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良诸文明已经确认为王权国家状态，而且比断代中的夏朝还早，为何不以此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呢？ 第1页

给知乎网友们科普一下当前中国考古遗址时间和地理位置关系。

长江下游地区

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马家浜文化

公元前4000年到3300年崧泽文化

公元前3300年到2300年良渚文明

公元前2000年以后马桥文化

其中马桥文化与良渚文明考古学上没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良渚文明断绝了。

长江中游地区

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8300年彭头山文化

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屈家岭文化

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

之后石家河文化灭亡。

黄河下游

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后李文化

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北辛文化

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

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山东龙山文化

公元前2000以后岳石文化

其中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达到极盛，岳石文化发生文明大衰退，山东龙山也可以说文明中断。

东北地区

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兴隆洼文化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红山文明

公元前2000多年灭绝。

这是目前考古出土证据所体现的中国史前文明大体情形，这些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点。

要么衰退，要么直接灭绝。

这些文明跟印度河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有何区别。

然后我们看看牛逼到爆的中原文明。

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大地湾遗址，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代表遗迹是贾湖遗址和磁山遗址。

贾湖遗址有世界最早的酿造酒，中国最早的乐器骨笛，世界最早的刻画符号。

磁山遗址有世界最早的种植粟，种植黍，有世界最早的家鸡，世界最早的核桃，是北方农业文明的发源地。

大地湾遗址有世界最早的水泥，中国最早的绘画，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

贾湖，磁山，大地湾刚好把中原地区围成一个三角形，而中国就是在这个三角形里形成的，这也是中国一万年文明的铁证。

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明

仰韶文明发掘遗迹之多，规模之大，世界第一，绝无仅有。全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期文明加起来都不一定有仰韶多。

就仰韶文明里的不同类型有非常多，

比如陕西区域的半坡类型，中原的庙底沟类型，甘肃的马家窑类型。

其中庙底沟类型堪称仰韶的巅峰，产生了专有的考古名词“庙底沟化”，文明影响力范围与后世夏商周疆域范围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古中国疆域在5000年前的庙底沟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700年庙底沟二期文明

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陶寺文明

陶寺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尧都。

公元前1850年到1750年新砦遗址

公元前1735年到公元前1530年二里头遗址

中国最早的出土大规模青铜器和完整青铜冶炼遗址的考古遗迹，也是代表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唯一考古证据。

二里头把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年代拉到古埃及一个水平，仅仅比巴比伦晚400年。

非常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地方。

公元前1509到公元前1465年郑州商城遗址

规模在26平方公里，规模媲美现代县城，商朝都城之一，同时期世界最大城市，比世界其他地方城市大四五倍

公元前1300年到商朝灭亡殷墟遗址

规模达到35平方公里，世界最大城市。

中国最大甲骨文出土遗迹，最大青铜器司母戊鼎出土遗址。

看中原地区的考古遗迹，

只有公元前2700结束的庙底沟文明和公元前2300开始的陶寺文明之间有400年的空档。

如果将来疑似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高城遗址被发掘，把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断代给确定下来，那么整个中原文明将没有任何断档。

也就是说，从大约10000年以前，中原文明就一直延绵不绝，直到21世纪。

而且整个中原文明跟你所看过的历史书有着一样的脉络，有着非常显著的对应关系。

然后你再问问自己，是良渚文明是中国的主脉，还是仰韶文明才是中国的主脉。

如果我们把良渚文明当做主脉，

你让山东龙山代表东夷文明怎么想？

你让石家河文明怎么想？

你让红山文明怎么想？

中原文明在考古学上的统治力，是其他所有文明遗迹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中原文明是中国真正的主脉，核心祖先，没有之一。

看到推送，顺手答一下。

这两三年有幸接触了一些考古从业者，关于良渚，记住两句就可以回答问题。

第一，良渚属于考古发现，任何史籍都没有记载。（这点我觉得很正常）

第二，良渚人去哪了，现在还不知道。（这点也正常，但问题是，只要一天搞不清，它就不可能成为文化源头。）

一点一点更，保证不太监。

说明一下，欢迎转载，不用说明出处，本来本篇就是用众多考古工作者们的劳动结晶拼凑起来的。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祖先到底是哪里来的

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同年，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收录良渚文化，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称之为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实证。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普罗大众（非考古专业）对良渚文明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目前世界考古学领域对良渚到底是文化还是文明，已经有了共识，对于称良渚为文明这个问题，不再进行赘述。

有人质疑良渚人的血缘不属于华夏民族主体O2a(老O3），下面两张图希望能让这类半桶水装懂的人再去好好学习一下有关Y染色体单倍群多态性特征的相关知识。

如上两图可知，距今3600-4400年之间有个特征是O-F492的祖先，其后代分三个方向进行了迁徙，所对应的是怎么样的考古发现，后文再述。在同一个时代，这个O-F492可谓是鹤立鸡群，这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了良渚人在上古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本文将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中，尝试对中华大地距今5300-3700年前的一段文明演进史进行一个梳理。必然会有不同意见和观点，在此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用现在的地域观念去和那个年代对号入座，几千年来人群的迁徙变化，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早已物是人非了。

第一部分：良渚到底有多辉煌

距今5300年，这是个神奇的时间段，好像全世界的文明都在那一瞬间爆发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完成统一，形成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权国家；苏美尔人在美苏布达米亚南部平原建立起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而在中华大地上，钱塘江北岸的良渚文明出现了。

