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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罗马帝国后期治权被迫一分为二?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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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补充一个有意思的小点:环境的作用

  罗马帝国东西分治的界限,恰恰是古代地中海的一道隐形地理屏障。

  在工业革命之前,罗马是唯一一个在这道地理屏障两侧同时维持了长期直接统治的广土国家。

  从北到南,这道屏障由三个部分组成:

  在北边,在欧洲的陆地上,屏障始于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从今天的克罗地亚沿着亚得里亚海海岸向南延伸,一直连缀起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西部的山区。

  在中间,屏障由“地中海上的荒漠”伊奥尼亚海构成,这片海域面积广大,而且其中没有岛屿。在古代,地中海上的航行受洋流、风向、季节影响巨大,外加为了躲避海盗,船只习惯贴岸航行。缺乏陆地的伊奥尼亚海也因此成为地中海上最凶险的水域。

  在南端,利比亚沙漠直逼海岸,几乎和伊奥尼亚海汇合,只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间留下一条狭长的通道。

  19世纪之前的无数野心家、民族和帝国都曾向这条屏障发起挑战,但是基本都以军事失败或者间接统治乃至政治分离的妥协告终。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因为它居然凌驾这条屏障多达三百年之久;同时,它也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国家,因为它最终也选择了妥协,屈服于古代国家无法战胜的极限。

  该怎么理解这道地理屏障对罗马分治的作用呢?显然,它不是首要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并非根本原因,也非直接原因。它只是一个“因素”,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个长时段的诅咒,不停歇地发挥隐秘的作用。它像是一把在山腰上不断劈砍的锉刀,没有哪座高山把自己的崩塌归因于这把锉刀,但也没有哪座高山成功逃离被腰斩的命运。

  这篇回答,就是要介绍一下这位地中海史上不起眼的“侏儒刽子手”,以及历史上和它有过交集的人物和各个帝国。本回答的内容将用历史上三个最强大的地中海帝国的命运串联起来:

  其一,是罗马帝国,它是唯一一个突破了这道屏障,但最终也被这道屏障打败的古代帝国。

  第二,是奥斯曼帝国,这道屏障是曾是它两个世纪的囚笼,一个世纪的藩篱。

  其三,是英帝国,19世纪的它用不可逆转的技术力量彻底消灭了这道屏障。


一、罗马的地中海帝国:极限的突破

  早在古典时代到来之前,东西地中海的这道分界线就在无情地阻隔权力的扩张。

  腓尼基和古希腊的移民们,向西航行穿越这条界限之后,就不再听命于自己的母邦。希腊人在地中海北岸,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南岸建立起的无数定居点,无一长期臣服于科林斯或推罗等赫赫有名的东部城邦。在《伊尼德》里相爱的埃涅阿斯和狄多,就是跨过这条屏障后,取得新身份的两个移民代表。

  在这一时期,东西地中海的分界已经表现为一种诅咒,仿佛任何想把权力扩张到另一侧的政权都会遭受惩罚:

  雅典的舰队在爱琴海上不可一世,却在漫长的西西里战争中拿叙拉古毫无办法。

  冈比西斯的波斯大军鲸吞了埃及,却在利比亚的沙漠当中损失惨重,从此再不敢逾越。

  亚历山大大帝的侄子,骄傲的伊庇鲁斯君主皮洛士离开巴尔干,远征罗马,也只得在一场惨胜后悻悻而归。

  罗马开始挑战这条屏障,并不是信心的结果,而更多是形势使然。在漫长的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基本一直满足于同迦太基在西地中海上的争斗。在涉入巴尔干半岛事务之后,罗马也曾陷入战线过长的窘境。罗马在马其顿战争当中取得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最终取得了东地中海的霸权。但罗马的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成功在东西地中海两侧建立起了稳固的直接统治。

  罗马的统治奇迹始于奥古斯都战胜安东尼的亚克兴海战(公元前31年),这场战役标志着东西地中海长期统一的落定;结束于戴克里先改革实施四帝共治(公元291年),这一举措标志着东西地中海分治乃至分离的开始。在罗马之后,工业革命之前,再也没有一个广土国家能够在地中海的东西界限两侧同时保持长久的直接统治。

  罗马为何能够突破这道屏障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关心的是,罗马确实实现了突破,但最终没能战胜这道屏障这一事实。据说,解释罗马衰亡的理论有二百一十多种,但无论哪种理论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罗马的内部断裂发生在一道明确的地理屏障上。

二、奥斯曼的地中海帝国:极限的反转

  罗马帝国西部分崩离析之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光当中,又有无数势力登上地中海的舞台,向隐形的屏障发起挑战,但它们没有人能够复刻罗马的奇迹。

  第一位挑战者是罗马帝国自己,确切地说,是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发动的再征服为帝国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土地,但是在帝国东部遭遇瘟疫和战争的打击之后,西部的土地在一个多世纪当中就基本丢失殆尽。

  第二位挑战者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家,这是一位真正的种子选手,甚至想要统一整个世界。然而这个帝国在经历第一次改朝换代之后就开始分崩离析,首先走向独立的三个省区就位于地中海屏障以西,分别是西班牙、马格里布和北非,这看上去不太像是简单的巧合。

  第三位挑战者是崛起于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它跨过界限征服了埃及,然而故地北非转头就成了一个新的半独立政权齐里王朝的属地。开罗的新主人深知在利比亚行军的艰难,于是选择了一个偷懒的招数——让贝都因游牧民去北非洗劫。这一决定给北非带来了社会灾难,但也没能为法蒂玛人重夺故土。

  第四位挑战者,应该说是挑战者们,是新千年的拉丁十字军。夺取了西西里的诺曼人觊觎巴尔干的土地,十字军战士们涌向了圣地,还顺带毁坏了东罗马,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加泰罗尼亚人接踵而至。西欧天主教徒在东地中海建立了许多十字军公国,但他们无法创建母国的飞地。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两个例外,但它们也只是控制岛屿,而且只在东地中海政治分裂的情况下才能维持。

  第五位、第六位和第七位挑战者在15世纪一同登场,它们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和奥斯曼。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们继承了安茹家族的遗产,想要通过意大利直捣东方,然而他们最终连意大利这关都没过去;西班牙建成了和奥斯曼匹敌的地中海帝国,但是似乎也满足于巡防意大利和攻击北非海岸,不敢越过雷池。

