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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系统批驳计划经济? 第1页

  

user avatar   jymao200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


有部电视剧 人世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百态。

——

至于如何系统地批驳计划经济,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计划经济可以成功的逻辑。


经济信号是在基层,做计划的是中央。光是这个信息差,就足以让计划经济失去效率。


user avatar   wu-pei-70-1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批判不了,就连巢改着改着都真香了。

1981年,中国官方统计重工业产量下降了几乎5%,也有“境外势力”估算可能下降了8%甚至更多。

原因很简单,和平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排斥重工业,尤其完全排斥军重工业的。

因为你造的飞机大炮坦克核潜艇,每一样都是无底洞一样的投入,而且不会创造利润。


除非走军国路线,依靠重工业侵略别的国家才能获取利润。显然这条线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在这个背景下,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用不了几年就能把重工业消磨殆尽。

核工厂卖雪糕的笑话就这么来的。


中国这样的大国又不可能离开军重工业,否则迟早又变殖民地。

重工业的萎缩,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征兆。

然后政府采取了被称之为“重新调整”的政策,中央政府重新对价格、工资、投资和原材料分配实行严格的控制。在实质上让城市重回计划经济。

在恢复了中央计划体制后,工业生产回升。1983年,重工业产量增长了12.4%,轻工业只增长了8.7%。这种增长速度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与毛泽东时代后期基本相同。


user avatar   guujiandongl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完全可以用软件来做例子。

程序员在开发软件的时候,是全心全意要把这个软件做好的,程序员的老板也会尽心尽力的帮助程序员把软件做好。然而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发出来的软件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反复测试和调试,就算上线也会经常的出 bug,甚至于一个严重的 bug ,可能会导致整个公司破产。

开发软件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在尽心尽力去完成的工作,还会因为各种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导致各种 bug,那么一个从头开始设计的计划,没有经过多方验证和尝试就上马,怎么可能不出问题?而且程序员是希望把软件开发好的,但是计划的执行者是否想把计划执行好就不一定了,他们很有可能出于各种私心,让这个计划变了味道,所以计划经济怎么可能很好的实现呢?

计划经济能够成功的前提就是有成熟的方案可供参考,已经被反复验证无数次了。这就相当于一个程序员并没有开发新软件,而是照着别人原有的软件照猫画虎的重新做了一个,那么这个软件肯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是完全抄的嘛。但是在没有可供参考的领域,让计划制定者写一个全新的计划,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

如果一个人制定的计划,在没有其他方案参考的前提下,还能够完美地开发出来并很好的执行下去,那么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神,当然也有可能是游戏外的玩家,毕竟对于玩家来说,他们可以开修改器。

那样的话,计划经济就很爽了。


user avatar   zuting-65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什么叫系统批驳计划经济?

是要批倒批臭吗?

那我觉得你搞错了,计划经济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怎么用计划经济。

这世界没有普世真理,所有工具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共存。

计划经济的效果取决于中央“算力”,中心有这个能力,计划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苏联在战后迅速成长,甚至与美国争锋的主要原因,也是新中国建国后能够迅速建立工业基础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超出了它的管理半径,那么计划带来的结果就不是高效,而是严重的浪费。这种情况我们在改开前也曾经遭遇过。

那么在计划超出能力范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弃计划。说不好听的:就是管不了了,爱咋咋地吧。

但这个“爱咋咋地”恰恰就是市场经济的适用范围。

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判断自己的能力范围,或者要有一个机制能够判断出中心的管理半径。

责权利要匹配嘛。

然后,对于管理半径以内的事务,完全可以交给计划,但对于管理半径以外的事情,就要依赖其他人。

现实世界其实就是由一个一个的中心联网而成。

你能力强,那你计划半径可以大些,你的网格就大;他能力弱,那么他的计划半径就小,他的网格就小。

你看看身边,是不是NB的人都在不断升值,在管大公司,而怂点的就只能管自己身边那点事。

这其实就是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个人和公司的成长,跨国公司已经可以非常庞大,甚至富可敌国。

