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本质是因为社会生产力不足引起的吗？ 第1页

说起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知青可以算亲历者了，如果说本质，离不开历史发展过程，首先说说上山下乡的时间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建国后的农垦阶段，1960年代初到文革开始，1968年到1978年。

建国后的农垦阶段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退伍军人，大量的退伍军人在新疆，黑龙江农垦戍边，成立了新疆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建设兵团，为稳定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62年起发起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期间有部分城市居民毕业生和回乡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之前有大跃进运动和三年灾荒造成的经济问题，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在这期间也有“下放”运动，将部分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此时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已经相当严格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到1968年，这3年的毕业生都中断了毕业分配，包括这3年中的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在1968年至1969年间大多少都分配到全国的工厂，依然是城市户口，但是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和初中毕业生(小三届)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当时有三个去向，到农村插队落户，到建设兵团做农业工人(黑龙江，内蒙，云南，海南岛等)，照顾留城(人数很少)。

1966年到1968年因为文革国家经济处于非正常态，基层政府也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在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以后，各地的武斗逐步平息结束，局面开始恢复正常，加上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国家进入备战备荒状态，文革的两派对峙被终止，将大学和中学毕业生“疏散”也有釜底抽薪的意味，同时期因为战备的原因，大量的机关，学校，工厂疏散到三线，大量的大城市机构去农村办57干校，去57干校是全家老小都迁徙过去。57指示就是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1968～69年是非常混乱而又复杂的一段时间，国家处于一个准战备状态，是不能用经济发展的单一因素考量的，跟生产力没多大关系。

之后的1970年当年的毕业生，至少是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全部留在城市分配工作了，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届人。

从1971年起，部分恢复高中了，大学也在1970年就有极少量的招生，这样初中毕业生就有三个出路，大部分人就近上山下乡插队，部分升高中(2年制)，部分照顾留城。到1972年高中的招生人数扩大，同时对下乡知青给与招工返城的承诺，当然有看表现好坏的条件。

到1973年就开始从下乡知青中招工的实际操作了，部分1968、69、71年下乡插队的知青被招工回到原籍，恢复了城市户口。但是1968、1969年去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则没有这个待遇，因为他们属于拿工资的农业工人。实际上1969年以后也有毕业生陆续去了建设兵团。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77年，在恢复高考后，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可以选择参加高考而不去下乡插队，但是还是有不打算参加高考的高中、初中毕业生选择了下乡插队，因为此时插队2年以后招工回城分配工作已经是非常固定的模式，而照顾留城的毕业生需要待业一段时间才可以分配工作，在招工的倾向上对插队知青的分配工作也更优惠一些。

实际上1978年插队的知青在1979年也全部回城了，这就是因为大量的建设兵团的知青的请愿行动最终促成了自1968年下乡的这批知青几乎全部回到原籍。这期间也有1962年那段的知青回原籍，但是他们多数已经成家，有了子女，回城中如果夫妻一方是当地人，则不能跟随另一方去大城市，子女的户籍也受到限制。

也有一些知青在当地招工了，他们也无法回原籍了。

知青脱离上山下乡状态还有这样几个途径，病退，困退，上大学，参军，转插(从建设兵团转成农村插队)后再招工。病退、困退在最初短暂地存在，很快就堵死了，上大学则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但是初期还是比较公正的，需要文化知识考试，以及劳动表现，及单位推荐，自张铁生事件以后，文化知识考试也变得次要了，推荐成为主要因素，味道就变了。知青参军的我就不说了，太深。

这里还要说到一个不小的群体，回乡青年，在1966～1969年的毕业生中还有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毕业生，他们在1968、69年时可以回乡插队，但是在以后的招工过程中，他们的优先级要低于城市知青，但是在上大学的途径上与城市知青是同等的，在参军的途径上似乎比城市知青要优先一些，这个我没有数据，只是感觉，因为我认识很多年龄稍大于我的退伍军人，他们的战友多是农村青年，从知青中参军的人不多，再说一遍，这不足以说明全貌。

从1970年代起在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兵也是一个去向，我的同学当中有十几个直接参军的，他们错过了1977、1978年的高考，当时也很遗憾。

回到题目，从1972年起，实际上是一个动平衡的状态了，毕业生只是要下乡锻炼一下以后再招工回城，实际上与直接招工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推迟”了两年，只有老三届和小三届中大部分人被“固化”了，也有后来进兵团的知青没有被招工，我的大姐就是69年去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她后来的战友中有不少是69年以后去的哈尔滨知青。

很多68年去插队的知青在1973～74年间就招工回城了，也有一个邻居哥哥是文革前上山下乡去的内蒙，1980年他回到北京，但是他的夫人和孩子很久以后才办回北京，因为他夫人是内蒙人。

结论就不说了，表面上是社会生产力不足，可是是因为什么不足的呢？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补充一些细节，知青上山下乡国家是付出了一些补偿的，那时叫安家费，早期是直接给到生产队的，与知青个人无关，后来是按人头补贴了，知青下乡的头一年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10元，还有若干粮票和油票(这个可能是头一个月的)，到第二年这些补贴就没有了。

1969年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每人发了一套军装，从头到脚，棉帽子、棉军大衣、棉袄棉裤、军装外衣、皮带、翻毛棉鞋、棉手套，好像还有棉被和褥子床单啥的，我印象不深了，还有一个大木头箱子。领到这些物品时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免费的。在托运行李时还买了一捆草绳，把木头箱子捆绑好，再做上标记，因为大家的箱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绑了草绳，草绳也从学校买的，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买这东西。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些物品在一年后都作价从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了。附带一句，兵团员工的工资是38元多/月，我插队时的工分收入大概是15元多/月，我们生产队算北京的中等水平。

在知青插队满两年后招工回城全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北京等大城市可能执行得好一些，其他地方可能就有所不同，这中间还发生过福建的普通市民李庆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生活劳动困难的问题，毛泽东给他回了信还寄了钱，此事也对改善知青的状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试想，一个普通市民的信函是如何通过层层检查上到主席的案头的？

在当时知青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一个是人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当时很多国家机关的人员的子女也上山下乡了，当时只是军人干部可以通过招兵将一些知青脱离农村，但是机关干部是没有途径直接去农村招人的，招工是分配指标的，最终的权力掌握在农村生产队那方，因此权力的腐败就应运而生了。这里不展开讲了，否则又会有人说是伤痕文学了。

我觉得吧，上山下乡和生产力什么的关系不大。

仅仅是因为，毛主席觉得，有一些人，有点脱离人民群众了！

简单来说，学生只会读书，老师只会上课，专家只会搞研究……

他们不懂得换位思考。

不能体谅别人，更不能理解民生的疾苦！

将自己因为城里人的身份，获得的特权，都当做理所应当的！

城里人不懂，他们之所以能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数亿的农民，在负重前行！

所以，上山下乡，就是要让这些城里人，“换换脑子”，开阔一下见识！

让他们明白，从来没有什么理所应当！

只有换位思考，能够深入理解民生疾苦的人，才是真正对国家，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

否则的话，学习再多的知识，不能为国家服务，不能造福于社会，又有什么用呢？

用个术语，叫做“又红又专”。

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