良渚凭什么受到举世瞩目？

一、余粮

多余的粮食对于文化、文明的形成，是最主要的条件。说直白一点，吃饱了才会有文化、才会有文明。良渚古城目前出土的碳化稻谷，总量达到20-30万斤。良渚古城以东20多公里的茅山遗址，2009年发现了80余亩成片水稻田，其中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分割出一垄垄整齐的稻田，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大规模的水稻种植，离不开先进的生产工具。5300年前，当其它农耕文化还在使用耒耜这种类似于今天的铁锹的工具，一锹一锹翻土地的时候，良渚文明的前身崧泽文化，就已经使用经过技术改良之后的分体式石犁。

实际上，同时期中国其它地区的文化聚落，也会种地，但是大多是使用动物骨骼或者石头做的铲子（古人叫耒耜），一铲一铲挖地种东西，严格来说那不叫“农耕文化”，那叫“园艺农业”，说白了根本不可能上规模，也无法养活一个城市上万的人口。

关于石犁的表述，来源于良渚博物院官网主页介绍视频，以及《中国考古学通论》（2009年10月1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张之恒）。但是知乎作者 @螺旋真理 提出了质疑，《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毘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 刘莉 美国斯坦福大学;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潘林荣 闵泉 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 蒋乐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 发表在《东南文化》（2013），该文结论：经过实验考古和微痕分析。以一件现代铁犁、一件出土石铲和一件实验用石犁的形态和微痕观察作为对比标本,观察昆山遗址出土的五件崧泽文化三角形石器.发现昆山三角形石器可能具有铲、刀等多种功能，可作业于不同质地的物质，如植物和细土壤。这些遣物上没有发现类似犁耕的微痕，可以肯定它们不是犁。

由于存在争议，将文献材料奉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20-30万斤的碳化稻米能留存到5000多年后的今天，说明良渚的食物储存非常先进，根据考古发现，良渚文明已经使用杆栏式建筑了。下图是出土的陶豆上发现的一个符刻，以及出土的一个陶屋顶。让我们复原了良渚文明房屋的样子，杆栏式结构、人字形屋顶已经趋近与后来华夏民族的建筑风格。

大规模农耕的对水利工程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而修建水利工程，势必需要一部分人脱离粮食生产，去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并且需要有组织领导者来管理。这就是文明即国家最初产生的原因。

良渚的水利工程非常宏大，工程量堪比埃及金字塔，有专家估计，良渚的水坝，需要一万人专门建设十年时间。这么大的工程量，说明良渚文明在5300年前，有非常强大的农业基础，高产出的粮食生产，大量的粮食储备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劳动力脱离粮食生产去做这类工程，有集权统治可以组织和领导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是良渚作为国家文明的重要支撑依据。

二、城市。

良渚文明拥有巨大的土石结构内城墙和外城墙，其被最早发现，还是196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前6天，美国的锁眼卫星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当时是冬天，植被凋零，又值革命年代，开发建设并不是主要社会活动，地貌基本保持完好，良渚古城墙以及水坝系统被清晰地显示了出来，这帮助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最大的内涵，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大，更重要的内涵是因为它的三重相套的城市格局、宫殿区居中、中央高周边低的高度变化，是华夏民族后来各个历史时期首都的建设方法。

以上斜体部分作废。知乎作者 @螺旋真理 提出质疑，中国古代三重相套的城市结构实际上是到了北魏时期才出现的。在此之前，有记录的古都城的宫殿区大多散落在内城区域内，内城相当于宫殿区。经查证属实。

良渚古城 已经实现了城乡分野，农业聚落全部位于城外，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良渚古城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中的交通主要是河道，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下面是考古工作者为我们还原的良渚古城内的情景。

三、木工

木材是自然界最常见的材料了。良渚人对木材的利用，有些普通的就略过不提了。我们来看几个比较厉害的东西。

前面我们说过，良渚的主要交通是河道，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这个河道并不是随便挖挖就行了的，需要打好木桩，保护靠岸的船不会把河道整垮了。大量的木材使用，离不开伐木工具。

是不是很厉害，更厉害的在下图。庙前遗址出土的榫卯结构古井

四、纺织

良渚的纺织是有出土工具的，可不像有的地方，找到个丝绸残片，找到个锯齿形骨头，就说自己那边是丝绸发源地。要那样子，丝绸之路上的地方怕是都要成发源地了。“服章之美,故谓之华”，为什么我们说良渚有养蚕织娟？

良渚文化早期遗址中,还发现不少竹编织物、草编织物和丝麻织品。竹编器物有竹席、篓、篮、箩、千篰簸箕等。麻织品有麻布和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线和丝带等。上述 竹编器物和丝麻织品的工艺水平都很高,如竹编器物的编织方法有一经纬人字纹、二经二纬人字纹、梅花眼、菱形花格和密纬疏经十字纹等。丝织品的出现，说明良渚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开始养蚕织编。^[1]

将散乱纤细的单根纤维捻合成连续紧实的线，这个过程叫“纺”，那么“织”呢？

将“纺”好的线经纬交织形成平面织物，这个过程叫织。

看完想到了什么？

五、陶器

5300年前的人类社会，陶器是文化主要传承的载体，良渚文明的陶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相当大的一部分陶器已经使用了快轮技术。不要小看这个快轮技术哦，到现在为止，这种技术还是陶瓷的主要制作技术。良渚文明学习了钱塘江南边河姆渡文化的黑皮陶和黑陶制作方法，这个黑陶和黑皮陶千万不能小看它，实际上它包含了两种技术，第一是木炭的使用，得到高温烧窑，这是后来青铜器冶炼的前提条件之一。第二是渗碳技术，这关系到青铜器和铁器的品质（生铁、熟铁）。

下图是良渚具有代表性的黑陶，它是在窑内烧制到一定程度后，故意熄灭窑火，让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粉尘充满整个密封的窑炉内，让碳渗入到陶器中，再进行一次烧制做成的。

