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二战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军事组织乌斯塔沙？ 第1页

1941年4月15日，那个在欧洲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安特.帕维利奇成功地当上了法西斯克罗地亚国的首领。次日他就任命了一个“国民政府”内阁，由他本人担任总理，波斯尼亚穆斯林领袖，奥斯曼.库莱诺维奇担任副总理，帕维利奇那个极端亲德的斯拉夫科.科瓦特尼克将军担任国防部长。

这个法西斯政权就这么在德国的卵翼下像模像样的开张了。

这个政府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在整个境内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紧接着又颁布了区分“克罗地亚国民”和“克罗地亚公民”的法律，这明显又是效仿他那个德国主子，后者必须是雅利安人，而且从前还必须是“没有参与过反对克罗地亚人民解放运动”。

除了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国王以外，“克罗地亚独立国”还建立了自己的国会，起作用和古老的克罗地亚议会可不同，而是类似与其他法西斯国家的国会，用途嘛，基本上仅限于鼓掌；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即克罗地亚国民卫队；克罗地亚国家银行则发行了一种名为“库那”（意为貂皮）的纸币，以25:1的汇率兑换德国马克。

这个国家总的来说还是效仿的意大利法西斯，但是却缺乏那种蒙骗了外国观察家好多年的效率。虽然贪污腐化在巴尔干地区并不新鲜，但是帕维利奇的官员们贪赃枉法却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帮政治暴发户，礼仪和服饰师从意大利法西斯，手段则是是从罗马和柏林的街头恶棍，其头领帕维利奇授予自己“波格拉符尼克”（克罗地亚语“首领”的意思）的头衔。

帕维利奇的办公室特别奇怪，一开门，大门就会装撞上他的办公桌。后来帕维利奇对一位意大利军事记者解释说，这是他保护自己免于被行刺的手段，因为门一撞上桌子，刺客就会吃一惊，并且因此停顿，这时候帕维利奇就可以用事先准备好的，始终上膛并打开保险的手枪射击对方。

这个乌斯塔沙的首领相当怕死。在帕维利奇统治克罗地亚的四年时间里，他总共只有三次在严密包围下穿过萨格勒布市区；他每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向公众关闭，周围密布特务和保镖；他只吃从意大利带来的一个女厨子做的东西，而这个女厨子又受到他老婆玛拉的严密监视；当他去罗马或者柏林朝拜的时候，就用特制的箱子为他装上食品，箱子则由国务秘书埃里希.利萨克保管，钥匙当然是由帕维利奇本人携带。

乌斯塔沙分子一上台，就开始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全境以骇人听闻的规模大搞恐怖活动，这也是这个国家最积极的一项政治工作。在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帮助下，塞族人和犹太人成为乌斯塔沙暴徒们的牺牲品，看上去这好像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发动的一场针对东正教和犹太人的圣战一样。

当然了，受迫害的人群远不止于此，吉普赛人、共产党、以及所有对这个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表达过不满、不欢迎的人也是目标。就这样，这个“克罗地亚独立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超大号屠宰场，就连大多数希特勒的文武官员都对它表达了极度的蔑视。

帕维利奇对他的“独立国”境内的塞族人采取的是类似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办法——集体处决，从摇篮里的婴儿到坟墓中的死人，无一例外。之所以我还说是“类似”，是因为他不搞什么毒气室那样的“无痛处决”，而是把一队队的乌斯塔沙成员像工作组那样派往波斯尼亚，纵容他们和当地的穆斯林暴徒一起焚毁信奉东正教的村庄，残杀当地居民。有时候他们也会强迫塞族人该宗天主教，以换取活命的机会，但是更多的时候，改宗也没用。

意大利记者库尔奇奥.马拉帕特在1946年出版的小说《卡普特》里写道，他有一次去拜访“波拉符尼克”，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篮子东西，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达马尔提亚的牡蛎，但是帕维利奇告诉他这是忠诚的乌斯塔沙战士送给他的礼物，同时骄傲地掀开盖在篮子上的布，原来里面是四十磅塞尔维亚人的眼球。

