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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广西 90 后夫妻生了 9 个娃身居山林一事?反映了哪些问题? 第1页

  

user avatar   yinglaotou 网友的相关建议: 
      

现在的计划生育是:

生一个嫌弃

生两个鼓励

生三个罚你

生四个罚死你

生五个?

生六个??

……

生九个?????

好吧,你赢了。

说实话,当真生出了9个这么多之后,计生办是万万不敢惹的。你敢罚款那就是要人命,而且你还不能让人饿死穷死了……


user avatar   neo-anderson-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甭问,肯定能上扶贫名单。

人在家中坐,饼从天上来。

直接掉在嘴里,不偏不倚,那叫精准。

懒傻笨佛以为,又多了一个超生。

各种补贴收入综合算下来,比外出打工一点不差。

农村出生,在城市辛苦打工,生育两个孩子的,总体生活质量,未必比他们强到哪里去。

究竟应该怎么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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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贫穷——聊聊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及其他(上)

本文已发表于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人生不能只有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

写这话的人,对远方的理解,十有八九只停留在大自然鬼斧神工,景色秀美,生活诗情画意上,从来没有深入理解远方的生活的艰辛。

一般来说,保留大自然秀美景色的地方,都是物质生活艰苦,人口净流出的地方。

因为经济落后,当地人“生而贫穷”,人口不断净流出,所以才能保持原生态。于是,文艺青年诗兴大发,二逼青年向往不已。

一直想写这个话题,但是一直没有想好切入点,更没想好题目。

与农业化社会不同,工业化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中在沿海大城市。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一切生产行为的选址均以利润为考核核心要素,这种集中更加突出。人口往往沿海200公里以内的超大型城市。

随着经济行为的集中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内陆的农业人口,纷纷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成为无产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缺少全国统筹,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不仅如此,这些离开土地的劳动者,进入城市以后,往往只能从事最低级的简单劳动,成为廉价劳动力。除了其中极少数人铤而走险完成资本积累以外,其余绝大多数人最终将成为社会底层。更有甚者,他们的贫穷将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大概率将把贫穷继续遗传下去。

同样是铤而走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工业革命时期,因为资本门槛较低,难度相对较小。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因为产品全面过剩,大量资本被毁灭,残余大资本迅速垄断市场,所以难度极大。

这是一种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的不可逆的过程。
农业社会,马太效应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的动力。被剥离的农民成为流民或者饿殍,其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起义军,一部分落草为寇,一部分投靠了豪强,一部分人参加了官军,多方在战场上赌命,胜利者有资格跻身新的统治阶级。

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本身就是不断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的力量。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单位土地农产品的价值不断下跌,靠剩余农产品获得的日用品的种类和数量日益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农业生产的产量愈来愈依赖工业品,完全采用原生态生产的农业品,产量极低,甚至无法糊口。农业生产成为工业化链条中的一环,农业依靠工业品生产,农产品成为商品出售,农民购买工业品。相对小农经济,工业品处于高度垄断状态,工业品的价格上涨把农产品的利润压低到最低。农民单纯依靠自己的产品甚至无法温饱。

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仍然突出。大型农业公司(孟山都、泰森)控制农业,把低端生产外包给农户,农户使用大型农业公司提供的种子、化肥、农药、幼畜、饲料、兽药……产品或者由农业公司包销,或者上市销售,不论哪种方式,农民的利润都被压到最低,不得不依靠贷款经营,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即被银行收走土地。那些拒绝和大型农业公司合作的农民,产量低下,缺少销售渠道,他们的农产品因为产量稀少甚至无法进入商业流通环节。小生产者与大资本的博弈之中处于天然的劣势,这一点,在农业生产中暴露无遗。

可以说,在出现能控制全国某一地区农产品的大地主出现以前,单位农田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产品价格越低,农业利润越低,农民越难在农村立足。未来的能够控制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农业企业,大概率也是大型农业公司的子公司。只有它们有足够的资本获得足够多的土地,也只有和它们合作的大地主,才能获得足够的农业生产资料。

恶意的驱逐,加剧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圈地运动期间,贵族地主圈占公地,农民无法从公地获得柴草、牧草、枯枝落叶、野味,缺乏燃料、饲料、肥料和额外的副食和可供交换的商品。农民的大量隐性收入被剥夺,迅速陷入生产困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类似的手段有很多,比如:一面压低农业的利润,一面给农民提供贷款,允许农民用土地使用权或者住宅使用权抵押贷款,农民无论是失去耕地还是住宅,都无法继续在农村立足;大规模的土地使用权兼并,使生产条件高度集中,于是无论是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还是他们的邻居,都难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大资本垄断销售渠道,把散户排挤出销售网络;大量收购破产农民的住宅,然后夷为平地,让他们的邻居失去生存条件……看过《愤怒的葡萄》的读者都知道,每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农民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群体之一。

当一部分农民因为失去经济来源,或者经济条件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他们只能四处打零工或者进城找工作。

