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学家对易中天评价那么差? 第1页

就像一个非主流说相声的，演出卖票比主流相声演员加一起都高。主流的能说他好话吗？

易中天这个文学专家研究历史，是中国传统文人那种以史为鉴，以史论近的方法，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容易推导出一些治世为人的道理。

中华文明史里对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内核的解刨，并由此引出中国应该以真实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去KO西方那个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

如果你关心的是易中天，那么没有必要在意历史学界的态度。

如果你在意的是历史学，那么没必要关心易中天。

看你们这么感兴趣就更新一下。

易中天的研究对象是历史。

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任何一种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而且易中天先生本人都不以历史学家自居，他是一名历史爱好者，主业是作家。也就是如果分类的话，跟二月河，孙皓晖，当年明月，是一类的。

至于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一学科不了解的人，可以看一看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会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有些话今天我就直说了，易中天做的一些事丢读书人的脸面，这些事不能因为时过境迁就不提。

易中天十年前写过一本：《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这书咋写的呢，就是把尹宣先生翻译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了一遍。

《费城风云》的开篇易中天写了这么一段话：
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而像我这样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他们未必有时间和耐心读完这部长达63万字的巨著。我一向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只能在此做一总注，即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而且，为方便读者阅读计，不少已经改写，但求传达其意而已。如撰写研究论文，请引用尹译本，勿以本书为凭。我希望这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遗憾的是，易中天从来没有直接跟尹宣先生说过这件事。尹宣先生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2007年一位朋友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放在他的案头。尹宣先生写道：“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有人粗略估计，《美国宪法的诞生》有六到七成篇幅，抄自《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9年1月17日，尹宣先生因心脏病去世，这事当事人提不了了，但我们不应忘记，骂一句易中天欺世盗名我觉得不为过！

附上尹宣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

朋友把一本书放上我的案头：易中天著《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在“后记”里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早在100年前，特纳给他的朋友、《辩论》英文版编者法兰德写信说：“再无一人像我这样明白，你这样的作品，会把你的姓名与世界政治史中最有生命力的记录永远连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解说将如鸿毛飞逝，而我独具慧眼所见之书，却会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百谈不厌的话题，我自以为明白却未真懂的内容，将幸运地散落于街头巷尾，排成长队的学者，将会感戴你的这份深恩厚德。”
《辩论》的英文封面上，麦迪逊的姓名后面，没有“著”字；这本书的内容，是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的“群言荟萃”，麦迪逊是记录。《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我译《辩论》并为之作注时，心想：都云译者痴，谁解其中味？现在，易中天先生至少解出两味：译笔还好，注释详尽。我觉得：遇到知音。《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记”接着说：“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过去，有许多人曾经把经典著作通俗化，后来，人们发现，其中不少对原著作了阉割和曲解。为此，许多先贤一再提倡：要读原著。
《辩论》一书，线索众多，彼此纵横交错，制宪代表们在四轮辩论中，又爆发出许多灵感火花，大小故事，逸闻轶事，不一而足。要想理顺，然后综合叙述，需要功力。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我做事慢，喜欢琢磨。好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第十条下，列举了著作权受到保护的十七个方面。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其实，韩愈先生早就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通俗并非易事。我在纽约图书馆读过英文版“世界领袖”丛书。那套丛书以美国中学生为主要对象，每本百页左右。我记得读过其中近二十位美国总统传，外加汉密尔顿传。丛书的主编，是美国史学界泰斗小阿瑟·施莱辛格，他在每本书前都有的“总序”里说：作者多是研究传主的专门人才。他们深入一个人物、掌握资料太多以后，就觉得一百页不够用，许多材料舍不得丢。施莱辛格看过许多初稿，认为问题多半出在取舍不当，有时反而抓不住要领。可见，越是深入，越难浅出。
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
花了两天，读完《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先生的手法，是夹叙夹议。叙述部分，即基本内容，包括情节推进、人物评介，大体从一本书中提取：《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包括译文和注释。我越读越觉得书中的词句过于熟悉：我反复推敲而成的译文，字斟句酌写出的注释，星星点点化为易中天先生的“著作”。
易中天先生把他的书称为“著作”，这就向读书界和书评界提出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何谓著作？何谓改写？改写等于著作？或者，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如果有明确界线，如何划分？或许，研究版权法的法律专业人员，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诸如“婆婆媳妇论”，“防官如防贼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我的翻译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汉语中的现成词语，尤其是由典故生成的汉语成语，以免不必要的思维混同。希望有助于读者把捉和品尝制宪代表发言的原汁原味。”（《辩论》，“译者例言”，第12页）
这就提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人说：“霸王别姬肯塔基”，“李白醉卧迪斯尼”，读书界和书评界会认为这是通俗、庸俗，媚俗？还是不伦不类？还是异想天开？
易中天先生在书中提出“防官如防贼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第103页），应该是一个为了通俗化而作的比喻。但是，比喻，要贴切，要恰如其分。夸大、缩小、拐弯，都可能引起质的变化。尤其理论问题，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似是而非，易生误导之弊。
现代文明社会，讲究法治。管住官员，主要用宪法；打击盗贼，主要用刑法。这是两个范畴，不能随意混淆。官不等于贼。官员即使“不作为”，也可能危害一方；盗贼如果都“不作为”，就一方太平。防官的办法，不同于防贼的办法。——中华读书报2007.1.31

