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生门》导演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城市梦》，里面的内容是否客观公正？ 第1页

记录片《城市梦》，陈为军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用102分钟的篇幅，如实记述了2014年9月，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对摊贩王天成一家占道经营的处理情况。

陈为军导演曾在2008年就提名过奥斯卡奖记录片单元，出品了多部在电影界颇受好评的佳作。这部《城市梦》的拍摄和原始素材处理，他花了一整年时间，后期制作更是耗费了近4年光阴，终于得以在8月27日公开上映。

该片在2018年入围“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获得铜奖，2019年入选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以对现实100%的真实还原度，在国际影坛获得诸多好评，2019年在纽约纪录片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并准备参加本年度的奥斯卡奖纪录片单元评选。

影片开始不到10分钟，城管局工作人员一句由衷感慨：【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没有办法】，别具一格地开场白，就迅速呈现了影片对立的双方立场：

相比于通常大多数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并没有任何的旁白和解说词，完全是通过白描式的镜头语言，和记录真实人物的对话同期声，随着时间不断推进，让观众一步步看到了摊贩王天成一家5口的真实的生活状况：

被大家称为“王爹爹”的王天成老人，河南农村人，70岁高龄，患有脑梗，右手关节也有明显病症，带着一家5口到武汉谋生，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他的老伴李书香老人，癌症晚期患者，常年喝着中药，该年年初又遭遇了中风，嘴角歪斜，行动不变。

本该是家庭顶梁柱的儿子王兆阳，38岁左右。他23岁那年，在家乡小五金厂的事故中，不幸失去了右手。工厂一分钱没赔，社保赔了2.8万，不久后带着新婚妻子，和父母一起来到武汉，虽然是个严重残疾人，但这些年来为了生活，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

孙女王展萍，初二学生，几个月大时就来到武汉，14年了，从没回过老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从不用父母费心，小学时成绩一直是学校前三名，初中就读于武汉地质大学附中，在教育质量极高的重点中学，数学成绩次次全班第一。

因为是没有本地户口的借读生，每年的“培训费”要几千块。而且，从小到大，评先进，戴红花，“外地小孩都没份”。

这一家人不但衣服破旧，住房狭小简陋，而且因为生活拮据，平常三餐几乎都吃不上肉。每天两个老人的药品花费，就是120元，再加上房租水电费30元，用老人自己的话说，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干，一个月都要花几千块钱。

所以小姑娘从没有去过游乐场，一直盼望着有自己的智能手机，对饮食的要求也只是最直白“有肉就好吃”。

而这个早早懂事的小姑娘，也是辛苦劳作的一家人最大的希望，希望她长大后，能在武汉这座大都市“找个婆家”，安家落户。

王天成一家作为被扶助的残疾家庭，他们最开始的经济来源，是一个被允许搭建的旧报刊亭。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将这个报刊亭改造成了杂货摊和水果摊，并且在鲁磨路占道经营，占了街道长6米、宽4米，大约24个平方米的位置。

一家人每日起早贪黑，晚上就睡在岗亭守夜，既卖廉价衣服，也卖各类杂货和生活小物件，还有西瓜、苹果、鸭梨等各种时鲜水果，因为价格低廉、态度热情，和附近居民的关系也很融洽，生意也算红红火火。

按城管局工作人员的统计，每日的总销售额在1500元以上，最高可达3000元，足以保证他们一家人基本的日常开销，加上省吃俭用，还能慢慢攒下一笔积蓄，以供老人将来养老看病，孩子教育。

可以说，这个摊铺同样也是维系这一家五口人，能在这座大都会生活下去的根本。

然而，另一方面，王天成一家毕竟是真正的“无本经营”，不但不用租借店面，省去一大笔开支，甚至连最基本的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自然也谈不上交纳税款了。

这肯定会让其他合法经营的店面经营者不满，他们也都纷纷摊铺尽可能往街道挤占，更有许多无证摊贩，有样学样地在那里摆地摊，或者支起小摊铺，以至于整个鲁磨路的街道面积，都被大量摊档挤占，既影响行人步行和行车安全，同时也不利于各个部门的统一管理。

因此，王天成这个“王爹爹”，也成为了当地城管部门记录在案的著名“钉子户”，多年来常和城管人员打交道，早都混熟了。用王天成自己的话说，是“一边打、一边谈”，斗智斗勇的拉锯战过程。

到了2014年9月，按照武汉市城市发展规划，鲁磨路将被打造成高端消费的“珠宝一条街”，沿街摊贩都必须被彻底清理。于是，城管局的胡队长、李副队长们，几次召开会议，下定了决定，一定要拔除“王爹爹”这个违章经营的摊贩钉子户。动了他，之后清理其他摊贩的工作就容易开展了。

一方要自己的【生存】，一方要城市的【发展】，双方的立场近乎不可调和。王天成老人显然也很明白这点，因此，哪怕城管人员起初上门，非常客气与他商量，也能迅速激起的怒火，各种手段的激烈反抗。

