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抛出「聊天记录」，女孩称 QQ 号是他的，性侵是事实，你怎么看两人的说法？ 第1页

其实从星星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中，女性除了会遭受到直接的暴力侵害的不公之外。还会承受另外一种的，认知上的不公平。而后者则影响更为恶劣和深远。

当代的女性主义研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解释这个现象：认知非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是一个认识论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其产生的标志是伦敦大学Birkbeck college 的女性主义学者Miranda Fricker教授于2007年所出版的著作《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不过这本书还没有被翻译为中文。

在此书中，Fricker指出，有些社会不公正和歧视可以是纯粹认知上的，而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有两种，一种叫做证词非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还有一种叫做诠释非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这两者的合称便是认知非正义。

那么什么叫做证词非正义呢？根据Fricker的描述:

“The speaker sustains such a testimonial injustice if and only if she receives a credibility deficit owing to identity prejudice in the hearer; so the central case of testimonial injustice is identity-prejudicial credibility deficit.”(p. 16-17)

就比如，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黑人Tom Robinson被指控强奸一位白人少女，而在庭审环节中，虽然Robinson为自己的辩护句句是实话，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没有强奸那位白人少女。但是，由于在一个全部是白人的陪审团眼里，一个黑人的话是不可信的，于是，Robinson还是被定罪。这边是一个典型的证词非正义。即说话者的话语遭受到听者的怀疑，导致“信用度不足”（credibility deficit)，从而导致说话者蒙受冤枉。同样的例子还包括诸如“女人是感性的，不能和女人讲理”，基于这种偏见男性往往会在和女性的争论中无视其证据的合理性，从而导致信任降低。而在Fricker看来 “the wrongness of testimonial injustice constitutes in the immediate wrong that hear does to the speaker that underestimates speaker's capacity as knower.”(p.20) 即认为说话者的言词是不值得相信的，说话者作为有认识能力的人的地位不被承认。总而言之，证词非正义是一种基于贬低说话者作为认知者的能力的一种不公正。

而诠释非正义则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环境里，一些特定人群会遭受到认知上的边缘化，即他们无法占有足够的认知资源，从而由于认知上的缺乏导致的不公正。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企业里的办公室性骚扰。很多女性员工甚至都不会想到，她们的男上司对她们毛手毛脚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的，从而一味忍让，不能采取果断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在这个例子中，女性职员们由于认识上存在一定缺失，而这种缺失往往是她们被认知边缘化后的结果。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通过对于女性的长期精神控制使得其原本的认知能力被边缘化而受到认知上的支配，从而她们甚至根本不觉得别人对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其人身自由的侵犯，原因也在于她们被认知边缘化了，占据不了足够的认知资源，从而导致的不公正。

Fricker认为，证词非正义和诠释非正义诚然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上的不平等的因素。比如两种不公正的受害者往往是历史上受到过歧视迫害的人群，比如妇女，黑人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有明显的认识论上的特征。比如在证词非正义里，说话者实际掌握的知识和真相被埋没和忽略了，又如诠释非正义里，受边缘化的人群无法掌握足够的认知资源从而受到了认知上的压迫。这与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平等，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对于女性的直接打压的性别歧视有很大的差别。

而回到鲍某性侵的时间上来，我们可以发现受害人星星同时遭受了这两种认知非正义。首先，星星曾多次报案没有得到受理，这便是对于她作为当事人所掌握到的情况的一种贬损，使得她没有被作为知情人而得到承认。这便是一种证词非正义。而在和鲍某长期共处之中，由于身份地位悬殊和鲍某自身的精英身份，导致了星星的认知受到了边缘化，并不知道鲍某对她的所为实际上是侵犯。这便是一种诠释非正义。

而这次鲍某抛出聊天记录，实际上也是一种继续试图掌握诠释的主动权的行为。而只要掌握住对于该事件的诠释的主动，女方的诠释和认知就能被进一步边缘化，从而造成新的诠释非正义。

当然，在法律有正式判决之前我们不能自行宣判谁是有罪的。但是这一事件目前为止至少能启迪我们，要用更加平等的眼光看待双方的证词，以及得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得认知空间，不要让弱势群体他们的认知被边缘化。像诸如“因为他是法律精英，所以更值得相信”，或者“女方肯定是主动勾引，仙人跳”之类的话和意识，希望以后能够彻底消除。每个人都能不戴有色眼镜地看待受害者。

PS: 十分感谢哲人YF的补充，诠释非正义除了是由施害者针对受害者以外，同样也有着整个社会施加于受害者之上的。事实上，我们作为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有可能成为被边缘化的人，因此丰富社会认知资源，加上互相之间的商谈和理解，才能另大家都避免成为这种不公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