  在15-17世纪,统治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堪称罗马之后的第二个地中海帝国,奥斯曼以擅长扩张见闻,却始终受到地理屏障的辖制。

  从名义上来说,奥斯曼的疆土确实跨越了屏障,然而在这道屏障以西,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德伊和贝伊们自行其是,摩洛哥苏丹更是只在名义上承认君士坦丁堡主人的哈里发地位。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屡次讨伐奥地利,却始终无法取得他们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一样的战果,况且即使奥斯曼人在1683年当真攻陷了维也纳,他们的可选方案也只是在奥地利扶持一个新教附庸国。在地中海上,奥斯曼舰队在东地中海的各个岛屿上战无不胜,然而在越过界限之后,1565年的马耳他愣是不愿意接受罗德岛、希俄斯、科孚、克里特、塞浦路斯有过或将有的命运......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当中,东西地中海的屏障是奥斯曼帝国的囚笼,阻碍着它权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到了18世纪,随着奥斯曼与西欧国家力量对比的改变,这道曾经的阻碍居然悄然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防线。

  1690年代,欧根公爵的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群山间受阻;半个多世纪之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命令波罗的海舰队绕过欧洲前去地中海攻打土耳其,但这支旅途劳顿的舰队除了让奥斯曼朝廷大吃一惊以外,没有太多其它作用。19世纪伊始,奥斯曼的埃及成了英国和法国角逐的战场,然而在拿破仑离开之后,东地中海的土地依然属于帝国。真正的危机发生在西地中海:1830年法国攻占阿尔及尔,奥斯曼帝国束手无策,就仿佛那里不是自己的领土一样。几年之后土耳其人匆忙进军利比亚,消灭了地方自治的卡拉曼利王朝,然而这也没能挽救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命运。

  在18世纪开始,特别是19世纪到来之后,地理上的屏障成了奥斯曼帝国抵抗西欧野心的防线。英法可以在东地中海安插代理人,影响政局,甚至扶持希腊独立(1829年),但也无法直接控制奥斯曼的核心领土,只能满足于某种均势和稳态。至少在1860年前,地理屏障还能发挥若隐若现的作用,然而在此之后,技术将会毫不留情地发挥力量。

三、不列颠的地中海帝国:极限的消失

  技术的革新向来是个曲折的过程,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绝非一蹴而就。在蒸汽机不够先进之前,铁路依然是运河的侍童,而汽船只是帆船的婢女。因此,决定地中海命运的变化直到1860年代才浮现出来,它们分别是汽船、电报、铁路,以及苏伊士运河(1869年落成)。

  英国是工业革命后地中海的新主人,但它的统治方式十分奇怪,依靠的是舰队以及港口据点(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亚历山大港),而非沿岸的土地。与此同时,它也不得不和其它强权分享权力。

  法国在波旁王朝(18世纪)时期就有一支地中海舰队,并且把地中海视为核心利益所在。它的第一轮扩张被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终结,在19世纪又重振旗鼓,最终成为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东西地中海遗产的主要玩家,直到奥兰港湾之战(1940年)和阿尔及尔危机(1958年)才被迫退场。

  俄国一直对地中海抱有野心,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二世,乃至克伦斯基,都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只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短暂放弃了这种地中海野心。斯大林曾提出过在二战后获得一个利比亚港口,赫鲁晓夫时期的红海军参谋曾设想突破北约封锁,与新生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胜利会师。

  意大利对地中海的要求看起来最为正当,它也是唯一一个正面挑战英国地中海霸权的国家。然而19世纪沙文主义者和20世纪法西斯党徒的幻想都随着二战的结束化为了泡影。

  当然还有其它参与地中海事务的强国:美国在1815年派出军舰警告阿尔及尔的海盗,一个世纪之后更是有航母编队常驻;日本海军在一战期间在地中海作战,战争结束后还参加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托管委员会。

  技术进步让点对点的快速旅行,让即时通讯成为了可能,现代国家的权力空前突破了地理的限制,东西地中海之间的自然屏障从此形同虚设。英国可以直接统治埃及乃至印度,法国可以直接统治叙利亚以及越南。如上文所述,所有的强国,乃至美国和日本都可以把自己的权力投送到地中海。那道曾经分离罗马,囚禁奥斯曼,阻拦无数君主和将军的隐形之墙,几乎不再发挥任何作用。

  罗马帝国为何被迫一分为二?

  有许多更根本、更直接、更关键、更深刻的理由。

  然而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恐怕也只是自然强加给古代国家的一种命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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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么多答案,竟然没有人讲现在史学界的主流解释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观点,经济不均衡说。这令我惊讶。

经济不均衡说的核心要点如下:

1)整个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主要的地理单元组成的,以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南部为中心的西方领地,和以埃及和小亚细亚为核心的东方领地。

2)由于东方领地开发已经数千年并且自然条件优越,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数倍于西方领地。更要命的是,文化上也是东方领地占据优势。西方领地只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这种优势其实主要是罗马城的。

3)西部领土,特别是拉丁地区,为这种经济差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埃及廉价谷物的输入,意大利的小农经济被彻底摧毁了,剩下的只有大规模的庄园经济(《农业志》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破产的贫民涌入罗马,罗马皇帝只能靠从东部领地进行支付转移,用"面包和娱乐"安抚这些破产的公民(其中许多还是老兵)。

4)起初,西部领土还能靠某些商品弥补经济差距,如陶器,葡萄酒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作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领土迅速学会了自己如何生产这些商品。西部领土仅存的某些经济优势彻底丧失。

5)西部领土本身在承受着东部领土的经济剥削的种种社会后果,然而政治上,西部领土又在又通过政治权力反向从东部掠夺财富以弥补损失。但是,整个罗马帝国大部分时期,主要用兵地又都在东方。随着罗马人兵源的劣化(因为小农经济的破产),罗马军队不仅在蛮族化,也在东方化。

6)越到罗马帝国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西部领土就越像整个帝国的寄生虫,而且是越来越虚弱的寄生虫。这种情况下,东部领土试图与西部领土分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西部领土的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解决其社会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减少和东部的联系。

整体上来说,罗马的东西分裂,很大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东部独立的过程。为什么东部要独立?问这个问题,其实更应该问,罗马人何德何能,竟然征服了东部?