此刻，影片的重心完全变成了“王爹爹”，甚至很长一段篇幅，几乎成了他的“个人秀”。

这位王爹爹干了什么呢？

阻止测量占地面积，阻止统计销售额，拒收和撕毁相关文件，摔东西泄愤，在纸壳箱写上各种抗议大字报，脱光上衣躺在水泥地上，高喊着「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 ！」「这些人连狗都不如！」，甚至对城管人员谩骂“苍蝇！苍蝇！”，掐他们的脖子，打肿了他们的眼框。

另一方面，“王爹爹”又是能屈能伸，可以向城管领导当场下跪，又是振振有词：「我们不影响任何人，给城市带来了便利、实惠」「国外发达国家一样有很多摊贩」，还指着着宪法里关于扶助残疾人员和贫困户的相关条文，把自己家庭成员脑梗 、残疾、癌症、中风的实际状况，全都当做了实际筹码，尽可能给自己争取更多利益。

他更时不时蹦出的几句真心话：「我一手打一手谈；不打，在武汉待不了14年；不谈，一家人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我死也不离开武汉，哪里黄土不埋人」「我是(生活的)强者，不是弱者!」

这么一个看新闻，读政策，懂法律，倔强狡猾、假癫不痴，倚老卖老、撒泼使刁，以退为进，收放自如的老头儿，一切看似荒诞无理的行为出发点，都是为自身和家庭利益最大化，充满了底层群众生存智慧，作为观众，在觉得可厌、可憎、可气、可笑之余，又同时也不免觉得可怜、可敬。

因为导演的独具匠心，影片并没有任何旁白解说，所以明明是一部记录片，却有着如同普通剧情片一般的观影沉浸感与代入感，“王爹爹”在镜头前活灵活现地表演，更不是中外影坛任何一个演技精湛的“老戏骨”所能演绎的。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这部“大男主故事片”的最佳男主角。

而面对这样一个暴力抗法，行为凶悍，蛮不讲理的违章摊贩，不得不赞叹城管工作人员的忍耐与爱心。

他们秉承【文明执法】的宗旨，从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在对方竭力抗拒下，多次召开会议，商谈对策，斗智斗勇。

比如在摊铺对面竖起一个“北大青鸟招生”的假牌子，名为招生，实为记账，成功获得了“王爹爹”的每日销售数据。

然后，城管局一边依据相关法规，出示了「拆除违章岗亭，取缔无证经营，没收非法收入，罚金2万」的处罚决定，一边用6台摄像机记录，竖起多面盾牌隔离，及时制止了王天成的极端抗法行为，避免发生意外事件。

另一方面，真正做到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需，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和王天成之子王兆阳的努力沟通和谈判，了解他们一家的相关诉求，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尽可能去解决，努力为他们找寻新的出路。

对王天成一家来说，想和从前那样违章营业，已经是注定不可能了。全家人的最大希望，孙女王展萍的学业，同样也是他们的最大软肋。

王兆阳和妻子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河南老家，看到当地“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冷清的街道，和车水马龙的大都会形成鲜明对比。回到村里的老屋，多年无人打理，庭院里的各种植被长到一人多高，老房漏雨严重，接近坍塌。

冷冰冰的镜头语言，无声地呈现这样的事实：【他们已经没有家了，他们已经根本回不去了。】

当王天成的妻子李书香老人，来到武汉市郊的岗亭制造厂，看到城管人员为他们一家特意定制的岗亭，12个平方，两面拉帘门，通水通电，粉刷一新，造价高达两三万元，很明显被感动了，欢喜地合影，并将照片传回给丈夫和儿子。

在双方互相体谅，妥善协商后，这场基于彼此立场完全对立的激烈矛盾，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

而让笔者观影时感触更深的一句话，是儿子王兆阳说：「什么是幸福，和家人一起吃饭就是很幸福。」

这个身残志坚、负重前行的中年男人，最后给城管局写的那封道歉与感谢信，态度诚恳，感情真挚，文采出众，可以想见，如果当年不是家境贫寒、又遭逢意外不幸，他未必不会有更好的事业前程。

他看似其貌不扬、沉默寡言，却在影片的后半段，为事情得以妥善解决，起了关键作用：既能通情达理，制止父亲的不理智行为，又能在城管人员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努力维护了自身和家庭权益。

当摊铺即将被取缔，遭遇如此晴天霹雳，一家人的生活支柱将要崩塌之际，自然也免不了互相指、责埋怨，但同样不缺乏亲人的温情，从种种细节点滴，也能看到他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王天成一边抗拒城管执法的同时，还不忘每天早起时，给老伴按时煎熬中药。李书香老人患癌后，被医生判定最多只能活五年，此时已经是第八年了。

哪怕平常都吃不上肉，没去过游乐场，王展萍小姑娘还是不忘记喂养捡来的小狗。

她的母亲，一个朴素憨厚的中年妇女，当年嫁给刚残疾的王兆阳，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地跟着他们家过苦日子，提起“当年一起搬砖，赚了几百块，都乐得合不拢嘴”，来给丈夫加油打气。

