些，再加上最近看《朗氏家族史》，目前差不多已经看完2/3了，颇有感悟。

“明朝曾经实际统治过西藏吗？”

问题中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如果仅仅停留在拜官授职，能算“实际控制”吗？答案显然是不能的，因为中央（明朝）对乌思藏地区没有任何的实际约束力。

所谓的“羁縻统治”，无非是建立在当地少数民族接受中央官职的基础上。若想证明这个“统治”是否有效，其标准则一般为当地少数民族是否“恭顺”，是否按时“来朝”。换言之别人理你，他就是你的一部分；别人不理你，他就不是你的一部分，决定权根本不在明朝。

下面说说我理解的“实际控制”。我所理解的实际控制，无外乎驻军、括户、赋税、建立行政机构、政令通行五者而已。

其一，驻军。终明一代，从未有过在藏驻军的历史，无论是汉文史籍亦或是藏文史籍，均无记载。而与之敌对的前朝，即元朝，在藏文史籍中，元朝在藏驻军，进行军事活动的例子那真叫不胜枚举。

如《朗氏家族史》之〈蒙古将军多达到达西藏和元王室分别领辖西藏各大万户的史实〉一节中，不仅记载了蒙古军（元军）首次入藏（1240），而且还使“西藏出现了蒙古的法度”，甚至还拆毁了工布、洛扎（西藏与不丹的交界）、洛若、加波（加玉乡）、门地门贝卓、洛门（门域地方）以及尼泊尔边界以内的碉堡，等于把势力推进到了不丹和尼泊尔的边界。

此外，在上述段落的同一节，还记载了多答接受京俄·扎巴迥乃奉献的户口名册，并修建一条由藏北通往热振寺的驿站。

还是在上述的同一节，提到这段话，“嗣后在蒙哥汗升天后忽必烈承袭汉地王位时，撤退了警卫西藏地方的所有蒙古军队”。至早在多答入藏后（1240），至晚在蒙哥驾崩（1259）前，元朝（大蒙古国）在西藏设有一支负责警卫的军队。

〈京俄扎巴炯勒时期大事记〉中亦提到“经奏请蒙哥皇帝陛下，在（西藏）各地驻扎蒙古军队保卫地方”，可以佐证驻军之事。

而西藏地区首次出现万户（帕竹万户）亦是多答入藏的同一年，此外还进行人口清查，为接下来的括户做足准备。此1240年无疑是忙碌的一年。

班觉桑布所著《汉藏史集》亦有驻军之说，不过却是在平定卸任本钦贡噶尚波（1280）之后的，距离宪宗时期（1251-1259）差了20年到30年，故而不再赘举。

这会估计有人要说了，元初在西藏驻军又能怎么样，有本事元末也驻军呀！

不好意思，还真有。

至正十四年（1354），本钦杰瓦尚波在前往后藏的路上被帝师贡噶坚赞的两个儿子却吉坚赞和洛追坚赞活捉了，此二人均属于拉康拉章的法主。

本钦杰瓦尚波其人，据我猜测，他应该属于仁钦岗拉章一派，因为此事发生的上一年，帕竹内部爆发了叶聂叛乱的大事。后来叶聂被帕竹压着打，于是喇嘛丹巴（仁钦岗拉章之法主）与杰瓦尚波前来说合。喇嘛丹巴给绛曲坚赞（《朗氏家族史》的作者）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作为喇嘛的侍从，将带领本钦前来”。或是译者疏忽，这段翻译似是有歧义，于是我问了下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这句话应译为“（本钦）作为喇嘛的侍从，（喇嘛）将带领他一同前来”，即杰瓦尚波属于仁钦岗一方之人，而且手里持有被誉为萨迦“寄魂石”的虎钮大印，那么拉康拉章的法主逮捕杰瓦尚波就有合理的作案动机了。