其他答案和评论都提出了一些问题,在此我来简单回答一下:

1)罗马人是否有完善的文官体系?

答案毫无疑问:有的。

罗马的文官体系历史悠久,从王政时代结束后就开始发展了,其常设官员保民官,财务官,执政官,检察官,司法官等。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官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财务官,一度拓展到了数十位。罗马人打仗素以后勤优良而著称,其所依赖的就是这套文官体系。

跟同期的汉帝国比较,罗马人的文官体系和汉代的文官体系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由于采用了包税制,罗马人的征税成本很低并且没有直接控制地方的需要,也就没有动力把自己的管理体制复制到被征服地,所以罗马治下的地方自治权力极大。

除此以外,我不认为汉代的文官体制比罗马人“更加完善”。

并且罗马人的统治手段也并不主要是官僚体系,罗马法和军队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一些。

2)罗马人如何看待东部地区?

很显然,罗马人视东部为征服领土。可能在初期,罗马人都没觉得自己能长时间统治东方。

一个证据就是,罗马人授予帝国居民公民权的大致顺序是“拉丁同盟者~意大利居民~西部领土居民~东部领土居民”,其中212年的赦令更像是苟延残喘的手段而非真心实意地想要给所有帝国公民以公平。

不确切地说,罗马人看待东部,有点类似满族人入关以后看待中原地区。

3)罗马自耕农为什么破产?

这个问题我记不清具体细节了,只能简略地答一下。

罗马征服胜利之后,大量的老兵在意大利或者殖民地分得了自己的土地。这些人本来是罗马帝国最坚定的支持者。

但是他们的将军和长官们,分得了更多的土地,掠夺了更多的战利品和奴隶(也就有了更雄厚的资本和更低的劳动成本),他们建立起了规模巨大的庄园。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有小农破产流入罗马城,成为流氓无产者。马略改革即是为了应对自耕农减少的情况。

但是罗马人不断取得胜利,被征召入伍的罗马公民也就一直能获得土地,重新变成自耕农。所以情况还不太严重,破产公民的数量被控制住了。甚至可以说,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于对土地的渴望——凯撒显然非常清楚这一点。

但是征服一旦停止,问题立马爆发。为了安抚这些饥饿的老兵,罗马的统治者(从凯撒到奥古斯都都如此)从埃及调运了大量谷物喂养他们。但是这一下造成了更多的小农经营困难(他们必须靠出售粮食获得其他产品),却对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庄园经济有着极大利好(奴隶的养育成本更便宜并且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用于生产商品)。于是土地兼并急剧恶化,导致最后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几乎没有小农剩下了。

罗马帝国大概有4000万人口,东部我记得大概是3000多万,西部可能也就一千多万。然而罗马城巅峰时聚集了100万人口,可想而知西部的经济系统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

土地兼并嘛,我们很熟悉。中国古代无数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甚至转运漕粮我们也很熟悉。但是罗马人的问题在于,罗马人认为,掠夺被征服地区养育自己的公民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的转运漕粮,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罗马人掠夺东方的财富,却真的是为了满足罗马人对“铁杆庄稼“的想象。

很多东西,时隔久远,记得不清楚了,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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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题目高大上,三言两语不知从何说起,我等鶸鸡只能从头谈谈自己对那段历史的认识,顺便碎碎念一番,请轻拍。

晚期罗马帝国出现“治权一分为二”的倾向,一般都认同始于戴克里先得四帝共治政策。

而戴克里先最为名留后世的功绩,除了四帝共治制度的开创者以外,还有一个“三世纪危机的终结者”

我们都知道三世纪危机,从235年到284年,短短50年间,帝国走马灯般的换了20余位皇帝,再算上自立称帝的,割据自重的,平均一年有一位“皇帝”人头落地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帝国内战不断,外患也不小。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些人的野心膨胀,而是屋大维所建立的那一整套体系,已经玩不转了。这里面有这个体制本身的硬伤,也有三世纪危机前的皇帝们的人祸因素加速,这些问题上我的观点在

如何分析三世纪危机的产生原因,是否可以避免? - lzhalzx 的回答

这个答案中讲得比较清楚了。

而在经历了三世纪危机的反复折腾以后,罗马已经不仅仅是这么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了,应该说整个罗马社会已经完全处于无序的状态了,如果不能完成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任何结束战乱的努力都是泡影——这就是戴克里先上台时面临的困境,他不是一上台就知道“我的登基意味着危机结束了”。

他是伊利里亚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伊利里亚是一个地名,位置大致等同于今日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这个王朝的皇帝们之间往往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都出身伊利里亚军区,基本上是“老上司——得力手下”的关系,换句话说,十足十的就是一个军阀派系——这也是三世纪危机的常态。戴克里先亲兵队长出身,军中威望很高,从生涯履历来看,也是属于非常能打仗的,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伊利里亚王朝中另一位著名的皇帝奥勒良(270-275在位),那可是战神级的人物,灭割据,退外敌,收拾破碎河山,对罗马几有再造之恩,得了一个“世界光复者”的尊号,但只当了5年皇帝打了5年仗,最后被人刺杀了结。身后到戴克里先上位不过9年光景又是4任皇帝更替。其中一位还是戴克里先老上司的儿子,被他亲手推翻。甚至老上司的被刺,也可以说是发生在戴克里先的眼皮底下(假如他没有参与这个阴谋的话)。

戴克里先的上台既然是典型的三世纪危机风格,那么他也很有可能以三世纪典型的风格“下台”。在他上台的前半程,情况也依然如旧:内乱不断,边疆也不安生。不过幸运的是,他成功熬了过来,在位20年,是三世纪危机以来第一位长期在位的皇帝。他也成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重建帝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很难说清楚是这些改革让他得以坐稳皇位,还是他长期稳定执政才让改革能成功推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帝国走出三世纪危机,是这些改革的成功启动和此后的越发深入的功劳。

说回四帝共治,这个体系的目的,是解决那“一揽子问题”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戴克里先需要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或者更确切的说,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旧的体系根本谈不上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元首制时代的地方行政,透着很明显的“委任”特征,或者更形象的说,和近代殖民帝国体系类似。可以参见这个转载:

古道罗马帝国是一个有类似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吗? - lzhalzx 的回答

而戴克里先的改革,是要把这个殖民帝国向单一制体系转化,旧的行省被分割成相对更小的行省(也就是增加了行省数量),行省的不再享有过去程度的自治权力。而相应的,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需要有能力运作处理全国的重大事务,而在以前这是不存在的。

这就造成了两个困难,一是罗马帝国广阔的疆域造成的困难,就和古中国面临的困难类似,交通手段不易支撑纯粹的中央直接控制地方的管理模式,当然由于地中海的海上交通提供的便利性,罗马的情况要好很多;第二就是中央政府的能力问题,事实上在元首制时代,罗马简直称不上有一个“中央政府”,它根本没有系统的中央文官体系,旧的治理模式下也不需要这样的体系,皇帝和他的顾问小圈子(亲信,朋友,甚至受信任的奴隶),再加上一些低级官吏就足够应付,因而罗马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文官体系可以管理整个帝国。

所以戴克里先选择了四帝共治体系来解决困难,这个选择谈不上是被迫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解决同样的困难,之后我们会看到。之所以出现四帝共治,应该说是源自戴克里先的“智识所限”,当然这是一种以今非古的说法,变革的时代下戴克里先也只是摸石头过河,选择他觉得可行的方案而已。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方案不靠谱。

这个方案很好理解,就是通过设立多个中央政府,各管一块,缩小每个“帝”需要直接控制的区域,从而解决前述两个困难。

到这里为止,在解决问题上,其实是ok的。然而它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简直就是在人为制造内战契机啊!

两个奥古斯都之间如何协调,如何解决异见,凯撒名义上是奥古斯都的副手,实质上奥古斯都如果权威不足也并不能有效控制凯撒,这些都是这个体制下无解的困难。

更糟糕的是,按照戴克里先的设定,凯撒是奥古斯都的副手,也是其继承人。一旦奥古斯都退位或者去世,凯撒自动接任奥古斯都,并任命新的凯撒——所以奥古斯都们的儿子怎么办?要知道最初的凯撒和奥古斯都都是戴克里先任命,互相之间没有亲属关系,而奥古斯都和凯撒们都有自己的家族,有成年的儿子,继承了父辈的威望和财富,以及大部分人脉关系,而新任奥古斯都,也就是之前的凯撒,他势必任命自己的儿子或者亲信为新的凯撒,于是前任奥古斯都的儿子就成为了危险的定时炸弹。

戴克里先当然是有常识的人,所以他注意到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他在位的时候根本不是问题,所有皇帝都是他直接任命的,也根本上就是他的提线木偶,他一句话就可以让另一位奥古斯都滚蛋。而第二个问题,如果拖到他去世,那就来不及解决了,所以他做出了特别的安排:

公元305年,他宣布退位,把奥古斯都位传给凯撒伽列里乌斯,同日西部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利安也自(被)愿(迫)退位,把位置传给了凯撒君士坦提乌斯。

这种安排,无疑是戴克里先希望他设计的体系能够安稳实现换代,所以宁可提前退位,也要趁着自己还能控制全局时,强行推动其换代,这样这种换代就可以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维持下去。

同时,他通过全力支持自己的凯撒伽列里乌斯,想把他打造成下一个戴克里先——掌握真正的最高权力,成为仲裁四帝体系的那个“真正的皇帝”。

结果是,戴克里先得以成功活着看到他得意之作的崩溃——而且快的超乎预料。

伽列里乌斯在继承奥古斯都位之后,在戴克里先的支持下,任命了两位新的凯撒——没错,是两位,所以西部的新任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被强行塞了一个副手+继承人。于是现在在西部心怀不满,同时也极有能量的定时炸弹可就多了:实际上被夺了皇位的马克西米利安,实际上被夺了实权的君士坦提乌斯,没了继承权的马克西米利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对,就是那个最有名的君士坦丁。

仅仅过了一年,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他的军队立刻拥立君士坦丁为新皇,而另一边伽列里乌斯任命的那位凯撒塞维鲁自然也要宣称自己继承奥古斯都之位。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伽列里乌斯勉强同意君士坦丁担任凯撒。然而很快马克西米利安父子也跳了出来发动叛乱,塞维鲁被杀,马克西米利安再度自称奥古斯都,不甘心的伽列里乌斯率军到西部平叛,发现奈何不得之后又自行任命原本的东部凯撒李锡尼为新的奥古斯都。此后马克西米利安父子反目等等,各种大戏不断,帝国仿佛又回到了三世纪的混乱之中。

308年,隐退的戴克里先出山调停,此时帝国内的“奥古斯都”已经有6位,还不算死掉的赛维鲁。不知道老戴这3年心中做何感想。然而他放弃帝位3年之后,也已经不可能控制住当时的局面了。他的调停多少起了点效果,但是也只是一点卵用而已。311年伽列里乌斯去世,李锡尼和伽列里乌斯的凯撒代亚瓜分了他的领土,这时西部则是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并立。然后内战又起,312年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提乌斯统一西部,次年和李锡尼会盟,随后李锡尼打败代亚,统一了东部。帝国进入双方对峙。此后双方战战和和,直到324年君士坦丁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统一了整个帝国。

君士坦丁的上位才标志着罗马一个新的复兴时期的真正开始——戴克里先只是完成了止损和复兴的序幕。

君士坦丁继承和发展了戴克里先推动的许多改革——实际上好多改革我们都讲不清楚究竟是他们哪一位推动的,往往简单并称为戴君狄(狄奥多西,之后会提)改革。并推动了其他更多改革,最著名的无疑是合法化基督教的地位,当然这不是这里的重点,不说了。

在地方治权问题这个戴克里先的滑铁卢上,君士坦丁做出的处理就强得多了,甚至可以说成功为罗马打下了万世之基——虽然实际上只成功运作了没多久就毁了,但是起码在东部又得到了重建,并且成为之后千年拜占庭的立国之基。

君士坦丁终止了戴克里先设立多个中央政府的方法,转而寻求加强中央政府的“性能”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