良渚的陶器按照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祖先的脑洞。

1、炊器。做饭用的

这种三足设计，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没错，商周时期的青铜鼎礼器形制，发源于陶鼎。这种陶鼎只能煮稀饭，想吃干饭，它是做不出来的，会直接被烧裂，吃干饭需要另一种炊具。

2、盛食器。就是上菜的碗，吃饭的碗。

这个没啥好说的，大家自己看看。这个豆的形制，越到良渚晚期，豆把就越细长。

3、盛贮器。平时放食物或者别的东西的容器。

这个罐的形状，在良渚一千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从前期矮胖到后期高瘦的变化。如下图。

4、酒水器。喝东西用的

盛酒器也经历了从矮胖到高瘦的变化。

这个滤酒器可以把早期酿酒过多的杂质（酒糟）过滤掉，这个脑洞如何？很简单地解决了过滤问题。这个还是良渚早期的东西，到了良渚中后期，可能酿酒技术有了变化，这个过滤器就没再见过了。

六、玉器

最让人目瞪口呆的就是良渚的玉器了，要用某样东西代表良渚文明，首选便是玉器。华夏民族的玉文化主要发源于良渚，2000年之后《周礼.春秋.大宗伯》 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六件玉器，就有四件来自良渚文化。“礼仪之大，故谓之夏”，玉器是用来祭祀的，祈求风调雨顺，祭祀先祖，祭奠亡灵等等。

后来的很多文化都有玉器，为什么我们不说它们是华夏民族玉文化的源流呢？主要是因为要么玉器使用方法（礼制）没有被华夏文化传承， 要么这个文化的玉器本来就传承于良渚。比如这个玉玦，马家浜、崧泽、凌家滩、红山、石家河、山东龙山等等，很多文化都有，并且造型各异，但是在良渚之前，玉玦都是拿来当耳环 用的，直到良渚开始，玉玦被穿孔后当成了衣服上的配饰了，这个使用方法传到了湖北石家河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直到后来商周时期，玉玦到底是拿来当配饰还是当耳环，成为了判断夷夏的标准，也就是说，都周朝了，还拿玉玦当耳环的，就是野蛮人了。

良渚之前的崧泽文化，制作的玉器大多为平雕工艺的。而到了良渚时期，如下图

玉琮、玉璧、玉钺、玉璜都是随葬品，是礼器。其中玉钺代表的是武器，是军权王权；玉琮刻有神徽，代表的是神权。

七、良渚符刻

良渚有没有文字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有符刻，之所以称之为符刻，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它的意思。甲骨文这样成体系的文字，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突然想出来，并被所有人接受并使用的，必然有其前身，不敢说良渚的符刻一定是甲骨文的前身，但是良渚的符刻的确是有非常独到的东西的。

1、神人兽面纹

这个纹饰的实际宽度不到4厘米，高3厘米。在这么小的范围内，雕刻出如此精细繁密的图形，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个神人兽面纹居然还有简化版、抽象版等各种各样的版本。

简化版有5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就不一一赘述了。这个标记具体是什么意思，目前说法很多，有说就是蚩尤本尤的画像的，有说是良渚大英雄的，也有说是良渚人崇拜的神，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这个画像符号，遍布良渚文化区域。

这又印证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国家。良渚都城控制着整个良渚文化区域内的人口和土地，不管是依靠武力还是软实力产生的向心力，很明显所有人以使用良渚文化为荣，就像唐僧每到一个国家，必称自己是东土大唐来的，人家一听，哇，东土大唐高僧啊，牛。然后就有想吃他肉长生不老的，有想嫁给他的巴拉巴拉，扯远了啊。这就是广域王权的物证，也是铁证，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断言良渚它不仅仅是一个城邦，而是统治着巨大区域的一个国家。国家代表的是——文明！

这个神徽（我们暂时这样称呼它），在后来的湖北石家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

2、表意指事的刻画符号

这类就是前文提到的，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之一的原始文字了。这些符号出现在陶器的各个部位，没什么规律，之所以在陶器上遗存下来，是因为陶这个材质比较稳定，如果在木头或者竹子（竹简）遗存下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之小了。

良渚的抽象符号特别多，就不一一例举了，这种内部刻字的习惯，到我小时候我祖辈家的碗底都经常看到，大多是刻上自己的姓，来表示器物的归属。想来以前这些东西经常互相借来借去的，刻个字就不会忘记从哪里借来的了。或者器物底部刻个符号，代表这个陶器是谁制造的，尤其是出名的工匠，做的东西自然更受欢迎一点。

有想研究良渚刻画符号的，可以去找一本书，书名叫《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炳火教授主编。全书收录了卞家山、庙前、庄桥坟等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554件带刻符陶片、石器和玉器，符号总数达656个。全书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导语、陶器篇、石器篇、玉器篇、刻符器物补遗、关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文献资料、索引等内容，包含3000余张器物图片及相应的拓片、摹本。

3、鸟居高台纹

前文说了，鸟在良渚文化中非常重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其中这个鸟站高台纹，则意义有点特殊。怎么特殊法，我们一点点来看。

良渚文化出土的“鸟站高台”符刻总共就发现了这些，只在陪葬的玉璧上发现的，而这些玉璧都是大型墓葬坑里的东西。说明只有至高的贵族死后才拥有这个图案的陪葬品。你想到了什么？皇帝的谥号？再给你们看个惊悚的。

拉内布（Raneb）是古埃及第二王朝的一位法老。埃及祭司曼涅托在其所编纂的王表中称其为卡伊靠斯（Kaiechos），并认为其统治了埃及39年。但是，从已经出土的拉内布时期的文物中，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数据。其他王表中则称之为卡靠（Kakau）。一些学者也主张反读“王宫门面”中的象形文字，故而其名读成“那布里”（Nebre）。曼涅托还认为，正是拉内布在埃及引进了对圣羊门德斯的崇拜。2006年，埃及学学者若尚·卡尔发表文章，认为埃及王表中的一位身份神秘的国王温内格（也被称为瓦吉奈斯或特拉斯）事实上就是拉内布，而温内格只是拉内布的“两女神名”。