关于萨迦四大拉章的故事，有机会再说。

幸亏虎钮大印早已被杰瓦尚波之子札巴坚赞收好，听闻父亲被捉，札巴坚赞前往仁蚌并写信予绛曲坚赞，请求得到他的援助。

经过一番权衡，绛曲坚赞同意了。

此举赢得乌思民众的高度赞同，许多万户、千户乃至都元帅在绛曲坚赞“我前来营救本钦是以皇帝的法律为准绳而来”的感召下，不约而同地云集仁蚌，纷纷加入营救本钦的阵营。

人群中，有一队人马显得格外显眼，那就是“旬杰都元帅和玛绛的长老”。旬杰都元帅是何方神圣？据前文记载，他在1353年末获得“三路都元帅”的虎钮印章，统领“宣慰使司、玛绛的蒙古兵和全体前藏人”。玛绛则是元代在藏北地区设置的一个大军站。

除此之外，旬杰都元帅可能还是一个蒙古人或精通蒙古语的吐蕃人。因为有两处地方均提到旬杰都元帅的翻译功底，如院巴对绛曲坚赞说：“您本人若能前往朝廷叩拜皇帝，是最好的了…”这段话绛曲坚赞是听不懂的，因为后面加了一段旁白，“此话由旬杰翻译过来”；另一次就是他与获救后的杰瓦尚波有过一次蒙古语对话，“本钦用蒙语问旬杰都元帅说…”。杰瓦尚波是通门人，早年间曾跟随帝师贡噶洛追前往大都，担任帝师身边的书记员，他自称“我从拇指大小就进出皇宫，面见皇帝的龙颜”，据《汉藏史集》中〈达那宗巴的历史〉的记载，“他前后一共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凡此种种，熟悉蒙古语必然是基础。虽然旬杰都元帅的身世未明，但从其通晓蒙古语及统领蒙古军这两点上，大致可判断他是由朝廷派驻西藏的要员，极有可能是蒙古人。

另外，阳土鼠年（1348），本钦旺尊与绛曲坚赞发生矛盾，于是本钦纠集“卫藏阿里三围和南北的蒙藏维持治安的执法军至多隆巴地方，穷兵黩武，以武力相威胁”，此处所言“执法军”，无疑由蒙古、吐蕃兵卒组成，由本钦统领。

既然这一部分提到了多达摧毁尼泊尔、不丹边境的碉堡，那么有没有皇帝下令修建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堡垒呢？答案是有的，比如山南地区的哲木碉堡和甲孜直古碉堡，“薛禅皇帝颁布圣旨下令修建的哲木碉堡”、“甲孜直古碉堡乃是薛禅皇帝为镇压南方的反叛者而下令修筑的”。

说那么多只是为了证明，从元初延续元末，元朝仍保持在西藏的驻军，并没有因为中原民变而调走。

再问一下，有人知道颂北王呼宾吗？此人在《朗氏家族史》出现过几次，疑似是驻扎在玛绛地方的蒙古军官，且携有“蒙古都元帅的虎钮印章”，或是驸马、宗王？

其二，括户。在此引用一下《汉藏史集》对此事的评述：“最初蒙古成吉思汗皇帝取得汉地之皇位，镇伏广大国土，将土地分封给他的儿子们，其后的历代皇帝，亦对教民、俗民清查人口、丈量田亩。”

元朝（大蒙古国）最早在乌思藏清查人口，前文“驻军”一节已有所提及，即发生在1240年，也就是多达入藏的同一年。

1240年是第一次括户，那第二次呢？

据《汉藏史集》的记载，第二次括户（因为《汉藏史集》未记1240年括户之事，故此次括户被作者认定是第一次）发生在阳土龙年年初（1268），朝廷派金字使者阿衮、弥林二人入藏进行人口清查。

