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有哪些鲜为人知但是温暖人心的片段？ 第1页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假如现在国家战乱，外敌入侵，而你刚好读到了大学，你可以远走海外不闻窗外事做研究，你也可以去后方政府干个翻译之类的闲职，你会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假如你投笔从戎了，结果叛徒告密你的驻扎地点被暴露，但长官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学子，把你们安排在了战场最容易跑的地方，你会怎么做？

第三个问题，假如你没跑而是和同是学生的伙伴对付敌人，经过你简单计算，你发现十个伙伴才能干掉一个敌人，而且因为太匆忙，枪是几个小时前发的，许多人包括你自己都不会开枪，你只能拼刺刀，你会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1937年，北平，目睹了一二九运动之后的青年学子纷纷投笔从戎，于是成立了一个学兵团，组成人员包括北平大学，高中，初中的孩子。指挥官宋哲元为了保护这些孩子把他们放在南苑的南边，简单来说就是不容易受攻击，而且最容易跑。

值得特别说的是，这些孩子当时可以谋到政府中翻译或秘书之类的闲职，不会有性命之忧。

第二个问题，和平人士潘毓桂把守军计划全盘托出，并且特别指出学兵团的位置，给皇军说这里的孩子没作战经验，可以来个出其不意。

在领到枪几个小时后，学兵团驻地炮火连天，许多学生连枪还不会开，只有与鬼子拼刺刀。

第三个问题，会开枪的开枪，不会开枪的拼刺刀，但怎能拼过会玩刺刀的鬼子呢，一个不行了，第二个上，第二个不行了，第三个上，以此类推，几乎就是用人堆出来的。

最后伤亡比例是十个学生对一个日本兵。

这些学生若要跑自然有人给洗白，学良让东三省之事不是那么多人洗白吗。

这些学生若也学和平人士潘毓桂，汪精卫与日合作之事不是那么多人洗白吗。

可他们没有，他们义无反顾地上了。

1700人上去了，只有600人回来。

我有时会瞎想，他们如果还活着，他们会不会上知乎？

他们会不会因为五毛美分吵起来？

他们会不会看烂片而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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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和平人士潘毓桂呢，抗战胜利之后还能苟活到1961年，最终病死在狱中，我只能说苍天无眼。

潘毓桂告密的不止是守军计划，他连撤退路线也说了。

赵登禹将军战斗负伤坐车撤离，因为车辆目标较大，当场被日军机枪穿透车，壮烈殉国。

佟麟阁被击伤落马，带伤突围中弹，壮烈殉国。

南苑守军七千子弟，伤亡五千。

我见过公知说潘毓桂太好了，他的诗，他的画，他一袭长衫，他文人做派，他照顾李香兰。

这样看来潘毓桂简直就是古代文人的翻版，

这样一对比，那些学生太傻了，不会琴棋书画，不懂吟诗作对，没有才子佳人，居然逆潮流而动挡住了皇军的路，而且傻得不去后方苟且偷生，或者出来做个和平人士，而是去前线杀敌，太傻了，蠢得无药可救。

可我爱这些蠢的人，因为有这样傻的人，我才坐在电脑前打着这些文字，这些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的文字。

夜深了，看着月亮，那年的月亮是不是也这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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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是我自己的地，所以我觉得闹心的就删除了，你们撕请去别处，心累，这年头还有为汉奸诉说心路历程的。

以下内容全部选自《突击》第38期 《为理想而战的人们——纪念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中） 作者为我的好友 前辈 白瑞德

1936年11月8日早晨，配备苏式武器，穿戴着正规制服与头盔的第11国际旅的官兵，以整齐的队伍沿着马德里著名的“第一大道”（Gran Via）步入了市中心。对于习惯了穿着杂七杂八军服的民兵部队的马德里市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这样一支肃穆的军队排着整齐的方阵，威严地踏步而来的时候，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叛军进城了，恐慌眼看就要开始蔓延......

列宁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无产者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要会唱国际歌，那他就能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同志”。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当街道两边聚集的市民惊恐的看着这支陌生的军队时，这些行进在马德里大街上的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和英国人，用各自不同的母语，唱起了同一个旋律——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瞬间的沉默之后，街道两边的阳台上爆发出了一片“苏联万岁！”的欢呼声。英国政论家福·皮特开林后来写到：‘“向国际旅致敬的雷动般的欢呼声响彻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大街，他们也用欧洲所有的语言来回答这些欢呼声”。根据一位化名为卡尔·安格尔的塞尔维亚籍战士的回忆：“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很多老年妇女，她们用一只手擦拭着涌出的泪水，用另一只手握拳高举——向我们致以‘红色阵线’式的敬礼......”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看到这个问题，突然就想起了一个发生在抗战时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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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另类“动物长征”