对他们来说,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祖宅,迟早是要失去的。他们已经无法在农村继续谋生,土地和祖宅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还能换点儿钱的鸡肋,卖掉土地和祖宅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离开农村,让他们的邻居也难以立足。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过,人口少到一定程度,是难有分工的。

因为人口稀少,苏格兰的铁匠不得不做兼职,否则没有足够的生意糊口。


医生和教师,面临的问题尤其明显。

专科医生必然向全科医生转化,分科教师必然向全科教师转化;依赖高科技设备和成本分摊的现代化医疗必然向望闻问切的经验医疗转化,分班教学必然向多年级合并教学转化;职业化医生和教师,必然向兼职医生和教师转化。

医疗质量和教学质量的下降,是大趋势。人口流失越快,社会服务退化越快。

对当地有钱人来说,他们可以让子女去寄宿学校,可以开车甚至直升机去看病。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如果没有那样的条件,只能忍受子女接受越来越简陋的教育,家人无法获得现代化的医疗。

当然,即使这些农民不走,那些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也会主动离开的。随着生产和财富向大城市集中,农民支付能力的下降,即使当地有足够的人口资源,服务性行业迟早也会不得不改变服务对象。

即使不考虑腐败等问题,也应该知道法律是人口密集区才有的社会规则,地广人稀的地方杀人是不会被追究的。


当对对方可以随意采取肉体消灭的时候,其他法律条文也不会存在。法律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国家强制实施的暴力社会规则,当事的一方从人间消失了,那还有什么关系需要调整呢?

这种社会不会有什么法治,也不会有什么公平,暴力决定一切。在那样的地区,谁的人多、枪多(刀多),谁说了算。最初,血缘联系的大家族会占有优势。最终,随着人口流失,还是谁钱多,谁装备好,谁的打手多,谁说了算。

能力较强,通过考学的途径接受较好教育,在当地又没有足够背景的潜在精英往往选择留在大城市。随着人口不断流失,当地的大家族或大财主,可以很容易垄断当地的资源,控制当地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成为现代领主。这里说的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源,包括并不限于:矿产、土地、获得公职的机会、就业机会……

各种机会之中,最核心的是掌握获得公职的机会,尤其是控制执法、司法权,或者说控制公检法。西部片里常见的情节,是警长成为地方一霸,可以按照个人意志使用国家暴力迫害他看着不顺眼的人……


《第一滴血》之中兰博暴走的原因,也是被警长无辜迫害……


兰博受到迫害,只是因为警长看他不顺眼。如果当地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那么警长迫害他人的原因,更大的可能是为了钱……

在这种势力的统治下,不会有公平和正义,也不会有发展的机会的。


对那些没有外流的人口来说,如果要在当地有一碗饭吃,就要看当地大家族或者大财主的脸色,看对方赏不赏自己这碗饭吃。一般来说,他要想方设法和对方攀上关系。一个人在当地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他与控制当地经济基础和政权的核心人物之间的亲疏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离开当地,那么此人对当地大家族或大财主的依附性必然不断增强。普通人留在当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会不断下降,最终成沦为现代农奴。

当人口密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居民就是为了子女教育、本人看病、社会治安和个人发展,也不得不离开学校、医疗、法治、公平和机遇的农村。

惹不起,躲得起,多数人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除非有外来大资本介入,否则当地人无力摧毁已经成型并不断巩固的统治。挑战当地领主规则的农奴,轻者被边缘化、穷困潦倒、难以立足,重者人间蒸发,被埋尸在某个角落。

一般来说,除非有足够的利润,否则资本是不会深入内陆蹚浑水,触动当地大家族或大财主的既得利益的。

资本主义社会,水运价格低廉,资本投资必然在沿海地区,至多在大型河流、胡泊沿岸,比如五大湖地区。内陆地区,除非有富饶的矿产资源,否则资本是不会投资的。

即使不考虑投资减少,工业区向沿海转移,就业机会减少,当农村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以后,内陆城市的人口也会大幅下降。

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内陆城市的服务功能,管理功能都将不断下降。

一个地区,有五万人口、有五十万人口、五百万人口,需要的中心城市规模,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卫生以及商业等第三产业需要的从业者数,迅速下降,从业人数不断减少。

不仅如此,还有产业衰落区的人口也会净流出,比如资源枯竭的矿区失业的矿工,比如美国铁锈带失业的产业工人。与农业人口一样,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他们只能背井离乡寻找糊口的机会。


这些昔日辉煌的城市,也在发生和农村一样的事情——人口流出不断加速。最终,除了极少数迅速聚拢土地资源,控制公职的人员外,绝大多数人想不走都不行。

由于缺乏教育和医疗资源,经济衰败,人口净流出区往往是宗教传播的热土。

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清楚,多少宗教人士依靠治病和教育起家。治病给人希望,教育和传教相结合。张角、张宝、张良、洪秀全,还有各种打着治病旗号的邪教。

人在困境之中,往往求助于宗教。经济衰落的地区,人们往往陷于绝望,把希望寄托于心诚则灵的宗教。

资源向极少数人汇聚,信仰向宗教靠拢,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强,人口净流出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迅速向中世纪退化。