“之后二十年”，即1287年，元朝再派和肃、乌努汗二人，在本钦宣努旺秋配合下进行第三次人口清查，但有学者认为此次清查仅仅属于对第二次清查的“补遗工作”，这显然把“纳里速（阿里）及藏地方（后藏）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误以为仅是纳里速的人口，而后再与后来第三次清查的“上部纳里速古鲁孙，普兰是被雪山围绕，古格是被石山围绕，芒域是被河流围绕，这几处总算起来，有二千六百三十五户”两相结合，认为第二次清查的纳里速人口为15690户，到第三次清查却只有2635户，故而将第三次清查的2635户理解为新增人口，从而得出第三次清查是第二次清查的“补遗工作”一说。

但不管是否为“补遗工作”，至元二十四年的这次清查行动理应被视为第三次括户。

第四次括户则发生在至正五年（1345），由司徒达玛坚赞、多杰江副使、阿山薄卡知院进行的，“带着判案任务，为建立夏绛木，稳定直至阿里地区的局势和清查藏地三区的户口与贡赋而莅临西藏”。

估计有人要问了，怎么西藏那么少人？

那是因为括户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当时真实的西藏人口，因为西藏人户分拉德（教民）和米德（俗民），按照《汉藏史集》的说法，“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由此可见，教民和俗民的比例大概是6：4，当然这也只是大概，因为拉德不需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和承担差役，一些宗教首领在配合人口清查时会把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户划入拉德。再有就是皇帝赐予高僧喇嘛的汤沐邑也不在统计的人户之中，如八思巴洛追坚赞在河州的份地，不需要“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

其次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在《汉藏史集》中还记载了元惠宗时期的一次人口清查，但没有注明确切的时间，“当蒙古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派遣和肃、阿努汗、格洽达平章，在宣努旺秋重任乌思藏本钦之时，清查人口，统计户籍”。此和肃、阿努汗，或是第三次人口清查时的和肃、乌努汗，而格洽达之名不见于上述四次负责人口清查的钦差名单之中，但这个名字在《朗氏家族史》里出现过，绛曲坚赞率领联军入主曲弥，与萨迦派谈判时曾提到“格卜甲大平章和司徒达玛坚赞所迎请的圣谕中说‘要打击犯法的顽固者、反叛者，甚至处死，其后向朕禀奏’”，此“格卜甲大平章”即《汉藏史集》中“格洽达平章”的另一种译写，“达玛坚赞”则是第四次人口清查的首席官员。那问题来了，《汉藏史集》里记载的格洽达平章与司徒达玛坚赞进行的人口清查发生在何时呢？我在《朗氏家族史》中找到一点线索，〈司徒之道歌长篇祈祷〉记载“文地（帕竹领地）全体寺属百姓被（萨迦喇嘛）康萨瓦占据，以格卜恰平章为首的金字使和达官在贡塘、杞塘和佳木地方权势之重胜过山”，而绛曲坚赞入主曲弥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搜捕康萨瓦，即康萨瓦与绛曲坚赞的矛盾当在1354年以前，据此可知绛曲坚赞在谈判中所说格卜甲大平章、司徒达玛坚赞宣颂皇帝“圣谕”，应当在1354年之前，而格卜甲大平章也应在1354年前后首次莅临西藏并与其他达官，诸如和肃、阿努汗（乌努汗）等人进行最后一次人口清查，此时距离元朝灭亡还有14年时间。

整个元代在西藏进行括户统共五次，分别是1240年、1268年、1287年、1345年、1354年，时间跨度大概100年左右，可知元朝在西藏的括户是连续的且不中断的。

其三，赋税。在第二部分——括户里就已经说了不少了，人口清查是建立万户、千户的基础，确定承担差役（主要是驿站支应）及征收赋税的对象和人众。

至正十年（1350），绛曲坚赞派出喜饶多吉和旺秋为首的使团前往大都觐见皇帝。史载他们到达大都的第二天就面见了皇帝，而且“朝见情况很好”。嗣后皇帝下发圣旨，赐给帕竹万户两枚“圆形银章”，并给予“除开万户属民承担驿站塘讯的差徭之需外，一切差税减半”的恩惠。这就说明了，乌思藏地区的十三个万户，其属民既有承担驿站差役的义务，也有缴纳“税”的义务，上文所举八思巴汤沐邑的例子亦可证明这一点。