我必须强调，这个故事是作者虚构的，但是这个故事在之后几十年里面广泛流传，并且为大众所相信，因为从乌斯塔沙留下来的那些更真实的血性照片和屠杀记录中可以看出来，这类的恐怖故事实在不能说是空穴来风。

乌斯塔沙里面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人群：对他们来说，对社会不负责任和犯罪可以说是其本性。在乌斯塔沙进行的大屠杀中，主要的执行者在战前大多数是行行色色的游民、懒汉、酒鬼、赌棍、流氓、强盗、扒手和黑社会，他们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失败者。

这么一帮人，和法西斯运动、纳粹运动，以及某些其他政治运动里的最积极的分子，其实都属于同一类人，都是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中丧失了社会地位的底层渣滓。

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他们会在屠杀塞尔维亚人的时候花样百出了，这是他们“合法”发泄兽欲途径：玩腻了机枪扫射之后，就把塞族小孩塞进木桶里，堆上麦秆，活活烧死；厌倦了活埋，就用木棒，把塞族老太太活活抽打致死；厌倦了大斧砍人头，就用锯子把东正教士的脑袋活活锯下来... ...

这些肆无忌惮的歹徒执行其使命的时候是如此的残忍，如此的丧心病狂，甚至连他们的轴心国盟友也感到不安。

早在1941年7月9日，统帅驻扎在克罗地亚德军的前奥匈帝国将军，老纳粹分子格拉斯.霍尔斯特瑙就曾经为乌斯塔沙分子对塞族人民犯下的暴行，向帕维利奇提出过抗议，以后又曾经为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提出过另一些抗议，但是因为“克罗地亚独立国”属于意大利势力范围，因此德国军事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干预。

有些塞尔维亚富人以及其他上层阶层，最初试图讨好乌斯塔沙政权，可是这个政权采取的是强烈的超民族主义态度，不寻求任何一部分塞族人的支持，不管有什么阶层可以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那么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民间收到了广泛的支持吗？

没有。

这个政权的残暴也同样吓坏了广大克罗地亚人民，同时这个政权又极度的腐败，考虑到乌斯塔沙分子的构成，这也并不令人奇怪。所以，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一开始就极其不得人心。

两次大战期间，一般的克罗地亚民众都有一种模糊的亲英情绪（他们从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就痛恨意大利人，而英国人正在和意大利打仗），但是也有许多人被纳粹口号所迷惑，口号宣称德国纳粹是克罗地亚的朋友。当时许多克罗地亚人仍旧对哈布斯堡王朝抱有好感，而德国正式哈布斯堡王朝的“天然继承者”。抱有此种想法的克罗地亚人，有些是和平主义者，更多的人则无疑是失败主义者。

他们受到哈布斯堡帝国那种彬彬有礼的贵族文化修养熏染，也鄙夷法西斯化和民粹化的乌斯塔沙分子，但是又害怕她们。自然克罗地亚人是厌恶塞尔维亚人的，也不怎么喜欢犹太人，但是乌斯塔沙分子的种种令人作呕的暴行也令他们毛骨悚然。

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仍旧忠于的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以其他的领袖马切克博士。为了孤立马切克，防止发生有利于他的示威活动，乌斯塔沙分子在马切克住宅外面布满了岗哨，但也在民众之中引起了更大的怨恨。

但是真正使广大克罗地亚人无法团结在乌斯塔沙周围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乌斯塔沙对意大利的过分依赖。

克罗地亚人很快发现在他们“独立”的过程中，意大利人从他们的国土中分出去了一个达马尔提亚，而萨格勒布又事事听命于罗马，这在克罗地亚民众眼中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反德的克罗地亚人并不多，但是很多克罗地亚人已经开始担忧地注视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活动了，再加上德军为了维持必要的交通线，在整个克罗地亚境内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有占领军，并且享有种种特权，这也不可能不在克罗地亚民间引起反感。