从农村、二三四五线城市和工业地区流出的人口,迅速向沿海一线城市汇聚。

这些人大多数都处于经济底层,是汇聚在城市之中的贫困人口。

他们没有接受多少教育,没有城市生活需要的一技之长,不熟悉城市生活的规则,没有人脉关系,没有背景,更没有钱。

由于教师资源不断外流,他们接受教育的水平,远远不及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同龄人。名师出高徒,天才也需要名师的指导。没有名师,天才也许比庸人优秀,但是很难有所成就。有名师的教导,庸人也能显示出中上,甚至上中的水平。

人口净流出区的学生,即使努力学习,在统一入学考试中,最多也不过是中下水平——考虑到学习成绩较好的考生,毕业后往往离开人口流出区,而不是返乡执教,就不难理解这一点。获得较好成绩的,大多是当地头面人物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可以出钱供他们去大城市寄宿学习(或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然后回乡参加入学考试。所以,简单的分数倾向,对当地社会普通人没有多大意义。


许多当地人和他们的父母,看穿了这一点,早早辍学,希望提前进入社会学得一技之长,既改善生活又有立身之本。但是,在工业化的大城市,劳动者就业是与受教育水平密不可分的,他们进入大城市,也只能从事门槛很低的低端服务业。累死累活,挣不来仨瓜俩枣。

一些人坚持学习,投入大量的资源,最终也不过考上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在毕业即失业,学历贬值的时代。他们能够从事的工作待遇虽然比那些早早辍学的同龄人略高,但是处境和发展空间也好不了多少。

他们之中一部分人选择了参军。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官兵泾渭分明。比如,美国军队的军官必然出自军校,普通士兵晋升为军官,甚至高级军官希望渺茫。战争之中,来自贫困地区的士兵冲在第一线,却无法完成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型。当然,一些贫困地区的年轻人甚至连参军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早早辍学连中学文凭都没有。

所谓输在起跑线上,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起跑线比大城市同龄人低得多。许多人人身选择的大门,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关闭了。

作为外来人口,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将成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工厂,或者,从事低端服务业。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中,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长期加班加点、如同牲口一样的生活。不仅如此,由于女工和童工工资较低,也便于管理,男子一旦成年便面临失业。在推动同工同酬,严禁使用童工的国家,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地外来人口一般从事最危险、最脏最累、报酬最低的工作。

还有一些外来人口成为大城市中上阶级的仆人。一些大城市生活的人感叹生活便利的时候,他们从未想过正是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的报酬极低,所以自己才能以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对大城市当地人和外来人口来说,获得同样工作岗位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对城里人来说,相对容易获得的工作岗位,对外来人口来说,则是难以获得的职位,他们只能选择当地人挑剩下,不愿意干的职位。一旦经济萧条,他们首当其冲受到打击。不是失业,就是降薪。

看过《教父》的人都知道,教父移民美国,大萧条时期在杂货铺打工,莫名其貌地失去工作。因为当地地头蛇要安排自己的外甥顶替他的位置。当然,如果教父不失业,也未必会铤而走险。可以说,是失业激活了教父体内西西里人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的基因。

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选择铤而走险,加入帮派,靠打打杀杀,刀口舔血。一方面,他们需要帮派的庇佑,一方面,他们成为暴力集团的基层成员甚至打手获得相对较好的生活条件。

打手老了,年纪大了打不动了,以后怎么办?大多数加入帮派的人是不考虑这些的,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穷人是没有未来的,能活一天是一天,一方面,在黑社会发达的地区,许多打手也活不到晚年。

一些从贫困地区流入发达城市的女性则成为性工作者。与铤而走险的男性一样,她们同样没有未来。

对这些出身贫困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起点低,终点也低。人过中年,他们干活干不动了,打架打不动了,出卖色相没人要了,他们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对他们来说,回到人口流出地是不现实的,在大城市又无法立足,进亦有退亦忧,往哪个方向都看不到希望何去何从,走投无路。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魔咒。

城市的贫困——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及其他(中)

原创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1月25日


对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他们从贫穷的农村,进入城市的贫民窟,出了龙潭入虎穴,从一种贫穷进入另一种贫穷。

对资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是另一回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资本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对资本来说,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过程。

首先,产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

这一点几乎无需赘言。从农村出来的贫困人口,一无所有,如果想活下去,又不想男盗女娼,那只能出卖劳动力。每天的劳动时间,基本是24小时减去睡眠时间。尽管资方给的价格,刚够他们维持生活。

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厂里的工人工作12-16个小时(甚至更多),工资仅仅够买掺杂了白垩的面包。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直接压低城市无产者的劳动报酬。如果农村人口不进入城市,那么城市劳工的待遇要高得多。在商品全球流通的时代,谁的高素质单位劳动力价格最低,谁的商品就最便宜,谁的商品就最畅销,谁的利润率就高,谁的工业积累速度就最快,谁就有资格吹嘘所谓的经济奇迹。