此外，如果万户属民承担的差役过于繁重，朝廷也会酌情予以减免，甚至还会调派官军接管驿站事务。如藏北的索、夏颇、官萨等驿站，由于所处地方过于苦寒，“乌思地方的人又不适应藏北的气候条件”，于是出现“一再逃往”的现象。随后薛禅皇帝忽必烈让卫普尔、巴、拉克等留驻藏北的军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而乌思地方万户的属民则不需要在藏北驻站，只需要按时向驿站提供马匹、驮畜、乳畜、青稞、医药等物品即可。

估计有人要拿出洪武十六年正月规定“西番之民”按照“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出马一匹”的标准，将之“定为土赋”来论证明朝时期曾在乌思藏有过征收赋税的行动。

有必要说一下这个“西番”到底能不能理解为整个藏区。首先，吐蕃王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是五茹六十一东岱，入元以后有所改变，即将原本不属于乌思、藏的阿里三围地区纳入乌思、藏，将朵康拆解为上朵、下朵，于是形成三区，即乌思藏、上朵、下朵。乌思藏好理解，那上朵和下朵是什么呢？上朵即朵甘思，即今天的康区，下朵即朵思麻，又称安多，即今天的青海、甘肃一带。

明朝以降，宣德九年成书的《汉藏史集》记载了法、人、马三区的概念，即乌思藏为正教法区，朵甘思为黔首人区，朵思麻为俯行马区。我理解的洪武十六年所谓的“西番”，实指朵思麻，而非整个西藏。

其四，建立行政机构。这个就不详细说了，在有些人看来，明朝的“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乌思藏都司）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乌思藏宣慰司）的复制版。

很简单，下面一些问题就可以问倒他们。

乌思藏都司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谁？萨迦本钦还是帕竹第悉？还是止贡贡巴？亦或是五教王、三法王？而元朝乌思藏宣慰使（本钦）的名单是很明确的，有时候还会有多个本钦同时出任的情况，特别是萨迦派分裂为四大拉章以后。

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肯定是元朝和明朝对西藏的统治理念不同！”那么大宁、交趾的遗弃，都可用“统治理念不同”这一虚无缥缈的理由给搪塞过去，潜台词就是“不是大明国力弱，而是大明不想”，“我大明不要了”，对此笑笑即可。

检索一下《明世宗实录》关于帕竹“阐化王”的记载，首次出现是在嘉靖三年二月丙申，“乌思藏阐化王…奏请入贡”，下一次再出现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了，嘉靖四十年十一月癸丑，“乌思藏阐化王…来朝贡方物”，在这三十年间，帕竹万户发生了什么，想必明廷是一概不知的，这也能“实际控制”吗？那么“实际控制”的标准真就太低了。

其五，政令通行。一开始也提到藏文史籍中的“蒙古法度”，这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指的是朝廷派遣钦差入藏判案。

在前文第二部分——括户已经举了一个惠宗朝的例子，至正五年（1345）司徒达玛坚赞“带着判案任务”入藏。这会不会是孤例呢？答案是否定的。

元初，因蒙古军官阔阔赤的疏忽，听信雅桑千户的一面之辞，经过雅桑千户的诬奏，使雅桑千户从帕竹万户中脱离而去。这件事就让帕竹很不爽，于是又“派人陈诉”，却仍旧未能阻止雅桑脱离的事实。其后世祖皇帝“以敕令为准绳”，委派西平王奥鲁赤和帝师八思巴之弟仁钦坚赞入藏调解，“（双方）宗教事务由阿阇黎（仁钦坚赞）掌管，旭烈兀掌管司法事务”，这又是朝廷调解地方矛盾，政令通行的一个例子。PS：帕竹一开始是旭烈兀的封地。

