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骂他损害国家，程潜骂他汉奸还要枪毙他，胡适到底做了什么? 第1页

程潜的事，指1937年8月7日程潜在国防联席会议的发言。官方会议记录只概述了程潜发言的三个要点，其中第二点是

解释一般学者梦想和平的错误。

然而在参会的另一主和派大将王世杰的日记中，记载程潜点名胡适博士为汉奸：

今日上下午均开国防会议，……蒋先生在会议时颇讥某某氏(指胡适之)之主和。惟政府既决定仍不放弃外交周旋，则胡氏主张实际上并未被蔑视。参谋总长程潜在会议席上指摘胡氏为汉奸，语殊可笑。

按上下文，这里程潜未必一定点名胡博士，也有可能只是将　蒋公未点名批判的“某某氏”称为“汉奸”，只是这个人的确就是胡博士而已。

那么　蒋公是怎么批的呢？会议纪要记载如下：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他的要解决冀察问题用心，要使我与俄无联络的机会。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难打胜战。要晓得我们现在同日本打战，不是强的国家同强的国家打战，也不是弱的国家同弱的国家打战，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抗战。他们都如此说，中国没有胜利的。我对这般学者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那么为啥　蒋公要特意讲这么一段呢？因为前一天，胡博士给　蒋公上亲笔信，提出承认伪满换取和平五十年。

在胡博士看来，当前最重要的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怎么办呢？胡博士指出：“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然而　蒋公“庐山谈话”已经发表了，莫非覆水难收了？胡博士指出：“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信件内容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至于为啥王世杰或者包括程潜觉得　蒋公说的是胡适呢？因为三十年代“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梗了。1933年3月27日，正当长城抗战如火如荼之时，胡博士发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第一次喊出了“等候五十年”的口号。该文一出即引起各界愤怒，不过面上同8月6日的信相比还是守住了底线。比如，该文坚决反对承认伪满：

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

另，似乎程潜并没有说过要枪毙胡博士。提出要枪毙胡博士的是桂系大将黄绍竑。

至于　蒋公怒斥胡博士“损害国家”，指的是1942年10月17日，　蒋公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抗战时担任驻美大使工作的痛评：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争，毫不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而这是　蒋公几年来对胡博士驻美工作不力、挟洋自重、醉心虚名的最后一次总评。其间批判就多了。

1939年9月4日，　蒋公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里批评到：

然而内外军政皆不得其人，不能不令人悲愤。尤其胡适，余令其向美办外交，而彼乃向余辩难办内交。作中国首领之痛苦，无论何国，恐无此种情形也。

1940年6月4日，　蒋公在日记中怒斥胡博士为“半人”：

美总统对我要求其接济金融财政之电，澹然漠然，不加注意，抑我胡适大使之不知努力乎？其实此种半人，毫无灵魂与常识之人，任为大使，是余之过也，何怪于人！

1940年7月15日，宋子文给　蒋公发出阅后即焚密电【然　蒋公阅后并没有焚】，对胡适在美不顾抗战大局，玩忽职守，醉心名誉的恶行进行了揭发，全文如下：

委座钧鉴。
（甲）美外交部对我虽同情，然畏首畏尾，尤以东方司人员为甚。适之兄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惟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公务上则惟东方司之命自从，不敢逾越该司。而与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碍，实无胜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唔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
（乙）海长坦白密告，美国国策为：（一）英国最近【？】只能暂时苦撑，如美国不参加，终必失败，因此美国迟早必参战。（所谓迟早，大约为三个月至六个月）（二）美参战后，太平洋、大西洋同时发生冲突，为美国自身利害计，不得不尽力助我，俾能牵制日本大部分军力。此项政策，渠与总统已完全同意，惜乎外交部仍举棋莫定云云。
文咸。（十五日）
上电阅后，乞即焚毁。
海长又密告，一部分海军已陆续到岷尼拉转新加坡。

1940年12月14日，　蒋公手令宋子文，指出胡适“在美不得力”，本拟“召其回国”，然顾虑胡适滞留不归，引发政治风波，未敢轻动【然最后不得不免职后，胡果滞留美国不归】：

胡大使在美不得力，故中在预定提出方案以前召其回国。然现在电召或调换，据中此得消息，彼或仍留美不顾奉召，故对此事处理当须研究至当方能决定也。

1941年11月28日，　蒋公在日记中评价对美外交成败时指出，“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

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在于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强毅，尤在于不稍延迁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顷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

1941年11月30日　蒋公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评价，胡适等“对其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

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乃抄袭其甲午战争迁就列强，独对中国压迫之故智，以售狡计。果而，美国务院主持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幸赖上帝眷佑，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五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非尠也。妻云：【无论商家与住家，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其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1941年12月6日，　蒋公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对胡适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愤恨不已：

对胡适、郭泰祺与陈光甫等，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惟以私利权力为谋。对于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为，时起忿懥，不可抑止，岂不自小乎哉？