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没有马克思时代的697,英国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要慢得多,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殖民过程,都会慢得多。

在某种意义上讲,把本国农民从土地上彻底剥离出来,可以进一步压低本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本国商品竞争力,向外倾销商品,为本国资本创造更多利润。

当然,资本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必然吹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宣传的只是日不落帝国的荣光,在工厂(工场)中被榨干的进城农村劳动力的血泪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


其次,城市地主阶级获得日益高昂的地租。

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地主自然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租。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地租水涨船高。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由于伦敦迅速城市化,大量人口进入城市没有落脚之地,阁楼、地下室、贮藏室、临建,甚至猪圈都能租出去,而且租金不菲。

工人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于支付房租,他们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而支付的金钱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给地主。

产业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中的大部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辗转流入城市地主的腰包。这部分甚至成为产业资本沉重的负担。

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辛苦半生,有一点积蓄,用这点积蓄做点小生意,比如,饭店、杂货铺、理发店之类,收入的大部分,也要支付地租。

如果没有限制,顺其自然,那么每个国家只会有几个大城市群。控制这几个大城市群的核心区的地主家族,控制核心经济舞台,地租高低他们说了算。他们拥有的财富,完全可以富可敌国。

再次,农村的大地主阶级迅速兼并土地。

农民都滚蛋了,留在地主贵族,半买半抢,就把农民的土地收过来了,然后雇佣农业工人、建立大农场。印度、拉美的大地主阶级住在大城市,甚至不住在本国国内。国内的农场交给管家管理,大地主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炒作一下农产品期货,偶尔回去视察一下,查查帐,敲打敲打管家,顺便看看农场生产、经验情况。


这种土地兼并所需要的价格可能低得令人发指。对进城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率越高,农民越穷,单位亩产越来越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从事农业盈利的门槛越来越高。在农村从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所以他们才背井离乡。农村的土地和房产,对他们来说没有价值,但是廉价卖掉却可以多少获得一点钱。

买主只有一两个,卖家却有一群。能卖到什么价钱,可想而知。

随着农村土地不断兼并,小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恶化,法治不断退化为封建领主统治,农村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劣,小农户的土地和住宅日益没有继续生产的可能,价格只能不断下跌。

农村的大地主完全可以好整以暇,看看自己领土周边,或者被自己领土包围的小农户们,能坚持多久。

一般来说,中老年农户也许拒绝屈服,但是他们的后代大概率会选择移民城市。老人作古以后,没有人打理农田和住宅,很快就会被抛荒和濒于倒塌,日益不适宜耕种和居住,被廉价抛售只是时间问题。

又次,不论是产业资本家、城市地主,还是农村的大地主阶级,他们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都会给金融资本提供巨大的利润。


巨大的财富汇入金融业,谋求更大的利润,金融业则决定由谁获得这些财富的支持。

这些资本家和地主,都会把多余的利润存入商业银行,或者通过投资银行购买金融产品。金融业垄断货币的流动,决定为哪家资本提供贷款,成为资本之王。


还有,财政的救济也是由国家暴力支持的对与国家机器关系密切的资本集团来说利润丰厚的生意。

财政的救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从社会金字塔的中下层征收,补贴社会最底层同时满足顶层的利润,其中城市地主和医疗集团以及高利贷金融行业获得利润的最大头。


最终,各种资本都将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建立财富帝国并各安其位。


可以说,城市化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加快资本的汇聚和集中,以及多数人的贫困。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创造贫困人口。城市化过程把边远农村、矿区和衰落城市的人口确定为贫困人口,这些被看不见的手强行剥夺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力,注定成为廉价劳动力,与先富无缘,只能任由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宰割。资本家、地主和银行家通过宰割他们,聚敛惊人的财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先富,并在日后的交易中,确立并巩固其统治地位。

生产力的发展,本应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乏味的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却剥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原先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和乏味脑力劳动者存在的价值,让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贫困之中。不能自给自足,又不能为资本创造平均利润的劳动者,没有生存的价值。

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的存在,有利于顶层获得利润,为军队提供廉价兵员,无需赘言。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外来人口聚集的贫民窟的存在有利于获得资产阶级政府获得足够的选票,获得虚伪的合法性。

大批贫困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必不可少的基础。

如何管理这些贫困人口,免得他们惹是生非,避免他们之中产生赤色分子,把社会底层凝聚起来,挑战现有社会制度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

经过几百年的摸索,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沦陷,不仅是在经济方面的,也是在政治方面的。与之对应的是统治阶级地位的加强,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

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由极少数富豪控制,当地人的富贵、贫贱甚至生死,都操纵在这些富豪或他们的管家手里。

封建领主制不仅在农村复活,而且在城市贫民聚居区复活。

教父的时代,教父从意大利移民美国,身无分文,成家以后失业,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

教父三人帮从盗窃、抢劫入行,杀了原先的地头蛇,控制了意大利移民区的橄榄油生意。获得暴力和财源后,教父一方面维持当地秩序,一方面用利润向上贿赂官员、建立保护伞、勾结议员政客,向下“反哺”意大利社区。