在古埃及方面，在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之间，有个叫“荷鲁斯鸟”（Horus Bird或者Horus-Ba）的法老,其名字就是“祭坛内”有一只鸟（如上图）。

中国人把良渚这种图案，叫“鸟站祭坛”，或“鸟站坛柱”，外国人把古埃及法老名字serekh形式中的方形框叫做“王宫门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别的图：

备注：鸟虫纂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楚、吴、越、蔡国广泛使用。

了解徽派建筑的同学都知道，这个建筑风格集中在今天的安徽省的黄山市、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浙江省衢州市，就在良渚遗址西边的山区（黄山山脉）。你品，你细品。

八、良渚墓葬

良渚文化的墓葬，发现的数量已经很多了，其中最高规格的墓葬在反山王陵。

M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玉琮王和带有完整神徽的玉钺，说明墓主人是集君权和神权为一身的绝对统治者。M23号墓出土了前文提到的腰机玉端饰，是女性墓主人所有，这个墓中也有玉琮出土，应该是一位掌握神权的女性。从这个墓葬形制来看，良渚已经是父系社会了。

良渚墓葬全是竖坑单人直肢仰身葬，贵族有藏器（木制棺材），陪葬品根据墓主人的身份有区别。有钱人会陪葬家畜、陶器，但是不会有玉器，贵族或者说有权力的人才会陪葬玉器。如前文所述，玉钺代表的是军权，玉琮代表神权，不是随便谁都可以陪葬的。陪葬品玉器集中于头和上半身位置，陶器放在脚部，玉璧则摆满墓主人的身下和胸前；玉璜是女性象征，是女性平时佩戴的饰品，死后陪葬大多放在脖子下胸口处。

良渚文化，暂时就讲到这里。借用知乎作者 @钋化镭 的话：在此要感谢浙江考古所在短短十年时间内，揭示出庞大的良渚遗址总体布局和遗迹性质所做的努力。他们使用更加科学的“反馈式”研究法（首先从单个发现的遗迹所显示出来的特异性，调查周围地区可能存在的共时性遗迹；随后，通过田野调查寻找重要的核心遗迹，并寻找这些共时性遗址之间的整体关系；最后又回过头来研究每个遗址各自的内涵和作用），值得中国考古学界思考和借鉴。

第二部分 良渚文明是当时中国的文明高地（距今5300-4300年前）

良渚文化辉煌的时间是距今5300-4300年之间，在这个时间段上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可谓是“满天星斗”，各自闪耀着光芒。但是，当我们逐步放大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每个文化形态，我们会发现，差距实在太大了。

上图是距今5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华大地上的多种文化形态大致的宏观分布图，以及他们的影响、扩张、迁徙方向。从这张图上大致可以看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进入末期，他们开始向蒙古高地迁徙；占地最大的仰韶文化也已经进入末期，它受到来自东面的大汶口文化和来自南面的石家河文化挤压；而东南角上的良渚文化则刚形成不久，正在向三个方向不断扩张。江汉平原的新生石家河文化除了向北挤压仰韶庙底沟一期文化以外，还向四川盆地、山东大汶口文化施加了影响，同时还和良渚文化互相之间交流。

那么微观上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从最接近良渚的文化开始，逐个看一看。

一、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发源于重庆地区的大溪文化^[2]，断代时间大约为距今5300-4600年前，几乎与良渚同时期出现。屈家岭文化分早晚期，晚期为文化繁荣期。中期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后形成了石家河文化^[3]，从年代上来讲，我们认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共存于江汉平原的。

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屈家岭文化没有玉器。屈家岭文化早期就会依托自然河道为护城河，依托天然岗地建设夯土城墙。^[4]（本条修改感谢知乎作者 @武城山 给予的提醒，作者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发现屈家岭文化实际上从大溪文化时代就已经有筑城的传统了）

1、陶器：

早期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为泥质黑陶和灰陶两大种类，并以灰陶为主。这和大溪文化中的红陶为主有了区别，但是工艺技术则继承了大溪文化，以手工制造为主，很少用到轮修。

晚期屈家岭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彩陶明显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蛋壳陶的来源则是更早期的大溪文化。

2、农业：

屈家岭文化已经有水稻种植了，但是根据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没有发现石犁，说明屈家岭的水稻种植还停留在低洼湿地小规模种植的水平。而家畜驯养和狩猎构成了屈家岭人另一部分的食物来源。^[5]

3、墓葬

屈家岭文化的葬俗，以分散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氏族关系不是特别紧密，没有祖坟概念），有少数成人瓮棺葬，早期头向不一定，晚期绝大部分头向南，有些遗骸被人为拔去门牙。屈家岭的部分墓葬还有一个特点，部分遗骸的腰部有个坑，坑里埋一个罐，罐里放着陪葬品。这种葬俗在石家河早期建城之前也有发现。腰坑葬，记住，要考的。

成人明器（陪葬品）有多有少，一般4-8件，少数非常丰富有50件以上。明器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儿童瓮棺葬通常用大型陶罐再扣一件鼎或盆、钵作为葬具。^[6]