君士坦丁是第一位建立完善文官体系的罗马皇帝,他设立百官,建立中央行政体系,培养起一个官僚阶层,以取代已不堪用的元老和骑士阶层,实现对全国行政权的梳理。并且将军事指挥和军事管理权分离,实现以文官政府制约军队。

在君士坦丁时代,以中央——大区——行省为骨架的行政体系开始成型,并成为未来数百年内罗马的行政基础。

君士坦丁还是任命了若干位凯撒,都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体制下的凯撒不同于戴克里先时代是一个中央政府的“皇帝”,而更类似于比大区长官稍高的超级地方官的性质,整个帝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另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件,就是建立君士坦丁堡和迁都了,这对于罗马分治的命运也有不小的影响。

实际上,帝国的经济命脉,从一开始就在东部。以小亚,叙利亚,埃及为代表的东地中海地区,无论农业上还是商业上,发达程度都超过西地中海地区,毕竟前者才是辉煌的希腊化文明的核心区域,而罗马只是文明圈的边疆。今日我们知道西欧的繁华,但是在古代,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都是欠开发的蛮荒地区,无论人口还是开发程度都远逊于繁华的东部,西部只有意大利和迦太基地区(今突尼斯),依赖繁荣的地中海贸易,以及政治优势实现对东部的吸血,有很高的开发程度。

在整个帝国时代,东西部地区差距是在缩小的:东部地区由于沉重的税负而增长停滞乃至衰退,而相应的西部地区则是在发展,尤其是意大利几乎是利用全国的资源来营造繁荣。

但是无论如何,经历三世纪危机以后,在罗马世界陷入全面衰退的情况下,东部的情况依然是要远好于西部,这和三世纪危机中主要的冲突和破坏都多数冲着意大利去也不无关系。

戴克里先就已经把他的政府搬迁到了东部。在他的四帝共治体系中,由他本人(也就是东部奥古斯都)统治的辖区,首都在尼科米底亚(今土耳其伊兹密特,至今也是大城市),包括了小亚,叙利亚,埃及——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东部所有的经济中心。他治下领土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要超过另外三帝的总和,这也是这个制度下他有能力控制全局的一个原因(当然关键还是强大的威望,尤其是军队中的威望)

而君士坦丁选择的新都,它的地缘之好,已经不用赘述了,看看它日后的辉煌就知。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首都:扼守关键要冲,极度易守难攻,贸易枢纽,海运便利。通过君堡,皇帝可以轻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色雷斯和小亚两个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再通过发达的海上交通实现和叙利亚、埃及、迦太基等重要地区的交通和有效控制。相比之下,罗马距离东部太远了。

君士坦丁堡有千般好处,让人不得不无条件的支持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一决策是天才的,是福泽千年的。但是终究还是有一个问题:新罗马始终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取代罗马的地位,尤其是精神地位。

罗马城在过去的一千年间始终是罗马国家毫无疑问的中心。它是罗马的龙兴之地,是罗马之所以是罗马的原因。罗马城的人口,可能在共和国末年就达到了百万级的规模,三世纪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的罗马城凋敝了许多,但是在4世纪初年,人口可能仍在70万级别,仍然是帝国最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要在人口上超越罗马城并不是太难,实际上建成后不久,其人口就到了30~50万的规模,到4世纪结束的时候其人口已经开始逼近100万。在经济地位上超越罗马则更加容易,罗马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要冲,而是一个吞没的终点——全帝国的资源供养的城市,而君堡的人口规模则是自发地形成的,经济上的活力远不是罗马能比。但是在精神上,新罗马终究不是罗马,对于每一个自豪于罗马的伟大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其中就有“守旧”的典型元老阶级。

元老院虽然在元首制时代被普遍目为“橡皮图章”,但是这不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实际上元老院虽然无法抵抗掌控了军队的元首的意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他们至少有两张底牌:

1.元老院从“制度上”来说,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元首的人选“理论上”是元老院决定的。虽然元首制时期这并没有什么卵用——真的没有卵用吗?其实也不然,一旦元首无法控制局面,或者元首暴毙,总能看到元老院的活跃。有许多元首都是元老院(以其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走个流程)推上位的,三世纪危机中还有更多坐几天位就被弄死的倒霉鬼是元老院的人选。元老院有这个大义名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政治资本

2.元老阶级的入门门槛,首先就是财富标准。可以说元老阶级基本上就是帝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这在罗马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说,皇帝和他所团结的那个核心圈子,不缺乏元老。

旧元老阶层,由于其世袭特性,到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期已经完全不堪用了,基本上就是一群混吃等死的米虫和落魄贵族。

但是君士坦丁需要一个权贵阶层,他的官僚体系需要这样一个阶层来操持,他选择了对元老阶层进行洗牌,让这个阶级换发了新生。

他终止了元老的世袭制度,从此这成为一个终身头衔,同时大量拔擢新的元老,这些新元老都成为他建立的行政体系的高官。

这个新政的得罪人之处可想而知,旧元老们虽然通过财产继承,基本上还是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世袭,但是如果家道中落或者分家,那么家族终究会退出元老阶层。实际上这个制度运作一百多年后,元老院里基本上都成了新面孔了,不再是那些数百年的家族。

但是它确实激活了元老阶层的活力和新陈代谢。虽然元老本身不带来任何权利(只有一些特权可享受),但是新元老们都是手握实权的政府高官。

330年,君士坦丁迁都。他带走了中央政府,却把元老院留在了罗马。

君士坦丁这么做,可能的原因是他不希望一堆米虫,还是对他很不满的米虫在他的新首都天天开会批判他,更可能的原因是他更不希望他的政治精英们有一个程序合法的地方来私下集会——他带走了中央政府,也就意味着带走了绝大多数新拔擢的元老,这些手中有实权的元老们如今想要开元老会议,就必须回到罗马的元老院,对于公务缠身的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元老院在君堡,说不定皇帝前脚把官员们得罪了一下,后脚他们就跑到元老院关起门来闹个大新闻,把皇帝批判一番。

当然,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儿子君士坦斯二世后来还是在君堡建立了元老院,里面基本上都是退休的前政府高官,新元老院事实上成为了高级官僚的养老院,多少起点咨询作用而已。

于是最终帝国还是出现了一东一西两个元老院,这两个元老院实质上都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偏偏从理论上说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力,这种情况很不利:天子已经有了,就等诸侯来“挟”。这也是罗马政治的一个痼疾:表面制度和实际运行完全是两套体系,这个从共和国晚期开始就一直存在,时好时坏但是从来不曾痊愈的痼疾要陪伴罗马走完古典时代甚至中世纪。

后来在西帝国许多权臣操纵皇位,都是通过元老院来获取合法性,成为了导致西部政治混乱,和东部失去协调的一个原因。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去世。他留下了一个焕发新生的帝国。尽管还有各种问题,但是新的骨架已经搭好,这个体系未来将被证明可以有效运作数百年。

但是君士坦丁大帝好像还是忘记了一个关键的事情:谁会是他的继承人?