这个例子其实举的不好,因为国家管理要比公司管理复杂的多,但是市场和计划之间互补的道理是通用的。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计划经济导致责权利错配的话,会给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灾难性后果。

你说得对。所以如何找到责权利的边界,如何确定个体(个人和公司)的能力,非常重要。

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跟本问无关。

“如何找到责权利的边界”很重要,也很难,但它绝不是攻击计划的理由,市场经济也会出现责权利的错配。

我们还是回到经济。

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我们已经在路线选择上,因为执迷犯过一次错了,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了。

不要给自己加标签,不要给自己预设道路,什么方法好使不好使,只有试了才知道。

或者说,只有秉持实用主义才是真正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也是我们改开40年的最大经验总结。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固定成型的现成套路,有的只是实用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提炼,与时俱进。

正是这种不拘泥于某种理论的大胆尝试和探索求证,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其实不怕大家笑话,改开40年中国带给世界一个经济发展奇迹,但我们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这种现象、来支持这种发展模式。

反正,你要是非得说我们这就是教科书里的市场经济,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反正我…

2013年的三中报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意味着之前…

看看政府对招商引资环境的打造,看看国资委的直接参与,地方政府搭建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同时,也在亲自下场参与竞争。这种政府对生产投资的深度参与,虽然不同于西方经济教科书,但经济确实就这么高速增长了。

无怪乎老外把中国发展称之为迷。

我觉得,理论虽然重要,但也不一定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西方国家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市场经济不也运行的挺好么。

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太当回事,要有四个自信,尤其要有制度自信,不要非得迷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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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vatar   shuo-shu-44-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如何系统地把忠于计划经济的人送到朝鲜去,才是当前理论战线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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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交换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化分工导致的生产者和需求者分离,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交换需要媒介也就是货币。这是基本定义。

在无干扰的情况下,人们从事不同类型的生产,将产品换成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论点一,货币的本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假定的前提是认为人类的劳动是无差别的,因此不同生产者可以通过生产活动产生有价值的产品,并且换取别人有相应价值的产品,货币作为中间媒介,就是这个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体现。X主义认为资本家的出现扭曲了人类劳动的价值,出现了人类分工间的不公平和剥削,例如金融交易员和清洁工人他们能获得的货币收入差距巨大,从而形成了分工剥削。X主义假定人类是完美的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这是他在试图解释生产关系时的一个误区,所以X主义认为只要将分工固定,调和产品价值,就可以打造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社会,但这只能适用于完美的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下班了,有人看再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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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批判

米塞斯192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里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其实,该书主要是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构想以及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金钱像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这种类比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看起来金钱好像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并将导致自我毁灭的矛盾。所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消灭货币,代之以圣西门发明的“劳动时间券”制度。

米塞斯《社会主义》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里面不能进行经济核算,所以不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

引起我兴趣的是这句话:“原始社会的状态决不能证明现代条件下我们可以没有货币”。

你仔细品,米塞斯其实并没有全面否定计划经济,他只是说:计划经济对于原始社会的简单情况是很合适的,现代社会变复杂了,计划经济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要采用货币核算的市场经济体系。

为什么?


价格体系的作用

常常有人讲,计划经济是中央计划者指导生产,市场经济是价格信号指导生产。这仿佛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说计划经济是贤明人士在指导生产,市场经济里是“非蠢即坏”的奸猾小人在指导生产。

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解释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呢?

计划与市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任用贤明人士指导生产,而在于用什么“手段”把贤明人士选拔出来!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市场经济只是在用价格作为“手段”,把各行各业的达人筛选出来而已。与其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不如说要让市场在选贤任能上起决定作用——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像公认的千年第五思想家圣托马斯.阿奎纳那样,把科学手段之争混淆为政治目的之争。

就拿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资本家”年广久来说罢。人民群众磕什么瓜子儿,拿多少收入,是先于傻子瓜子存在而存在的存在。

年广久只有提供更高的收入,才能吸引劳动者来为他打工;只有拿出性价比更好的瓜子,才能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马克思只承认后者而否认前者,我在卢德主义那一节再谈)。也就是说,由于瓜子达人年广久的出现,实现了劳动者、消费者和年广久本人三方共赢的局面。