意大利社区,只要承认教父的权威,谁有了困难,都能来找教父求助,或是主持公道,无论是女儿被人殴打无处伸冤,还是寡妇要被房东撵出去,或者是面包师不想自己入赘的“战俘女婿”被遣返意大利,甚至是谋求职位。只要要求合情合理,教父就不会拒绝,并实现对方的愿望。

那些努力求学的孩子,由教父资助,用金钱为他们铺路,让他们一路向上,攻读法学,成为律师、公务人员或政客。那些不上进的孩子,如果不愿意自谋生路,可以加入教父的组织,成为未来的打手。

教父大把撒钱,获得好处的人自然感恩戴德。教父的投资不是没有回报的,接受教父恩惠的人,将在将来某一个时刻,按照教父的要求,完成一些教父需要他们完成的事情。

官员政客,一方面获得教父提供的贿赂改善生活,竞选资金赢得选举,一方面获得来自教父控制的社区的支持和选票。如果贫民的选票不能有效操纵在教父手中,那么贫民未必会获得选举权。

平民需要教父的庇护,需要他提供的社会秩序和资助,官员和政客需要金钱和选票,这些都由教父提供。

表面上看,由教父控制的意大利移民社区治安良好。没有教父的授权,谁在他控制社区随便行凶,谁就是挑战他在当地说一不二的权威,谁就会成为他的组织杀一儆百的对象。反过来,每一个当地居民,都必须接受教父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统治,否则轻者没有立足之地,重者人间蒸发。


教父就是意大利社区的“乡贤”,他的组织是美国金融资本的在意大利移民社区的基层组织,是统治阶级和基层之间的纽带。

在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当地社区的管理,无法像教父控制的美国纽约的意大利社区这样井井有条。

一方面,由于本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中下层,向发达国家转移利润,接受损失,当地失业率极高,当地黑帮难以通过像教父那样垄断橄榄油等相对合法的生意获得足够的财源,必然涉足黄赌毒,无法脱离敲诈勒索,甚至偷盗抢劫。黑帮小头目们本身就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难以把暴力隐藏在幕后,完成强盗向绅士的转型。

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源源不断涌入贫民窟,永远不缺亡命徒,成为黑帮小头目的门槛极低。一个小头目,很容易就拉起自己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由于缺少相对可靠的支柱产业,财源有限,竞争者泛滥,成为社区控制者的门槛极高,小头目们很获得足够的财力和武力,一统江湖,垄断资源,镇压反对派。

在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的贫民窟,很难形成美国意大利移民社区那样由一个教父管理,社会井井有条的模式,而是枪战不休,黄赌毒泛滥,杀人、抢劫、强奸如同家常便饭,黑吃黑横行,子弹横飞,街道变换大王旗。由于利润总量有限,十来个人,七八条枪,黑帮小头目们必须亲自上阵厮杀,所以阵亡率极高——今天是黑社会老大,控制几条街的毒品生意,明天一场枪战,就可能横尸街头,被后来人取而代之。

底层陷入黄赌毒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内战之中,自然难以对顶层形成有效的威胁。


同样的社会模式,淮橘为枳的原因,无非是经济基础不同,美国出于全球金字塔顶尖,获得优先分配权,社会产品相对充裕,拉美国家出于金字塔下层,社会产品分配不足。

我曾经分析过,为什么《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不能采用金钱解决他与武大郎夫妇之间的三角关系,说到底,阳谷县那地方缺乏支柱产出,西门庆不能把暴力外包出去,金盆洗手,从古惑仔晋级为教父。

某些东亚城市的经济条件,则介于美国意大利社区和拉美贫民窟之间,黑帮控制不太合法的产业,维持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

不论最终形成教父控制的意大利社区,黑帮小头目争夺的拉美贫民窟还是东亚黑社会警匪勾结控制的灰色都市,都是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

不论是美国的教父、拉丁美洲的黑帮头目,还是东亚某城市的古惑仔,对宣传并实践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应该放弃黄赌毒、联合起来斗争,建立组织并与黑社会争夺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左派和共产党人会采取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没有政客的指令,他们也会采取自己的暴力行动。

社会底层就那么多人力资源,左派和共产党组织把人力资源争取过去了,把他们组织起来了,不再是一盘散沙,让教父和黑社会无法各个击破,同时封禁黄赌毒,取缔教父对橄榄油的垄断,推翻教父在意大利社区的绝对权威,打击拉丁美洲贫民窟杀人越货的黑帮组织,教父和黑帮头目会怎么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要在贫民窟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首先就要对抗当地的黑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因为偶然原因建立起可以与黑帮想抗衡的组织,黑帮组织对无产者组织的关系,也往往选择打击而不是结盟。

许多时候,打击左翼和共产党人,不方便由国家暴力机关直接出面。一方面,大资本家为了避免官僚集团做大,往往给暴力机关设定若干制度限制,国家暴力机关不便经常越界,以免权力喷张,尾大不掉;一方面,统治阶级要维持统治的虚伪性,不便公开打击为底层争取权利的左翼和共产党人。