更新：大家评论区里争得很厉害，如何评价当然可以有争议，但我想有几点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1. 《费城风云》对《辩论》一书存在大量引述，其中制宪代表的所有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这是易中天原话），其实质是对《辩论》一书的通俗化改编。
2. 易中天有在《费城风云》的序言中提到尹宣先生的《辩论》,但写书前没有征求尹宣先生意见，出版后也未通知尹宣先生。
3. 易中天从《费城风云》当中名利两收，但除书中的序言外，并未在其他公开场合向公众提起尹宣先生，也未从版费中拿出一部分感谢尹宣先生。

我是 @子夏 ，感谢阅读。

---

  ti-yu-lao-shi-43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从易中天老师对大清国粹——清条约的评价就可见一斑了。

↑ 周礼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条约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易中天老师对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评价:

这是一些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交道的“夷狄”，这也是一场当时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战争。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家伙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掠夺钱财和妇女（此类罪行多半顺手牵羊），更不是颠覆政权，而是通商贸易和传播文化（比如传教）。事实上，1840年那场战争，在英国人那里就被称为“通商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后面这个说法，是英国议会辩论中“反战派”用来讽刺政府战争议案的。这个议案最后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参见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说明战争在英国其实并不怎么得人心，更不要说为了走私鸦片或者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了。说得白一点，英国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战争，只不过是要和我们做生意。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两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得到证明。《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白门条约》，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战果”，也是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证”，因此最能看出其“犯罪动机”。《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除例行公事的“结束战争”外，有关五口通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订立关税、自由贸易几项，几乎全是经济要求。即便割让香港，也主要是为了通商贸易，不是觊觎政权（否则大清皇帝断然不会同意）。至于《南京条约》的后续条约，即1843年的《虎门条约》，当然不乏丧权辱国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比如放弃关税自主权，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等。但这些条款，是英方的敲诈勒索，还是清方的主动奉送，也还两说（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应该说是兼而有之吧！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从中看出亡我中华之意。

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场面话表述里，易中天老师更是看出了“我们大清真是太厉害了”这一层内涵，深感列强在中国并没有享受到特权，为他们的地位仿佛低爱新觉罗奴隶主们一头而愤愤不平。

其他条约也大体如此。它们常常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并非条条都不平等。比如“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就不能说是不平等。“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也只是为了“贸易通商无碍”，并无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之意。何况“恩准”二字，也给足了大清面子。至于两国官员来往文书应称作“照会”，反倒应该说是要求平等了。因为此前清廷规定，英国官员送交我地方官的文件是要称作“禀帖”的。这究竟是谁不平等待人？

高潮来了，易中天老师对《辛丑条约》的评价:

就算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辛丑条约》，其中也不乏要求平等之处，比如要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就是。道理很简单：所谓“衙门”，是朝廷派出的“牧民”单位。列强并非大清属国，其外交官也不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怎么能用“衙门”去管理他们？当然要求改正。

对这种列强仿佛是来中国做慈善的解读，易中天老师又是如何的做到逻辑自洽呢？由于接下来的内容过于反动，我不得不改为截图的方式，避免被系统错杀。

↓

以上言论全都出自易中天老师的著作《帝国的终结》，有趣的是在同一本书里对满清的评价是这个画风:

清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秦的军事实力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军事实力也是很强的，结果怎么样？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仍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唐与清相比也相形见绌。唐征高丽，数征数败；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朝鲜。唐征突厥，断断续续，清则入关前即收服漠南蒙古诸部，入关后数次讨伐准葛尔，皆获大胜，蒙古族几乎全部成为大清臣民。唐征西域，胜败无常，清出兵必胜，平定回疆，将其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征吐蕃，负多胜少，清六次用兵，五次大获全胜，终其一代，藏不敢叛。
无论是安内还是攘外，清都不逊于历朝，即便在于列强的战争中数次战败，也没有像宋、明那样至于亡国。

啥?既然易老师认为列强是来做慈善的，那么清朝没有亡于列强算什么吹点?

---

  mars-50-4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易中天，美学教授。

袁腾飞，高中老师。

纪连海，高中老师。

还需要说别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