这种早夭儿童用瓮棺葬的习俗，不但全中国都有，在埃及也有发现。而且在罐的底部都会凿一个小孔，有说法是方便灵魂进出。

二、早期石家河文化

将石家河文化按照5000-4300年前分为早期，4300-4000年前分为晚期（后石家河文化），有很多学者认为，后石家河文化与早期石家河文化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更像中原的煤山文化（这个后面会讲到），应该独立区分命名。因为实际上石家河文化初步形成于5000年前，有大量屈家岭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和屈家岭文化大体相差不大。大约在4800年前建造起了城市，这个时间比良渚古城的建造时间晚了大概200年左右。4300年前则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变化是出现了玉器和黑陶。本章节中讲到的石家河文化，只属于早期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很多湖北的朋友在没有了解实际情况之前，一定会质疑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延申和发展。我们来看看早期石家河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1、城市

石家河文化早期（距今5000-4300年前），大约在4800年前，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以北谭家岭为中心，建成了一个和良渚几乎一摸一样功能的城市结构，说明石家河文化进入了城邦时期。这类城市结构的具体用途和良渚非常接近，就不详细介绍了，有所不同的是，石家河文化的城市和乡村没有分开，石家河人在这个城里种水稻，埋葬死去的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由许多氏族聚落集合在一起，建立起来的聚落集合城市。

2、陶器

石河镇肖家屋脊和邓家湾出土的陶器最具典型性。石家河文化建城后时期的陶器制作中，快轮法已经达到规范和普及的程度，在整个江汉平原形成了一个快轮法制陶的小高潮。其中陶豆的数量最多也是轮制水品最高的一种。石家河的拉坯方法和屈家岭的拉坯方法正好相反，前者右手在外侧用力（与良渚相同，是后来中国陶瓷工艺的主流做法），后者左手在外侧用力（左撇子法）。另外，石家河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陶泥经过人工淘洗，基本没有沙粒等杂志，质地细腻。并且和良渚的黑陶一样，烧制气氛使用了还原法，也就是密闭缺氧状态烧制；而红陶彩陶使用的是氧化法，含氧状态烧制。二者的差别在于，还原法烧制的陶器耐腐蚀，不容易和酸碱发生反应。^[7]

这个陶豆和良渚早期的陶豆形制非常相似。

注意上面这个袋足陶鬶，它的口子和良渚的袋足陶鬶是一模一样的。袋足陶鬶的分布非常广，是一种酒水器，发源地可能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纯属乱猜，没有依据，只是觉得大汶口出土特别多，估计山东人5000多年前就特别爱喝酒），但是这个口子形状，只有石家河和良渚是这样的。

石家河文化到了4600年建立起城邦之后，发展得越来越像良渚文化，到了晚期，陶器也全部变成了黑陶，这是后话，放到下一部分内容去讲。

3、农业

早期石家河文化目前发现的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有小部分粟，大部分在红烧土（烧秸秆）中发现，石锄石铲都有发现，没有石犁。家畜养殖包括了猪、狗、羊、鸡。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这是相对良渚比较落后的地方。

4、玉器

前石家河文化是没有玉器的。石家河的玉器出现于距今4300年前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

有一个现象很有趣，要拿出来说一下。《文物鉴定与鉴赏》刊物2017年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刘亭亭（不知道是不是刘副主席的女儿）、郭荣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凌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章题为《石家河文化玉雕人像的考古学观察》，他们分析认为，屈家岭文化没有发现任何玉器，因此石家河文化的玉雕人像有可能源自山东龙山、山西陶寺的文化影响，和凌家滩、良渚文化相似度不高，影响较小。我就觉得十分好笑，山东龙山文化到目前为止，有发掘出任何玉人像来吗？良渚玉雕里的减地法和线锼镂空工艺，和石家河玉器的雕刻手法如出一辙，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没话可说。良渚玉器的图片前文已经放过，不重复放了，大家可以回过头去再看一遍。可见地域观念在对历史还原过程中的影响，也不要去怪有的人认为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了，学者中带有地域局限性的人也是很多的。

不一一举例了，石家河的玉人像平帽子带獠牙的实际上是少数。这类人像应该是神灵的象征，是在普通人的形象基础上，添加了各种元素组合而成的。

这类没有獠牙戴圆帽子的则占到了玉人像的大多数，猜测应为现实中某位领导者。人像无非两种用途，神灵崇拜和个人崇拜，良渚也好，石家河也好，别的地方也好，这在往后的5000年里，并没有什么改变。

以上这些都是后石家河文化出现的玉器，是在进入广义龙山时代之后，石家河的玉器工艺水平超越了良渚文明，石家河的玉器远远没有讲完，这将在第三章进行描述。

5、葬俗

早期石家河文化的葬俗分两大类，竖穴土坑直肢仰面葬和瓮棺葬。石家河竖穴土坑墓葬中有一种二层台墓葬。^[8]墓坑和人骨用胶泥封填。如下图，陪葬品放在较浅层上。这个二层台墓葬是重点，划下来，后面要考的，记住，晚期屈家岭文化和早期石家河文化中，有一部分墓葬，有二层台结构，时间在距今5000-4600年左右。

石家河的瓮棺葬也和屈家岭的一样，主要是埋小孩儿的。祭祀区印信台遗址周边发现了瓮棺里的小孩遗骸，尚不能断定是活人牺牲还是有身份地位的小孩葬在祭祀区附近。

三、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6300-4500年之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主要由陶器的变化以及墓葬变化为判断依据。早期距今6300-55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一度占据环太湖平原，中期为5500-5000年之间，良渚文化出现后，一直向北挤压大汶口文化的空间，这个时期环太湖平原被良渚文化占据。在大约距今5000-46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边界线变成了淮河，苏北地区被良渚文化占据。可以说大汶口文化进入中晚期和良渚的出现有绝对关系。^[9]

1、城址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多为环壕聚落，晚期有少量类似于焦家遗址夯土城墙这样的设防城市。大汶口文化属于母系还是父系社会目前存疑^[10]。

2、农业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以粟种植为主（旱作农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但是养殖业相对比较发达，从早期开始各类家畜家禽就非常多，到了晚期，用猪陪葬的风气渐盛。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