2015年1月，王天成一家的摊铺在新竖立的岗亭正式营业，并和城管部门签订了3年使用期限的协议。

2015年，武汉市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2016年，抗癌多年的李书香老人去世，同年，孙女王展萍在初中毕业后，还是选择了考入中专，尽早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正如城管人员感慨的那样，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从几个月大到武汉起，从没回过农村老家的小女孩，她已经是个“完全的武汉城里人”了，虽然她是一直长到初二，才第一次花了88块钱，进游乐园玩那些“刺激坏了”的儿童游戏。

神有神的路，鬼有鬼的路，就算路边的狗尾巴草，也总有属于自己的那条活路。

自以为“跨越了阶层”，充满精致生活的小布尔乔亚们，热衷于追捧“国际名流”“高奢品牌”之余，对此类下层平民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智慧，自然是不屑一顾的。

然而，当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数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基础生活岗位，方便城市居民衣食住行，他们同样是为整个中国的飞跃发展，贡献巨大绝不可抹杀的一个群体。

一如笔者此前文章所说过，无数个工地上挥汗如雨、扛土搬砖的民工兄弟，无数个来去匆匆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无数个兢兢业业日夜忙碌的流水线女工们……

从来都是在平凡生活中努力发光发热的他们，和我们一起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工业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工业制造能力，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力动员力，让我们得以无惧各方面挑战，傲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

他们理所当然，有圆自己的城市梦、有圆自己的中国梦的权利。

而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充满人情味的执法，拍摄这部影片的陈为军导演和广大工作人员，出品这部社会价值远大于商业价值的影片，他们的努力确实都是在“做功德”，甚至可称得上功德无量。身体力行地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本片历时多年打磨后，得以在疫情后复工的各大院线公映，同样也是对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对抗疫斗争中奋战一线、居功至伟的武汉人民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致敬。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部“真实纪录片”版的《我不是药神》，如实呈现生活的艰辛之余，同样满溢着温情与正能量。

本文基本无剧透，可放心观看。

看了这部纪录片，让我仿佛回到了几年前和业内的前辈闲聊的时光。前辈叹息一声，缓缓说道：“当年我们吃的都是好吃的肉，如今这些肉都被吃完了，剩下的可都是难啃的骨头。”

的确，在上个年代，市场上什么技术都没有，又简单又有价值的课题俯拾皆是，你随便做点什么，都是巨大的贡献，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如今呢，不论是哪个行业，轮子都已经被前人发明了出来，不需要你再发明一遍；要想在此基础上做出哪怕只是稍微有点实际意义的成果来，都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

先易后难，越走越难，这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背景。而一座城市的发展建设，也是这种大背景的缩影。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一穷二白，市场上什么都缺。这时，我们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在绝对规模上来讲，都是太小的，需要更大的面积，需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财富。人们聚集在一起，完成一场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帕累托改进。GDP以每年十几个点的恐怖速度增长，城市不需要思考，只要扩张就可以了。无序扩张也不要紧，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这场扩张当中获益，这时的无序根本就算不得什么罪过。

可是这种无序的扩张终究有一个尽头。无序的规模，其本身就是城市最大的破坏者，当这种无序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所能产生的收益会被无序所导致的混乱完全冲抵，接下来城市的一切建设与发展，本质上都与浪费无异。前人可以只吃肉，但我们这代人，必须啃骨头，必须破解无序，建立秩序。否则，任何人想要试图从这样一座已经陷入混乱零和的城市中获得报酬，本质上都是在占用这座城市中其他人的口粮。只有破解这种无序，城市的总效率才能提升，城市中的人们才能共同从新一轮的发展中获益。

这种共同的获益，可能才是陈为军导演眼中“城市梦“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小贩的梦，也不是城管的梦；不是本地人的梦，也不是外地人的梦。它什么都不是，却又什么都不是。它是这座城市的，共同的梦。

刚刚看到这个纪录片名字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讲若干个人物的若干个小故事，象征着城市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各自不同但又有所相同的梦。然而并不是，片子讲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城管与钉子摊贩“的故事。考虑到故事的主人公，水果摊主一家的武德实在太过丰沛，即使在武汉也并不太具有代表性，只能算是”极个别案例“，我一度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起的太大，是不是叫个”水果摊“或者”书报亭“之类的名字更合适。

但回头想想，又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实在是再合适不过。武德爆表的地摊老爷子，和打不还手的受气包城管，他们原本应当是城市中最无法和解的两类人。按照我们朴素的理解，城管要想不丢饭碗，小贩就必定要收摊；小贩要想有钱赚，城管就必然要撤退。两方都满意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要么小贩梦圆，要么城管梦圆，另一个就必然要梦碎。

然而现实是这样吗？我只能说，这个世界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同样，也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恶毒。把视野从眼前这个你死我活的牛角尖中放宽，放远。他们要都能圆梦，那才是“城市梦“。

陈为军的收官之作，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