而在1941年6月颁布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当年10月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使居住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的18万日耳曼人获得了极多的权利和治外法权：日耳曼民族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伽耶尔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人的所有内部事务上拥有“最高权力”；克罗地亚法院则无权审判日耳曼人，日耳曼族的官员除了宣誓效忠帕维利奇本人以外，居然还要宣誓向希特勒效忠；至于万字旗、德国歌、举手礼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这俨然是国中之国了。

这一切使得克罗地亚人对德国的反感终于发展到了厌恶，乃至憎恨。

好了，下面我们来说说他的末日吧。

要说起下坡路，还得从1943年意大利投降开始。

意大利法西斯垮台了，这对“这对克罗地亚独立国”而言，也好也不好。首先这对这个政权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威信上的，因为墨索里尼毕竟曾经是帕维利奇的早期靠山，而法西斯运动也是乌斯塔沙运动的楷模；可是帕维利奇的助手，那个以亲德出名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科瓦特尼克元帅，却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德国。

意大利垮台以后，纳粹德国就成了这个傀儡政权的唯一保护者了，凡是德国人可以从游击队手里夺取的土地都交给了乌斯塔沙，也包括当初割让给意大利的达马尔提亚。

帕维利奇为了挽救这个政权，进行了绝望的努力，他甚至下令处决了两个贪污最多的高级官员，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这个政权走向末日。

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状态。

有好几次，激进的乌斯塔沙分子试图刺杀“国防部长”普尔皮奇将军，因为他私下里和游击队接触，并且还保持了良好关系；那些曾经大力配合乌斯塔沙屠杀塞族人的波黑穆斯林都销声匿迹了；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甚至会公开批判政府，1943年3月，最后一批幸存的克罗地亚犹太人被勒令向到警察局报道，随后被押送到毒气室时，克罗地亚大主教阿洛伊斯.斯特皮纳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克罗地亚年青一代也越来越被铁托和他的运动所吸引，比哈奇会议提出的民族平等纲领也为其增加了吸引力，不断有克罗地亚年轻人投奔山林，加入到了共产党游击队中。

苏军在东线战场上的全面反攻，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敲响了纳粹德国灭亡的丧钟，而南共游击队在前南王国境内逐步发展到了可以和德军正面对抗的程度，规模庞大、武器精良、士气高涨，这是乌斯塔沙绝对对付不了的。

在绝望地试图挽救“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最后活动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都被动员了起来，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梵蒂冈；一部分人寄希望于马切克博士；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获得西方盟国的承认；一部分人想效法南共，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钻进山里打游击；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想排除帕维利奇和乌斯塔沙... ...

但是当苏联红军和南斯拉夫人民军从西从南席卷而来的时候，乌斯塔沙政权就只有跟着他们的德国庇护人一起向西北逃窜入奥地利境内一条路可走了。

1945年3月20日至28日，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三个集团军向波黑境内的德军发起了进攻，并接连打垮德军的抵抗，解放了萨拉热窝，乌斯塔沙的寿命开始了倒计时。

形形色色的难民都集结在萨格勒布周围，包括来自克罗地亚各地的乌斯塔沙部队，有来自黑山和黑塞哥维纳的切特尼克部队（多么讽刺），还有白俄和弗拉索夫的部队，以及这些人的家属，悲惨的景象一直持续到5月4日驻扎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最后一批德军撤走为止。

终于，不跑不行了。

5月5日清晨，帕维利奇发布了撤退命令，政府各部门开始烧毁文件。在克罗地亚国家银行，乌斯塔沙的“首领卫队”成员把银行包围起来，所有进出口都有持枪守卫，紧接着一辆卡车卡进院子，上面还驾着机枪。那一天乌斯塔沙分子，从克罗地亚国家银行抢走了价值8000万美金（相当于现在50亿美金）的黄金。这里面有好多都是乌斯塔沙从被消灭的富有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家庭抢来的财宝，全部黄金被装入写着乌斯塔沙要员人名的小口袋，另有36箱黄金来不及带走，被埋入萨格勒布方济会教堂祭坛下面的一个墓穴中。