市场价格机制妙就妙在,任何人想要打败年广久,赢得瓜子达人秀,他必须要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产品,而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u can u up,no can no bb。

诚然,年广久是先富起来了。但是,把他打倒,岂不是倒退回原先共同贫穷的局面了?米塞斯把这种宁可均等贫穷也不愿不均等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嫉贤妒能的心理称之为“傅里叶病态”。

现在可以讲清楚为什么计划经济只适应简单社会了,因为在简单社会中,需要的技能比较单一。


而在现代分工体系之下,一万小时定律决定了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像隔壁金大大那样的全才,拥有2000多个达人头衔,他像慈父一样全面指导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离了他子民们就不能活。慈父有教育子民的责任,子民有孝敬慈父的义务,自然就构建出了一个父慈子孝的传统和谐社会。

高手在民间。像年广久、乔布斯这样草根出身的民间达人太多了,如果把各行各业的达人全部招进政府,封他们以陈永贵大叔一样的职务,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

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不再是全知全能的达人,即使在某几个单项上表现优秀,也不能证明政府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全面计划。所以就需要政府从子民们的父母官,转变成为达人们费厄泼赖的裁判员,尤其要特别防范出现刘志军、丁书苗那样的权钱交易。

市场经济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需要政府转变职能


企业的性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达人来做计划,而在于谁是做计划的达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不能每个自由人自由发展(无政府主义),而一定要在官员或企业家当中二选一呢?

奈特教授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讲,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赌未来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那么咬文嚼字地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的话,就是承担风险获取风险利润。

譬如开采铜矿,未来铜价涨了企业主就有利润,铜价跌了企业主就会亏损。劳动者拿固定收入,企业主拿不确定的盈亏。企业主担责任,劳动者听指挥干活就完了。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论文中反驳说,企业主赌铜价涨跌买期货就可以了,何必去投资铜矿呢?(注意企业主与企业家职能的区别)

科斯的看法是,人类的协作是有成本的。通过市场协作有交易成本,通过企业协作有管理成本。两种成本是替代关系。企业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以较低的计划管理成本替代较高的市场交易成本。(关于企业主存在的意义,我将在“真实的无风险资本收益”那一节再来讨论)

我同意科斯的分析,但不同意他的叙事顺序。

无论经济计划还是计划经济,都是自打有人类的家庭、部落乃至国家等等各种组织形态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就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讲的:“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为什么会有经济计划?自古以来如此,天经地义。就像湾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是不需要解释的。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市场这种不那么天经地义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期货市场?这些是一种会毁了宗法制度的可怕异化吗?能不能通过“否定之否定”来恢复古制呢?

原因在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管理成本曲线呈U形,超过一定规模后会从“规模经济”变成“规模不经济”。

譬如,组织内有n个人之间需要互相通信,很容易计算出来信件数量为n*(n-1)。起初,邮递员送一封信也是送,送十封信也是送,随着人数增加,每个人的通信成本是下降的,这就是所谓规模经济。但是,由于信件数量与人数是平方关系,当n超过一定数量,需要的邮递员数量成平方增长,就出现了规模不经济。

所以,觉得家庭可以计划,企业可以计划,所以国家也可以计划的“同比例放大”思维在这里是不成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社会化大政府”的想法,就像有的人觉得蚯蚓会打洞,就可以入药通心脑血管,除了有些字面意义上想当然的联系之外,并无科学根据。

我们再以期货中主力合约与冷门合约的对比来说明“交易成本”曲线的特点:

期货交易中,成交量最大的合约被称为主力合约。在这个合约上买卖价差通常是交易所规定的最小变动价格(10元/吨),市场参与者达成交易需要的时间很短,成本最小。

在冷门合约上,成交量极小,买卖价差很大,市场参与者寻找交易对手的等待时间很长,交易成本很高。

显而易见,市场规模愈大,交易成本愈小。交易成本曲线的特点是“规模永远经济”。

当管理成本超过交易成本的那一刻,就需要市场了!