自从326年君士坦丁大帝杀死了他的长子之后(原因成迷,恐怕永远无法知道了),他就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表态。而他去世时,他有三个成年的儿子,都担任凯撒,还有一位弟弟此时担任执政,一位侄子担任凯撒。

没有明确的继承规则,这是从罗马帝国伊始,一直伴随到1453年的硬伤,这是罗马帝国的“共和精神残留”,也是前述“表面制度和实际运行完全是两套体系”的问题之一,君士坦丁在他的一系列伟大改革中没能处理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终究还要让罗马一次一次的继续吃苦头。

君士坦丁死时,三个儿子最年长的君士坦丁二世不过21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20岁,最年幼的君士坦斯可能只有14岁,但是这三个年轻人下手可一点都不轻——就在君士坦丁死后不久,首都发生了一次动乱,大量君士坦丁家族的成员被军队杀死。这事情一般认为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主使,另外两兄弟可能合谋。无论如何,清洗之后,三兄弟施施然瓜分了死去的叔叔和堂兄的管理的土地,然后分道扬镳:他们以当凯撒时的辖区为基础划分了各自领土,大致上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东部,君士坦斯统治意大利,迦太基和巴尔干,君士坦丁二世统治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

这是又一次,帝国领土被分治,而且这一次是由于诸子分家。这也体现了帝国从元首制僭主国向真正的君主制帝国的转变:曾经的帝国虽然也有子承父业,但是元首首先是一个国家公职,是不可分割的,而如今的帝国就像皇家的财产一样,可以在继承人间任意分割。

由于君士坦斯年幼,整个中西部帝国实际上是君士坦丁二世统治。几年后随着君士坦斯成年,双方矛盾爆发,君士坦丁二世率军攻入意大利,结果反而战败身死,君士坦斯接收了君士坦丁二世的领土,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东西相安无事。

这是戴克里先之后第二次分治的过程,可以看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因素是“被迫”的,这源自君士坦丁大帝没有处理好身后事,也可能是因为三个儿子都还年轻,他没来得及做出决定。但是如果这样的意外一再地发生,渐渐就会成为习惯和传统。

350年西部爆发叛乱,君士坦斯被杀,君士坦提乌斯起兵复仇,在353年统一了西部,又一次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是一位很被低估的皇帝。尽管他统治时期并不是非常安稳,但是这些动荡并没有酿成严重的内战,整个罗马社会还是在稳步上升,这是君士坦丁大帝改革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三世纪危机以后罗马最好的年代。

355年,深感分身乏术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拔擢尤里安为凯撒,负责高卢地区对日耳曼人的前线。尤里安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堂弟,也是君士坦丁家族最后一个男丁了。他的父亲就是337年死在君堡政变中的前述执政,他因年幼逃过了屠杀,但是之后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他深信君士坦提乌斯是那次屠杀的真凶。他的兄长盖乌斯351年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出发平叛前任命为凯撒管理东部,354年腾出手来之后就以谋反罪名处决。

这种情况下尤里安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仇恨可想而知。早年的颠沛生涯让他学会了隐忍,他在高卢谨遵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命令行事,而且干的相当杰出,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军队的拥护。直到360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出兵迎战波斯入侵,要调动尤里安的大部分军队,或许是忍无可忍,或许是觉得时机成熟,尤里安竖起了叛旗。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尤里安的叛军还没来得及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军队交战,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就病死了。临死前他还是指定尤里安为继承人,毕竟这是家族最后的血脉了。

于是尤里安登上了皇位。作为君士坦丁家族的末裔,家族带给他的却只有无穷的阴影和仇恨。他将要会报复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摧毁他的一切努力,也包括了君士坦丁父子建立的新制度——不管他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在他的治下,罗马走上一个新黄金时代的路,断裂了。

关于背教者尤里安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在他同时代的多神教史学家对他极尽推崇,而后来基督教的史学家对他则自然是一边倒的批判。在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爱德华·吉本开创近代罗马史学这门学科后,由于启蒙运动反基督教压迫和吉本本人学说的影响,对尤里安的评价又转向正面,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吉本范式的逐步被质疑被推翻,对尤里安的评价再次转向批评。在这种赞与踩的反复中,尤里安的形象从一个完美的哲学皇帝,到卑鄙的叛教者,到维护旧传统的悲剧英雄,再到一个治国无方,动摇国本的天真梦想家,经历了太多次华丽转身。

如今关于尤里安究竟心中是如何打算的,他是想要维护旧传统,还是建立新秩序,还是单纯想报复,又或者其实根本没有长远计划,这些固然可以争论,但是恐怕永远不会有结果,我们无从知道他内心的真实,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作为究竟为帝国带来了什么。这也是当代史学的正确态度——尽管我们很难做到。

而如果从这一的角度出发,那么尤里安给帝国带来的只有破坏。

尤里安的具体作为简介,可以看这个转载

如何评价叛教者尤里安对晚期罗马帝国的作用? - lzhalzx 的回答

(由于答案本身就是转载,请不要点赞了)

关于他的争议和主要责备,主要的一块在宗教部分,这个和主题无关,就不废话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影响重大的作为,那就是摧毁了君士坦丁建立起来的中央政府。

他一上台就将君堡政府的四位高官处死,有的书里称四位“首相”,其实是指分管一块的四位官员。

杀了也就杀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事情作为天朝人也很习惯,虽然和尤里安一直努力经营的道德形象不符(阿米安,多神教史学家,当时尤里安的铁杆支持者,也是所有尤里安粉的史料来源,对此也是有些不忍,认为其中有杀戮了无辜)