3、陶器

早期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江苏邳州刘林、大敦子遗址出土的为代表，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纹饰有弦纹、划纹、乳丁纹、绳索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以及指甲纹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庙底沟文化的陶器很类似。

中期以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代表。

上面的是酒壶

这个……也叫豆，和良渚以及我们后来用那个豆差距有点大，这是典型的大汶口样式陶器，斜口沿面绘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段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

来了来了，这个袋足鬶，我前面讲了，山东大汶口出土最多，怀疑是大汶口文化发明的，只是这个嘴巴一直到山东龙山时期，还是很倔强地长成这个样子，脖子也越来越长。袋足鬶是那时候的烧水壶，这个水壶放在火堆上，三个袋足加大了受热面积，让里面装的水可以快速沸腾。当然，烫酒也是可以的。

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则出现了白陶。有人说大汶口晚期也出现了黑陶，实际上，黑陶的出现正式宣告了大汶口文化的结束，山东龙山时代到来。

4、符刻

前文发的大汶口遗址博物馆馆内图片中，大家应该看到了下图1号符刻的样子了。反正各种说法都有，比较盛行的是称它为“日月山”，把它定义成大汶口文化的图腾的都有。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刻总共发现有30余个，下图是莒县出土的陶器上出现的19个陶纹符刻。

前文已经对良渚符刻有了详细叙述。这个“日月山”的符号，在良渚的玉琮上也发现过。

其实我忍不住又要说埃及了，评论里有人说我好好地提埃及干嘛，可是……之前我放的埃及法老拉内布石碑大家翻回去看看。

认为没什么关系的，就当我强迫症犯了。

中国国家博物院的这件19节玉琮上刻有日月（没有山）的阴刻符刻，

上海博物馆十五节玉琮上日月（没有山）作为主体图案，

浙江嘉兴雀木桥遗址出土的很多黑陶器上有日月（没有山）的符刻。

上文提到，良渚文化自诞生以来，对北方大汶口文化一直呈现挤压态势，良渚文化中656个符刻中的5个符刻传播到了大汶口文化区域，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5、墓葬

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还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随葬，同时还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15—20岁之间。

中期文化遗存墓葬头大多朝东或朝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种。其中以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减少。

中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大多都为两男性合葬。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

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该期的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个别一对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头向一般朝向东，胶东半岛的部分的确则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边上。

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

以上这段对大汶口文化墓葬形式描写来自百度百科，实际上是《中国考古通论）张之恒2009版里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描述的摘录。其中刻意强调了合葬墓的随葬品集中在男性一边，用意很明显是想说明大汶口中晚期是父系社会。但是根据《大汶口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董豫 栾丰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发表在《考古》（2017），研究以傅家遗址发掘的300多座墓葬中发现的遗骸为样本，结果表明该聚落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因此对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底是父系还是母系社会，存疑。

四、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被认为是自西向东发展的，其发展序列大体为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5000年前发展到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的巅峰时期，因此影响范围极广（前文有图可翻上去看看）。虽然各个地区的仰韶文化有各自特点（豫西晋南的庙底沟类型，豫中的大河村类型和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尤其是陶器，都以彩陶红陶为主，因此将他们归为仰韶文化这个统称里。我们先从整体上来看看仰韶文化的特点。

1、城址

仰韶文化从早期的半坡类型开始，聚落的建造就特别喜欢使用多重环壕，大型聚落往往建在一个高地上，大多是三重环壕，像姜寨遗址是三重环壕外加自然河流环绕。但是要注意，仰韶文化至始至终都没有夯土城墙，只有环壕。

仰韶文化的聚落，墓葬多在聚落中间，形成一个广场。仰韶文化的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仰韶文化最大的遗址，东西最长处约1500米，南北最宽处约780米，总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壕内面积约40万平方米，比良渚最内层的宫殿区稍大。中间被称为瓮城结构的围墙，实际上是为了将权贵和平民隔离建造的，并不是我们华夏民族后来筑城的那种瓮城^[11]。

仰韶文化的房屋，早中期多为半地穴式房屋，晚期开始地面建筑变多。

2、农业

仰韶文化一直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另外在姜寨遗址中还有一种耐旱作物黍也被发现。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则是前面介绍的屈家岭文化北上形成^[12]，其中也有发现水稻，不应将其归为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仰韶文化也出现了石镰。

3、陶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有少量泥质灰陶。陶器的制作方式主要用泥条盘筑，普遍使用慢轮修口。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是红底黑纹彩陶，还有红衣、白衣彩陶，绘画的主题和大汶口早期彩陶很像，包含了圆点、弧线三角、勾叶、涡纹、鸟纹、太阳纹、宽带纹。彩绘都在陶器外壁，没有内彩。

4、符刻

关中地区（渭河平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有一种陶器上的符刻，到目前总共发现了52种，其中半坡和姜寨各出土了27种。在这些符号中的画红圈的几个，在半坡、姜寨、李家沟出土的陶器中都有发现，这些遗址之间间隔距离达百公里，说明这些符号在这些部族中是通用的。

5、墓葬

仰韶文化早期的葬式大多数按照氏族分区安葬，大多安葬在居住地周围。上图看到的聚落结构图中可以看到，聚落的中央广场是葬区，便于居民祭祀。早期半坡时期的安葬方式有相当数量的同性合葬、多人二次葬等，到了庙底沟时期多为单人葬。之前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出土较少，2017年，陕西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发掘了200多座仰韶庙底沟时期的墓葬，发现墓葬包括了偏洞墓室（占81%）、土坑竖穴藏（其中部分有二层台），以及瓮棺葬。