金融市场并非虚拟经济,股票的实质是合伙投资,期货的实质是远期购销合同,这些经济行为本身就已经在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了。金融不过是将其标准化、规范化,把原先非标的交易行为汇总起来,更好的实现规模经济,实实在在的降低了交易成本。

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叫做“投机者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投机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投机者像润滑剂一样,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投机者像捣蛋鬼一样,起到了增加管理成本的作用。

究竟是政府管理在给市场交易添堵,还是市场交易在给政府管理捣蛋,这是一个问题。

在计划经济年代,《刑法》中有一条罪名叫做“投机倒把罪”......

这并非是中国特色,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

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应现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简直一样。

可见,因投机倒把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而将其视为犯罪的观点,有着悠久的历史,普遍的群众基础。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不忘古心,企图通过“否定之否定”去恢复古制,开历史的倒车。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想讲一点题外话。

在自然界中首先发现规模不经济现象的,是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他通过对威尼斯造船厂的观察发现,尽管大船比小船更能抗风浪(规模经济),但是随着尺寸的增加,船体自重成立方增长,结构支撑力成平方增长(正比于材料的横截面积)。超过一定尺寸之后,材料连支撑船体的自重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抗风浪了。

所以,巴别塔(《圣经》中通往天堂的高塔)造不出来,不是因为上帝叫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导致人类不能齐心协力,而是自然规律的限制。

虽然今天人类在材料方面比古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即便是最强的史大林(俄语中钢铁之意),造出来的建筑比古人高百倍,与地月距离比起来依然微不足道,更不要说通往天堂了。


财富与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财富与价值做了区分,他讲:

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现在,我们放下作为使用物品的商品,来考察商品价值。

而对价值的描述是: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

马克思对财富的定义是非常简单清晰明了的——即使用价值。而关于价值的大段描述则含糊其词,用了好几个“如果”,最后还总结为“刚才已经规定”。

按我的理解,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描述不是在定义价值而是在规定价值,他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企图规定:按照劳动量来“估值”(动词)。

不把这一点搞明白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奇怪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自然资源是否有价值(名词)?

马克思承认劳动和自然资源都是财富(即使用价值)的源泉,而“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那么问题又来了:交换价值到底是只表现了劳动的使用价值,还是表现(劳动+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

我已经用这个问题考死过无数马教徒了。

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区分开来就容易回答了——虽然在现实世界里的交换价值“是”表现(劳动+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只有当一种资源极其丰富的时候,它的边际使用价值是0。一旦人口增加,资源因使用量上升而相对稀缺,无论土地使用权还是空气使用权都是有交换价值的,碳排放交易就是空气使用权交易。准确的讲,交换价值表现边际使用价值。

但是,马克思希望在经他改造过的未来社会里,“应该”让交换价值只表现劳动的使用价值

米塞斯的攻击正是基于这一点:如果,把自然资源从现存的定价体系中剔除出去,那么在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未来社会里,就不能通过经济核算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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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过一个问题:从“是”能否推理出“应该”?被称之为休谟伦理难题。既然叫难题,自然是很难推理出来的。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表述有何区别先。

譬如亚里士多德讲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我们可以去比萨斜塔上做个实验看看“是不是”;但是在电车难题中,司机“应不应该”转动方向盘,做实验是观察不出来的,只能依靠先验地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良知来判断。

正如孟子所言: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尔矣。按照《圣经》里的讲法,道德律是上帝在西乃山雷电里传授给人类的。儒家讲“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意思是头顶神明和心中的良知是一体的,加上耶稣,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概念(圣灵约等于良知)。譬如著名的剑桥三一学院,就是三位一体神学院。西方许多大学都有三一学院,按我的理解,他们的神学课大体相当于道德哲学课。

所以“是不是”属于科学问题,“应不应该”属于道德哲学问题,不存在道德科学这种怪胎。康德把“头顶的神明”换成了“头顶的星空”,就混淆了科学和道德的界线。

广义的来讲,凡是回答世界“应该”如何的学说都可以称之为宗教。宗教并不一定要与神联系在一起,譬如三教九流中的儒、道、释三教,里面就没有神。

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1940)一文中讲:

在我看来,一个人受了宗教感化,他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种超越个人的内涵的力量,在于对它超过一切的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经企图把这种内涵同神联系起来,因为要不然,佛陀和斯宾诺莎就不能算是宗教人物了。所以,说一个信仰宗教的人是虔诚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怀疑那些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庄严和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同他自已的存在是同样必然的,是同样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期的事业,它要使人类清醒地,全面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不断地加强和扩大它们的影响。如果人们根据这些定义来理解宗教和科学,那末它们之间就显得不可能朦胧什么冲突了。因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与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它不能够有根据地谈到各种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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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暂且放下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价值,从实际出发先,来对比较少争议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进行研究(这正是《国富论》的主题)。

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的《经济论》(也叫《家政论》)是人类最早的经济学著作。在这部对话体的书中,色诺芬借苏格拉底和克勒托布勒斯之口讲:

“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们现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佣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的论证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说过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财富,因为它是没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释说,“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说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会使用的东西,就速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财富。”

熟读古希腊文献的马克思自然对此了如指掌,这便是他“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原始出处。

这段对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同样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人来讲,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把资源流转到能最佳使用它的人手中,才能让资源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增加。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谁用得好,就“应该”归谁使用

而市场价格制度妙就妙在,无关资源的初始产权,它能够自动让资源流动到出价最高的人手中——这便是鼎鼎大名的科斯定理。

无论是根据《资本论》中的交换价值表现使用价值说,或者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你仔细品,两种说法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出价最高的人自然也就是用得最好的人。

至于我们是让官员、企业家分配资源,还是让市场分配资源?这又回到了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简单情况与复杂情况下的权衡取舍问题上。

毫无疑问,恰当的管理(无论官员管理还是企业家管理)、市场交换,都是能创造财富的,当然也创造日常语言意义上所讲的那种价值,只是不创造马克思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那种价值而已。

这里面又留下来了一个问题:如果自然资源和劳动是财富的两个源泉,那么像艺术家“用好”长笛、乔丹“用好”体育设施、年广久“用好”原材料和机器,由此获得的财富算什么性质的收入呢?这要等到唯物史观那一节再来回答了。

显然,马克思政治哲学当中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日常语言意义上的价值,就像中医理论中的肾并不是我们日常语言意义上的肾一样。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既不是要研究如何创造财富,也不是要研究如何配置自然资源,而是要研究如何分配他政治哲学中的那个价值。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直白地讲:“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

马克思则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含蓄地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呢?


辩证法与科学

如果说辩证法与科学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就是二者都需要批判性思维。

只不过,科学是用事实去批判,即所谓的证伪。事实胜于雄辩——这也就是辩证法与科学区别最大的地方。

初代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自称为“精神助产士”,是极其贴切的。如果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那么只能从事实中产生。辩证法只针对别人从事实中得来的思想进行批判,就像助产士只能帮助产妇接生。如果讲助产士自己就能下仔儿,可以单性生殖,那一定是胡说八道了。

辩证法就起本质而言,其实就是个喷子。它只能批判,不能立论(评论区里就有人现身说法)。

对付喷子最好的办法首先是放低身段,不要讲自己是最完美的,然后让喷子来立论,让喷子出来走两步,看看他的主张是不是相对更完美一些。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的这段论述就十分聪明,首先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完美的。但是,社会主义者打算拿什么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呢?人类造不出永动机,建不成通往天堂的巴别塔,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不够团结吗?

我承认,拿天堂和人间比,人间的一切选择都是不好的。但是,让人间一切不好的选择消失之后,就能通往天堂?还是已经没得选了?