　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如果看到这么一支神奇的动物大队行进在路上，你会不会觉得吃惊？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间，在南京通往重庆的路上，就有这么一支另类的动物大队在跋涉。它们的“队长”叫王酉亭，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奉命西迁。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西南大后方为学者和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让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王酉亭带队的这支动物长征大队，也是西迁的一分子。

『战争到来，他和一千多只动物较上劲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即将进逼南京。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王酉亭被指定参加中大西迁前期工作，并赴重庆沙坪坝选址建校，拟为11月开学奠定基础。

　　8月14日，日军轰炸机开始连续袭击南京。同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令准予中大迁校。10月，中央大学发布迁校公告并组织全校西迁工作。下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开始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

　　12月5日，王酉亭在中山码头送别妻儿西行。他自己却留在了南京。

中央大学旧址

（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

王酉亭工作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其学生人数、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当时在亚洲堪称首屈一指。如今战事迫在眉睫，中央大学各院系图书设备均已搬迁完毕，唯有从安德门、铁心桥、成贤街牧场聚集到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及操场的大群牲畜无法随校西迁。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畜牧场，集中职工宣布遣散，并与场长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他再三叮嘱：“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认为，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何况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如何将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36岁的场长王酉亭果断决策指挥，立即动手赶制板条木笼，分别筹集资金、医药、粮草物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具体准备工作。

『四百米的动物大军浩浩荡荡上路了』

南京下关中山码头。

1937年12月，

“动物大军”从这里开始西迁之路

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天上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王酉亭凌晨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佣四条大木船悄然驶至下关。

　　当天晚上，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其他人员全部出动，分头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在场长王酉亭的安排指挥下，他们出挹江门赶到下关江边。星夜寒风中，全部牲畜家禽分批运送上船，长江破浪往返三趟，第二天拂晓时到达浦口北岸。

　　为早日远离战场，王酉亭命令全队人员昼夜兼程前进，不得有片刻耽误。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如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王酉亭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只好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一路迎着雨雪，一路风餐露宿，艰难举步……

　　裹着风霜雨雪，西征队伍终于在1938年春节前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六安地区叶家集。此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动物断料人断粮，艰难之中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

　　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将奔往重庆方向，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躲兵痞、躲土匪、躲战火，一路危机重重』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人们不明白：这些人赶着大群牛羊要去何方？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见到这批西撤“大军”，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人无可奈何。路途中还多次险遇横行霸道、拦路抢劫的土匪。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王酉亭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无奈此时寒冬来临，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

　　天寒地冻，虽然可以点燃篝火取暖，但还是有些小动物被冻死了。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8年3月春天，养精蓄锐的“动物大军”继续启程。4-5月徐州会战前后，他们已过了商城，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王酉亭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执意劝阻，告知山区野狼成群，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所以放弃这一计划，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

　　此时雨季来临，道路泥泞难走。公路上昼夜奔驰着徐州失守的西撤军队和各路难民，满路的汽车炮车拥挤不堪，“动物大军”只得改行乡间小道。直至8月中旬，队伍才到达信阳附近。此时日军已开始逼进武汉，军民紧急疏散，由信阳奔往武汉已不可能。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王酉亭带领的这支“动物大军”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湖北中部，又在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

　　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桥梁已被炸毁，村庄燃起大火，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危险时王酉亭急中生智，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绕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

『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四千多里』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在宜昌，王酉亭与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意外相遇。卢作孚慷慨同意在轮船运输物资的最困难时期，无偿安排船只、挤出舱位运输这些动物到重庆。

　　几天后，王酉亭一行在宜昌登轮西上抵达重庆，终于进入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畜牧场。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1米8身高、英俊强健的王酉亭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然精神十足地率队抵达沙坪坝畜牧场。

王酉亭像（摄于1932年）

王酉亭（1901-1982），又名友廷，江苏涟水人。曾就读于淮阴中学、涟水农校、东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1931年起，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兽医兼场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毅然率领畜牧场部分员工及牲畜家禽长途跋涉、成功西迁重庆。到达重庆后，被罗家伦校长推荐担任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师，在重庆大轰炸中保护牲畜、发展西南畜牧事业、培养畜牧兽医人才工作中做出重要业绩。1952年院系调整后离开南京工学院。此后，从创建中华牧场，到公私合营后的南京乳牛场、卫岗牛奶场、仙林农牧场，他坚守执着痴迷所学专业，为畜牧兽医技术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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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转载。早先是在一本老旧的历史书上看到这个历史事件的，但是找不到那本书了。这篇文章是后来在网络上找到的，网页上的文章抄来抄去也找不到原作者...再贴一篇也是写这个事件的文章吧，写得更详细，算是补充）

http:// m.thecover.cn/news_deta ils.html?from=web&id=1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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