5月6日，下午帕维利奇逃离萨格勒布。当天傍晚，克罗地亚空军司令部宣布取消部下的效忠誓言，让其各自逃命去了，这真是“作鸟兽散”啊，有些人开着飞机到了意大利投降盟军，有些人开着飞机投降南共，将功赎罪，还有些人冥顽不化，开着飞机到了克拉根福，结果被南共游击队抓到丢了小命。

萨格勒布电台在5月7日公布了帕维利奇和克罗地亚独立国要员逃亡等消息，这下炸锅了，普通的乌斯塔沙成员也开始了大逃亡，他们临走之前还不忘迁怒于人，把那些不肯随他们一起逃亡的萨格勒布郊区农民又屠杀了一遍。

在逃亡的乌斯塔沙部队身后跟着一大堆的平民，他们是乌斯塔沙的家眷，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很早以前就从游击队控制区逃到了萨格勒布。难民们赶着四轮马车、车上载满了行李、饲料、妇女、儿童，拉车的牲口集偶蹄动物之大成，甚至包括不少哥萨克从南俄带来的骆驼。

在向着奥地利边境逃亡的路上，乌斯塔沙分子们喝的酩酊大醉，破口大骂，发了疯似的胡乱开枪，子弹雨点一样落在附近房子的窗户上。在他们身后远远跟着切特尼克队伍，再往后是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的两个哥萨克旅，以及斯洛文尼亚义勇军成员，这帮难兄难弟不管往日有多大的仇怨，此刻都不得不聚在一起了。

实际上从1945年5月2日柏林被苏军攻克开始，战事就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进展。德军的艰难处境自不待言，因此许多战线上已经不存在大规模战斗，而是成批、成建制的德军向盟军开始了投降。

5月8日，南斯拉夫人民军解放了萨格勒布，但仍然对逃亡的乌斯塔沙部队进行着致命的追杀。

在南军大部队抵达前夕，乌斯塔沙急于逃命，答应向驻扎在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边境地区的保加利亚第三军（他们属于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是在4月底通过匈牙利进入南斯拉夫西北地区的）放下武器，只要放他们进入奥地利境内就行。

和乌斯塔沙一起的一只哥萨克骑兵师不愿意向南斯拉夫人投降，也不愿意向保加利亚人投降，他们怕被引渡到苏联，于是打算强行突围，冲进英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控制范围，然后再投降，他们的意图被粉碎了，他们在两天以后被苏军完全消灭。这一切让看在眼里的乌斯塔沙分子心惊胆战。

5月12日，夜间至13日凌晨，南斯拉夫人民军51师和伏伊伏丁纳16师追了上来，在德拉沃格勒地区将各南斯拉夫伪军团团包围，随即爆发激烈战斗。

在5月14日，乌斯塔沙分子同南斯拉夫人民军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一部分乌斯塔沙武装一时间突破了南军防线，随后四散寻找英军踪影，居然还真让他们给找到了。

在奥地利境内的布雷堡郊外的一座豪华狩猎宫殿里，他们找到了英国第五军司令部，试图向查尔斯凯特利中将投降。

第二天，南郡51师政委米兰.巴斯塔就应邀来到了英军总部，与英国人一同决定投降部队的命运。这批人里面，光乌斯塔沙分子就有十多万人，此外还有切特尼克、俄罗斯解放军、白俄分子。

塞族人复仇的刀子追上来了，满头大汗的乌斯塔沙能否躲开这把即将捅进自己后心的利刃呢？

最终会怎样呢？

我得去工作了，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还没写完，我是不是也太啰嗦了。

待续！

好，我来补全。

南军51师政委，米兰.巴斯塔应凯特利的邀请，前往其总部，与英国人一起决定投降部队——光是乌斯塔沙分子就有十万人之多，此外还有切特尼克、斯洛文尼亚义勇军、波斯尼亚穆斯林和白俄——的命运。