总不能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砸烂一个旧世界,建成一个烂世界吧。

就拿高考制度来讲罢,要喷它不公平是很容易的——它把清华北大这种最好的教育资源,分配给了那些成绩最好的人,从而造成了两极分化——成绩好的人愈加好,成绩差的人愈加差。老子讲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违背天道,很不公平。

但是,喷子们打算怎么做呢?让成绩最差的白卷先生上清北?让道德水准最高的人上清北?或者把清北拆了,让谁都上不成清北?还是等教育资源极大的丰富了以后,谁都可以上清北?

我们曾经有过高考制度,经过喷子们的批判取消了高考制度,把喷子们的那些方案实践了一遍,经过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之后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不是因为高考制度只有利于成绩好的人,而是因为经过实践检验,尽管高考制度不是绝对公平的,但还是相对的比喷子们发明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制度要好上很多很多,除了尚未被实践过的教育资源极大丰富的天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划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研究抽象的通则,第二哲学在通则的指导下研究具体的实是。第二哲学也叫物学、自然哲学,第一哲学也叫超物学、形而上学。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就是形而上学沉思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物理学的数学原理。

这样的划分就留下了一个大问题:究竟第一哲学通则是领导第二哲学实践的准则,还是第二哲学实践是检验第一哲学通则的标准?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点像华山派和华山派剑宗。原本剑宗是华山派下的一个分支,但是从黑格尔那时候起就渐行渐远了。一般讲起华山派的时候,指的是华山派气宗。气宗研究无形的剑气和伦理道德,剑宗研究有形的剑招。说气宗能领导剑宗,只是黑格尔派自说自话而已。就像鸟儿不会鸟鸟儿中的鸟类学家那样,剑宗也是不鸟气宗的。

启蒙思想家培根讲,心智和言辞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它们同是人类所造。我们需要让心智和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结婚。

具体人类的心智和自然世界如何联姻,我在唯物史观那一节还有话要讲。这里首先要说:科学追求的是精确性,愈精确的科学预言,可证伪性愈强。

辩证法追求的是“真理性”(这个词也可以把它断成真.理性)。脱离了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理论预言错误的可能性(可证伪性),辩证法就会沦为与周易卜卦一样的“话术”——要么把预言说得非常含糊,放之四海而皆准;要么就是车轱辘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譬如有一个传统相声,叫做《算命》。算命先生算你家里兄弟几个,会来一句:“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听上去好像跟兄弟的事情有关,又有点高深莫测,让人一下摸不着头脑。

如果你是独子呢,算命先生就会解释了:你们家几代传下来,到你这里就剩下孤独一枝了;如果是兄弟俩呢,算命先生就会说:你们家命里该有三兄弟,咕嘟下去一个,就剩俩了;如果是兄弟仨呢,那正好是桃园三结义,都在一个枝头上咕嘟着呢;要是兄弟四个,那三兄弟再咕嘟出来一个,可不就是四个么……

虽然算命先生并不知道陌生人家里有几兄弟,但是他能发明出来一种言语上的艺术,撂下一句普遍真理,事后可以做若干种解释——就算做不到指哪儿打哪儿,难道还做不到打哪儿指哪儿么。

拆穿“事前天机不可泄漏,事后打哪指哪”这种占卜者的伎俩并不困难,只要让算命先生们在事前拿个准数出来就行了。

经常有小马说我没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搞得好像谁没上过政治课似的。要解决争议很简单,拿个具体的案例来检验一下不就完了么(除非你认为马克思的抽象理论不能被具体的实践所检验)。小马们也总是能给我的案例库里增添有趣的材(xiao)料。

我非常赞同这位小马说的:“不管按照边际效用论还是劳动价值论”(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边际成本(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价格再低一些就会因亏损而不干的那个企业的成本,也可以讲是所有开工的企业中成本最高的那个企业的成本。

在上面这个简化的案例中,“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3.5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6天。那么“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又是个什么鬼呢?小马自信地告诉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你看,让算命先生躲在哲学话术里,他可以随便抽象。深究下去,算命先生还可以拿“你不懂”、“天机不可泄露”来搪塞。可一旦落到实处,便会闹出3.5=6的笑话来。

用“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式的话术去指导实践,怎么会成功呢?