偏洞式墓葬，是先挖一个竖穴土坑，再在土坑侧面掏挖一个洞来埋葬死者。

6、有关仰韶晚期的双槐树聚落（又称”河洛古国“）

双槐树聚落的第一次考古成果发布是2019年8月26日。2020 年 5 月 7 日，在 郑州举行的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 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参与现场实地考察的知名 考古学家，根据科学测年结果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性质为距今 5300 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 处巨型聚落遗址，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这个“河洛古国”的命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什么依据吗？有的，我们来看看。

A：背景。

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以上三段文字来自于新华社每日电讯《“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作者是王丁、桂娟、双瑞。很明显，对于深信黄帝是中原人的专家来说，“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不可容忍，急需找到填补50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空白。

B：古国

古国这个概念，源于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他认为“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之后是方国，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的、高级的国家。特别是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最早的古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期，认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而中原是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类似围棋术语：金角银边草肚皮），对传统的“中原黄河中心论”冲击力非常大。

由于专家们认为双槐树周边的青台、江沟、黄岗聚落都属于仰韶庙底沟类型，且双槐树聚落最大，所以其它聚落是被双槐树统治的。整个区域是河洛古国，双槐树聚落则是古国都城。至于双槐树聚落到底有多大，上面有一张图给大家看过了。

C：地理位置

那么这个古国叫什么古国比较好呢？

既然都城在这位置，不叫“河洛古国”还叫什么？

最后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外宣布了哪些内容。

A、宏大的建筑规模，前殿后寝的格局，包括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 ，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

首先我们搞清楚，这个北斗九星，不光是在双槐树发掘出来有，隔壁青台遗址也是有的。但是九星的排列方式大相径庭。

补充一个小知识：北斗九星崇拜，盛行于秦汉到唐宋的长江流域以及更南面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于农历九月一日至九日连续九天盛行礼斗之俗，叫九皇会。民国时期的上海梨园，奉九皇为祖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风俗才慢慢消失。

B、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汪沟遗址出土的瓮棺葬中，有丝织物残留，双槐树则出土了上图这个野猪牙雕刻的家蚕。

然后2020年7月份，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河南修武人），写了一篇《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他说：”遗址中出土有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精美彩陶以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雕、纺轮、骨针、石刀等文化遗物“。这句话后面注释，参考自王丁，桂娟，双瑞《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 都 邑 找 到 了 ？》来源于新 华 每 日 电 讯 ，2020-05-08 ，我又去翻了这个文章，发现人家从头到尾没说”骨雕、纺轮、骨针、石刀“。范教授后面直接说，要是这里就是黄帝部落，那这丝绸就是黄帝老婆嫘祖所创了。

也就是说，有些专家为了填补空白，凭着隔壁汪沟遗址出土的丝织物遗存加上这个双槐树遗址的野猪牙雕，加上一些无法确定是不是丝织工具的的骨针石刀，就判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才是丝绸的发源地了。

以上，就是目前公布的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报告。目前这个”河洛古国“是网络上很多中原人的精神寄托，用于”对标“良渚，证明中原地区在5300年前也有像模像样的文化。

此处夹带一点个人见解：了解了以上有关双槐树遗址、”河洛古国“的内容，请大家翻到最前面，看一下良渚文明的考古发现，做个简单的比较。肯定有人要说，双槐树遗址还刚开始发掘，后期可能还有更大的发现。我想说一句，在没有更大发现之前，弄出个“河洛古国”来，不怕天下人耻笑？

五、红山文化

北方红山文化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存在时间距今6000-5000年前，最繁盛的时期约为距今5500年前。它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包括内蒙古昭乌达盟、辽宁的朝阳和锦州地区、河北北部的燕山地带。其中以内蒙古昭乌达盟发现的遗存较多。

1、城址

红山文化多为小型环壕类的聚落，前面大家看过环壕聚落的样子了，就不重复了。红山文化的聚落相对仰韶文化的要小很多。红山文化的房子也是半地穴式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

2、农业

红山文化已经有农作物种植了，当时辽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红山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shǔ），驯养猪、牛、羊、狗、鸡等家禽家畜，而渔猎则占比比较大。红山文化出土了非常多的农作物种植的石制工具，其中包括了耒（lěi）、石耜（sì）、石磨、石铲、石锄。^[13]

这种尖头的耜非常适合旱作农业，是后期旱作农业农耕工具的初始形态。

3、陶器

红山文化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夹砂褐陶是手制的，火候低质地疏松，工艺水平很一般。褐陶纹饰以横“之”字纹为主。红陶也是手制，但火候较高，常有黑色彩绘图案。

4、墓葬

要说红山文化的墓葬，不得不提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有的研究者称其“女神庙”。它由主室和侧室,陶塑残块中有体型较大的主神,也有小型的众神。有一尊基本完整的女性头像,大小与真人接近。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美观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其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球镶嵌而成。陶塑残块中还有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肉感极强的修长手指。

牛河梁的积石冢分布在近30个山巅、高坡上。这些积石冢面对着河川，向阳，与位于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位于喀左县东山嘴的祭坛遥相呼应。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被分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中,数十个石棺上都覆盖石块构成一个整体,外围放置筒形陶器,形成积石大冢。目前发现的最大石砌棺,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长宽各约3. 5米。而一般石砌棺长仅有1. 5米,宽约0.5米。每个冢均用石块砌成。石块经过打制,一般高约30厘米,长40多厘米,宽20多厘米。一座石冢,约占三四百平方米,最大的达1000多平方米。积石冢平均垒石高度在一米以上。积石冢呈圆形,四周围绕着简形彩陶器。这种简形彩陶器无底,高约50厘米,直径约30厘米。一座积石冢往往竖立上百个简形彩陶器。牛河梁V地点的架子山顶1号冢中心大墓保存完好,为石砌三层台结构,棺内葬一男性,随葬品有玉环、玉佩、玉镯等玉饰7件。2号冢内发现陶塑裸体女性小像，东山嘴遗址出土玉器有的足着靴,形象生动。积石冢内,随葬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一般放置在死者头下、胸前和身边,中心大墓和一般小墓均有玉器。器形有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玉猪龙,在挂于胸前的双联、三联玉璧,有勾云形玉佩，有扁圆形玉环,有圆筒形玉箍,还有作为艺术品的玉鸟、玉鹗、玉龟、玉魚、玉兽等。牛河梁四号墓还出土铜环。关于积石家的性质,考古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每个冢内可能埋葬着同一氏族组织成员,中心人物可能是部族首领或其中受尊敬的长者。至于有学者认为,辽西发现的祭坛积石冢等遗迹,说明5000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1000多年.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还需商讨。