在会谈中，巴斯塔要求乌斯塔沙部队于当日下午4点以前投降，并且保证让难民回家，给予乌斯塔莎成员战俘待遇，否则“南斯拉夫解放力量的几十万军队”就要发动毁灭性攻击，把他们做为卖国贼彻底消灭。

乌斯塔沙的谈判代表面对如此的末日，情绪激动地对凯特利中将说，如果他听任“三十万”克罗地亚人落在敌人手里，那么历史将不会宽恕他。听到这里，巴斯塔起身离开会场，意思很明显“那你们就等死吧”，与此同时乌斯塔沙代表还在强调“历史的责任”，凯特利中将也突然站起来，严厉而明确地对巴斯塔说：“指挥官先生，我的坦克听从您的调遣。”

在这之后，乌斯塔沙代表不再作声，离开了会场，这时是下午三点。

一个小时以后克罗地亚独立国地面部队司令和军法总监斯拉夫科.什坦采儿上将——在一战时，他是奥匈帝国克罗地亚义勇军25团的一名营长，而铁托就是他手下的一名上士——来到南军第51师司令部，在那里正式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投降。

这时是1945年5月15日下午4点30分，德国投降之后的七天，最后一只成建制的轴心国武装力量终于投降了。

什坦采儿后来被南斯拉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曾经请求宽恕，但是被以前的下属铁托拒绝了。不过在行刑前，这个老头幸运地死在了自己的牢房里，法医给出的结果当然是自然死亡，可是也有人认为是铁托送去了“仁慈的毒药”。

5月16日，超过十万名俘虏，其中乌斯塔沙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以及不计其数的难民，在南斯拉夫部队的押送下离开奥地利。

他们的末日来了。

一进入斯洛文尼亚，押送他们的部队按照第三集团军司令科斯塔.纳吉的命令，对其中的低级军官、士官、士兵、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处决。

在这次被克罗地亚称为“布雷堡屠杀”的事件中，具体的死亡人数一直有争议。克罗地亚境内最臭名昭著的“亚赛诺瓦茨集中营”的1500名看守在马里博尔被集体枪决了，罪有应得。

有人认为有1.2万到1.4万人在布雷堡被就地枪决，还有人认为他们是押送到南斯拉夫境内被枪决的，总数应该是1.5万人。最极端的说法是有3到5万人被处决，这个估计显然过高了。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集体坟墓调查委员会”在该国境内发现了570多处集体处决死者的大型坟墓，大多数是喀斯特地区的溶洞，以及废弃的战壕。

在1999年，马里博尔郊外特津诺森林修公路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战壕，长一公里，宽4到6米，里面堆积了1.5到2米深的人类遗骸，施工队挖出了1179个人类颅骨，根据人种学研究者的分析，他们都属于迪纳拉-阿尔卑斯人种的克罗地亚人，壕沟内还有更多的人类遗骸没有被发掘出来，但是因为修路被重新填埋了，直到2007年才重新发掘。

必须指出，这些押送、处决俘虏的南斯拉夫部队中，有相当多的士兵是被得意法西斯或者乌斯塔沙逼入深山的普通人，他们的家人被乌斯塔沙或者切特尼克杀害了，而根据巴尔干半岛古老而血腥的复仇习俗，幸存者必须为死难者复仇，况且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许多在沿途被随意处决的人，完全是死有余辜。

基本可以肯定，除了少数逃跑的高层，以及特别无足轻重到以至于掩盖自身罪行的底层，所有稍有影响力和作用的乌斯塔莎成员都被处死了，还窜逃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余孽在铁幕的笼罩下，更是不可能脱身，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他们被一整个的消灭了，这就是乌斯塔沙的结局。

目前中文网上基本查不到乌斯塔沙的具体结局，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他们死绝了。

过段时间我会加上切特尼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