但是尤里安杀了之后,不任命新官员,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瘫痪,尤里安重拾了元首制的模式,以一个自己的私人顾问圈子来处理一切事务,其结果是君士坦丁建立的中央-地方体系形同虚设,地方势力再次抬头,帝国从此多事。

假如尤里安不死的那么快,帝国必将会成为另一个样子——恢复成一个古典的帝国?不,更有可能是直接分崩离析。不过这些辨析都不是本文主题。363年,尤里安远征波斯。这次远征非常仓促,目的不明。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尤里安希望转移国内的巨大矛盾,同时通过一次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不过他在军队中同样感受不到安全:基督徒占了军队中的多数,而多神教徒许多对他同样没有好感。尤里安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过于深入美索不达米亚,结果被击败,本人也重伤身死——有说法是罗马军队杀死了他,但当时的官方说法是被波斯人投矛杀死,无论如何,考虑到投掷标枪的有效距离,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以说明军队对于保护他们的皇帝是如何的淡漠:如果不是亲手杀死皇帝,那也是坐看皇帝战死。要知道这次失败并不惨痛,罗马军队损失并不大。

尤里安死后,军队表现出了欣然接受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当天就推举基督徒约维安为皇帝,约维安平安把部队带回国内后就去世了(很可能也是在那场战斗中受伤恶化),军队又推举了瓦伦蒂尼安为皇帝。这个时候帝国正面临两个重大威胁,其一是紧随而至的波斯反击,其二是日耳曼前线因为尤里安把军队抽走导致的空虚,日耳曼各部落乘机涌入帝国。

于是瓦伦蒂尼安把他的弟弟瓦伦斯也加冕为皇帝。自己管理西部,弟弟管理东部。

这是第三次,罗马帝国治权的分离。这次分离具有非常明显的应急措施的特征,几乎就在瓦伦斯加冕以后,兄弟二人就把军队一分为二,各赴前线。但是因为种种因素,临时应急措施也可能变成长期制度。

瓦伦蒂尼安和瓦伦斯是优秀的救火队员,他们让帝国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下熬了过来,不过他们也仅仅是战士和将军。若是帝国强盛,他们未尝不能成为图拉真那样开疆扩土的雄主,但是帝国危难,他们无法直指帝国积弊的源头——政治崩溃, 没能重建君士坦丁的政治体系,于是只能是把整个皇帝生涯花费在不停的作战上,对外对抗一波波蛮族人从不列颠,从日耳曼,从多瑙河流域,波斯人从高加索和东方的进攻,对内镇压起义和叛乱。

在这样的窘境下,一国两帝,东西分治的情况自然是不会改变,甚至没有动力去改变,对于两位皇帝来说,自顾尚且不暇,没有得心应手的行政体系,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半个帝国的统治已经颇为艰难,还要接对方的包袱?

375年,瓦伦蒂尼安病逝在前线,军队拥立他4岁的儿子瓦伦蒂尼安二世为皇帝,和之前已经被父亲加冕的兄长格拉先并立。迫于军队的压力,格拉先同意和弟弟分享皇位,把意大利,北非和伊利里亚划给瓦伦蒂尼安二世,自己统治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罗马的政治已经有退回到三世纪危机时期的迹象了,军阀化,皇位增减如同儿戏,皇帝年轻,甚至就是幼儿,不能控制局面。而东部皇帝瓦伦斯对此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关心的迹象。

378年,瓦伦斯轻敌冒进,不等格拉先的援军到位,在亚德里亚堡惨败给哥特人,阵亡。这兄弟两算得上马革裹尸,一生献给罗马,但是帝国的境况反而更加险恶。东部因为这一战而人心浮动,军队组织完全崩溃,几乎感到崩溃在即,而西部格拉先兄弟一个19岁,一个不过7岁,格拉先率军赶到后感到自己无力控制局面,于是指定狄奥多西成为东部的皇帝——狄奥多西曾经是多瑙河前线的军团长,此时则是一个普通的行省官吏。格拉先为何会指定他作为皇帝,不是很清楚,但是事实证明了他确实慧眼识才:狄奥多西是东帝国续命千年的另一大功臣,和君士坦丁一样享有后世“大帝”称号。遗憾的是,因为种种缘由,他成了最后一位“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狄奥多西首先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在随后亲自指挥军队对抗哥特人的作战中几乎都是一败涂地,但是他是一个绝佳的组织者,对于帝国来说,这比一位长胜将军要重要太多了。狄奥多西很快重建了东部的军队,并且在一些挫折之后还是凭借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拉拢分化等手段降服了哥特人:哥特人向罗马臣服,获得一定的自治权,代价是要向罗马提供兵力。这对于哥特人来说是一次大成功,对罗马来说这是昔日睥睨天下的帝国梦的破碎,从事后角度来说这件事意义深远,未来会葬送西帝国,但是从现实出发来看,这次和解狄奥多西好处多多:解决了哥特人的长期威胁,获得了宝贵的兵源。此后哥特人部队一直在狄奥多西麾下服役,多有战功,成为罗马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狄奥多西最重要的贡献是他重组了东帝国的政府——自从尤里安摧毁了这个体系后,几十年来罗马是一直运作在一个很无序的行政体系下:不完全古典式,但是又没有完整的体系为支撑,结果就是一团乱麻。狄奥多西几乎将君士坦丁的改革又原样重做了一遍。重建了东帝国的行政体系,未来正是这个体系保驾东帝国走上5~6世纪的黄金时代,保驾查士丁尼的“再征服”伟业,保驾帝国撑过了波斯的汹汹攻势,直到阿拉伯大征服时期才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狄奥多西的另一个重要作为是尊定基督教为国教,结束了之前几十年的宗教乱象。此前由于尤里安的“背教”,原本基本上和平演变的基督教取代多神教过程激化成了武打片,民间暴力冲突不断。狄奥多西的决定引发了最后一波激烈冲突——此时基督徒人数已经是帝国绝大多数,再加上政府支持,结果自然没有悬念。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国教化”其实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也带有把教会纳入控制的作用。自狄奥多西开始,皇帝把原本属于自己兼任的罗马大祭司头衔册封给基督教五大牧首,事实上也就是把教会的最高任命权掌握在了手中。这一影响甚至比罗马帝国的政治控制本身持续的时间还要长:直到公元772年为止,罗马教宗的更替才停止由君士坦丁堡皇帝确认册封,此时距离帝国最后一次控制罗马城都已经过去了好多年。

