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李卜克内西在一战前夕国防预算增加案上投反对票? 第1页

很多人都记住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12月2日的孤独反抗，但我想强调两个事实：①在此之前的1914年8月4日的帝国国会投票中，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社民党议员一样为战争预算的贷款授权投了赞成票。②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不是一直都在孤军奋战。实际上，伴随着他首先挺身而出，越来越多的社民党议员开始公开表达对党的领导层的不满，反战的工人也随之行动起来并形成组织。

在第二国际时代，各社民党的集中化和组织化程度较之第一国际时代的各种同盟、公社已经大大提高。社民党通过各人数众多、参与面广的工会将劳动者组织起来。社民党与工会存在明确的分工：前者负责政治事务，后者负责经济斗争。“党纪”对于党员（包括工会里的工人）的约束力亦已形成，特别是在积极参与议会斗争的背景下，党团尤其需要本党议员们的统一行动。即便是左右翼之间冲突已经相当激烈的情况下，仍然很少有人敢于冒着“分裂党”的罪名公开反对党的既定政策乃至进行组织上的决裂——这也正是为何1912年1月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上布尔什维克驱逐孟什维克的行为在当时显得如此惊世骇俗。维护党内团结的需求往往迫使社民党左翼在关键问题上同右翼妥协，而这种无条件、无理由、无原则地服从党纪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在1914年8月的国会投票中社民党全体议员支持战争拨款、本来坚决反对战争的胡戈·哈泽被迫宣读社民党的爱国声明并为战争政策辩护的可笑景象。即便是鼓吹战争的右派头子谢德曼在希特勒集团上台后也不得不反思这种“党纪压倒原则”的荒谬性：“社民党的绝对纪律，曾被奉为党最神圣的信条，这在今天看来是几乎无法理解的。党组织本来应该是为了达成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但它却逐渐变成了目的本身，它经常动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律：也许，正是这种纪律导致了它在政治上的覆灭。”

然而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战争政策之后，左派和中派的议员开始主动摆脱党纪的束缚、公开地批判社民党的沙文主义路线，这种反抗最终促成了1917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后来一度担任统共党主席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当时是社民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反抗后，以他为首的《前进报》编辑们同党的领袖之间的分歧也愈发明显。本来就对战争爆发持冷淡态度且对社民党的突然背叛感到震惊的基层工会（主要代表是以里夏德·米勒为首的柏林车工）同样开始寻找新的路线。他们反对战争政策（尽管在初期他们仅仅是针对战争所带来的具体后果，比如工资的降低和粮食供应的短缺，而没有将工人斗争同更广泛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和阶级调和，并在已经转向的工会总委员会之外建立新的反战工人网络，一批在群众中拥有影响力且已经经受过实际斗争考验的先进工人被组织起来。而这种实践的最终结果就是德国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工人组织——革命工长组织。

所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对票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①这种反对切实地表明所谓的“党纪”和“党内团结”不可能掩盖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也不可能束缚真正坚定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面目一步步得到暴露、党组织也彻底向剥削阶级屈膝投降之时，还在顾虑“党纪”、力图维持“党内团结”的人是要被时代和群众所抛弃的，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必然而且也必须同已经转向的组织相决裂。这展现的恰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②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挺身而出让那些本来尚处于顾虑阶段的清醒人士走向反战的实际行动，因为高层的背叛而一度惶惑不安的基层党员和基层工会会员也获得了信号和信心。老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就像那只首先飞起来的火烈鸟，最终带动了势不可挡的反战大潮。如果说在1914年、1915年，卡尔·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非议尚远多于称赞，那么到了局势已经每况愈下、乃至发生了“蔓青之冬”这种大规模饥荒的1917、1918，正如考茨基所指出的那样，“极端主义迎合了未受教育群众的当前需求”，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这种伟大的历史洞见和对革命原则的坚定维护，值得我们“向卡尔·李卜克内西庄严宣誓”。

由于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的元凶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反对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反对军国主义独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表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我反对所提出的军费预算。——卡尔·李卜克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