5、玉器

未完待续

希望各位大咖能继续帮忙捉虫，以保证回答的客观性。接下来会简单介绍最北面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介绍完之后，将会对5300-4300年之间各个文化互相之间的作用做一个梳理。第三章将会叙述龙山时代的到来。

参考

1. ^ 《中国考古通史》 张之恒 2009年版
2. ^ 《屈家岭下层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屈家岭文化的来源》 朱乃城 《考古》 （1993）
3. ^ 《屈家岭文化研究》 单思伟 武汉大学 （2018）
4. ^ 《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张绪球 发表刊物：《考古》（1994）
5. ^ 《试论屈家岭文化的农业生活》刘状己 江西社会科学 （1989）
6. ^ 《屈家岭文化墓葬浅析》 周光林 江汉考古 （1993）
7. ^ 《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制陶工艺研究》李文杰 江汉考古 （1999）
8. ^ 《石家河文化墓地研究》 邰鑫成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4）
9. ^ 《良渚文化的北渐》 栾丰实 期刊：中原文物 （1996）
10. ^ 《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董豫 栾丰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发表期刊：考古 （2017）
11. ^ 《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浅论》 范毓周 南京大学 发表期刊：《中原文化研究》 2020年第4期
12. ^ 《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河南省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发表于：《中原文物》（2016） 《考古》（2018）
13. ^ 《红山文化农业初论》徐效慧 辽宁省朝阳博物馆 发表：《理论界》（2013）

我认红山文化，这里才是轩辕黄帝真实存在的地方。牛梁河遗址以及挖出来早期的龙，熊，鸟的玉石图腾。

仰韶文化也有，而且遗迹文物更多。

河洛古城最近也挖出来了。

现在基本上确定的情况基本上就是红山或仰韶龙山。因为我们不能乱认祖宗，没完全确认之前不能乱认。这几个地方是基本上能确认的（而且这一代的DNA基本上非常接近）。

首先感谢 @老强 的答案，介绍了良渚文化的诸多发现和成就，但是细节上有一些错漏：

1.关于良渚文化石犁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议。长江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多出土这些三角形器，刘莉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昆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一文明确指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石器的具体用途，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不是犁。所以未必提到的那些三角形石器都是石犁，这个需要指出来的。

其次，关于农耕的问题，为什么“石犁的才叫农“耕”文明，用石头铲子挖地也能叫“耕”？”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如果要说整个农业史的发展，耒耜的起源意义是很明显的，不宜只把农耕停留在石犁的发现上

2.关于玉器，良渚的治玉手工业非常发达，但是定位华夏玉文化的发源就过度抬高了。红山文化用玉来塑造龙的形象，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

关于玉玦的使用，早在约8000年前的查海文化，玉玦处于墓葬人的头部，耳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不能将这种习俗设定为华夷区分的重要标志，红山文化玉玦多处于心胸部位，是否作为饰品佩戴尚不可知，而广东曲江石峡第四期墓葬中（相当于商代），有的玉玦被发现于右上肢骨附近，说明其时玉玦亦可能兼做佩饰，但是不能说明商代广东就已经华夏化了吧。

又如，原文提及“山东龙山文化到目前为止，有发掘出任何玉人像来吗？”至少山东大学2010年在济南大辛庄遗址就发现了一枚玉人像……

3.在比如陶器里的大汶口文化的嘲讽等等，我认为都不是很好的做科普的态度，作者仿佛是良渚人复活，但是其实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区系类型的，不同地域的古人根据自己的地域条件都在发展自己的文化，哪里有什么优劣呢？非要制造一个鄙视链，别回来咱们刚走出“中原中心论”，又进入到“良渚中心论”。而且在内容中不断对良渚刻画符和古埃及文字进行的暗示，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4.就目前的学术界来看，一般都把中华文明的起点标志，认为是国家的形成。良渚国家的面貌和性质，将会成为学术界讨论的核心问题。目前来看良渚文化的神权色彩相当浓重，我觉得拿后世“君权神授”的观念去套在良渚社会上是不正确的。目前材料还不够多，无法确实判断良渚社会的社会运行规则，良渚社会的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是夏商周一系的“授天命”范式，还是以宗教规则来统御约束国家和社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至于是否能够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应该如何建构。良渚文化是缺乏延续性的。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地域上有继承关系的马桥文化，没有发现像良渚文化那样精细的玉器，即没能继承良渚文化发达的手工业技艺，整体社会面貌也不如良渚文化发达，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没有后继者，如果认定良渚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那我们就要接受一个在继承关系上有断裂的中华文明。

6.所以我觉得，以现有的考古研究材料和成果，还无法给良渚能否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下一个能形成广泛共识的定论，但愿大家不要因为民族虚荣心而过度抬高良渚文化的地位，也不要因为历史文献缺乏对良渚文化的记载而视其为边缘。让考古问题回归考古，而至少要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建构常识、共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