再举一个例子，万户长宣努云丹的废黜。他是帕竹万户第六任万户长，《朗氏家族史》记载他“沉溺酒色，懦弱无能”，甚至“与座主为敌”，这自然会使得座主——札巴仁钦深感不满。于是他抓住“蒙古的汗王铁木儿不花（镇西武靖王）母子住在吐蕃”的机会，遂向王子母子提出“免去宣努云丹万户长职务”的请求。随后王子颁下令旨，宣布废黜宣努云丹，在正式诏书到来以前，由镇西武靖王的代表麻玛郭洽、萨迦派的代表仁钦扎西、帕竹座主的代表尊追贝、驻藏军官阔阔赤的儿子多吉等人共同掌管帕竹政务。

还有“皇帝颁布敕令，派杰元整顿西藏”。

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帕竹万户崛起以前，与雅桑、蔡巴、止贡均有辖地之争，绛曲坚赞总是会以“薛禅皇帝颁发的封赐帕竹领有直拉山以内地方之封诰为代表的圣谕、令旨、命令、劄付、文件和封地文书”作为自己与敌人辩驳的法律依据。

当绛曲坚赞与止贡贡巴衮仁舌战时，衮仁说：“蒙古法律苛严。”绛曲坚赞则立即反驳说道：“蒙古法律严峻难道不好吗？由于蒙哥皇帝的恩泽和法令，才有你们止贡人的名号和教法；仰仗薛禅皇帝的恩泽和法令，才有萨迦和蔡巴的权势和教法；仰赖旭烈兀的恩泽，才有帕木竹巴的政权和安定。”

又过了许久，帕竹与止贡又因其他事情发生矛盾，止贡提寺的堪布派遣自己的侍从前来说合，绛曲坚赞在对话中讽刺贡巴是“对薛禅皇帝揭开箭袋（之人）”，而他自己则是“为薛禅皇帝提防揭开箭袋之人（的人）”。

嗣后为营救本钦杰瓦尚波而进驻曲弥，绛曲坚赞始终“以皇帝的法律为准绳而来”、“为了协助皇帝实施的大法度”、“为了皇帝的法令”，并声称杰瓦尚波是“官秩一品的官吏…若废黜，若杀头，皇帝才有权”。

总之一切都在遵循元朝的律法行事。

东北的话暂且先看看这个，以后会补充。

实际上在明代，中国在东北地区的管辖就趋向于实权化。但因为《明史》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一直被沙皇俄国甚至后来的苏联所利用。某些倾沙倾苏的判断，竟然大肆喧嚣＂在俄罗斯人出现之前，乌苏里地区没有人居住＂。这 歪曲历史、肆意妄言的无耻行径，充当了沙俄侵略的辩护士。

因为满清统治官方的需要，删去了大量关于明政府统治东北的史实。著名历史学家、清史研究奠基人孟森在《明史十讲》中记载，＂《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但凡女真皆在所祎，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公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所以明朝万历之前在东北地区的卫所军官、督抚等传记、击败或者征服女真者，都被略去，紧紧留下只言片语供后人参考。虽然清朝统治者修合删减《明史》出于通知需要，但确实删去了很多重要宝贵的历史资料，使中华民族失去了大量的历史瑰宝。

明成祖朱棣即位的当年（1403年），即派邢枢偕同知县张斌等前往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取得重大的成果。1404年（永乐二年）邢枢返回时，各首领多相率入京。于是颁给印信，建立奴儿干、建州等九卫，这是明朝政府在黑龙江中下游建置的开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建立于1409年（明永乐七年）。至1447年（正统十二年），奴儿干都司的卫所增加到了一百八十四所，万历年间，卫所甚至达到了三百八十四卫。数量之多，统治区域之广，世所共见。列宁曾说过，＂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主要强力工具＂。奴儿干地区的常备军，正是明朝政府对东北地区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有力证据。

