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觉着中国富了，一定会与发达国家竞争生存空间？ 第1页

资源有限论是罗马俱乐部拿来吓人的

这不是挤压，而是让发达国家回到他们该在的位置上。

一个零件，欧美制造出来卖1万元。

这1万元里面100是成本，9900元是西方技术壁垒造成的垄断利润。靠着这个利润，他们能够吸取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血来喂养国内的无产和富人。所以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领福利，可以不需要多努力就能过上好生活。

现在中国攻克了技术难关，一个零件只卖150元。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欧美的公司就破产了。欧美的无产就没了工作。他们再也没法享受懒洋洋的生活。他们开始愤怒。指责中国抢占了他们的资源。

问题在于:生产力总会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切实地落实在了人民的生活中，切实地运用到了产业中。我们只赚该赚的钱。廉价的工业品进入每家每户，所有人都从工业进步中提升生活质量。

而欧美并没有。欧美长久以来的生产力进步，都用在了维持垄断利润上。他们占有专利，却没有让科技进步切实地造福人类，而是用它来吸血。

这些躺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血汗上吹空调盖棉被吃牛排住大豪斯的家伙，才是真正地在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真正地背离了他们标榜的自由主义道德，真正地占有着大部分资源，却不做任何有利于人类的事情。

他们处在一个，自己不能长久也不配存在的位置上。

我们在做的，就是把他们拉下来。

来鹅城，我们只办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tmd公平！

评论区有控诉“卖150但老板能拿走几个亿”的。

现在没有德田球一。

现在是北一辉的时代。

这是没办法的事。

左转向都焊死了，那只能入关了呀。

因为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呢先说点别的。

首先，为什么只有中国诞生了超大型政府。原因很简单，为了治水！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这是维基百科统计的两千年来世界十大自然灾难

这是自1900年以来，世界十大自然灾难

过去200年，乃至过去2000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都“独占鳌头”，无论是数量还是死亡人数，都稳稳是第一名。而且自然灾害中，有一半都是水患。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其实有两个，第一是抵御异族侵略，第二是治水。抵御外敌是各个民族都面临的问题，并不足以形成超大型政府。但是治水无疑是一个超大型的工程，必须要动员全国之力，对河流所经过地区都进行相应的疏浚和筑坝。这种工程只有超大型政府动员百万人次才能完成。这才是中国超大型政府来源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文明的逻辑中，超大型政府就是所谓“绝对的罪恶”。但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超大型政府，那么死于洪水，旱灾，饥荒的人将不知几何。中国人对超大型政府的支持，其实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每逢乱世，兵祸不断，而且因为打仗，水利无法及时维修，自然灾害也同时爆发。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因此，并不是超大型政府奴役了人民，而是人民选择了超大型政府。并不是中国有什么野心，而是中国如果不是超大型政府，那么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西方文明中，那种对中国政府的无来由的警惕和提防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才是真小人，因为他们一旦有了超级权力就会滥用，所以才会觉得中国式的超大型政府必然邪恶。

那么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世界需要中国

因为知识爆炸！如果对科技史感兴趣就会发现，自爱因斯坦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离开学术界几年还可以有什么了不起的科研成果。那些学徒，工人，政客出身的业余科学家已经完全无法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一鳞半脚了。这并非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是我们的知识实在太多了！当知识存量多到任何一个人必须要用30年才能消化的时候，所有有价值的创新都会被推迟到30岁以后。

同时，除了知识在爆炸。人类的系统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几乎所有高精端的科技都依赖于复杂的仪器。简而言之，科技创新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人还是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科技还想进步，那么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两条，

第一，更大规模地进行组织来攻破某些必须的技术难关；

第二，更高效地组织以降低科技创新成本。

而这两件事情，恰恰是中国正在做的！比如，可控核聚变。这项技术本身的科学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在技术层面却有无数难题。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工程，必须要几十年如一日稳定地投入人力，物力才可能有所突破。目前为止，中国是做的最好的。而且，中国在其领域上的投入还在不断增加。

谈到降低科技创新成本就不得不提中国制造了，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6的屏幕只要十几美金。如果让美国自己生产，起码要几十美金。这些年中国生产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已经慢慢打开了国际市场。因为相比于同类产品，中国产品的价格低廉。可想而知，如果更多的科研仪器能够白菜价，那么以往建一个实验室的钱可以建出两个三个，那么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必然会被推动。

所以，如果没有中国这种超级大政府，人类突破科技瓶颈的速度大大减慢。至于中国富有了必然挤占发达国家，这种想法其实说白了就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

无论西方如何思考，人类想要避免灭种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大政府以应对来自自然的挑战，和促进科技发展。沉船的时候，还在计较谁在船头，谁在船尾，本质上是一种愚蠢和自私。

无论西方国家是否接受，世界需要建设性的超大型政府。如果美国不能担当这个角色，中国就算不愿也会被推到那个位置。因为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未摆脱毁灭的威胁。

我把有关历史上中国的水患维基百科里的一些原文放在这里

汉
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于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黄河水患。
魏晋南北朝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东大水，李淳风认为“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1]。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发生大水，在于“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阴胜阳故也”[2]。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疫灾大起，“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3]。
隋朝
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诸州大水，则被认为“是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杨素颇专。水阴气，臣妾盛强之应也”[4]。
仁寿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5]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唐朝
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7]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对宰相说：“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复：“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8]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灾，农作损失惨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诉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
宋朝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于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于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县志》、《开封黄河志》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黄河在开封县境决口。
明朝
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黄河泛滥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
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10]。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干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11]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与四十八年，桐乡相继有旱涝之灾，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12]。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灾，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13]。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14]。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载：“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华民国
民国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灾。高邮湖缺堤。武汉、南京、高邮、上海等地受灾。官方报告死亡人数估计200万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6日，八年抗战期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为阻止日军西进，决定在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6月9日，国军炸开郑州花园口，河水淹没了豫、皖北、苏北等66个县，造成89万人死亡(有称89万人死亡是包括之后9年之间因疾病、饥荒死亡人数的加总，而绝非当时的死伤[15][16])，1250万人流离失所。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法币6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长江洪水
1958年黄河洪水
1975年河南“75·8”溃坝事件
1991年华东水灾
1998年中国水灾
2005年沙兰镇洪灾
2006年中国南方水灾
2007年济南特大暴雨
2007年卢氏县特大洪灾
2008年中国南方水灾
2008年深圳6·13特大暴雨

2010年中国水灾
2010年卢氏县特大洪涝灾害
2011年中国夏季水灾
2011年6月23日北京强降雨
2011年中国秋季洪涝灾害
2012年中国多地区强降雨
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
2012年天津特大暴雨

2013年中国西南特大暴雨
2013年宁波水患
2015年中国洪灾
2015年江苏暴雨
2016年中国南方水灾
2016年邢台水灾
2018年中国西部特大暴雨
2018年新疆射月沟水库溃坝事件
2018年寿光洪灾
2020年中国南方水灾
6·26冕宁暴雨自然灾害
2020年长江第一号洪水
2020年长江第二号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