按照杜月笙的说法,有活力的民间组织是夜壶。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需要夜壶,夜壶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了解一下杜月笙和南京政府合作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教父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黑帮头目在统治阶级的门槛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高度重合。统治阶级把基层外包给他们,他们是现代的领主,对社会底层实行强有力的网格化统治,随时把底层的有组织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

不仅如此,这些富有活力的民间组织,还可以随时消灭那些违背整个统治阶级意志的警官、法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实现统治阶级的自我净化和强化。


打击这样的组织,必须跳出法律的框架,拥有军事后盾,除非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共识需要铲除某个社区的某位教父,否则,对单枪匹马的个人来说,显然是极其困难的。

正常情况下,这些教父、黑帮头目的统治是不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如果他们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和统治,那就是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底线,必然被无情打击。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打击越线者的时候后,就没那么多顾忌了——这些人作恶多端,罄竹难书,暴力机关出手,宣传工具推波助澜,打击他们是很容易获得大众支持,不需要理由的。

统治阶级控制教父,教父控制社区民众,左翼和共产主义分子被铲除,教父定期被敲打,个别过线的教父被斩草除根,由新人取而代之——只要土壤在总不缺新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利于削减贫穷、削弱贫富差距的事情,资本是绝不会主动做的。有利于增加贫穷,扩大贫富差距的事情,资本是会全力推动,并通过上层建筑具体化为国家意志。

事实上,如果不是能够获得巨大利润、廉价劳动力、兵源和选票,并且有利于巩固统治,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早就把贫民全部赶走、驱逐到海外或者圈禁起来强制劳动,把贫民聚集区全部铲平了。这方面有英国历史上劳动救济所(workhouse)的例子,不再赘言了。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来说,贫民窟的存在,利大于弊,所以,大量吸收流入人口的城市贫民窟,长期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至于贫民窟的穷人生存状态如何,统治阶级是不关心的——只要别触碰统治阶级的利益。

共同的富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城市化及其他(下)
原创 MRAnderson 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 3月29日

前文分析过,工业化时代,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一家一户小土地经营的小农生产,是养活不了农民的。



汉代不采用现代石油农业技术,没有化肥、种子、机耕,采用人力、畜力耕种,使用上一年收获粮食中颗粒饱满的粮食作为种子,施用农家肥,亩产原粮大约264市斤。

农民消耗的口粮原粮,每年698市斤。这还不包括农民需要购买铁器、食盐、肉类、医疗和教育等支出。

考虑到人力和畜力的极限,每家每户能够耕作的面积,必然远远低于现代机耕。人力和畜力的极限,决定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极限。

男耕女织,田园诗般的生活,注定是很艰苦的。

如果使用现代石油农业,那么农民的人均粮食产量回迅速增长,但是,化肥、种子、机耕、农药的成本会水涨船高,粮食的价格则会因为产量激增而迅速下降。

农民的收成上去了,但是还是穷困潦倒。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现代市场经济的剪刀差剥削,一家一户小土地小农经营的农民的生活都注定贫困。

说点题外话,某位网红美女拍摄的田园诗生活,恨唯美,很受欢迎。我也经常看。

不过,欣赏美女,欣赏田园生活是一回事儿,自己实际生活是另一回事。

“ 犁头损了,明儿叫东村张木儿加一斤半铁,打一打"——用粮食支付的话,犁头可不便宜。

有一套完整的农具,都不容易,更不用说美女那身鲜艳整齐的衣着了。

原生态农民破衣烂衫是常态。《罗生门》里面农民收养弃婴,和尚一度怀疑农民是要剥走婴儿身上的衣服。欧洲黑死病流行,因为亲友们把死者穿过满是跳蚤和寄生虫的旧衣物当作重要财产继承。施耐庵特意写了,张督监给武松做新衣服,石秀和杨雄一起作生意换了一身内外三新的衣服——因为一套全新的衣服,在当时是奢侈品。

至于干净的住宅,想都不要想。不要说水泥地,就是地上铺满青砖,已经是大财主家的豪宅了。土坯房到处是老鼠洞,泥土缝隙里蝎子、蜈蚣横行,茅草的房顶里生机勃勃,那是生活的常态。顺风熏死人的原生态旱厕,也是只有地主、富农家才有的设施。

要过美女那样的生活,起码要有黛玉那样的身家。干农活对别人是谋生,葬花对黛玉是品味人生。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美女的视频不好,也不是说美女不好。实际上,美女是很勤快的人,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接地气,也是值得娶的人。

不过,现实的农村生活是很艰苦的,美女给我们截取的只是其中最美好的满足我们好奇心和对原生态生活向往的一个侧面而已。毕竟,美女拍视频,是让我们感受田园生活的美感,而不是让我们慷慨解囊,大力扶贫。

考虑到地球的重力,水运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所以,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都分布在沿海200公里以内,至多分布在沿主要河流、湖泊可以实现水运的地区(比如美国的五大湖沿岸)。