明朝对东北的地方行政组织，以奴儿干都司为主，辅以驻扎在东北各地的卫所。关于奴儿干都司的记载，始于1885年，由我国曹在特林考察发现的块永宁寺石碑。从碑文确定奴儿干在特林，并将石碑带回中国，当时这项考古发现震惊中外。

关于永宁石碑的记载：清时期，奴儿干故地隶属吉林将军管辖。康熙初年绘制的满文注释地图《胡尔哈入海图》和清初人杨宾的《柳边纪略》是目前所知关于永宁寺碑的最早文献记录。但是由于满清统治者一心掩盖其祖先臣属明朝的事实，坚持认为明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并且在其主持编修的《明史》中也没有记录。所以清时期不为人知，而关于永宁碑的记录和考察更是接近于空白了。

1808年，日本人间宫林藏奉德川幕府之命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探险"时，曾见到这两块碑，并写入他著的《东鞑纪行》一书中。他这样描述道:"众夷至此处时，将携带之米粟、草籽等撒于河中，对石碑遥拜"，可见明朝的永宁寺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非常深远。但由于他是在船上遥看的，所以没有对这两块碑有仔细观察。

18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律师、驻俄国商务代办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口进行考察，1860年发表了《阿穆尔河纪行》一书，其中对永宁寺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这样写道:"这些土著居民对这个地方(永宁寺碑)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加上一头牲畜作为向这个地方的神抵赎罪的牺牲。"亦可见永宁寺碑对当地居民的巨大影响。

1885年，学者曹廷杰奉吉林将军希元之命，到黑龙江东岸调查，也看到这两块碑，并拓了碑文。他对永宁寺碑的考察在他的著作《西伯利东偏纪要》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曹廷杰还根据碑文，首次确认这是中国明朝的永宁寺碑，并明确指出了这是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时所立的石碑。这是历史上对永宁寺碑的第一次详细考察，并首次揭开了永宁寺碑和明代东北疆域的真相。碑文亦从此流传于世。

有些谣言说明朝很早就放弃了奴儿干都司，这是错的，我们来看史料记录：

1452年（景泰三年）兀的河卫（今俄罗斯乌第河地区）指挥使兀山被明廷调任山东行省辽东都司金州卫任职（见《明英宗实录》卷217）；
1478年（成化十四年）阿古河卫（今俄罗斯远东阿古河流域地区）兀丁哥等6人因违反明朝政令而被斩首（见《明宪宗实录》卷180）；
1506年，因葛林卫（管辖范围为今俄罗斯远东格林河地区）指挥同知塔哈住因治绩优异而被明廷从卫指挥同知升任卫指挥使；
者帖列山卫（管辖范围为今俄罗斯远东阿纽依河地区）在1581年还接受明朝委派的官员进行统治（见《满文老档》太祖80）；
嘉靖年（1522--1566年）增设马失卫（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125），地址为今俄罗斯远东辛达附近；
这种管理，甚至到了万历史36年（公元1608年），明朝官方记录里还有有关奴尔干都司管理情况的记载。
到了李成梁时期，非常善于以募四方健儿，抗击蒙古、女真各部的侵扰，镇守辽东30年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

明朝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司，任免官员。 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 允德使其地，令举元故官赴京授职。于是，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及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 监藏等于六年(1373)春入朝，上所举60人名。帝喜，置指挥使司，曰朵甘，曰乌斯藏，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国公南哥思丹八亦 监藏等为指挥 同知，下设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60人。七年(1374)七月己卯， 诏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都指挥使司，管 拓兀即尔为乌思藏都指挥同知，并赐银印。