稍早一点,我在下面这个回答中,给小马们出了道复杂一些的题目:

世界各地铜矿的开采成本各异,从1000美元到8000美元的都有。理论上讲,开采成本是没有上限的,譬如某颗遥远的小行星上有铜,但是开采成本是天文数字,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不“经济”的,因而是没有“必要”去开采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1000美元到无穷大,哪些铜矿是有“必要”开采的,哪些铜矿是不“必要”开采的呢?开采小行星上的铜矿不经济,那么开采11000美元成本的铜矿经济吗?10000美元成本的铜矿呢?
我给劳动价值论者出一道题目:
a铜矿生产成本1000美元,年产能800万吨;
b铜矿生产成本2000美元,年产能500万吨;
c铜矿生产成本3000美元,年产能400万吨;
d铜矿生产成本7000美元,年产能100万吨;
e铜矿生产成本8000美元,年产能50万吨;
f铜矿生产成本10000美元,年产能200万吨;
g铜矿生产成本11000美元,年产能150万吨;
星辰大海,生产成本天文数字,年产能“极大的丰富”。
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哪些铜矿是有必要生产的,哪些是不必要生产的?
决定铜价值的是边际生产成本还是平均生产成本?
“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个什么鬼?

这么多天过去,至今没一个小马能算出个准数来。

我先讲讲市场经济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铜的用途非常广泛,与供应成本存在一个序列一样,也存在着一个使用价值序列。正如低成本的铜矿要先采,高价值的使用、用得好的需求也要先保。当边际(最高)生产成本超过边际(最低)使用价值,就没有“必要”去开采了。

如果发现新的铜矿或者改进了冶炼方法,就会使供应曲线发生移动;如果发现新的用途或者找到替代品,就会使需求曲线发生移动——从而使均衡价格发生变化。价格下跌,就会让原先一些有必要开采的铜矿变得不必要;价格上升,就会让原先一些不必要开采的铜矿变得有必要。

所以,在经济意义上(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铜炼出来的非经济行为不在讨论之列),哪些铜矿有“必要”开采,哪些用途有“必要”满足,不是计划经济先验的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配置出来的。市场经济打哪,计划经济就指哪。说白了计划经济只会抄作业,而不能独立地完成作业。一旦发生新的变化,没有作业可抄,计划经济就算不出来了。


我当然知道,小马们算不出来铜矿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因为矿脉长得不“社会”,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长。

合着人就都长得很社会是吧?人就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长吗?那么,该如何解释有的人上清北,有的人上蓝翔这个事实呢——你看,问题又绕回来了。

有两样东西是不适合用马克思的抽象理论来解释的,就是这样也不适合,那样也不适合。

今天,我再给小马们出一道资源分布比较“社会”的题目:

比起铜矿来,铝土矿在这个世界上分布得还是很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刚刚提炼出金属铝的时候,成本比黄金还贵,主要因为提炼技术落后。现在提炼金属铝最大的成本是电费,24年前我刚刚从事有色金属交易的时候,一吨铝耗电13800度,现在已经进步到仅耗电12500度。假设今天张三发明了一种新的工艺,能把每吨铝的耗电量降低到12000度,但是必须采用新设计的生产设备,那么这个发明创造,价值是多少呢?

深究起来,就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组成部分——唯物史观了。


唯物史观与科学史发展观

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虽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但在非科学的道德哲学领域还能有点成就的话。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扬弃,真可谓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了。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写道:“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按照这种讲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资产阶级经济学,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就会产生无产阶级经济学。

“屁股决定思想论”大概就是这么来的。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生活方式明显是资产阶级式的,这是常常被反马的资产阶级学者诟病的一点。我一般不会把一个人的生活作风和他的学术理论联系起来,但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我姑苏慕容复的绝技,所以忍不住要嘚啵一下。

就拿上一节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讲,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相似,而且注明了是马原问题:

我们来运用休谟二分法来分析一下,这位小马回答说科学技术不能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实然”判断还是“应然”判断?如果是实然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的专利技术是不是值钱,值多少钱;如果是应然判断,那么我们就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看,科学技术能不能创造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社会学中不存在理中客的实然判断,也就是不存在科学的(很奇怪的是他又辩证地自封为唯一正确的科学),也不存在普世价值、普世良知。社会学中的认知都是有阶级性的,可以后天塑造的。

于是屁股坐在无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科学技术就不能创造价值,说科学技术能创造价值的,屁股都坐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这种话也真是只有昧着天赋良知(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承认有这种东西的)才能讲出来。

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两个自称是织工的人,声称能织出人间最美丽的布。这种布不仅色彩和图案都分外美丽,而且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性:任何愚蠢或屁股坐歪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自洽的逻辑:假如谁看得见这件衣服,就证明衣服存在;假谁如看不见这件衣服,证明他非蠢即坏,这件衣服还存在—— 观察不是检验这件衣服存在与否的依据,这件绝对存在的衣服是检验观察者屁股的依据,我们姑且称它为屁股鉴定器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式的普遍真理,加上逻辑自洽的屁股鉴定器,就形成了令资产阶级学者闻风丧胆的辩证唯物主义组合。

根据唯物史观,思想依赖于社会存在,就不存在独立的科学史,科学史只能依附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社会史。科学理论只是当时社会生产条件的映射,所以一切的智慧都来自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共和国也就不需要学者了(1794 年 5 月初,宣判处死拉瓦锡时法庭副庭长科芬纳尔的名言。他本人也于同年身故,年仅40,不知道算不算报应)。

资产阶级学者的科学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很不一样。

就以霍金的科普三部曲来讲,大体都是一样的结构——开篇讲科学简史(显然没有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由科学史总结出科学发展观,再由科学发展观来推销他的M理论。

如果用最简洁的一句话来概括,科学理论就是具有可证伪性的猜想。

可证伪性包含了精确性与兼容性两方面。譬如在地心说与日心说里面,为解释行星的轨道,要叠加很多正圆运动打补丁。理论上讲,只要补丁打得足够多,也是能精确预言某个行星的运动的。但是这就失去了兼容性,接近于有一说一的信息陈述,而不像是举一反三的科学“理论”了。






经济学的“极据”






剩余价值论的推理与实证





宏观经济行为的微观解释





卢德主义





马克思思想的根源


(未完待更)


user avatar   ivivi71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好批判,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在逻辑上精神分裂,自相矛盾的东西。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参与经济活动里通过所有的人进行自主决策,多次博弈,最终实现的一个均衡状态,这个均衡状态能解决经济活动的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那什么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不相信经济活动里可以通过所有人的自主决策多次博弈来形成一个均衡。然后试图靠少部分人来对生产制定一个生产计划。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计划经济都不相信这个社会的所有人,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社会里的一少部分人?

所以计划经济要怎么实现,它一定要有一个外部群体,本身不属于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群体,它不是这个社会里“所有人”的一部分,那么在逻辑上计划经济才不会精神分裂,自相矛盾。


user avatar   an-ji-la-qi-ge-le-3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既然这么在意的话。。。

那就找理由举报男朋友学术不端,把论文撤掉!

如此一来,论文、硕士、男朋友就都没有了呢!完美解决问题!


user avatar   a-feng-34-2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每天的新闻都差不多。

信息麻木了属于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场战争的深度已经超过了当前的泛用理论。

因为谁也摸不清这一场战争的波及范围究竟有多广。

在分析俄乌局势时所有人都开的是和平模式,仿佛世界不会陷入战争一样。

事实上说中立的国家都在陷入这场战争。

欧美因制裁导致的信用崩溃;针对特定族群的纳粹行为导致人人自危。

乌克兰春耕面积减少40%,粮食危机就在眼前。

俄罗斯彻底退出国际金融体系,意志坚定的斗争形势。

这一场冲突已经在经济上让全世界陷入了世界大战。

这算不算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启?

不扔原子弹的经济战算不算世界大战。

现实中的自由经济逐逐渐势弱,而战时经济逐渐崛起。

俄罗斯一旦断气,欧盟大概率就要进入供给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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