在这种情况下,内陆的农业劳动者如果要改善生活就必须放弃农业,但是,他们如果不迁徙到沿海地区的话,可以选择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

现代种养殖业,生产精品粮食、蔬菜和肉类,面临的困境和粮食生产一样,人均的总体产能不会太高,如果总体产能上来了,那么也所谓的精品也会变成大路货。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农产品价格会便宜。中间的利润归了谁,这个不展开讲。记住,如果没有暴力介入,那么拥有资本量优势的人获得最大分配份额,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三产服务业,是建立在其他行业有剩余消费品基础上的。工农业是本,三产服务业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农民的收入低,三产服务业就很难发达。

至于外来人口消费的旅游业,严重受制于沿海发达城市人口收入。如果沿海地区的大多数人口,已经被教育贷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压得喘不过气,信用卡严重透支,那么内陆的旅游业是很难蓬勃发展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次性拿出1000美元的现金都费劲,他们怎么可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需要养活数以千万、甚至数以亿计的旅游业呢?当然,这不是说高端旅游业经营困难,毕竟美国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大量闲钱,他们完全可以为了滑雪去欧洲、为了泡温泉去日本、为了赌博去拉斯维加斯、为了狩猎去非洲。但是从总量上看,旅游业的市场注定容量有限,竞争激烈。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尘埃落定》之中,内陆深处的土司们要种鸦片,因为鸦片价格高运输成本低,在没有工业和大规模商品集散的地区,只有鸦片的收入,才够他们维持现代化的武装。直到今天,鸦片也是阿富汗军阀、金三角军阀辖区的经济支柱产业。

财政补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经济困难。

短期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采购原材料、雇佣当地劳动力、建筑工人消费等等支出,以及大量的补贴,当地可以出现大批生机勃勃企业,包括现代化的种养殖农场、现代化商业物流企业、现代化旅游设施,社会不断振兴充满活力。

长期看,这些投资都是注定难以收回投资的——否则资本早就投入了。而那些依靠财政补贴的企业,一旦失去财政支持,也很难维持。高昂的运费,有限的产量,绝不会因为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补贴而改变。

毕竟,截至目前,水运是最便宜的运输方式,人类虽然可以不计成本开凿运河,但是不能保证运河拥有稳定的流量。

类似地区的繁荣与衰亡,完全看联邦财政的宽裕程度,是一种烧钱烧钱出来的人造的繁荣。这种繁荣也必然因为联邦财政的紧张而衰亡。这种财政支持,只能在内陆贫困地区制造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过,不论这个过程最终效果如何,在推动的过程中,少数人都发了大财。至于当地人,一旦财政停止补贴,很快回归贫困。


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贫困问题,不考虑就地工业化的话,必须让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富余劳动者迁入沿海城市,完成就业转型。

如果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产品分配的话,他们进入城市,进入可以获得更高收入的行业,留在农村的同乡,可以获得更高农业收入。

现实之中,拥有高资本量的人,永远是市场的赢家。农业劳动人口的转型,是他们发大财外加巩固其统治机会。

前面分析过,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这些脱离农业的劳动力,将受到双重压榨,他们在血汗工厂中倒班工作,在租金高昂的贫民窟的陋室中安身。他们在老家的土地,会被大地主兼并,大地主建立农场,雇佣劳动力,控制粮食生产,把持当地政权。在贫民窟中的劳动者,被社区的教父控制,受到教父的庇护(或胁迫),按照教父的意志投票。统治阶级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强化统治。

要改变这些劳动者的不幸命运,必然要触动惊人的利润和主仆式的依附关系,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

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贫困,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的最显眼的一部分。解决农业人口贫困化,说到底需要解决整个社会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外来人口的贫困化——农业劳动力无法在农村或者通过从事农业实现富裕,只要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城市外来人口的贫困化问题解决了,那么农村的贫困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控制生产资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基础上的,贫富差距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石。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职责之一,就是镇压来自贫困劳动者的反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调整经济基础,必然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引发激烈的反抗。国家机器内部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也必然阳奉阴违,使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阻挠这种政策。

从罗马时代开始,调整社会财产和收入分配,几乎没有不流血的。

因为土地改革,格拉古兄弟先后遇害。类似的教训还有很多。有些人遇刺,有些人死得不明不白,有些人被构陷……

马基雅维利说过,拥有无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没有武装,不要随便动经济基础。拥有武装,也不能大意,不然凯撒就是榜样。

何况,即使有铁腕强人实现了财产重新分配,只要不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若干年之后,还是会重新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

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推出宅地法,产生了大批小自耕农,这些小自耕农大批加入北军,为北军赢得南北战争起来决定性作用。他们的后代从他们那里继承的土地,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期间,又被银行收了回去。失去土地的后代们,流离失所,要么进入城市觅食,要么四处流浪打短工。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和农业人口的贫困是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只能做一些涂脂抹粉的表面工作。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经济危机,美国农民都首当其冲受到打击。