1375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

“俄力思”即“阿里”，洪武八年(1375)正月置。辖地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及境外拉达克。为明朝最边远的军民元帅府之一。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太祖朱元璋为招谕吐蕃诸部归顺，曾下诏书谕故元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元作“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称当地首领搠思公失监“。今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至八年，朝廷遂正式下令建置。1375年，俄力思元帅府与帕木竹巴万户府、笼答千户所一并正式成立。

安多藏区

明朝在安多藏区的行政建制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卫所，一方面承认世居其地的土官酋豪的世系特权，一方面派遣汉族流官，以流管土，以土治番，土、流官员皆为武职，听命于兵部调遣。

按明朝官制，军职流官分八等，即：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留守；

而土官则分九等，即：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试百户。

自都督府、都指挥司以下各司，包括土司，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各统其官兵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但土司之管有如佥事、镇抚、千户、百户等皆无岁禄。

各卫所的统辖大权一般都由汉族流官掌握，土官只是“为之佐”。但这一情况在1437年二月发生改变，明朝开始给陕西河州、洮州、西宁等八卫土官发放俸禄。

总的来说，整个安多藏区都在陕西布政司辖区之内。明朝在安多藏区设置的卫所在明朝一代前后期变更较大，以下是明初在安多设置的卫所：

西安行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西北疆域总的军事机构。1374年七月置，治所位于河州，宁正为都指挥，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1375年十月改名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西安。1376年十二月罢之，1379年正月复置于庄浪，1393年移至甘州。
河州卫，1371年正月置，治所于河州，初以宁正为指挥使，锁南普为同知，朵儿亊、汪家奴为佥事，下辖八个千户所、一个军民千户所、七个百户所、两个番汉军民百户所。
岷州卫，1378年七月由岷州千户所改置，1382年四月升为军民指挥使司，1545年置州，改军民指挥使司为卫，1561年闰五月，废州重置军民指挥使司。
洮州卫，1379年二月由洮州千户府改置。洮州大土司卓尼杨于1404年投明，1418年被授世袭指挥佥事。洮州另一咎姓大土司亦是于永乐三年被赐姓“咎”，辖藏民七十六族。《洮州卫志》称“（杨、咎）二部称雄，诸番畏之”。
甘肃卫，1372年十一月置，治所于甘州，1390年十二月以甘肃卫为甘州卫，1392年置甘州左卫。1393年移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甘州，辖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
西宁卫，1373年正月置，故元同知李喃哥世袭为指挥佥事，故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儿只失结为指挥佥事。1432年升为军民指挥使司。西宁卫有达13个大土司承袭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三职，关西七卫中有五卫隶属于西宁卫。
必里卫，1403年由必里千户所改置。《嘉靖河州志》记载该卫未设指挥使，仅有掌牌指挥二员、掌牌千户五员、掌牌文户十四员、镇抚一员。

除了设置卫所，明朝还封派皇族子弟到安多藏区就藩，如1391年明太祖封十八子庄王朱楩于岷州，1392年封十四子肃王朱楧于甘州。1395年正月丙午，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兵助封于秦州的秦王朱樉征洮州叛番，由此可知分封的藩王是直接插手管理安多藏区的事务的。

为了协调安多藏区佛教与朝廷的关系，明朝在安多一并设置番僧纲司，较重要的有：

西宁、河州僧纲司，1393年三月置，僧人三剌、月坚藏分别被授予都纲之职。
洮州僧纲司，下辖垂巴寺赵僧纲、著洛杨僧纲、麻儿司马僧纲、圆成寺侯僧正、阎家寺阎僧正。
岷州崇教寺僧纲司，明成化年间置，班丹扎释世袭都纲之职。
庄浪卫僧纲司，由阎姓喇嘛世袭都纲之职。
禅定寺僧纲司，由洮州卫指挥佥事杨土司兼任僧纲。