由此,罗马人才算是真正学会了如何维持一个庞大的单一制帝国的统治,以完善的官僚系统为核心,以地方军-野战军体系为武力,以全国性的宗教系统为凝聚,以唯一的中央政府为枢纽。这个体系将被证明是合用的,足以支撑帝国数百年甚至更久。

然而遗憾在于,只在东帝国建立了这个体系。而狄奥多西,作为最后一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皇帝,没能像挽救东帝国那样挽救西帝国。

公元383年,高卢将领马克西米乌斯反叛,杀死了格拉先,自立为帝。

在大约387年,马克西米乌斯攻入意大利,瓦伦蒂尼安二世逃亡到东部,向狄奥多西求援。狄奥多西接受了,并率军于388年打败了马克西米乌斯。

到此为止,狄奥多西实际上已经把整个帝国都掌握在手中了。但是他并没有趁机废黜瓦伦蒂尼安二世,在西部呆着的几年里也没有推动实质上的改革。狄奥多西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许是由于对格拉先知遇之恩的回报,或许是觉得东帝国正在改革关键时刻,不想再背上西帝国的包袱,或许只是纯粹照顾自己的名声,已经无可追寻了。他留下了一位将军阿波加斯特“监护”瓦伦蒂尼安二世,自己在391年返回了东部。

结果是他前脚刚走,后脚又出事了。392年,在一次和阿波加斯特关于政策的激烈争吵之后,瓦伦蒂尼安二世被发现在自己的房间内“自杀”了。事实的真相又一次无法得知了,但是显然多数人,包括狄奥多西在内认定是阿波加斯特谋杀了瓦伦蒂尼安二世。毕竟两人因为争夺权力而关系恶劣人尽皆知,而阿波加斯特立刻自行拥立了一位傀儡皇帝就更加显得可疑了。

393年,狄奥多西立自己9岁的小儿子霍诺留为西部皇帝,以示不会和篡位者妥协。394年,狄奥多西在冷河打败阿波加斯特和他拥立的皇帝。到此,狄奥多西算是统一了帝国——尽管他从来不是帝国唯一的皇帝,比如此时他就算是和他的两个儿子共同为帝。不过毫无疑问这个时候他是帝国实际上的,也是唯一的最高权威。

然而就在他似乎终于要开始在西部大展拳脚的时候,命运却和罗马开了一个玩笑——395年,狄奥多西病死,年仅48岁——尽管对于古代来说这个寿命也不算短,但是对于罗马来说却是太大的损失。命运之神似乎对狄奥多西浪费了388年的机会很不满,于是再不肯给他时间去改革西部。

于是帝国再次分给了狄奥多西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似乎一切又回到了起点,但是这一次,轮回走向终结。


狄奥多西的死,被各种教科书中称为罗马最终分裂的标志。当然其实他并没有干什么分裂帝国的事情,他只是没来得及完全修复帝国。而因为他死以后,无论东西,都再没出一个能做到统一帝国的人,因此这个“最终分裂的标志”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对于罗马来说,很不幸的就是狄奥多西功业未尽,留下了西帝国依然是一个烂摊子,而他死得早,也导致了两个儿子都是年幼,霍诺留只有11岁,东部的兄长阿卡迪乌斯也不过17岁。更不幸的是狄奥多西家族似乎就没有长寿的命,阿卡迪乌斯只活了30岁,又留下了一个7岁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霍诺留也不过活了39岁,而且没有子嗣。

于是西帝国几乎在395年之后立刻就出了问题,短短15年后阿拉里克就攻陷了罗马。霍诺留死后就是走马灯一般的换皇帝,无序,军阀混战,蛮族乘机涌入,而东帝国两代也是主少国疑,外有匈奴入侵,却没有陷入西帝国那样的政治动荡,和有效的政治体系不无关系。等东帝国腾出手来,西帝国已经是糜烂无救了。

假如狄奥多西完成了对西帝国的改造,哪怕没有合并两个政府,会是如何?也许西帝国就不会那样轻易地在几十年内就瓦解,而未来的走势,无论是彻底和东帝国分道扬镳,发展成两个不同的“罗马”乃至反目成仇,还是在某一时刻完成一次征服式的再统一,形成新生的帝国,都是可能的,然而现实则非常讽刺:西罗马还来不及和东帝国完全分离就淹没在内乱和蛮族之中了。

有许许多多偶然因素导致了罗马的命运,历史远没有那样注定。或者说腐朽的古典罗马的毁灭是注定,但是罗马转型成新的,跟得上时代的新生帝国的机会,是存在的。而最终罗马不知该说幸还是不幸,他们确实出了君士坦丁那样的千古一帝,出了承前启后的戴克里先,出了力挽狂澜的狄奥多西,但也出了尤里安,出了一些勤奋但不出彩,坐失良机的皇帝,种种因缘巧合之下最终完成了一半的转型,结果就是失去了西帝国,东帝国独自走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这就是我认识中的,罗马东西分治的前后始末。我把他看成古典罗马走向灭亡,罗马挣扎求存,变革求生的过程中,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而产生的,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它们变革进行的程度不同,而最终西帝国被历史潮流淘汰,东帝国则独自存在。如果他们都能完成改革,如果罗马的改革不是经历这么些波折,那么两个政府并存的情况必然不会持久地存在。也许“东西分治”就和四帝共治一样,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有多少人关心四帝共治中东部副帝的领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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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A1 11人机房曾经有过BUG,米波出绿鞋,主身绿鞋没碎、分身受到伤害的时候,会直接掉一个绿鞋下来,被4422A一轮直接掉四双,而且米波可以捡去卖,线上挂机到6、买一双绿鞋,闭关十分钟直接六神装。

那个地图还有一个BUG是所有按秒回血的装备5倍起效,回2能秒回10点左右,回5加一个铁意头盔能抗高地不掉血,当时11人机房一堆打人人的,我靠着这个设定用兔子搞死过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出门带回2,线上抢两刀再买一个回2,然后给自己套子,追人烫,甚至抗塔烫,反正秒回20,一塔也打不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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