要解决农业和农场贫困问题,只能在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下,在放弃了生产资料私有和巨大贫富差距的为经济基础和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下。

所以,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实行义务兵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放弃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利润,消灭农村和城市的贫困,让农民摆脱不利的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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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前回答过关于广西夫妇十个孩子的问题,今天才意识到真正原因是这对夫妇富到流油。我要这么富我得生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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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户人家已经住进了扶贫项目统一免费安置的新房,150平方的二层砖混结构建筑。而这则新闻被报导出来,社会舆论对这对夫妻也并无太苛刻的批判或指责,本就说明了当前时代的一种趋势。

这对种植玉米为生的90后夫妻,每个月还能领到近4000元的扶贫款项,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实现了个体家庭利益最大化,代表了历史悠久、渊源流传的底层劳动人民智慧。

而且在大力扶贫、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校园午餐等扶贫措施下,他们的孩子们也得到了充分的生存和教育保障,未来长大成人后,至少能成为靠劳动养活自己、为国家出力的基础劳动者,绝不至于反成为社会“巨婴”或负担。

不妨看看,当代欧美国家的各种激烈种群冲突,各种匪夷所思的【白左】主张,其深层根源是什么?

不就是二战后几十年来,好逸恶劳的欧美小资们,只有个人利益得失的欧美小资们,根本不屑去做各种底层体力劳动,因此不得不大量引进亚非拉移民,令移民们数量不断膨胀,竟成了自己国家的重要族群,最后不得不变着花样,去安抚其利益诉求么?

那么,既然当代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小资们,同样绝不屑于去做外卖、搬砖、清洁工、水管工等基础体力工作,也绝不希望自己子女去做此类工作,——如果还不鼓励边远山区和农村的人民多生多育,难道我们将来也不得不去大量引进外籍劳工,再让他们慢慢反客为主、鸠占鹊巢不成?

因此,对九孩家庭的“羡慕嫉妒恨”之余、甚至于愤愤不平、破口大骂的城市小资们,汲汲于根本不必要的高额“教育成本”,恐惧于所谓“后代阶级下滑”,因此就整日散布焦虑情绪,鼓吹少生、不生,对“二胎政策”充满抵制心态的城市小资们,才是真正的逆时代和历史潮流而动,也完全不顾及国家利益和民族责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激荡风云的时代大潮中,正是无数个夜以继日演算钻研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无数个工地上挥汗如雨、扛土搬砖的民工兄弟,无数个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无数个兢兢业业日夜忙碌的流水线女工们……

从来都是在平凡生活中努力发光发热的他们,而绝不是满脑子只有个人名利和利益得失的小布尔乔亚们,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工业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工业制造能力,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力动员力,让我们傲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

而在此列国纷争、竞逐激烈的大争之世,要确保能永占鳌头,始终引领人类文明的先进方向,尽可能多地扩张本国家本民族人口,扩大人口规模,同时令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同样是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惟其如此,方能在激烈至【零和博弈】的国际竞争中,让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人永远处于优势领先位置,永远占有整个人类经济发展成果、科技文化成果的最高份额,不至于重蹈当代欧美国家的种种失败覆辙。

中国历史上,“三千越甲可吞强吴”的奇迹,背后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强行规定:【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女子如果17岁还不出嫁,男子如果20岁还不娶妻,其父母都有罪),

严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禁止老夫少妻、少夫老妻等一切不利于生育的婚姻),

并以【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每生一个男婴,奖励两壶酒,一条狗;每生一个女婴,奖励两壶酒,一头猪;如果生育三个婴儿,国家配给乳母)为鼓励生育政策;

如此历时20年时间,越国方得以聚集5万精兵,终于让一个几近亡国的偏僻小国,打垮更吞并了屡战屡胜的天下霸主。

秦国商鞅变法后,以耕战为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只有生产和对外战争的机器,同样强行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儿子,如果不尽早成婚分家,需缴纳赋税翻倍),以此鼓励国民尽早婚娶。

汉朝一举洗雪白登之围的耻辱,打出封狼居胥、列郡祁连的帝国反击战,是从汉惠帝刘盈时就强行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15~30岁的年轻女子如果不嫁人,其家庭要缴纳5倍税赋),以此来鼓励年轻人早早婚嫁,刺激人口发展。

几十年休养生息后,以3600万人口、府库充盈的大汉朝,去征伐不过300万人口、逐水草而居的匈奴,又焉能不胜?

这些古老制度,看似绝不符合小布尔乔亚们鼓吹的“欧美人道主义”,然而正是我们的历代祖先,可以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不计个人得失,甘当人梯和燃料,一代代薪火相承,

如此方令我们的民族一步步扩张成为世界最大族群、占据整个东亚大陆最丰饶土地,成为五千年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华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空前高涨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幸处在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好的时代,有幸处在中华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空前高涨的时代,一如奠定文明的煌煌八百年成周之初兴,一如厉兵秣马的铁血大秦之东出,

惟愿中华民族从此横跨七海,君临万邦,永享这个蓝星的丰饶和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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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计生委干不过民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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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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