康巴藏区

1370年，康巴藏区的故元镇西府武靖王主动向明朝左副将军邓愈请降，后入觐。

1371年十月，明朝在康巴设置朵甘卫指挥使司。

1371年二月，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带领大批故元旧官来朝进贡，乞授职名。于是其人分别授予了朵甘卫的指挥、佥事及其下属机构的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职。其中，锁南兀即尔被任命为朵甘卫指挥佥事。同年十月，在送交故元司徒印后，锁南兀即尔被升任为卫指挥同知。

1373年，朵甘卫和乌思藏卫一同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以锁南兀即尔、管招兀即尔为都指挥同知。同年十二月，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以赏竺监藏等七人为朵甘都指挥同知。

在明朝任命当地政教首领行使官府职能的同时，明朝还掌握对当地官员升迁、承袭权力过程中的的审批、允准权。

如1430年五月，朵甘都司都指挥使撒力加监藏上奏朝廷，称年老乞致仕，请求以其子星吉儿监藏代职，明廷乃从其请；
1441年四月，朵甘都司大小首领派使入朝，上奏都司内部的人事变更事宜。等等。

驿站：

因为元末战乱，藏内的驿站一度陷于废弛状态。

公元1373年，朱元璋在青藏地区设立朵甘都司与乌思藏都司。并设立驿站。

在中国古代，驿站是事关政治、军事、经济等众多事务的重要交通设施。因此，驿站系统是朝廷对各地方管辖和统治的主权宣示和证明。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永乐五年）辛未，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八》：

（永乐七年）陕西都指挥同知何铭等六十人往乌斯藏等处分置驿站，还奏。

1407年，明成祖“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

1414年又派遣中官杨三保赍敕往谕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以及诸处大小头目，“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驿站恢复之初，明廷为减轻驿站马匹困难，谕令以征发之马或军马拨给差民使用。

而且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顺治给西藏阐化王一道皇帝敕谕：“念尔西域历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明时所颁敕诰印信，若持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

顺治的这道皇帝敕谕宣示的政治和法律意义非常清楚：清在西藏享有的主权地位继承自明朝，清全部接收，而且“一如旧例不易”。

万历年间湟中三捷

蒙古反叛首领永邵卜集合了一万五千多人，由徨源方向进犯西宁卫。

明军甘肃巡抚田乐下令调集了藏族部落的兵马前来支援。分别是刺卜尔、西纳、大咎顺、申中等部落各出300精骑与明军配合作战，另外调7000余名其余十九族藏族士兵直接听从明军调遣，全部加起来共近万人。

明孝宗时

明孝宗时期，西藏的阐化王（藏族5王，属于最高统治者之一）死了，其子阿吉旺秋第悉派番僧2人前往北京请求世袭。

但是由于路途太过遥远，等这两名番僧带着明朝的敕书赶回西藏时，新王阿吉旺秋第悉也死了。这下不好办了，因为敕书上的名字是刚过世的阿吉旺秋第悉，现在新王也去世了，那么这封敕书应该也作废了。接下来的继任者阿吉旺秋第悉的儿子阿往扎失扎巴坚参照例请袭。

可没想到，这两个蕃僧为了省事，便将这份不对应的敕书给了阿往扎失扎巴坚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后来还是让四川官员知道了，然后就上书弹劾了蕃僧，并且将其绳捆索绑押送入京，依照明朝大律，蕃僧被判了斩立决，而继任者阿往扎失扎巴坚参也被暂时羁押。

后来，孝宗考虑到“番人不足深治”，就免了其死罪，将他们发配陕西平凉卫充军，并下旨让阿往扎失扎巴坚参无罪照常袭职。

“其时王卒，其子(即阿吉旺秋第悉)请袭，命番僧二人为正副使往封。此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扎失扎巴坚参请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谢恩仪物，并献其父所领勘合印章为左验，至四川，守臣勤其擅封，逮治论斩，减死戍边，副使以下悉有。”

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于洪武五年（1372年）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降明受封，终于崇祯三年（1630年）乌思藏僧人三旦多只等十五人入朝班贡，历25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